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这项研究始于1957年，结束于1963年（法文原书第7页）。”《流行体系》（Système de la Mode）在巴特的著作中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首先它的写作、研究过程之长，远超过其他作品。如果我们把出版年代（1967年）加入计算，这本书由开始着手到出版，竟然花去10年的工夫。[1]不但写作时间长，出版过程亦稍嫌迟缓，这本书似乎可以说是身世坎坷。作者在前言中说它一出版就已经“过时”了。而且后来还不断地表示它在他自己眼中“失宠”。巴特说这只是一个“科学梦”，提议“谢绝体系”[2]，这些说法都使得《流行体系》看来像是巴特符号学时期的系统高峰，因此也受到强调简练风格、反系统写作的后期巴特的排斥和批判。虽然本书是巴特下了许多工夫的苦心之作，在讨论巴特的专著中，本书却因此常常受到冷落。然而，它其实贯穿了巴特前后期思想，具有转折上的关键性地位，这一点却很少为人指出。除了提出本书目前仍极富启发的线索外，这个暗藏但重要的连续性，也是本文特别想要强调的地方。

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巴特一直强调它是一本建构方法的著作。这个方法以符号学理论为背景，但在面对它的研究对象时，却在一开始就作出了一个极为特殊的选择——这里谈的衣服，只是纸上的衣服，只是时装杂志中对服饰的文字描述，这里谈的流行，也只是时装杂志的意识形态，依巴特式的术语来说，也只是时装论述的神话学分析。不直接建构现实层面的对象，反而迂回地以其文字再现作为切入点。用中文的说法，似乎可以说是“隔了一层”。但巴特的工作领域便完全集中在这一“层”之上。巴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而且他因为强调方法上的严谨，一直不愿逾越此一界限，如此激进的选择，又产生了什么后果呢？

巴特在书中对这个选择提出了两点说明。第一，时装书写和言说中的衣服提供了一个纯粹的共时样态，同时，这样的衣服不再具有实用或审美上的功能，只有纯粹的传播功能。结构分析方法要求的对象同质性，因而得以确立。第二，时装杂志流传广泛，使得这类写作具有社会学上的重要性。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巴特在本书出版前发表的两篇重要的文章[3]，我们可以发现巴特作这个选择，基本上是为了要解决一项理论上的困难。巴特原先的对象是广泛意义下的“衣服”（vêtement）。这是一个非语言的对象，如果能把它分析为符号体系，那么索绪尔早先所构想，超出语言但涵盖语言的一般符号理论，才有可能实现，这是巴特整个这一时期的理论指向，我们可以将之称为符号学的成败关键。一开始，他先把结构语言学中的潜在语言结构（langue）和个别言说实现（parole）应用到服饰现象上，提出了第一个区分：服饰体制（costume）有如语言结构，相对于个别穿着（habille ment）有如言说实现。依结构分析方法，所要探讨的只是服饰体制的层次。到这里，结构分析的应用运作良好，而且可以对过去的服装史和社会学研究提出批评和补充——它们忽略了结构面的自主性和内在规约。接着，巴特开始尝试应用索绪尔符号理论的另一个基本区分：有可能分离出衣服的符征（signifiant，本书中译为“能指”）和符旨（signifié，本书中译为“所指”），进而将它确立为符号吗？这时巴特开始遇到困难：衣服是一个连续体，要分离出符征（能指），便得找出不连续的单元，然而，如何切割这个连续体却没有一定的准则。再者，服饰的意义究竟为何，也难有客观上的确定性。由符征（能指）和符旨（所指）这两个角度来看，衣服（同时，所有外于语言的符号体系也是一样）都像是个模糊的对象。巴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便是本书所提出的方法性选择：由于时装杂志中的文字描述，已经将衣服的符征（能指）和符旨（所指）加以分离切割，那么它便成为符号学理论的最佳作用领域。

