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落日之路上的日不落帝国
在20世纪初的列强俱乐部中，英国的地位无疑是最为显赫的。
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若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是指由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绝嗣，法国波旁王室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为争夺西班牙王位，而爆发的一场欧洲大部分国家参与的大战。算起，大英帝国操控欧洲均势前后已有二百余年；如从拿破仑战争（1803—1815年）结束算起，全球处于大英帝国治下和平亦达一百余年。虽然这个帝国鼎盛时期人口也不过四千七百万，但却控制着五十块殖民地，统治着约四亿四千万人口（超过当时中国的人口总数）和三千五百三十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超过日后苏联的国土面积），并因为领土环绕全球而号称“日不落帝国”“日不落帝国”一词最早用来形容16世纪的西班牙帝国。在19世纪，这一词指代大英帝国，形容其国力强盛，殖民范围广大。。
曾几何时，“日不落帝国”走上了落日之路。正是这老霸主的日趋衰老，引发群雄争抢世界霸权的冲突，构成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诱因。而英国霸权的没落及其殖民体系的瓦解，又是二战的一个重大结果。理解英国为什么衰落，及其应对衰落的大战略运作，也就不再只是理解其一国成败得失的关键，而是理解整场二战的重中之重。
百年错看张伯伦
1938年9月30日，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从慕尼黑返回伦敦。面对充满期待的大众，他挥舞着一张纸，满怀信心地宣称，他带回了“一个时代的和平”。
就在此五个月前，德国宣称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苏台德地区苏台德地区是一个特殊历史名称，指一战与二战期间，捷克境内邻近德国讲德语的居民所居住的地区。的日耳曼人遭到种族迫害，为了解决这一人道主义危机，德军已经做好军事解决的一切准备。转瞬间，大半个欧洲都陷入战争阴云之下。
危急关头，意大利领袖墨索里尼出面斡旋，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与德国元首希特勒在慕尼黑进行了高峰会谈。经过紧急磋商，英法决定“劝说”捷克斯洛伐克代表顾全“大局”，通过放弃苏台德地区的主权换取欧洲的和平。作为交换，希特勒以条约的形式郑重承诺，此后他不再提出新的欧洲领土要求。英德与法德之间还分别签署了共同宣言，决心用协商办法处理一切问题，“永远不再投入彼此之间的战争”。
张伯伦在伦敦挥舞的那张纸，就是有希特勒签名的承诺书。正是靠了这承诺，张伯伦才敢于宣称，他带回了一个时代的和平。
可是，这“时代”也真是短暂。仅仅半年后，希特勒就肢解了残余的捷克斯洛伐克，展开了新的领土扩张。又五个月之后，德国闪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灯火管制政策之下，欧洲大都会的万家灯火相继熄灭，取而代之的是防空洞里的窃窃私语，是集中营里的格杀勿论，是“闪电战”的横扫千军与全世界的合纵连横。
暗夜中，两种声音越喊越响，至今不息。
一种声音怒斥张伯伦的愚蠢，批判他对希特勒的轻信，更批判他对小国利益的牺牲，对侵略者的纵容。其结论是，正是张伯伦的愚蠢，加速了希特勒的崛起和二战的爆发。
另一种声音则怒斥希特勒的不讲信义，批判他利用张伯伦的“君子可欺之以方”，放弃英德和解的大好良机，反而急于上演一场现代外交版的“农夫与蛇”的故事。至于张伯伦的失败，反而让人产生“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的扼腕。其结论是希特勒过于阴险卑鄙，把大家一起拽进火坑。
这两类观点虽然立场不同，对张伯伦的评价尤其各执一端，冰火不容，却都倾向于用绥靖政策（policy of appeasement）一词来指代张伯伦的对德策略。“appeasement”在英文中本有安抚、缓和、姑息、纵容等多重含义。前一派用这个词，强调的是张伯伦对扩张势力的姑息、纵容；后一派用这个词，强调的则是希特勒狡黠无耻，张伯伦好心办坏事，这才把善意的安抚变为不合时宜的姑息，将追求和平的缓和化作加速战争的纵容。
然而，大国外交从来不是绅士淑女的请客吃饭，更不是经生腐儒的道德课堂，至少大英帝国从来不搞这种外交。
大英帝国的外交讲求的是“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英国的远东鸦片贸易道德吗？却丝毫不妨碍它二十年内连续两次打败清王朝。英国在印度的纺织品政策道德吗？却同样不妨碍这帝国因此扫清障碍，成为全球性的纺织品出口大国。
那些一味拔高张伯伦高尚品格的人，显然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张伯伦作为这帝国的掌舵人，虽然在公开场合喜欢扮演一种忠厚有余的绅士形象，实则对现实主义外交熟稔于心。这可由他留下的大量日记、信函、会议纪要证明。其倚重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伯爵（Halifax）曾被丘吉尔亲封谐音绰号“圣狐”（holy fox），同样是权力外交的超级高手。哈利法克斯嗜好乡间狩猎，虽无左手且左臂先天萎缩，却练就了百步穿杨的硬功。一战时哈利法克斯身在行武，最终以少校军衔退役。战后出任过教育大臣（1922年）、印度总督（1926—1931年），担任过陆军部大臣（1935年6—11月），可谓文武兼资。两人均把私德和事功分得一清二楚，往往在柔弱、高尚的外表下，暗行力学外交的折冲樽俎。这样一个二人组合所推行的政策，显然不能等闲视之。
