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每一种方法都从第一个字开始就发生作用，本书正是一本有关方法的书，因此必须自成一说。不过，在开始这项进程（voyage）之前，首先要说明问题的来龙去脉。

本书主要探讨的对象，是对当前时装杂志刊载的女性服装进行结构分析，其方法源自索绪尔（Saussure）对于存在符号的一般科学假定，他将其命名为符号学（sémiologie）。这项研究始于1957年，结束于1963年。所以，当作者采用符号学并且第一次构思出它的陈述形式时，语言学在某些探索者的眼中，还未成为一种模式。除了一些零星、散落的研究外，符号学还是一门有待发展的学科。鉴于其基础的方法和难以确定的推论，任何一项采用符号学的工作，自然都要采取一种发现者——或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探险者的姿态。面对一个特定的目标（在这里就是流行服饰），其装备则是几个仅有的工作概念，符号学家如学徒一样冒险前行。

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冒险业已过时，当作者在写作本书时，他并不知道后来出现的几本重要著作。身居一个对意义的思考正在突飞猛进、不断深入并同时沿几个方向分化（divise）的世界，受益于充斥四周的诸多见解，作者自身已有所改变。这是否意味着当本书出版时（姗姗来迟），他会无法确认这是他自己的作品？当然不会（否则，他也不会出版本书了）。但言下之意，这里所提出的已经是一种符号学史。新概念艺术如今正崭露头角，与之相比，本书只是一个略显稚拙的窗口，我希望人们从中看到的，不是一种确信无疑的学说，也不是一项调查得到的不变定论，而是信念、诱惑、学徒成长的轨迹——其意义、其用途也可能就在其中。

我主要试图用一种多少有点直接的方式，一步步地重建一种意义系统。我想尽可能不依赖外在概念，甚至是那些语言学的概念。虽然，这里经常会使用这些概念，而且是基本概念。沿着这条思路，作者碰到了许多障碍，其中有一些他很清楚是无法克服的（至少他并不试图掩饰这些困境）。更重要的是，符号学研究计划已改变了方向。最初我的计划是重建真实服装的语义学（将服装理解为穿着或至少是摄影的），然而，很快我就意识到必须在真实（或可视的）系统分析和书写系统分析之间抉择。我选择了第二条路，其原因将在以后说明，因为原因本身就是方法的一部分。以下的分析仅着眼于流行的书写系统。这样的选择或许颇令人失望，最能取悦于人的做法是分析实际的流行体系（社会学家对这类体系总抱有莫大的兴趣）。毋庸置疑，建立一种独立存在的、与分节语言（langage articulé）毫无关联的符号学会更有用处。

然而，最后出于符号学课题的复杂性和一定规则的考虑，作者选择了书写的（Mode écrite）（更确切地讲就是描述的（décrite））服装，而不是真实的服装进行分析。尽管研究对象包括整个文字表述，包括“语句”（phra ses），但分析绝不仅仅停留在法语的某个部分。因为在这里，词语所支配的不是什么实在物体的集合，而是那些已经建立起（至少是理想状态下的）意指系统的服饰特征。因而，分析对象不是一个简单的专业词汇。它是一种真正的符码，尽管它是“言语的”（parlé）。所以，这项研究实际上讨论的既不是衣服，也不是语言，而是“转译”（traduction）。比方说，从一种系统到另一种系统的转译，因为前者已经是一种符号系统：一个暧昧的目标，因为我们习惯把真实置于一边，把语言放在另一边来加以区分，但转译却不一样。因此，它既不属于语言学（文字符号的科学），也不属于符号学（事物符号的科学）。

索绪尔曾经假定符号学“湮没了”（déborde）语言学，由此而衍生出来的研究，在上述情形下无疑是很不利的。但这种不利或许最终竟意示了某种真理。是否有什么实体系统，有某种量值系统，可以无须分节语言而存在？言语是否为任何意指规则不可缺少的中介？如果我们抛开几个基本符号（怪僻、古典、时髦、运动、礼仪），那么，倘若衣服不借助于描述它、评价它并且赋予它丰富的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é）来构建一个意义系统的言语，它还能有所意指吗？人注定要依赖分节语言，不论采用什么样的符号学都不能无视这一点。或许，我们应该颠覆索绪尔的体系，宣布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这项研究的主要作用就是要阐明，在像我们这样一个社会里，神话和仪式采取理性（raison）的形式，即最终采取话语的形式，人类语言不仅是意义的模式，更是意义的基石。于是，当我们考察流行时，就会发现，写作就像是在构建（甚至到了在具体说明这项研究的题目即书写时装时，居然毫无用处的地步）：为了构成它的意指（signification）作用，书写的时装还是要以真实时装体系为它的地平线：没有话语，就没有完整的流行，没有根本意义的流行，因而，把真实服装置于流行话语之前似乎不太合理：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是促使我们从创建的话语走向它构建的实体。

人类言语的无所不在是无罪的，为什么流行要把服装说得天花乱坠？为什么它要把如此花哨的语词（更别说意象了），把这种意义之纲嵌入服装及其使用者之间？原因当然是经济上的。精于计算的工业社会必须孕育出不懂计算的消费者。如果服装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有着同样的意识，衣服将只能在其损耗率极低的情况下购买（及生产）。流行时装和所有的流行事物一样，靠的就是这两种意识的落差，互为陌路。为了钝化购买者的计算意识，必须给事物罩上一层面纱——意象的、理性的、意义的面纱，要精心炮制出一种中介物质。总之，要创造出一种真实物体的虚像，来代替穿着消费的缓慢周期，这个周期是无从改变的，从而也避免了像一年一度的夸富宴（potlatch）那种自戕行为。因而，我们共同拥有的意象系统（总是从属于流行，并不单就衣服而言），其商业性本源已成为众所皆知的秘密。然而，这个王国一旦脱离其本源，很快就会改头换面（再说，它又怎么能够复制（copierait）本源呢？）：它的结构遵循某种普遍性的、任何符号体系都有的拘束。意象系统把欲望当作自己的目标（希望符号学分析把这一切变得昭然若揭），其构成的超绝之处在于，它的实体基本上都是概念性（intelligible）的：激起欲望的是名而不是物，卖的不是梦想而是意义。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么，我们这个时代所拥有的，并且赖以构成的意象系统将会不断地从语义中衍生出来，而且依照这样发展下去，语言学将获得第二次新生，成为一切意象事物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