从这个长程研究背后的发展过程来看，巴特所作的转移显然不只是由真实的衣服转移到书写的衣服，其实，连整个研究领域都因此有所改变。他一开始想写的是一部服装体系的符号学，但后来写出来的却是一部流行研究。当然，在流行和服饰之间，关系十分密切。流行最主要和最大量的展现领域，便是服装，但它们的概念范围毕竟不能完全重叠。这个滑移也在书中留下痕迹；全书仿佛存在着两个论述，一是穿越时装描述揭露出来的服饰符码分析，另一个则是流行的神话运作解析（但实际上只是时装论述中所表现出的意识形态）。虽然我们可以说巴特是在“时装”（la mode vestimen taire，直译可作“服装中的流行”）这个领域中找到了两者的重合点，但我们从巴特的用语和全书的构架中可以看出，他并没有放弃把成果延伸到这两个领域的雄心，这也是本书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根源所在。

巴特在服装符码的讨论上，就符征（能指）的部分提出了一个特别的发明：元件套模（matrice，本书中译为“母体”）。它是由三个基础元件组成的套式，分别为物件（object，本书中译为“对象物”）、承体（support，本书中译为“支撑物”）和变项（variant）。其中物件（对象物）和承体（支撑物）为物质性的实体，变项则是一种变化或品质说明。为什么要区别物件（对象物）和承体（支撑物）呢？这是因为变项的作用点经常只是物件的一个部分。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承体包含于物件（对象物）之中（比如领子是衬衫的一部分），但就外形的角度来看，承体（支撑物）则和变项的关联密切——这时它是变项作用的接受者。巴特把这个关联所形成的单元称为“特征”（trait），如此一来服饰符征（能指）的基本套模便可由“物件（对象物）·承体（支撑物）·变项”改写为“物件·特征”。

由上面的简单陈述之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承体（支撑物）是一个不可化约的元件。它必须由物件之中分离而出，却又倾向和变项融合为一。然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流行对承体（支撑物）和变项却有不同的经营。巴特认为，流行在符征（能指）元件上操作的是变项的丰富变化，但变化作用的承体（支撑物）则典型不变。比如裙子的基本形式固定，其长度则上下不断移动。这使得流行群体可以不断地发布“新趋势”的来临，但其中的变化其实并未新到不能辨识，记忆上也因此简单容易。由此巴特解答了流行体系既是不断变易又是永恒回归的双重个性。承体（支撑物）和变项间的密切融合倾向，则解释流行变化中创造性的低微，为何难以为人察觉[4]。

在这个混合着真实和文字双重规约的符码层次上，巴特分析出来的服装流行便像是一个操作元件组合的机械。不过，因为把讨论集中在“写出来的”衣服，巴特也看出这里牵涉到的是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文学和世界的关系。巴特用“兑换”（conversion）的概念来思考这个问题：“当一个真实的或形象性的物品被兑换为文字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此时，服装符码的问题被置入了最基本的文学问题的脉络之中（“而且，被书写的流行不也是一种文学吗？”）。《流行体系》提出的元件套模（母体），就文学理论而言，便成为描述（description）的基本套模之一。后来的符号学发展，在叙述的问题上，文献比描述的讨论多出许多。从这个角度来看，《流行体系》提供的不是一套过时的符号学，而是提示了一个仍待发掘的领域。

