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与索绪尔：文化意指分析基本模式的形成
——《神话修辞术》中译本导言
《神话修辞术》是罗兰·巴特破解资产阶级神话或意识形态各单篇文章的汇集。此书原名Mythologies。Mythologies意为“神话”、“神话学”，有学者将此书名译为《神话集》（参见车槿山1997：124），将其复数意义也予以表出，颇为精当。在此，我进一步将其明确为《神话修辞术》，是基于这样两点考虑：（1）后缀-logie含有“措辞”、“修辞方式”之意；（2）罗兰·巴特本人对神话的界定：“神话是一种言说方式（措辞、言语表达方式，le mythe est une parole）。”（Barthes 1957：181）罗兰·巴特的意识形态批评和符号学解析与修辞问题形影相随，修辞问题也确实是其学术生涯中一直关注的核心所在。而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理论则为罗兰·巴特的文化意指分析提供了最重要的学术源泉。
符号学解析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方法。符号学固有的特征是社会集体性，而意识形态则是一种集体意识和集体表象，是一种意指形式，因此，以符号学模式分析意识形态，可以说是天造地设。
索绪尔把语言区分为整体语言/个体语言（社会性/个体性），以符号学为准绳，确定言说的整体语言为语言学研究对象，因为它具有社会集体性；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则以图式/习用（Schéma/Usage）替代索绪尔的整体语言/个体语言，认为图式、习用两者均具有社会性；罗兰·巴特即经由叶尔姆斯列夫这一环节——语言的图式/习用支配着符号的结构、运作和意义，从而颠倒了索绪尔的语言学是符号学一部分的理论，改变为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也就是运用语言学模式——横组合关系（syn-tagmatique）和纵聚合关系（paradigmatique），分析一切符号学事实，分析一切意指现象。其中句子是典型的横组合段。句子蕴含的完成力量以及句子本身的完整性，与意识形态的重复、固着及完成的特性是一致的，句子因此成为文化意指分析、意识形态分析的模型、渠道和对象。
纵聚合关系则对含蓄意指的能指或所指作出分类。直接意指直显真实（语言的真实），它转移为含蓄意指的能指或所指，或者说含蓄意指的能指或所指负载、蕴含了直接意指。含蓄意指的所指当中的不变者或常数就是意识形态，它凭借自身负载、蕴含的直接意指实现意识形态的“天然性”、“真理性”的幻象。含蓄意指的能指的常数是修辞术，或者说修辞术呈现为意识形态的意指方面。含蓄意指的能指或修辞的手段或意识形态的意指面貌，是语义转变、偏离、扭曲。这是实现和揭露意识形态幻象的途径。因此，文化意指分析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研究和修辞术研究。
另外，学术界一直以来就语言是否具有阶级性这一问题存在争论。我觉得从潜存于全体人类大脑中的抽象的整体语言来讲，是没有阶级性的，但对语言能力的具体运用，也就是说，个体语言，则是有阶级性的。罗兰·巴特《神话修辞术》的结论：神话（或者说意识形态）是一种言说方式（措辞、言语表达方式），我以为正是从语言的具体运用这一角度而论的。
一、以语言学模式分析一切符号学事实
索绪尔提出“符号学”设想的意图其实在于解决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他着眼于整体语言（la langue），而不是个体语言（la parole）。缘由就是整体语言具有社会性，是一种约定的社会制度，语言符号的本质在其中得以呈现。索绪尔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为了更好地阐述他心目中语言学明确的研究对象——整体语言，也为了巩固对整体语言社会性的看法，就顺理成章地把目光投注到完全具有社会约定性的符号学上来。他把符号学看作具有社会性的代表[“社会集体性及其法则是符号学现象的内在要素”（Saussure 2002：290）]，继而把语言学阐释为符号学的一部分，则语言学的特性自然也就是社会性。这主要是为了明确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而设立的，索绪尔仔细分析语言学中哪一种因素最具有社会性，那么，这种因素（整体语言）就是语言学要研究的对象。再进一步将整体语言分为言说的整体语言（口语）和书写的整体语言（文字），在符号学体制内比较两者的共同特征，显现文字的功用，最后把言说的整体语言确定为语言学真正的研究对象。