而那些以为张伯伦无能的人，则忽视了另一个基本事实：当张伯伦接过这帝国的掌舵大权时，表面上看“日不落帝国”风采依旧，实则千疮百孔，危机四伏，早已风光不在。
英国依靠海权崛起，海权兴则英国兴，海权衰则英国衰。
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戏剧性地改变了海洋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使之由人类交流的屏障变成交通的坦途。作为一个岛国，英国既不会像内陆国家那样缺乏优质海岸线，也无需像半岛国家那样，始终要在陆海两个战略正面间苦苦挣扎。而其位置又恰好位于欧洲大陆与海外市场的交会点上。这不仅令英国海军可以低成本捍卫国家安全，更可以轻易控制其他列强的海上生命线。英国的传统战略就是借助这个优势，以均势战略平衡欧陆国家，使其中的任何一国都无法获取欧洲霸权，而英国自己则可进行海外扩张。
这帝国拥有领先全球的外交政策、产业革命、国内制度、金融体系，又拥有压倒群雄的超级海军，自然可以一步步控制遍布全球的贸易网，建立环绕世界的殖民地。所以能最终成为“日不落帝国”，执全球霸权之牛耳。
但是，铁路的出现宣告了陆权的复兴。随着陆上资源的整合，美国的崛起，德意志的统一，以及苏俄的复兴，共同将英国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冲得七零八落。新的制造业中心开始形成，全球物流渠道开始变化，而英国能动员的相对战斗力却开始衰退。这个上一轮地缘革命的受益者，在新一轮革命面前实在显得相形见绌，其本土空间过于狭小的弊端日趋明显，严重限制了其在大国牌局中的影响力。
在19世纪中期，英国的煤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二。1840年，英国的生铁产量同样超过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产量总和，是德国的八倍，到1850年，已达到十倍。可是，到一战爆发的1914年，德国的煤产量达到了二亿七千七百万吨，已经非常接近英国的二亿九千二百万吨。该年德国的钢产量则达到了一千七百六十万吨，超过了英、法、俄三国的产量总和。
新时期的战争也日趋由大规模的地面战来决定，这是英国很难应对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新式战争的大规模展示。这场战争，可以说是英国历史上代价最大、收益最小的一场国际大混战。一战前，英国还是不折不扣的世界银行，可是到战后这一殊荣已属美国。其原因，一是在于缺乏必要的金融管理，二是在于巨大的战争消耗。在战争爆发前的1913年，英国的防务开支是九千一百万英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3%。而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半个世纪中，英国的防务开支从来没有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3%。但是，与一战结束时的数字相比，1913年的数字根本不值一提，在1918年，英国的防务开支达到了惊人的十九亿五千六百万英镑，占同年政府开支的80%，国民生产总值的52%！英国的国债也由战前的六亿五千万英镑骤涨到战后的七十四亿三千五百万英镑（威廉森·默里《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
诚然，大英帝国虽然本土狭小，但海外领地广大，如能将这些海外空间充分开发，仍不失为一个世界超强国家。可惜，在民族解放浪潮的冲击下，其海外领地的离心力越来越强，帝国越来越脆弱。至二战爆发的1939年，加拿大、南非、新西兰、澳大利亚、爱尔兰已成为完全的自治领，印度和缅甸则被允许成为自治领。而澳大利亚已汲汲于成为南太平洋上的战略棋手，南非、爱尔兰内部反英情绪日渐高涨。作为亚洲国家的印度和缅甸更不甘于成为自治领，而是要谋求彻底独立。
当这种独立浪潮与陆权复兴带来的巨型地面战结合后，英国的困境更深。
历史上，英国之所以能用极少数文官统治大片殖民地，在于英国能做到以极有限的军事力量和极高明的均势外交，实现“大英帝国治下的和平”。在这种和平中，英国提供公共安全和集体福利，各殖民地、自治领则安享太平。后者只需提供经济和资源助力，一旦战争胜利，还可分得战争红利。但是，在新的世界大战中，英国无法只靠英伦三岛的军事力量来抵御强敌，这就陷入了一种政治上的进退两难局面：要想打败强敌，必须全面动员。可此种动员一旦启动，必将激发殖民地、自治领的觉醒。像一战和二战这种全面战争，争的是生死存亡，打的是全面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既无红利可分，各殖民地、自治领又要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去捍卫英伦三岛的“社稷宗庙”，这就不免引出“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了。
即便是在这帝国的核心——英伦三岛上，形势也不容乐观。一战的惨重代价，让大多数国民将战争视为危途。在一场血肉与机器、人海与火海的残酷较量中，几乎一代年轻精英，都毫无意义地牺牲在佛兰德的泥沼中。大英帝国失去的不仅仅是一百零三万一千条生命，还有整整一代人的朝气和信心，以及帝国的光荣与霸权。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很大部分精英（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还有政界和统治阶层）已转而确信大战没有胜利者，所有参战国都失败了。这一观点的必然推论，是在一场未来战争中也不会有胜利者——事实上任何原因、任何冲突都不能使得牺牲一国青年成为理由。1934年的“牛津决议”（当时牛津大学学生认可自己拒绝在任何情况下为“英王和国家”而战）突出了英国的“出类拔萃之辈”在多大程度上认同于这种世界观（威廉森·默里《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这就极大削弱了英国一致对外的战斗力，甚至让领导者不得不再三自问，对外战争是否会加速大英帝国的解体？
