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与无产者

卓别林最近的滑稽动作，就是将其从苏联所获奖金的一半转入皮埃尔神甫的基金管理机构。从根本上说，这等于确定了贫民和无产者在性质上的等同。卓别林总是按贫民的特征来评判无产者：由此产生所表演人物的人性力量，但也导致了他们政治立场的含混；这点在《摩登时代》这部奇妙的电影中极其明显。卓别林在影片中不断轻轻触及无产者的主题，但绝没在政治上担当起这一主题；他呈现给我们的，乃是盲目而受蒙蔽的无产者，其需求的直接性，落入主人（雇主和警察）手中的完全异化的情状，明确表现了这点。在卓别林眼中，无产者依旧是饥饿者：他对饥饿的表演总是惊心动魄：尺寸巨大的三明治，宽阔的牛奶河，几乎没咬过就随便丢弃的水果；（体现雇主本来面目的）吃饭机器却只提供给他小块的食物，而且明显是毫无滋味的，这颇具讽刺意味。卓别林饰演的男子陷入饥饿的困境，在政治上却总是尚未觉醒：他觉得罢工是场灾祸，因为这让实在饿得头晕眼花的人害怕；只在贫民和无产者遭到警察的监视（或殴打）之际，这位男子才醒悟到工人阶级的境况。从历史角度来看，他大体上再现了法国王朝复辟时期（1814—1830年）的工人形象，那时手艺人造机器的反，借罢工损坏机器，却因面包问题慑服得动弹不得（就“面包”这词的本义来说），但仍然没有达到认识政治目的和寻求集体战略的地步。

然而就因为卓别林表现了原朴的无产者，还没有触及革命，从而再现出来的革命力量反倒是巨大的。任何社会主义者的作品都还没有如此强烈而醇厚地表现工人的屈辱境况。也许只有布莱希特预感到社会主义艺术总是有必要在革命前夜激发这位男子醒悟，也就是说，虽然还是盲目，但唯独他因“习以为常”的过度的不幸而即将感应到展现给他的革命光芒。其他人的作品，在表现工人已经加入了一场自觉的战斗当中，都归入于主义和政党，考虑了必要的政治现实，但缺少审美力量。

不过卓别林与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观念是吻合的，他向观众展示其盲目，使得观众同时看见他的盲目本身及他对盲目的表演；我们看见某人，此人看不见一切，这是我们能强烈地意识到他所不见之物的最佳方法。因此，在布袋木偶戏中，正是孩子们向布袋木偶揭穿了他假装没看见的东西。譬如卓别林在单人牢房中得到看守的关照，过着美国小资产阶级的理想生活：跷着二郎腿，在林肯的画像下读报纸，然而怡然自得的姿势使这种理想完全失了效，致使任何人都觉察到这包含新的异化，不再可能躲避其中了。最为灵巧的圈套因而失去了作用，贫民也不断地逃避这种诱惑。总之，或许就因为这点，卓别林饰演的男子战胜了一切：因为他逃避一切，拒绝一切合作，只把热情倾注于自身身上。其无政府状态在政治上是可以讨论的，在艺术上则或许代表了革命的最有效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