索绪尔将整体语言和个体语言之和，亦即抽象的语言系统及其具体使用的总体，看作群体语言（le langage）。他将整体语言和个体语言剥离开来，这是创举。在索绪尔看来，之前及当时的语言学都在研究个体语言，并没有找到真正的研究对象（整体语言），因为个体语言不具有同质的统一性和稳定性。罗兰·巴特承续索绪尔整体语言和个体语言的二分，也关注整体语言的社会性，却将符号学视为语言学的一部分。这一颠倒有什么意义呢？
罗兰·巴特和索绪尔之间实际上经历了叶尔姆斯列夫这一中间环节。罗兰·巴特在《符号学基本概念》（Eléments de sémiologie）中叙述索绪尔整体语言/个体语言观点之后，即引述叶尔姆斯列夫图式/习用的理论。在叶尔姆斯列夫眼里，整体语言/个体语言的区分是索绪尔学说的精髓，或者说索绪尔的学说皆可归结到这一点上，“全部理论都可从这首要论题逻辑地推演出来”（Hjelmslev 1971：78）。但叶尔姆斯列夫觉得应该进一步作这种剥离的工作。“结构按定义就是相依性（dépendances）或应变项（函数项，fonctions）的编织，因此，结构语言学的主要任务就在于研究应变项及其类型。为了能够以最简单同时又最复杂的方式描写一切符号学结构，须编制必要而充分的关系类型的清单。”（Hjelmslev 1971：80）叶尔姆斯列夫区分了（1）双边依存性；（2）单边依存性或决定性，被决定者以有决定者为前提。此外，叶尔姆斯列夫还区分了变换（les commutations）和取代（les substitu-tions）。在一个聚合体的内部，能指的两项的变化可引起所指的相应两项的变化，所指的两项的变化可引起能指的相应两项的变化，这就是变换。相反，一个聚合体的两项之间没有满足这种条件就是取代。因而在变体中间总是有变换，在非变体当中则总是有取代。要明晓整体语言和个体语言间存在的应变项类型，叶尔姆斯列夫就拿这些概念来进行分析，但他将这个问题限定在共时性框架内。叶尔姆斯列夫的剥离工作，主要是他觉得索绪尔的整体语言/个体语言的术语有含混之处，他想进一步厘清，编制必要而充分的关系类型的清单。他把整体语言看作：
（1）一种纯粹的形式，对其确定可以完全不管其社会实现和物质表现；
（2）一种物质的形式，由已定的社会实现来确定，但依旧可以不管（物质）表现的细节；
（3）一种单一的习惯总体，特定的社会采取了这一形式，并由可观察的（物质）表现加以确定。（Hjelmslev 1971：81）
叶尔姆斯列夫将纯粹形式的整体语言称作图式，物质形式的整体语言称作模范（norme），习惯总体的整体语言称作习用。模范决定习用和言说，只有先有习用和言说，而后才有模范，这是单边依存性；习用和言说之间则为双边依存性；言说、习用和模范决定图式，包含在物质里的变数决定纯粹形式的常数，这也是单边依存性。
这是叶尔姆斯列夫为整体语言编制的清单。
叶尔姆斯列夫依据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归结出个体语言区别于整体语言的三个特性，一为个体语言是实施的，不是制度的；二为个体语言是个体的，不是社会的；三是个体语言是自由的，不是固定的。这三个特性缠结在一起，所有实施不一定都是个体的、自由的，所有个体的不一定都是实施的、自由的，所有自由的不一定都是个体的。但这三个特性对界定个体语言都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可从个体和社会的区别与自由和固定的区别中作出抽象来思考实施。同时，就导致了仅仅把图式视作制度，把其余一切都看作实施。”（Hjelmslev 1971：88）言说者运用整体语言（图式）规则表达其个人思想，这需经组合，索绪尔把组合（les combinaisons）与机制（le mécanisme）区分开来（索绪尔1980：35），这种心理—物理机制使言说者能够把这些组合表现出来。