内力不足，只能借助外力。可是，国际政治有其残酷的一面，大国在其强盛之时，往往宾客盈庭、供奉不绝。一旦衰落，则每每引发新兴国家的背离。英国也难以跳出这个人性迷局。
一战时，英国在远东有日本为盟友，在欧洲则有法、俄、意为盟友，并最终得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相助，这才得以击败德奥联盟。但是，就在一战期间，陆权复兴的影响已展示出来，英国对欧洲大陆均势的维持、塑造能力业已遭到质疑。日本趁机在远东全面扩张，日渐扮演起英国远东殖民体系掘墓人的角色。沙俄则变身苏联，摆出与整个西方世界对抗的姿态。德国虽沦为战败国，但国力和民众素质不变，复仇情绪日强，其再度挑战英国霸权，显然只是时间问题。大洋彼岸的美国，虽然和英国同用一种语言，却一直标举反英、反殖民的旗帜。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陆海军仍在以英国为假想敌制定战争预案。世人受日后的美英特殊关系影响，往往认两国之结盟为必然，实则其间隐藏着复杂的明争暗斗和不同寻常的外交努力。
面对德、日、俄、美四强的纷起挑战。英国却只有“一个半”的盟友，一个是可靠但力量持续衰弱的法国，半个是力量更弱却更不可靠的意大利。法国可靠，是因为法国更需要依靠英国去对抗宿敌德国。意大利算半个，是因为它既准备与英国为友，又准备与英国为敌。为友为敌，全看收益。
在这个环境中，“日不落帝国”资产遍全球的优势一转而成为最大劣势：德国的再崛起直接威胁到帝国本土；日本的背弃开始压迫帝国的心脏（印度洋）；苏、美则徘徊在帝国的边缘之海太平洋周围，蓄势待发。此时的大英帝国真可谓危机暗伏、强敌环伺，万里烽烟、一片告警，应对稍有不慎，内则树倒猢狲散，外则墙危众人推。
这就是张伯伦面对希特勒崛起时的基本背景。作为这样一个没落帝国的掌舵人，张伯伦也唯有探囊底之智、奋日暮之行，勉为其难，力求破局。这就决定了他的对德政策远非第一派人想象的那样无能，也远非第二派人涂抹的那样高尚。其失败所隐藏的殷鉴，也远非我们以往想象的那样简单。
“绥靖”的战略真相
在大英帝国的外交词典中，所谓大国外交，其实就是大国通过共治小国而不断进行的势力范围再分配。熟读这部词典的帝国精英们相信，国际社会是一个大丛林，有它独特的食物链。如果认不清丛林的食物链，就会自陷死地。老虎不会永远靠吃狼生存，狮子也不会靠吃老虎生存。强者之间要学会“斗而不破”，靠不断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来进行利益平衡。而每一次划分，都是对兔子、牛、羊的归属进行复杂的再分配。
当然，国际社会毕竟不是动物世界。在动物世界中，兔子、牛、羊永远是兔子、牛、羊。但国际社会中的兔子、牛、羊却可以升级、变异，在风云际会中成为狮子、虎、狼。所以，管理、驯化、引导小国是大国的天命责任。高明的大国总是善于维护食物链，懂得用“适可而止”的“止”去撬动“得寸进尺”的“进”，从而在分区管理中实现国际政治的等级秩序。真要到狮子靠吃老虎生存的境地，狮子也活不了几天。强者互残，必然让别有用心的弱者得利。一战就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胜利者都明白了，失败者还会不明白吗？
一战结束后，由于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奥斯曼土耳其三大帝国的瓦解，在东欧涌现出大批新兴小国，等于是提供了新的兔子、牛、羊。与此同时，英、法、荷、西等老牌殖民大国的风雨飘摇，又在海外提供了更多潜在的兔子、牛、羊。
一边是老霸主的持续衰落，一边是德、俄的再崛起，外加日本的背信和美国的态度暧昧，新的国际冲突在所难免。只不过，这冲突是围绕瓜分英国资产展开，还是围绕分割其他国家的资产展开，对此的答案最终将形成截然不同的历史走势与得失不同的风险分摊。
张伯伦内阁要做的就是竭力置身事外，引导新兴强国去互相碰撞。
1931年，日本在远东狮子大开口，侵占中国东三省。在接下来的数年内，日本由热河至平津，由长城线至华北五省，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对远东格局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对此，英国一再采取消极姿态，尽量让美苏去平衡日本。原因就在于，欧洲的德国问题宛如一个暂时休眠的大火山，随时可能把欧洲再烧得面目全非。英帝国虽然资产遍全球，但在危急关头，注定首先要保卫最核心的部分。所以，只要德国的立场不挑明，英国就不会贸然出头。只要德国问题不解决，英国同样不急着参与太平洋问题。
随着希特勒的上台，德国的立场开始明确。
希特勒巧妙地利用了弥漫全球的极端和平主义思潮。他对内充分煽动民众的复仇情绪，塑造好战的民意；对外又高摇橄榄枝，专用和平攻势瓦解敌对阵营的抵抗力量。结束一战的《凡尔赛和约》《凡尔赛和约》全称《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凡尔赛宫签署，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由于允许民族自治，于是在东欧一夜之间冒出一大堆新生国家。但是，德意志民族却被分割在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多个国家内，形成棘手的难题。从现实主义外交的立场上讲，这个安排很正常，不拆分德语民族，难道还让战败的德国实现扩张不成？可是，一战后的极端理想主义思潮引发了一种完全不切实际的同情，一窝蜂地替德国鸣不平，认为德意志人遭到了不公正对待。希特勒推波助澜，取得了巨大的宣传胜利。以至于英国内部舆情普遍同情德国，认为德国人只不过是要拿回德国被《凡尔赛和约》剥夺的正当权利。各自治领更是一副袖手旁观、只顾自己的态度。当苏台德地区危机一触即发之际，南非总理赫佐格（James B.Herzog）公开宣布，如果英国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卷入对德战争，他不能担保他的国家会给予支持。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对于再来一场欧洲大战，同样不感兴趣。后两个国家更担心的是迫在眉睫的日本威胁，为此，它们不惜向美国靠拢。