《流行体系》全书主体的第二部分，修辞的系统，乃是巴特先前作品《零度写作》和《神话修辞术》的直接延伸。过去的延伸义体系（système conno tatif）分析，现在被更名为修辞分析。它被细分为三个章节：符征（能指）的修辞（服装诗学）、符旨（所指）的修辞（流行的世界观）。最后，符号的修辞则作用于符征（能指）和符旨（所指）间的关系，并为流行提供理由。如果和《神话学》相比对，《流行体系》中的分析显然更为系统化。不只符号理论中的基本元素得到了各自的理论位置，延伸义的构成作用过程（它的“如何”）也得到更明确的解析。《神话修辞术》书末的理论展演告诉我们说，神话化的过程在于利用一个符码的整体作为第二个符码的符征（能指）。但我们并不是很清楚第一层次符码中，各个元素究竟如何个别作用，才能建构出第二层次的符码。《流行体系》先讨论第一层次“本义”体系，如此一来，利用它作为材料的第二层次，其作用过程便能得到明确的解析。这是全书所依据的建筑骨架，也就是说，想要知道二次度体系如何“负载”一次度体系，我们得先了解被负载者的属性。如果没有这个前置作业，整个分析仍然陷入笼统而模糊的状态。更进一步，巴特先前的两个操作性概念，“写作方式”（écriture）与“神话”（mythe），这时也明确地划分出各自独特的功能。作为“集体言说”的写作方式，现在占据的是修辞符征（能指）的地位；相对地，神话分析则被圈定为修辞符旨（所指）的分析，也就是说，它的对象是意识形态的内容。

仍须补充的是，巴特的符号学和其社会批评的关系十分紧密，它并不是一个纯理论兴趣的推展，反而一直和时代问题相关。《流行体系》因此可以放在巴特“解神话”的批判脉络之中去看。巴特1970年《神话修辞术》二版序言中的一段话，明确地表达了这个联接：“揭发不能没有细致的工具，相对地，符号学最终如果不能承担起符号毁坏者的责任，也不能存在。”[5]

就精确意义而言，《流行体系》谈的服装只是“写出来的”衣服。它处理流行时，也没有把它当作实践中的社会现象，而只是去分析时装杂志中的流行论述。我们前面强调过巴特在方法论上遭遇的困难，以及他迂回的解决之道：为了绕过和对象直接面对时所遭遇的困境，他透过谈论对象的论述来建构分析对象。然而，在本书的前言里，巴特却对言辞论述（discours verbal）的地位，提出了一个更具主动地位的看法。这篇前言显然是在研究完了时才写成。此时，巴特提出下面的主张：言辞论述不只代表着真实，它也宿命地参与其意义构成。巴特甚至把这种被描述者受描述语感染波及的必然性，更激进地表达为：“人的语言不只是意义的模范，而且还是它的基础。”

由此，巴特推演出两个关系重大的后果：

第一，逆转索绪尔的主张（语言学是符号学中的一支）：“因此我们也许应该逆转索绪尔的说法，主张符号学只是语言学的一个部分。”如此，语言学不只是符号学的模范，反而是符号学的分析对象被圈定在言辞论述之中。言辞论述是分析者和任何分析对象间宿命性的中介。

第二，这么一来，选择分析“书写的”衣服，它的理由就不只是方法论上的考虑了。语言并不只是一个前置符码的再现体系；它在真实世界的意义建构过程中，扮演了构成者的角色。对于这样的过程，书写的流行便成为既必要又充分的分析对象：“真实的服装体系从来只是流行为了构造意义所提出的自然地平；在言语之外，一点也看不到流行的整体和本质。”超越了方法论考量，这时巴特提出的是一个新的文化理论，它赋予语言基础性的地位，甚至更好的说法是，它把文化等同于语言。

巴特的这两条大胆的主张是否能为《流行体系》中的分析材料所支持呢？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答案不可能是完全的肯定或否定，我们或许不应该把它们看作是本书的结论，而是巴特新立的假设。它们说明巴特思想重心正在位移，长时期地检验各种外于语言的体系之后，巴特的思想轨迹又回到语言，但这时他对语言的看法已更加丰盈——我们应该说这时他所主张的已不是一种局限于传统规范的语言学，而是一种必然内于语言结构又要溢出其原则的“超语言学”（translinguistique）。[6]《流行体系》代表巴特社会文化分析时期的终结，也代表着巴特符号学体系的完成。巴特的思想以不断的位移来进行自我超越，仔细去解读其中层层涌动的思想之流，我们才能看出其演变过程中既连续又断裂的分合因缘。《流行体系》同时是其中重大周期的完成点和转折点——理解巴特思想的一个重要契机。

林志明

于巴黎　1997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