图式的实施物、表现物就是个体语言，索绪尔把心理—物理机制纳入或限于个体语言的框架，把“音位学”仅仅看作编列在个体语言清单内的学科（索绪尔1980：60）。叶尔姆斯列夫觉得正是这点处在基本边界上：纯粹形式与实体、非物质与物质的边界上。这等于说“制度理论简化为图式理论，实施理论包含了全部实体理论”（Hjelmslev 1971：88），实施物为模范、习用和言说。三者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自然而然地归并、构成为只有一个真正的物：习用。模范相对于习用来说是种抽象，言说相对于习用来说是种具体化。“只有习用才是实施理论的对象，模范实际上仅仅是种人工构造物，言说则仅仅是转瞬即逝的材料（证据）。”（Hjelmslev 1971：89）因此图式的实施必然是一种习用：“集体的习用和个体的习用。”（Hjelmslev 1971：89）
索绪尔认为整体语言是寄居于每个人大脑中的社会产物，是种一般产物，具有社会集体性和普遍性，个体语言则是对社会产物的个体实施，是个体机制对整体语言规则（亦即组合）作出的表现或发出的回应。“实施处于个体状态，在彼处我确认个体语言的领域。”（索绪尔2007：78）而叶尔姆斯列夫经由这种进一步的剥离工作，把纯粹形式的整体语言作为图式划分出来，把模范、习用和言说划作实施（对图式的实施），进而将模范这一人为构造出来的抽象物和言说这一短暂存在的具体物（也就是索绪尔所谓的个体语言、言说）剥离掉，留下了或者说凝聚为抽象与具体、个体性与集体性兼具的习用作为实施的代表，以图式/习用来取代索绪尔的整体语言/个体语言，这把索绪尔原本截然区别开来的社会性/个体性的两分法化解了，消融了。“完全可像把个体语言看作整体语言的证据一样，把言说看作个体习用的证据，转过来把个体习用看作集体习用的证据。”（Hjelmslev 1971：89）叶尔姆斯列夫虽则把图式/习用看作符号学根本的唯一的细分，但我以为这实际上将原本是社会集体性和形式化的代表——符号学凝缩为图式，使之更趋形式化，同时凸显习用的社会集体性，或赋予习用社会集体性，这是对索绪尔学说的创造性改变。
罗兰·巴特则认为叶尔姆斯列夫这种变动“使所有‘确切的’和‘实体的’东西在个体语言旁边轻松通过，使差异的东西从整体语言旁边轻松通过”。（ce mouvement permet de faire passer tout le“positif”et le“substantial”du côté de la parole, tout le différentiel du côté de la langue）（Barthes 1993a：1474）我想罗兰·巴特“使差异的东西从整体语言旁边轻松通过”的意思，是说界定纯粹形式的整体语言，亦即图式，可以完全不管其社会实现和物质表现，不抓住其确定的差异物，也就是说，有差异，但不存在确定的差异物，差异物完全是偶然的。索绪尔也表达过类似观念：“照我们的看法，差异含有两种确定的要素，在这两种要素之间，方可确立差异。然而反常的现象是：语言中只有差异，没有确定的要素。这不合常情，却是事实。”（索绪尔2007：164）个体语言在索绪尔那里强调的是其个体性，与社会产物无关。而整体语言是从社会角度认可了的联想总体，“这是个现实的总体，就像其他心理的现实一样。……整体语言是可感知的，这就是说，可显现为视觉印象之类的固定印象，这不可能适合于个体语言行为（言说）之类”（索绪尔2007：80—81）。在索绪尔看来，个体语言不具实体性。叶尔姆斯列夫则注意其实施的特性，赋予其实体性，转换为或剥离出习用，使之成为社会采纳的习惯总体，由可观察的物质表现加以确定，所以罗兰·巴特说使所有“确切的”和“实体的”东西在个体语言旁边轻松通过。
索绪尔屡屡说整体语言是一种形式而不是实体（索绪尔1980：169），他曾举下棋的游戏作譬，只有棋子之间的位置与数目是重要的，棋子的材料无关紧要，这与叶尔姆斯列夫的纯粹形式的整体语言相近，或者说叶尔姆斯列夫心目中的纯粹形式的整体语言，就是索绪尔所谓的抽象的整体语言。而索绪尔认定“凡关涉到形式的一切事物，必定都归属于符号学”（Saussure 1997：114）。形式是符号学的标志。叶尔姆斯列夫则将形式移易到图式和模范上，移易到纯粹形式和物质形式的整体语言上，同时将物质形式的整体语言剥离出去，把纯粹形式的整体语言（图式）作为形式的代表，实际上已隐隐然从符号学包含语言学转移为语言学包含符号学。
