四 商代“大邑商”及其别都的制度
1 “大邑商”的所在及其范围
殷墟卜辞中,有地名称“商”“中商”“大邑商”的。卜辞中“中商”的地名见的次数很少,辞意简单,究在何地,很难判断。“商”的地名见的次数很多,其中占卜“王其入于商”的最多,该即指商的国都(即今殷墟)而言。但是,卜辞中的“商”,并不全指一个地点,有的很明显是指商丘。例如说:“〔王卜才〕商,贞〔步〕于亳,亡灾?”(《殷虚书契后编》卷上第九页第十二片)亳在今山东曹县南[1],这个与亳相近的商,当即商丘无疑。卜辞中有的“商”,可能是大邑商的简称,即是指王畿而言。
卜辞中多次提到“大邑商”,有的占卜“王其入大邑商”的事(《殷虚书契续编》卷三第四页第一片),有的占卜王“才(在)大邑商”的事(《殷虚书契后编》卷上第十八页第二片),有的占卜“告于大邑商”的事(《卜辞通纂》第五九二片)。也有作“天邑商”的,如称“天邑商公宫”(《甲骨缀合编》第一八二片、第一八三片)。罗振玉、王国维把“大邑商”解释为王畿,是正确的。何尊铭文载:“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薛民。”成王所说武王攻克的大邑商,分明是指整个商的王畿。根据《逸周书·度邑篇》,武王克商之后,通宵睡不着觉,因为没有“定天保,依天室”,主张创建新都于伊、洛(伊指伊水入洛处,洛指洛水入河处)之间。即何尊铭文所说“余其宅兹中国”。“中国”是指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的意思。《尚书·多士》记周公告诫殷贵族说:“今尔又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听用德,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这是说:“现在你们(指殷贵族)又说:殷曾选拔夏的遗臣留在王庭,在许多官署里担任职位。我只准使用有德的人,怎么敢取用整个商代王畿的人呢?”“天邑商”也是指整个商的王畿。
商代王畿的范围是比较广阔的。《战国策·魏策一》记载吴起(兵法家,公元前440—前381年)说:“殷纣之国,左孟门,右漳、釜,前带河,后被山,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孟门是在今河南辉县以西太行山的一个重要关塞。这是说殷纣之国左有太行山,右有漳水、滏水,前面有黄河,后面有山岭,都是天险。所说殷纣之国,就是指商的王畿,就是说商的王畿四面有这样的天险,并不是说王畿的范围只有这么大。《古本竹书纪年》(《史记·殷本纪》正义引)说:“自盘庚迁殷,……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所说“稍大其邑”的“邑”,就是指大邑商这个“大邑”,也就是指整个王畿。所讲到的朝歌、邯郸、沙丘等地,只是指建有离宫别馆的城邑,并不是说王畿的范围只限于这三个地点。但是,我们已经可以从《古本竹书纪年》以及《战国策》所载吴起的话中看到,大邑商的范围是广大的,在这个范围内,包括有许多天险如太行山、黄河、漳水之类,还包括建有离宫别馆的城邑如朝歌、邯郸、沙丘之类。
商代后期所以选定安阳殷墟处作国都,利用天险,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它的东面和南面正好有黄河,西面正好有太行山,所谓“前带河,后被山”。但是作为王畿,决不限于黄河和太行山,肯定沿着黄河以东、以南和太行山以西还有不少重要的据点。否则这些天险就不容易防守。例如沙丘在今河北巨鹿东南,就在古黄河的河道以东。
当时王畿的北境,至少在今河北邢台和巨鹿一带。祖乙迁都的邢,当即在今邢台市,今邢台市西南发现有大范围的早商文化遗址[2]。
王畿的南境,应该越过黄河,至少包括今洛阳到郑州一带。这从武王进军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参看本章第三节)的路线以及征服黄河以南地区的过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武王进军牧野是从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渡河的,渡河之前必然先占有盟津附近的黄河南岸重镇,作为进军的后方基地。否则大军是不可能大规模在盟津一带横渡黄河的。等到牧野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取得灭亡商朝的战果,武王就指挥大军分路南下。这就是《大武》乐章所描写的:“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礼记·乐记》)根据《逸周书·世俘篇》,当时武王命令大军分为七路,除一路由吕望追击殷将方来以外,其余六路进军目标是南国诸侯,由吕他伐越戏方(今河南巩义东南)[3],侯来伐殷将靡集于陈(今河南淮阳),百伐卫(即豕韦,今河南滑县南)[4],陈本伐(历,即历或栎,今河南禹县)[5],百韦伐宣方(不详),新荒伐蜀(即蜀泽,今河南新郑西南,禹县东北)等等[6]。而黄河南岸的重镇洛邑(今河南洛阳)和管邑(今河南郑州),没有成为进军的目标。洛邑和管邑一带该属于商的王畿,商代并没有在那里分封诸侯,这时早已被武王所占领。
洛邑和管邑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重要性,武王是早就认识到的。所以他克商以后,就主张在洛邑建设东都,曾多次到管邑坐镇,并把管邑分封给管叔而作为监督原来商代王畿的“三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