内外交困之下，张伯伦内阁嗅到了新一轮欧洲大战的气息。此时，留给该内阁的选择只有两个：或力争避免新一轮大战，或力争赢得新一轮大战。而这两个选择恰恰针锋相对，互相排斥，处理不好就会满盘皆输。
后人当然可以根据结果假定，二战不可避免，只有尽早备战，才能尽量降低损失。但是，事后设定的最佳方案，恰恰是当年现实环境中最不具备可行性的选择。当事人中就算有一两位战略家看清了这个结果，也很难让大众接受这个判断。而这一两位看清现实的战略家一旦站在大英帝国的立场上，就会发现，在前述衰落大潮下，由于敌手太多，英国无论和哪一方先陷入冲突，都会给其他国家提供背后捅刀、后院翻墙的机会。只有竭力让别人先卷入冲突，英国人才能充分保持最大的战略主动权，以抄别人后路换来后院的安定。
1938年3月21日，德奥合并在即，英法均已意识到下一个目标将是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天，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将一份关于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评估报告送到了外交政策委员会，以供相关人员传阅参考。这份报告的结论引发了轰动，以至于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在第二天的内阁会议上郑重将之宣读：我们断定，无论海上、陆上或空中，我们和我们盟国所能施加的压力，既无法阻止德国侵略和蚕食波希米亚，也无法防止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不遭决定性的失败。因此我们必将为恢复捷克斯洛伐克已失去的领土完整而进行一场反德战争，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打败德国，只有经过长期战争。我们认为，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如果发生这样一场战争，意大利和日本大有可能趁机向各自的目标推进，结果，我们必须面对的，不仅是一场有限的欧洲战争，而是一场世界大战。这个结论毫无疑问是正确的。问题是，大众普遍厌战，帝国又处在衰落期，如果英国率先锁定德国为对手，必然将选择的主动权拱手让出，令其他中等强国坐收渔利。因而，假如英国真的采取了这份报告开出的药方，无疑等于变相践行了俾斯麦的名言：“因为害怕死亡而选择自杀。”
而不愿意再打一次世界大战的人，绝不仅仅是处江湖之远的人们。会议记录显示，“外交大臣提出并得到首相支持的政策，在当时情况下是最可行的政策，这一观点随着讨论为多数人所同意，而且赞同的人数越来越多”（基思·米德尔马斯《绥靖战略》）。
无独有偶，就在一周前，海峡的另一边，法国国防委员会也进行了一次听证会，甘末林（Maurice Gustave Gamelin）将军就苏台德地区问题进行了汇报，结论是法国陆军远未做好战争准备，援助捷克斯洛伐克抗击德国的成功概率极低。
希特勒的狡猾就在于，他见缝插针，充分利用了一战后英法内部的厌战情绪和理想主义思潮，把德国打扮成国际社会的弃儿，《凡尔赛和约》的受害人。进而树起德语族裔大一统的旗帜，以实现不流血征服。假如英法过早备战，只能强化希特勒的道德优势，更进一步增强英法内部的裂痕。
张伯伦夹在好战、狡黠的希特勒与厌战、单纯的大众之间，拉着一个虚弱不堪、同样视大战为畏途的盟友法兰西，竭力寻找外交政策的平衡点。其难度超乎后人想象。他最终的选择是摆出“顺应”民意、舆情的姿态，默认乃至协助希特勒拿回“应得”之物，从而将德国的扩张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方向上。
这个策略如果成功，就将规避新一轮的大战。但如失败，则等于以粮资敌，自掘坟墓。如果说，该政策的目标在于“一定范围内”，其保险措施就在于“一定方向上”。
任何政策都有其风险，最高明的战略，总是在阳谋中暗藏阴谋，预留下随时转向（乃至转向反面）的弹性和暗中保险的措施。张伯伦内阁推行的绥靖政策，同样要作如是观。
1936年10月，德意秘密签订《德意议定书》，形成“柏林—罗马轴心”联盟。11月，德日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一年后，意大利也加入这一协定，德、意、日三国轴心正式形成。
对于这个三国阵营的出现，英国政府可谓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这个阵营至少按其纲领是针对苏联的，这两个阵营的对抗，显然对英国有利。但是，国际政治有其现实一面，理想、纲领、原则往往只是挡箭牌、遮羞布、迷魂汤。三国轴心可以对抗苏联，但也随时可以转向对付其他国家。
张伯伦要做的就是做实这两个阵营的对抗，让德国的扩张方向不断偏向东欧，从而使之加速与苏联形成面对面的地缘碰撞（苏联宣传机构将之形容为“祸水东引”，可谓形象至极）。大英帝国则作为平衡砝码，坐观德国在法、苏之间重演两线作战的困局。所以，英国绝不能在苏联参战前先陷入战火之中。正如张伯伦在一封信函中指出的那样：“俄国人偷偷地、狡猾地在幕后操纵，想使我们卷入对德战争（我们的特工机构没有把全部时间都花费在隔窗眺望）。”
在远东地区，张伯伦内阁奉行的同样是此种策略，只要日本还没有直接对大英帝国图穷匕见，英国应竭力克制，争取让美日、苏日矛盾先激化。为什么英国在一战后忽然斥巨资实现新加坡的要塞化？表面上是防御日本南下，实则暗藏立足马六甲海峡闭关自守之意。至于海峡以东的事务，就让中、苏、美、日四国去纠缠吧。