这与叶尔姆斯列夫“视所有科学皆辐辏于语言学”（Hjelmslev 1961：78）的观点直接相关。语言学是各门科学的途径，它提供理论思考的对象和工具。语言是人类精神及思维的居所和居住者，是存在的所在。语言有它的有章可循之处、稳固坚实之处，那就是传达概念和判断的词语及句子。通过它们，通过明确而日用的居所，人类把握到自身精神及思维的存在本质，触摸到观念的超越个体意识之外的集体无意识特性。
正因为语言是存在的所在，人类研究语言，同时也就研究了人类的精神及思维。人类的精神及思维有笼罩、消融一切的力量。各门学科会聚于语言学，原本就作为通道的语言学在其中似乎淡出了，其他各门学科倒凸显出来，但与其如叶尔姆斯列夫所说语言学变质为各门科学，还不如说语言学挟人类的精神及思维之势消融了各门科学。这种消融的力量就是图式，就是叶尔姆斯列夫所称的不变之物。
图式使语言成为语言，使物理、生理、心理、逻辑、本体论的现实成为物理、生理、心理、逻辑、本体论的现实，这一切也可以说是符号学现实。图式与语言结构合一，含摄了符号学结构，把它们统统归于语言，归于使语言成为语言的图式。这使其他结构都向语言结构靠拢，拿它作参照和比拟。图式便成为纯粹形式的科学之物，成为抽象转换的结构。“从文学、艺术、音乐和通史，一直到逻辑学和数学的研究，为许多原则确立一个共同视点看来是有效且必要的。从这共同视点，这些科学集聚于从语言学角度界定的问题框架内。”（Hjelmslev 1961：108—109）
叶尔姆斯列夫的图式/习用理论，其实涉及的就是社会实现和物质表现的问题。不管这问题与必须以这问题来确定，是图式与习用的区别所在，但社会性则是两者的共性。罗兰·巴特接受了叶尔姆斯列夫的这一观点，据此断定语言是唯一具有广泛意义的符号系统，他在1964年11月《传播》杂志第4期“符号学专号”引言中说道：“我们一转入具有真正社会学深度的（符码）总体，就会再次遭逢语言。”（Barthes 1993b：1412）语言的图式/习用支配着符号的结构、运作和意义。索绪尔将语言学纳入符号学之中，是为了检测语言中具有社会性的是什么，因为符号学最具社会性；而罗兰·巴特凭借叶尔姆斯列夫的转换，剥离出社会性这一共性，使语言成为支配模式，统领一切意指研究，那么，具有社会性的符号学就转而成为语言学的一部分了。这恐怕是研究立场与目的不同造成的。索绪尔借助符号学，意在研究语言学，确定语言学的真正研究对象；罗兰·巴特借助语言学，旨在抽取其普遍结构与模式、其意义生成方式，以此进行符号学研究，作文化意指分析和人类心智的一般分析。符号学转变成元语言，自然就成为语言学的一部分。罗兰·巴特抽取的语言学模式主要是横组合关系和纵聚合关系。横组合关系主要进行叙事信息的结构分析，纵聚合关系则主要研究含蓄意指。
二、句子：意识形态分析的模型、渠道和对象
语言符号的听觉印象是呈线状展开的，这是言说的整体语言的特性，因为听觉性只能在时间上呈现出来，听觉符号“只能在以线条形象来表示的空间里呈现纷繁复杂之物”（索绪尔2007：88）。我们能够把句子切分成词语，就是根据其线性特征，词语与词语有着并列的相关关系——“整体的价值决定于它的部分”（索绪尔1980：178）；而连贯的线状的符号要素在听觉印象里能够转换成空间形态，因此，我们要确定一词语的价值，就得依据环绕在其周围的其他词语——“部分的价值决定于它们在整体中的地位”（索绪尔1980：178）。这种前后相继的词语单位之间以及词语与整体之间的关系，索绪尔称之为横组合关系。横组合关系是符号要素相继在空间上出现的聚集，是实有的，当然索绪尔所谓的空间是“时间上的空间”（索绪尔2007：149），只有一个维度，但在整体上起作用。横组合段（syntagme）是两个以上单位的组合，最典型的就是句子。“句子是个定序形式（ordre），而不是组列（série）。”（Barthes 1994a：76）它是一个自足体，具体而微地含纳了话语的一切要素。反过来，话语则是放大了的句子。罗兰·巴特说叙事是个大句子，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在他眼中，叙事可无限地催化，正如乔姆斯基认为句子在理论上可无限催化一样。
