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在物与词之间一条小小的发带透出漂亮雅致。

Ⅰ.同时系统：原则和示例

3-1　同时系统的原则：含蓄意指和元语言

我们已经知道，流行表述至少包含两个信息系统：一是特定的语言系统，即一种语言（如法语或英语）。另一种是“服饰”（vestimentaire）系统，取决于服装（如印花布衣服、饰件、百褶裙、露背背心等等）指涉的是世事（大赛、春天、成熟），还是流行。这两种系统不是截然分开的，服饰系统似乎已被语言系统取而代之。叶尔姆斯列夫曾在原则上论述了在单个表述中，两种语义系统的一致所造成的问题。[59]我们知道，语言学可划分为表达层（E）和内容层（C），这两个层面是由关系（R）联结起来的，层面的整体和它们的关系形成一个系统（ERC）。组建的系统自身成为扩展后的第二系统的简单要素。在分节（articulation）的两个不同点上，这两个系统可以分开。第一种情况，第一系统构成了第二系统的表达层：（ERC）RC：系统1与直接意指（dénotation）层面相对应，系统2与含蓄意指（connotation）层面相对应。第二种情况，第一系统（ERC）构成了第二系统的内容层：ER（ERC）。系统1便与对象语言层（langage objet）相对应，系统2与元语言层（métalangage）相对应。含蓄意指和元语言相互对立观照，这取决于第一系统在第二系统中的位置。这两个对称的疏离可以用一个粗略的图表来表示（事实上在语言内部，表达和内容经常混在一起）：

根据叶尔姆斯列夫的观点，元语言是操作法（opérations），它们组成了科学语言的主体，其作用在于提供一种真实系统，我们将其理解为所指。它源自最初的能指整体，源自描述本质。和元语言相反，含蓄意指具有一种普遍的感染力或理念规则，它渗透在原本是社会性的语言中。[60]在含蓄意指中，第一层的字面信息支撑起第二层的意义。含蓄意指现象至关重要，尽管它在所有文化的语言中，尤其在文学中的重要性还未曾被人们所认识。

3-2　三系统体：分节点

既然有了含蓄意指或元语言，两种系统就足够了。然而，我们不妨设想出三系统体。但分节语言的信息依照惯例都是由两系统充斥的（就像在那些广泛社会化的事例中一样，其直接意指、含蓄意指将成为我们主要关注的目标）。这三位一体的第三种系统自然就只能由语言以外的符码组成了，其实体是事物或意象。例如，一个有着直接意指、含蓄意指的语言体可以容纳一个事物的主要意指系统。整体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分节方式：一是从（事物）的真实符码转移到语言的直接意指系统，另一种是从语言的直接意指系统到它的含蓄意指系统。元语言和含蓄意指的对立与两者在物质上的这种差异是一致的：当语言直接意指代替了真实符码，便充当起元语言的角色来，而符码则成为一个术语的所指，或者也可以完全是一个纯粹的术语系统的所指。然后，这种双重系统被当作最终含蓄意指的能指，融入第三及最终系统，即我们所说的修辞（rhétorique）系统。

系统3是纯粹的含蓄意指，居于中间的系统2既是直接意指（与系统3有关），同时又是元语言（与系统1有关）。分节点的这种不对称（一是能指，一是所指）源于实体的差异。因为系统2和系统3都是语言的，它们的能指都具有同一种性质（它们是单词、句子、语音形式）。系统1和系统2则与此相反，它们是混合的，一个是真实的，另一个是语言的，所以，它们的能指不能直接互相联系。真实符码的实体不经中介，无法补给文字符码的实体。在这种疏离的状态下，真实符码被语言系统的非实体性和概念性的部分，即语言的所指取而代之。这里有必要举个例子，我们选择了作为习得（enseignée），换句话说，也就是作为言说（parlée）的公路符码为例。[61]

3-3　习得的公路符码

我面前有三种不同颜色的灯（红、绿、黄），无须任何语言，我就能理解，每个信号都有不同的涵义（停、走、小心[62]）。我只须学习一段时期，就能直接领会符号在其所使用的情境中的意义，只要不断重复地把绿色和走、红色和停联系在一起，我就能学会如何释读语义关系。我面对的绝对是一个符码，并且是真实的、非语言的，由可视的能指组成的，就是聋哑人使用起来也易如反掌。但是，如果我是从老师那里懂得了信号的意义，那么，他的言语就代替了真实符码。因为言语本身就是一个意指系统。于是，我就面对一个双重的、由不同成分混杂的整体，半真实，半语言的。在第一系统（或公路符码本身）中，一定的颜色（能感知到的，只是无以名状）意示着一定的情境。在老师的言语中，这种语义上的同义在第二语义系统中重新复制，它把文字结构（一个句子）变成某种概念（一个命题）的能指。基于这种分析，我有两个转换系统，图示如下[63]：