从这个角度讲，英国的“祸水东引策略”是囊括整个欧亚大陆的。
东方战线的崩解
正是有了前述巧妙的大战略设计，张伯伦自信已经让大英帝国立于不败之地，却忽视了这战略的基石从不稳固。
将苏联作为制衡德国的砝码是正确的，用德苏冲突来替大英帝国解套也是高明的。但问题在于，苏联也好，德国也罢，都不会完全按照英国的需求亦步亦趋。
“绥靖政策”在慕尼黑会议中达到顶峰。张伯伦刻意将美苏两国排斥在和会之外，从而形成了一种英国主导下的四强（英法德意）协商机制。墨索里尼获得了荣誉，希特勒得到了实利。张伯伦满足于希特勒“在欧洲不会再提出领土要求”的表态，认为自己业已赢得“我们时代的和平”。法国虽然将信将疑，却仍希望希特勒能言而有信。
然而，事态迅速急转直下。希特勒不顾自己划下的红线，公然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彻底破坏了之前十余年德国外交、宣传系统苦心经营的和平复兴形象。当希特勒接着又将手伸向波兰时，英法内部的民意、舆情终于发生了逆转。强烈的反德、反纳粹、反希特勒情绪，如火山爆发般震撼着英伦三岛。
在这民意岩浆的猛烈冲击下，张伯伦内阁急于在民众面前改善形象，从1939年3月到4月，竟相继对波兰、罗马尼亚、希腊的安全做出公开保证，而这三个国家也相继接受了英国的保证。其中，波兰和罗马尼亚是德国、苏联的共同目标，希腊则是墨索里尼的目标。张伯伦对这三个国家的安全进行公开担保，等于同时开罪德、苏、意三国，尤其将起到助推苏德合作的客观作用。
张伯伦当然也在考虑与苏联合作的问题，却发现事到临头，手中可用的牌非常有限。
波兰的难题在于它的位置。这个倔强的弱国夹在苏德之间，注定难以两全。英法要大力援助波兰，必然要假手苏联。就像法国外长博内（Georges Bonnet）7月19日意识到的那样，如果终止与苏联的合作谈判，就会破坏“我们在欧洲的整个安全机制”，并损害“我们对波兰和罗马尼亚援助承诺的有效性”（斯维亚托斯拉夫·雷巴斯、叶卡捷琳娜·雷巴斯《斯大林传：命运与战略》）。可是，如果联苏制德，又必然导致苏联顺势控制波兰。于是，等待张伯伦的选择非常残酷：或者牺牲波兰给希特勒，推德国东进；或者牺牲波兰给斯大林，拉苏联西进；或者坐看苏德联手瓜分波兰；或者在无视苏联的前提下，通过英法波三角同盟夹击希特勒——在这最后一个环境下，即便苏联愿意恪守中立，波兰也注定灭亡。因为在经历了一战后，英、法对采取大规模陆地攻势充满了畏惧。当英法联军躲在马其诺防线后作壁上观时，无险可守的波兰注定被消灭。除非英法能拖垮德国，帮助波兰复国。但那必然是一场代价惨重的战争。到时候，谁会保证苏联不会顺势西进，做刺虎的卞庄？
于是，英法的谈判代表只能希望联苏制德的合作基础能建立在苏联公开保证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安全之上。这就等于是既要借助苏联的力量对付希特勒，又预先剥夺苏联的胜利果实。只有高度具备利他主义情怀的国家才会接受这样的联盟。而苏联从来不是这样的国家。它的外交继承自老沙俄帝国，有着浓烈的强权政治基因。
4月13日，英法公开宣布向希腊和罗马尼亚提供安全保证。一个月后，斯大林就罢免了他那个长年鼓吹建立反法斯西统一战线的犹太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M.M.李维诺夫（1876—1951年），苏联外交家，为推动美苏和解，推动集体安全，遏制希特勒作出重要贡献。。取而代之的是斯大林的心腹莫洛托夫V.M.莫洛托夫（1890—1986年），苏联国务活动家、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
“李维诺夫的去职，画下了一个时代的句号。”丘吉尔以其飞扬的文采写下历史的判语。
正是因为看到了危险，丘吉尔这个下院的吵架高手，大英帝国的头号即席演讲大师，在下院大声疾呼：恐怕没有人会愿意听到，在一个最严重的时刻，经过许多星期的谈判之后，在俄国苏维埃政府和英王陛下政府之间，目前却仍是一个彻底的僵局。……我请求英王陛下政府从这些严酷的真理中汲取一部分，牢记在头脑中。没有任何有效的东方防线，就不可能令人满意地保卫我们在西方的利益，而离开俄国就不可能有有效的东方防线。如果英王陛下政府已经长时期地忽略了我们的防务，已经抛弃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它在军事力量方面意味着的一切，已经使我们承担了保卫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义务，而未检查在技术方面的困难，现在又排斥并摒弃了必不可少的俄国的援助，从而以最糟糕的方式引导我们陷入一场最糟糕的战争，那么，这个政府就是辜负了同胞们所寄予的信任，我还要加一句，就是辜负了同胞们对它的宽大。丘吉尔的潜台词就是，事急行权，现在占据外交工作第一位的事情绝非保卫波兰，而是联合苏联。只有英法与苏联组成反德统一战线，才有可能进一步利用希特勒仇恨斯拉夫人和共产主义的心态，推德国东进。假如这新一轮东方战争也像一战那样，打成两败俱伤，英法两国自然是获益良多。波兰就算灭亡于一时，也不难复国于日后。又或者，就算波兰不能复国，若能就此剪除法西斯德国与社会主义苏联两大劲敌，对于英国人而言，也算得上大获全胜。
这个道理张伯伦何尝不懂！奈何民意风潮已成，以张伯伦重视内部稳定之风格，焉敢如此行事？不能事急行权，就只能尽量拖延，以期待事情会有转机。但斯大林与希特勒都已不愿拖延。
进入8月后，不祥的征兆越来越多，苏德秘密接近的情报也越来越多。8月20日，希特勒直接致电斯大林，要求加速苏德谈判进程。第二天，斯大林接到电报后，立即回电同意。
这封回电令第三帝国高层欢呼雀跃。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立即召开新闻记者发布会，将之向全世界公布。会场立时乱作一团，“引起的轰动之大实难想象”。恰在此时，会场之外传来了教堂的钟声，一名英国记者扼腕一声长叹：“这是不列颠帝国的丧钟！”