那么，叙事这一句子的主语是什么呢？格雷马斯（A.J.Greimas）称之为行动元类型（la typologie actantielle），它使行动统一起来，使之容易被理解，同时我们也可据行动了解人物。照语言学结构分析起来，主语是人物，属代词及名词（名称）的语法范畴。托多罗夫从《十日谈》中抽象出叙事语法，认为“语法是制定撇开具体言语的话语规则”（托多罗夫1989：177）。而《S/Z》五种符码中的意素符码，罗兰·巴特则专门用来指称与人物直接相关的所指，它是人物的声音。这些意义化合起来，辐辏于某个专有名称，这时候就创造出了人物。专有名称起磁场的作用，把诸多意素聚合拢来，仿佛磁化了一般，因而具有了传记的发展时态，把时间和心理的意义赋予了人物。这种磁化特性展现了名称的经济功能，或者说替代功能。“名称是一种交换手段：经由确定符号和总量之间的等价关系，名称使某个名目单位能够替代一群特征：这是个巧妙的计算法，价格相同的商品，精要之物比庞杂的一大堆，显得更为可取。”（巴特2000：183）罗兰·巴特尤其关注普鲁斯特的专有名称理论。普鲁斯特《驳圣伯夫》第十四章“人物的名称”及《在斯万家那边》第二卷第三部分“地名：名称”对此作了大量讨论。专有名称的经济功能在普鲁斯特那里成为压缩功能、包裹功能。名称是人物要与之相融的真实环境，又是压缩而蕴满香气的珍异物品，须如花一般绽开。“……轻巧地解开习惯的细带子，重睹盖尔芒特这名称初见时分的清新……”（cité par Barthes 1994b：1371）这环境和物品，这专有名称，是起着意指功用的符号，“包孕着茂密的意义，任何习用都不能简化、压扁它，与普通名称不同，后者经横组合段仅仅呈现出一个意义”（Barthes 1994b：1371）。专有名称这时摆脱了横组合段的束缚，获取了纵向聚合的诗性的隐喻意义。罗兰·巴特在此借普鲁斯特的“盖尔芒特”揭示出专有名称的包孕与压缩功能。反过来，正如句子在理论上可无限催化一样，专有名称也是能无限催化、无限扩张的，这需经由寻找和解码的过程。罗兰·巴特认为整部《追忆逝水年华》都是出自若干个专有名称。“盖尔芒特这名称是小说的框架。”（《盖尔芒特之家》，cité par Barthes 1994b：1372）作者进行编码，叙述者、人物进行解码，但它们都是主语、想象的主语，因为它们都是符号，对不在场的事物进行摹写、虚构，令不在场者出场，创造了事物的本质，使之成为施动者。然而现代写作的标志在罗兰·巴特眼里则是不回答“谁在说话”（巴特2000：239）这个问题，也就是不确定语言背后的主体，不探究作品为什么如此的原因。这侵蚀了专有名称的实在本质，明显的特征就是将名称（人物）的年代顺序错乱了，使之失却传记的时态。人物没有了传记的存在时间，也就没有了持续而稳定的意义。这时候人物（personnage）移易为形象（figure），形象不是横向的种种意素的化合或组合，而是一种纵向聚合的象征结构，游移不定，人物便没有确切的意义。没有确切而稳定的意义也就意味着人物丧失了专有名称，人物（或者说主语）虚化了，消蚀了，成为“形象经过（和回复）的场所”（巴特2000：148），也就是成为象征关系配置的场所，成为差异往返的通道。
叙事当中谜的提出和主题化，形成了需要表述和阐释的问题，因而真相命题是个句子，谜的提出就是这个阐释句子的主语。而谜的通道或活动区域，则是人物。在这种阐释句子内，主语寻找谓语，谜寻觅真相，谜是谓语缺乏的标志，“真相就是最终被发现了的谓语”（巴特2000：302），主语得到了表述，实现了确定性，句子（叙事）就完成了。叙述过程是主语和谓语被充满的过程。这是个完整的阐释结构，其间充满了催化因子，充满了误解、延宕，出现诸多从句、分句，或者说对谓语进行了组合、变化和转换。这完全是依循逻辑和时间的程序前行的，处在横组合关系内，是不可逆的，因为句子必须完成。罗兰·巴特《S/Z》拈出五种符码，其中布局符码和上面谈及的阐释符码就属这类谓语的基本性状。“叙事是（意指的或符号化的）语言活动，必须在语言方面对它进行分析：命名对分析者来说因而也是一种有根据的操作，与其对象也是同质的，好比测量员之与测量。……名称是系统构成的证据。”（Barthes 1994c：1259）布局序列或情节序列之所以具有序列，就是因为依据经验找到了一个名称来命名情节，因此可以说是名称造就了序列。“序列随着寻觅或确定命名这一进度而展开。”（巴特2000：83）找出名称，是一种语言的分类活动，也是一种阅读活动。布局过程、情节展开过程是从这个名称的展开到那个名称的展开的过程。“阅读是从名称到名称、从褶层到褶层地进行，它依某一名称将文折叠起来，而后缘此名称的新褶层将其铺开。”（巴特2000：167）阅读（或写作）沿循着名称褶层收拢情节序列的折扇，这是发现或确立名称，有时候这是个元名称，起绾束的作用；然后依据这确立了的名称褶层展开情节序列的折扇，有时候就依据那元名称催化出一系列情节序列。