我们必须暂时在此打住。因为，即使我的老师非常客观地照本宣科地用一种中立的口气告诉我：“红色是停的符号”，简单地说，即使他的用词达到了一种严格真实直接意指状态（这颇有点乌托邦色彩），语言也从来不会稳稳当当地代替最基本的意指系统。如果我是以经验方式（言语之外）习得公路符码，那么，我认识到的是差异而不是性质。（对我来说），红、绿、黄不是实存，存在的只是它们的关系，它们的对立游戏。[64]当然，语言中介有一个优点，它无须一个功能表。但是，通过孤立远离符号，它使人“忘记”（ou blier）主要能指的实际对立。我们可以说，语言固化了红色与停的同义，红色成了表示禁止的“自然”（naturel）色。颜色从符号转化为象征。意义不再是一种形式，它采取了实体的形式。当语言应用于其他语义系统时，就会使它趋于中立。制度最具社会性的地方正在于它有一种力量使人们可以制造所谓的“自然”。但事实也并非尽皆如此。比方说，我的老师的言语就从来不会是中立的。即使当他仿佛只是在告诉我红色表示禁止的时候，他实则也在告诉我一些其他事情——他的情绪、他的性格、他希望在我眼中扮演的“角色”（rôle），我们之间作为学生和老师的关系。这些新的所指不依赖于习得的符码语词，而是话语的其他形式（“价值”、措辞、语调，所有那些组成老师修辞和习惯用语的东西）。换句话说，其他的语义系统不可避免地建立在老师的言语之上，即含蓄意指系统之上。最后一点，我们在这里研究的是一种三元体系，它包括真实符码、术语或直接意指系统，以及修辞或含蓄意指系统。根据业已勾勒出来的理论框架，现在可以填上内容：

这个图表推导出两个话题。

3-4　系统的分离

首先，因为两个下级系统完全体现在上级系统中，所以，在修辞层面上，整体被全盘接收。无疑我收到的信息是客观的：红色是停的符号（我行为的相符性就是证明），但实际上我所体验过的是我的老师的言语、他的习惯用语。假如，比方说，这个用语不过是一种恐吓，红色的涵义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带上一定的恐怖因素。在信息快速传递过程中（正如我们所体会的那样），我不可能把术语系统的能指放在一头，而把修辞系统的能指置于另一头，不可能把红色和恐怖分开。两种系统的分离只能是理论上的，或者实验性的，它与任何一种实际情况都不相吻合。因为当人们在面对恐吓性的言语时（而这往往是含蓄意指的），他很少能够当场把直接意指信息（话语的内容）和含蓄意指信息（恐吓）分开。恰恰相反，第二系统有时会渗透进第一系统，甚至会取而代之，干扰它的可理解性。一个威胁性的口吻扰乱性之大足以把整个我们的系统搅成一团糟。反过来，两种系统的分离又是使信息脱离第二系统而最终将其所指“客观化”（objectiver）（如，霸道）的一种手段。医生就是这样对待他病人的满口脏话的。他不能允许自己把侵犯性话语的实际所指和它形成的神经性符号混淆起来。但是，如果这位医生不是处在实验情境下，而是在一个现实环境中收到同样的话语，此时，这种分离就相当困难了。

3-5　系统的等级

由此我们引入第二个话题。假设有人能够把这三个系统分离，它们也不表示着同一种沟通形式。真实符码基于一段见习期，然后再是一段持续期。先假想一种实际的沟通。一般来说，这是一种简单和狭隘的沟通（例如，像航空母舰上的道路标志或着陆信号之类的）。术语系统表示一个快速沟通（它无须时间去发展，词语缩短了见习时间），但这种沟通是概念性的，它是一种“纯粹”（pure）的沟通。修辞系统下活动的沟通方式具有更为宽泛的意义，因为它为信息开创了一个社会的、情感的、理念的世界。如果我们用社会来界定真实，那就只有修辞系统更为真实，而术语系统则过于形式化，类似于逻辑，所以显得不够真实。但是，这种直接意指符码更是一种“选择”，我们最好用一个带有纯粹人类尝试的证据来说明这一问题。一条狗懂得第一符码（信号）及最终符码（主人的声调），但它不理解直接意指信息，只有人类才可能理解。如果我们按照人类学的观点，硬要把这三个系统纳入一个等级体系中，以衡量人类相对于动物的能力大小，那么，我们可以说，动物能够接收并释放信号（第一系统），而只能接收第三系统。[65]对于第二系统，它既不能接收，也不能释放。但人类则可以把对象转化为符号，把这些符号转化为分节语言，把字面信息转换成含蓄意指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