苏德联盟！大英帝国作为最后保险栓的东方战线随之灰飞烟灭，反而为纳粹德国加持了一个巨大的资源后方。
今天回头看去，张伯伦的悲剧就在于，目标与能力之间的鸿沟过大，一味用外交谋略填补，实在是力有不逮。除非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是外交庸人，否则，此种努力很难成功。而民意的失控则加速了这一败局的到来。初则过于谨慎，坐失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终则过于冒进，因担保波、罗、希三国而自我孤立。胜负逆转之关键，与其说是张伯伦高估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善意，不如说是他低估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智力。
在苏德联盟的保障下，希特勒火力全开，先是在28天内消灭了波兰，接着又将死神的镰刀挥向北欧和西欧。大英帝国的国运随之进入一个残酷的寒冬。
丘吉尔临危受命
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的军队对西线展开全面进攻。同样是在这一天，大英帝国内阁送走了张伯伦，迎来了一位新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正如日后任丘吉尔秘书的约翰·科尔维尔指出的那样，此时的丘吉尔“年过六十五岁，已有资格领取养老金了。他充沛的精力和雄辩的口才依然不减当年，但是他的许多同胞，不管其政见如何，都认为他声名狼藉，而不是大名鼎鼎，对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好感大于对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好感”。总而言之，“在他就任首相之前的四十年中，有许多人是支持他的，然而反对他的人更多”。但是，在此后的“二十五年余生中”，“他却誉满全球，并得到世人的尊重和爱戴”（约翰·科尔维尔《丘吉尔及其密友》）。以至于今天的世人，已很少有人记住作为畅销书作家、艺术家、砌砖爱好者的丘吉尔，而是记住了作为大政治家、大战略家的丘吉尔。
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巨大的逆转，留下这样一段大器晚成的传奇，端在于丘吉尔在恰当的时间遇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机遇。
如将丘吉尔与张伯伦做一个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张伯伦处处高谈理想、原则，实则却是一个务实主义者。所以他才会对民意舆情高度敏感，处处竭力维持内部团结，同时以有限的资源去维护江河日下的帝国。
丘吉尔则截然不同。在他的世界里，凡人皆碌碌于当下的尘埃之中，英雄却乘风于历史的长河之上。他在外交领域虽然同样务实，但在国内政治中却有着十足的堂·吉诃德气质。他向来是只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成败利钝则非其所论。对于女性主义、反精英论、虚无主义，丘吉尔更是嗤之以鼻、不假颜色，因此不为大众所喜。他文从古风，好起高论，言必忧患，论必备战，难免逆时代之潮流，为舆情之公敌。所以，他从来不是一个善于在和平年代说服大众的政客，但却是一匹识途老马，一位可以在危亡关头临危受命、力挽狂澜的政治家。和平的氛围越浓厚，丘吉尔这种人就越容易被大众疏远。但是随着战争的步伐临近，要求丘吉尔重返内阁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呼声中，丘吉尔一步步走向权力的核心地带。
1939年9月1日，德军对波兰大开杀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也就此揭开。战争爆发数小时后，张伯伦召见丘吉尔，邀请他加入战时内阁。就这样，丘吉尔成为了海军大臣。1940年5月，因为波兰的灭亡，更因为英法联军在北欧的连续受挫，下院议员对张伯伦政府提出不信任动议案。
说来讽刺，英国人在北欧作战正是丘吉尔重返海军部后的第一个大手笔行动。和英法阵营内的几乎所有军政要员一样，丘吉尔也相信“马其诺防线+英法联军=西线僵局”。既然正面僵持，就要在侧翼出奇制胜。故而，他主张发挥盟军的海权优势，抢先夺占当时还是中立国的挪威，掐断德国的铁矿石输入线，并封堵住德国海军进出北海的航道。但是因为英法联军效率低下，高层犹豫不决，希特勒抢得先机。当年的局中人步步落后，历史学家因此可以把破坏中立的恶名留给第三帝国。德军虽然没有海军优势，却依靠空中优势长途奔袭，打得盟军手忙脚乱。如果真追究起这次失败的责任来，丘吉尔和英国海军部难逃轻敌之责。
但是，舆论和政争的矛头都集中于张伯伦，反而漏掉了直接责任人丘吉尔。在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生命时日无多的情况下，张伯伦壮士断腕，一肩担下所有战略失误、战术失败的责任，为旧政策、旧内阁画下终止符。同时又使出最后的力气托起帝国的最后守卫者——丘吉尔。
1940年5月8日，张伯伦向国王提出辞呈，并建议由丘吉尔组阁。10日下午6时，英王召见丘吉尔令其组阁。
大英帝国在最困难的时刻，有张伯伦舍命以清赌债，有丘吉尔一身轻松地再开新局，这种薪尽火传、相濡以沫，不互相推诿、内讧掣肘，正是大英帝国以多党政治称雄世界数百年的核心精气神。
张伯伦不仅帮丘吉尔清偿了赌资，还给他留下了新的筹码，这就是“超级机密”。靠着这个特殊项目，英国情报局即将全面掌控德国的密码体系。但是，该项目的负责人孟席斯却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最终，张伯伦力排众议，保住了孟席斯和他的项目。随后的历史将证明，这是丘吉尔手中的一件最锋利的暗器（安东尼·布朗《兵不厌诈》）。