这过程凭借的是经验，既已是经验，则这种名称、序列都是“已做过或已读过”（巴特2000：83）的，“绑架”、“爱的表白”等指涉每个已被写过的绑架、爱的表白。从符码归结出来的名称单位和序列是“这么一大堆永远已经读过、看过、做过、经验过的事物的碎片：符码是这已经的纹路”（巴特2000：85）。所以叙述单位或者说功能永远是这种“已经”的踪迹，谓语的形式因而是可以归结出来的，展现了人类的一切经验和文化沉积。阐释符码寻求真相，布局符码展现经验，它们都有确切的目标和根据，不可避免地趋向单一性、完成性，这种横向组合的操作与罗兰·巴特内心企望的复数性写作、可逆性写作相悖。
句子蕴含的完成力量以及句子本身的完整性，使它成为结构和整体的样式与保证。同时经由重复和固着，可从纷繁的句子中抽取出数得清的句式，有限的句法结构又可以转换出无穷的句子。如此，意识形态具有的重复、固着及完成的特性与句子所蕴含者是一致的，句子便成为文化意指分析、意识形态分析（文化意指分析即意识形态分析）的模型、渠道及对象。朱丽叶·克莉斯特娃（Julia Kristeva）称“每一意识形态活动均呈现于综合地完成了的语句形式中”，因为句子横组合层面的连续性流动造成的自然感，正是原本为文化之物的意识形态想以自然面貌呈现的最佳掩饰，我们分析意识形态活动，也正可从句子入手。罗兰·巴特觉得还应自相反的方向来理解克莉斯特娃上面那句话，“凡业已完成了的语句均要冒成为意识形态之物的风险”（巴特2002：61）。而且句子也总是“作为意识形态之物来揭露”（Barthes 1975：108）。在《艾骀，或名以字的样式》中，罗兰·巴特以为独立而毫无关联的字是最优雅而洁净的，是语言的原朴状态，若按顺序排列成明白可解的词，出现了组合段，堕落或意识形态的沾染就开始了，句子这组合段的典范更是堕落的极致（巴特2002：133）。因此，实验写作使自身处于句子之外，不再以通常完整的句子面目呈现，是对句子的主语谓语骨架的拆解，对其完整性、自足性的拆解，也是对意识形态结构的拆解。罗兰·巴特经常举索莱尔（Philippe Sollers）的写作来说明这点（巴特2002：16，41），索莱尔的句法不再是符合逻辑的单位，不再是句子。另外，罗兰·巴特在《福楼拜和句子》中举出作家的三种修改方式：替换、删除和增补。前者属纵聚合关系，后两者处在横组合关系层面。罗兰·巴特在小注里引福楼拜的言语，谈及如何连接各种观念，使它们由此及彼自然地引申出来，福楼拜说这是“残酷的艰难”，“真是障碍重重！”（Barthes 1994d：1381）福楼拜意识到观念的真正状况与句子进行的流动性连接无法契合，因此没完没了地删除、紧缩，但福楼拜简省到句子的主谓结构便停止了，没有发展到索莱尔的地步。同时，福楼拜觉得句子这样又太紧缩了，继而将它们拆松，没完没了地进行扩张。福楼拜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句子的完整性，消蚀了它的完成力。这正是罗兰·巴特视福楼拜开始具备现代写作特征的地方。
三、修辞手段：意识形态的运行特征
纵聚合关系是无意识唤起、联想出来的并列或对照关系，这种心理联想是与语言内的其他要素共存而产生的，或是观念、所指、意义方面有共同的东西，或是听觉印象、能指、形式方面有共同的东西，或是意义和形式两者均有共同的东西，从而产生联想。这种联想关系不是在空间上展开的。索绪尔区别横组合关系和纵聚合关系，就是依据有没有“空间的观念”（索绪尔2007：151）进行的。倘若从横组合关系讨论一个词，那么，就存在此词之前或之后（亦即上下文）这般空间观念，它们具有物质性；而从纵聚合关系来讨论，则围绕这词的一切，都是出自意识，“经意识的关系而联结起来，不存在什么空间的观念”（索绪尔2007：151）。没有在物质性的空间上呈现，只存在于意识的联想里，则属隐藏的、潜在的词语聚集。这是人类心智起作用的结果。而存在于人类大脑中的总体语言库藏，或者说联想能够产生的原基，属于整体语言领域。索绪尔构想的整体语言“只存在于大脑里”（索绪尔2007：79），具有社会性，但这种社会性是纯粹精神的、心理的社会性，具有潜意识性。“词语之间呈现的共同之物于记忆内形成了联想，这创生出不同的群集、系列、族类，在其内部伸展着截然不同的关系（但都包括在单一的范畴内）：这就是联想关系。”（索绪尔2007：153）心智据出现的词语引发了潜在的、隐藏的词语记忆系列，然而这是无意识的近乎被动的活动。形式和观念、能指和所指在人类大脑中的原初结合，以及形式和形式的结合，是先验的秩序，语法学家就是根据人类内在固有的潜意识秩序归纳出语法原则和范畴，这种有意识的分类依据了原已存在的无意识的内在分类。“在内在方面（整体语言领域），绝没有什么对诸形式作事先考虑，甚至没有沉思和反省。”（Saussure 1993：92）因此，纵聚合关系处在整体语言领域，具有社会集体性，呈现出潜意识的状态，是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也就是说是个意指系统，其中含有不同的层级和类别可作分析。
在1964年11月《传播》杂志第4期“符号学专号”引言中，罗兰·巴特说纵聚合关系法则是“对含蓄意指（connotation）诸单位作分类”（Barthes 1993b：1413），那么，这是就意指系统、符号系统而言的。含蓄意指相对于直接意指（dénotation），叶尔姆斯列夫据此析离为三种符号学。表达层面（能指）和内容层面（所指）结合起来，才构成符号，那么，这是直接意指符号学；若一种符号学，其表达层面（能指）就是符号（能指和所指的结合物），则此符号学为含蓄意指符号学（connotative semiotics）；若一种符号学，其内容层面（所指）就是符号（能指和所指的结合物），则此符号学为元符号学（meta-semiotics, Hjelmslev 1961：115），即研究符号学的符号学，波兰逻辑学家Al-fred Tarski则称之为元语言，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基本概念》就采用元语言（le méta-langage，或译释言之言）这术语。但叶尔姆斯列夫对含蓄意指符号学和元符号学的界定只是临时的，因为表达层面（能指）和内容层面（所指）只是相对而言，且相互关联，界限并不固定，然而也可见出含蓄意指符号学偏重于表达层面的描述，元符号学侧重于内容层面的描述。含蓄意指符号学的表达层面由直接意指符号学的内容层面和表达层面联合提供，那么，含蓄意指符号学的表达层面（能指）本身就是一个意指系统；同样，含蓄意指符号学的内容层面由直接意指符号学的内容层面和表达层面联合提供，则含蓄意指符号学的内容层面（所指）本身即成为一个意指系统。叶尔姆斯列夫称这般意指系统为含蓄意指者（connotator, Hjelmslev 1961：118）。含蓄意指者是第一意指系统，由此衍生出第二意指系统：含蓄意指系统。我们已知含蓄意指的能指就是直接意指系统，而含蓄意指的所指又是什么呢？罗兰·巴特说是“意识形态的蛛丝马迹”（Barthes 1993a：1518），具有普泛性、统一性、弥漫性。含蓄意指的所指当中的不变者或常数就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含蓄意指之所指的形式（依叶尔姆斯列夫对形式的界定[1]），而修辞学是含蓄意指者[2]的形式。”（Barthes 1993a：1518）这一断言实为罗兰·巴特意识形态分析或文化意指分析的关纽。
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的分层，实际上赋予了直接意指为第一义的权威，“视直接意指基于真实、客观与法则”（巴特2000：65），凭借句子形式，使之呈现为“简朴、如实、原初之物的状貌，亦即真实之物的状貌”（巴特2000：68），因此，倘若要揭示含蓄意指的业已固定的所指，揭示意识形态，就必须探究直接意指，探究形成含蓄意指之所指或能指的那个直接意指。意识形态是人们对事物的固定看法，是约定俗成的意见，也就是文化产物、人为结果，不是真理。但它总是呈现为自然产物的状貌，僭居天然的、真理的位置。它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凭借了人们心目中具有自然性的直接意指的缘故。直接意指往往依循有规则的句子、近乎自然的句法及语言结构，使含蓄意指的所指或能指自然化了。直接意指是含蓄意指的基点，但不管怎样衍化，归根结底都呈现为能指和所指的结合，都呈现为人类语言的第一系统的状貌，所以直接意指是含蓄意指的起点，也是含蓄意指的终点。含蓄意指和直接意指处在内在互涉的关系中，最终指归则是直接意指的逼真的“自然性”、“真理性”。罗兰·巴特的工作就是揭露直接意指的这种“自然”幻象。《罗兰·巴特自撰学记》“直接意指用作语言的真实”这一部分写道：