这个时候的丘吉尔，真可以说是临危受命。他出任首相仅仅七周，法、荷、比、卢四国已悉数战败，只剩下英国一支孤军，独自面对如日中天的第三帝国。而这支孤军的状况实在是惨不忍睹。在外围，它已经是孤立无援（虽然美国总统罗斯福已决意变美国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但毕竟远水不解近渴）。在内部，敦刻尔克大撤退后，英国远征军装备损失殆尽，全英格兰只能保持一个师的完整武装，因为机械化运输装备奇缺，该师师长蒙哥马利为了保障机动战能力，被迫强征当地的公交车充军。因为此举过于扰民，引发强烈的舆情弹劾，直到丘吉尔亲自出面支持，才保住了这个师的机动性。
而在海峡的另一边，第三帝国可谓兵强马壮，大有投鞭断流之势。尤其在法、荷、比、卢四国全部战败后，德国彻底控制了欧陆大西洋沿岸地区，对英国本土安全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德国人更将中西欧的工业区连成一片，加以利用，其生产潜力巨大，绝非经生腐儒所能想象。1940年6月23日，作为胜利者的希特勒带着一帮亲随畅游巴黎，于埃菲尔铁塔下留影为念。观其相，可谓顾盼自雄，踌躇满志。此时根本不要征服大英帝国，只要迫其握手言和，则全球风云，尽在德国人掌控之中。
希特勒迫不及待地发表了一个和平呼吁，给予英国极大的尊重，开出极其优厚的和平条件（与其对法国的苛刻成强烈对比），大有雅利安—盎格鲁共治天下之雅量。
1940年7月19日，希特勒公开呼吁：“现在，我觉得在良心上有责任再一次向英国和其他国家呼吁，应该拿出理性和常识来。我认为我是有资格作这种呼吁的，因为我不是祈求恩惠的被征服者，而是以理智的名义说话的胜利者。我看不出有继续打下去的任何理由。”（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
说来耐人深思，早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就表达了一种强烈的亲英情绪。取得政权后，希特勒又多次在公私场合表达其对大英帝国的敬意，认为西方世界的振兴，在于海上强权英国与陆上强权德国的联盟。希特勒身边的亲随更是不止一次听到元首私下用“她”来称呼英国。这也是张伯伦对德政策的一个重要判断前提。虽说张伯伦并不真想和希特勒联盟，共治天下，却很希望能利用此种心态，逐渐将德国变成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平衡器，从而在法、俄之间维持一种对英国有利的均势。在1940年夏季盟军的大惨败之后，希特勒居然仍不忘初衷，旧案重提，一时不免在英国内部引发强烈的议和热潮。
孤军的抉择
当时英国国内绝大多数主和者，都是被希特勒的赫赫武功吓破了胆。他们先认定抗德不过是重蹈法国覆亡的旧路，接着再感恩戴德于希特勒的宽容大度，希望能顺梯下楼，接受希特勒的呼吁。如果真等到本土沦陷再谋和局，则结果必不如当下之有利。
对这一类人，丘吉尔嗤之以鼻。
国际政治中最不值钱的就是意图，因为改变意图太容易。就算希特勒发自内心地敬仰大英帝国，爱慕盎格鲁—撒克逊“远亲”，但谁也不能担保他的继承人个个都如此。再说了，就算是希特勒在拉上英国表亲的同时，还没忘了解放他那个莫名其妙的印度“堂弟”。按照纳粹宣传机构的说法，日耳曼人和印度人祖出同源，是上古时代人与神在世界屋脊上结合的产物！对这种说法，大英帝国丝毫不感兴趣，也不准备设置研究基金。但大英帝国深知，没有了印度，英国还是大英帝国吗？现在抗德，英国仍有诸多借力。真等到德国宰制全球时再抗德，怕就只能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至于说到赫赫武功，丘吉尔就更不以为然了。
回顾大英帝国的历史，不难发现，像目前这种局面尚称不上最糟糕。比之当年之无敌舰队来袭、拿破仑横扫欧陆，至多是危机重演。何况希特勒的背后，也正如当年的拿破仑，都潜伏着一只巨大而敌友不明的“北极熊”。而今日大英帝国的身后，却即将多出一个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且英德之间，尚有一道作为天然屏障的英吉利海峡，这一海峡一向被大英帝国当成天然的护城壕，退可划水而治，进可开关击敌。陆上狮虎，其奈我何！
若仅仅因为法国战败，就急不可耐地接受希特勒恩赐的和平，则大英帝国将沦为德国的一个地区副官。如果大英帝国本来就是副官，则在彼处为副官还是在此处为副官，本无可无不可。若本来连副官也不是，则可能要因此而对希特勒感激涕零了。但大英帝国本是霸主，铁甲成行，封疆万里，廉颇未老，周郎犹在，反要屈尊以事新主，这才是辱没了列祖列宗。正所谓“吾辈皆可降曹，独将军不可也”。何止丘翁不为，问之大英帝国皇皇宗庙中历代贤达，皆不为也！丘吉尔又一向自诩伟大统帅马尔伯勒马尔伯勒公爵，指第一代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 1st Duke of Marlborough， 1650—1722年），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之一。之后，有决胜疆场之志，自然是要振臂一呼，背城借一。
相比之下，还有少部分主和者，如哈利法克斯，虽同样不认为德国真能在短期内占领英伦三岛，但在经过了深思熟虑后，仍认为有必要与德国媾和。原因即在于，此派人士认为，如坚持抵抗，必然形成英国孤军作战的不利局面，等于是为他人做嫁衣。另外，波兰的战败，虽说是同盟阵营的一大损失，却因此让德苏两强成为邻国，爆发冲突的可能大大提升。如能利用希特勒的亲英心态，谋得短暂的和局，则大有利于国际形势的转圜。法国的沦陷和英国的妥协，可让希特勒无后顾之忧，全力东进。这就等于仍回到“祸水东引”的老路。
不要忘记，当年拿破仑战争前后经历了多次反法同盟，之后才最终取得胜利。在当前这种困窘的局面下，哪怕只是用和谈拖延时间，对英国也是弥足珍贵的。
对于这一类声音，丘吉尔则认为其算路一间未达。
邻近大国间的地缘关系无外乎四种：面对面、面朝背、背靠背、肩并肩。
面对面者，即扩张方向相对，猎物处于两者之间，如猎物过强，尚可结盟于一时；猎物一旦消失，两者早晚必起冲突。