直接意指直显真实，但这是一种语言的真实，将语言及句子（语言实体）内蕴含的意义本质显露出来。批评工作就是揭示、找出这种本质。“批评总隐含有某种战术意图，某一社会惯例，且常具某类依稀可感的想象物的覆层。”（巴特2002：22）只有凭借约定俗成的惯例才能找寻出意义，归结出意义，因而也可说这种意义是外在赋予上去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物或想象物。
1949年秋，罗兰·巴特去埃及亚历山大教法语，与格雷马斯相遇，第一次听他谈及索绪尔，并开始读索绪尔的书（Calvet 1990：124）。1954—1956年间写作《神话修辞术》，则集中运用了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当然也是经过了叶尔姆斯列夫的中间环节。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社会事实”（le fait so-cial），静态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conscience collective）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且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索绪尔2007：141），“社会事实”、“集体意识”之类的概念均来自涂尔干（Emile Durkheim）。罗兰·巴特把“神话”视为“集体表象”（représentations collec-tives, Barthes 1994e：1183；1957：7），这同样是从涂尔干社会学中借用的术语。神话是一种集体行为，也是“一种意指形式”（un mode de signification, Barthes 1957：193），一种言说方式（prole，言语表达方式，措辞，Barthes 1957：181）。这种意指形式或措辞的特点是颠倒，亦即把社会和文化之物逆转为“自然”之物。“神话什么也不掩盖，它的功能是扭曲事物，而不是使之消失。”（Barthes 1957：207）凡是使用这般意指形式的，都是在制造神话。神话成了社会习惯和意识形态。神话之所以能够构成，扭曲之所以能够实现，乃是由于神话的形式（含蓄意指的能指）已经由直接意指的符号形成了。直接意指的符号具有能指（形式）和所指（意义），它转为含蓄意指的能指（形式）的过程，就是在保持直接意指的能指（形式）不变的情况下，扭曲、改变直接意指的所指（意义）的过程，使同样的能指形式负载不同的所指意义，而这所指意义得到集体的认同，就成为意识形态。
与意识形态（含蓄意指的所指）相应，含蓄意指的能指称为含蓄意指者。各类含蓄意指者的集合处在聚合的、隐喻的领域，有各种能指可供选择，因而是种修辞学。如此，“修辞学呈现为意识形态的意指方面。”（Barthes 1982：40）
第二组辞格处在横组合关系中，其特征为句法偏离。第一组则处于纵聚合关系内，其特征是语义转变、偏离、改易，修辞的本义和转义处在转移、取代当中。“炼字之可能，乃在于同义语属语言系统（昆提利安）：言说者可用此能指取代彼能指，在这番取代之中，他甚至能生成次生意义（含蓄意指）。种种取代，不论其范围与样式如何，皆属转义（‘转换’）。”（Barthes 1994g：953）可见含蓄意指的能指（形式）就是转变、扭曲，与含蓄意指的所指——意识形态相结合，构成含蓄意指的符号；而含蓄意指的能指或所指本身（语言2）又是由直接意指的符号系统转移而成，直接意指符号系统（语言1）则是对真实系统（事物）的负载和转移。转移、变换、扭曲属于功能范围，因而具有人类文化属性。事物的自然本性并不因文化属性的赋予而改变，反过来，文化之物却因由变换、改易的途径，拥有了各自固定的类别，仿佛原本即如此，从而获取了自然性。这种自然性的涂饰成功，由事物→语言1→语言2的转移、语言2→语言1→事物的负载（蕴含）而导致。转移、改易、蕴含是修辞学手段，也是意识形态的运行特征，如此，文化意指（含蓄意指）分析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研究和修辞术研究。
200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