面朝背者，扩张方向相同，但一国在前、一国在后。在前之一国，往往在收获战利品时占据重大优势。但在后之一国则占有黄雀在后的优势，可以伺机后背捅刀。此种情形下很难形成对等的联盟关系，而更多的是形成一主一从的关系，否则就会引发冲突。
背靠背者，扩张方向相离，又能互通有无，最易于形成互补性联盟。
至于肩并肩，则属于扩张方向相平行，只要能协调一致，仍可形成竞争性联盟。
故而，越是势均力敌的邻国，越是忌讳形成面对面和面朝背的战略态势。相反，要合作稳定，就要努力造成背靠背和肩并肩的格局。
德国与苏联，在东欧存在面对面的冲突隐患。但如面朝背，德国不放心；如背靠背，苏联又不甘心。德国害怕苏联做在后之黄雀，等德国与英美两败俱伤之时，突然袭击。苏联不甘心德国西进消灭英国后将实现工业化欧洲的大一统，而苏联在远东的扩张只能收获落后的农业地带。只怕不等苏联发展起来，就要先被德国兔死狗烹了。故而，苏德联盟要想稳固长久，只有开拓出第三个战略方向，形成肩并肩关系。
回顾前一阶段的历史，苏德联盟能够形成，固然有张伯伦未能充分离间苏德关系的因素，同时还有另一个重大诱因，即绥靖战略暴露了帝国的虚弱和畏战，从而让苏德看到了联手瓜分大英帝国的美好前景。只要这个前景存在，苏德就可以维持联合。如按照哈利法克斯的策略，等于继续示弱，只能引发更大范围内的瓜分行动。到时候，不仅苏德联盟，日本、意大利也会加入，从而形成四强肩并肩南下，全面瓜分大英帝国的灾难性局面。
事实上，这个危机已经出现。墨索里尼磨刀霍霍，准备在希腊、埃及、苏丹全面扩张，一举变地中海为内湖，进而控制苏伊士运河—红海出海口。日本则紧急调整战略部署，一面缓和对苏关系，一面削尖脑袋挤进瓜分大英帝国的行列。
故而，此时言和就是言降，必至生不如死，最终死路一条。只有坚决主战，方能死里求生。一旦消除掉瓜分大英帝国的愿景，苏德都将被迫改变扩张方向，东欧将成为点燃苏德战争的导火索，肩并肩一旦转为面对面，两强开战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至于意大利，胃口虽大然牙口不好，不足为虑。日本虽然胃口、牙口俱佳，但西有中国苦撑待变以掣其肘，东有美国虎视眈眈以逼其腹，亦不足为虑。所可虑者，唯苏、德两陆强尓。只要能促成苏德开战，则大局逆转，指顾间事。全球格局，又开一大新局面也。
所以，丘吉尔坚决反对议和，力主抗战到底，苦撑待变。他要变英吉利海峡为一道坚强而充满弹性的防线，将德国的战争机器弹回东线。
同时，他还要用孤军奋战来挽回绥靖政策在国际上造成的负面影响，重塑大英帝国的道德形象。正如他日后在下院的发言所示：两年或三年，时间并不算长，即使在我们短暂不定的生涯中也不算长。而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中，就更不算一回事了；当我们在从事世界上最美好的事业，有幸成了整个欧洲自由的唯一捍卫者时，我们切不可因艰苦奋斗度过这些岁月而有所抱怨或厌倦。……通向胜利的道路或许不像我们所估计的那样长。但是我们没有权利去指靠这一点。这条道路，长也罢，短也罢，崎岖也罢，平坦也罢，我们一定要走到底。所以，丘吉尔不仅拒绝议和，反而号召帝国子民皆持干戈以卫社稷，地不分南北，人不论男女，宁鸣而为自由之鬼，不默而做奴役之人。希特勒在哪里，大英帝国的铁拳就打到哪里。要在天空打，在海洋打，在陆地打，在滩头打，在山丘森林、寻常巷陌打！总之就是不与希特勒相逢一笑泯恩仇，反而要锱铢必较、转守为攻。
有情有理，有谋有略，有胆有识，有为有不为。帝国之内，各党派、各阶层、各地区，乃至各自治领、各附属国、各殖民地，闻风向义，纷起响应，聚沙成塔，汇成巨流，也就不足为奇了。
重开新局
在希特勒看来，丘吉尔可谓神经过度紧张。因为他已经开出极其优厚的和平条款，不仅给予了这个失败者以最大的尊重，反而希望能够借机与之结盟连横。这完全是朋友之道，而非城下之盟，又何来投降之说呢？甚至在英国内部，也颇有一些人士抱怨丘吉尔以个人之英雄主义替代国家利益之理性计算，而视之为祸国殃民的战争狂人。
而丘吉尔不仅不以为自己是匹夫之勇，反觉得那些自以为接受希特勒橄榄枝的聪明绅士是庸人之仁。
面对这样一个结局，一心想与英国构建战略伙伴关系的希特勒不免心灰意冷。本来，希特勒是本着一种绝对理性，觉得大英帝国与德意志帝国一海怪、一陆兽，既难彻底征服，反有互补之效，何不联合呢？这就是西谚所说的，当你无法斩断一只手臂时，就紧紧握住它。这才有了希特勒大胜利后的大谦虚，大征服下的呼吁大和平。
岂料丘吉尔同样是棋道高超，他以绝对理性对绝对理性，以深远谋虑对深远谋虑，迫使希特勒必须在先征服英国，还是先征服苏联之间做出抉择。这就实现了化被动为主动的战略目标。
接下来爆发的英伦空战，充分证明了德国战争机器的尺有所短，更令英国的国际形象得到戏剧化的扭转。希特勒的出路只有一条：向苏联、日本、意大利、西班牙发出合纵克英的外交呼吁，以谋求组建反英大同盟。
可是，希特勒却再度犹豫不决。正如戴维·欧文（David Irving）所写的那样：温斯顿·丘吉尔1940年夏天的抵抗，打碎了希特勒的如意算盘，二十年来他一直梦想和英国结成同盟。直到战争打了很久，他还做着这种白日梦，像一个不愿承认自己害着相思病的恋人那样，徒劳无益、如痴如梦、顽固地抱着这种梦想。……在瓦尔特·赫维尔未曾发表的日记里，他记载了希特勒忧伤的悲叹：“多么奇怪，在日本的援助下，我们在摧毁白种人在远东的阵地——而英国在和那些布尔什维克一起打欧洲！”……这就是那年夏天希特勒所处的进退维谷的境地，他对于打垮英国犹犹豫豫。讽刺的是，就算希特勒大力谋求反英同盟，也未必就能成功。鉴于大英帝国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实力，日本内部的传统亲英势力，纷纷反对与德国结盟。甚至连希特勒一手扶植的小兄弟西班牙也阳奉阴违，气得希特勒大骂宁肯去拔牙，也再不和佛朗哥这种人搞外交。只有意大利信心满满，急于瓜分大英帝国，奈何其实力太弱，起不了什么作用，反而要分走不少果实。在这一团乱麻中，斯大林同样不肯轻易表态，因为他意识到，大英帝国越是难于对付，日本、西班牙越是意见有所保留，意大利越是不中用，希特勒越有求于苏联。待价而沽，顺势而行，左右都是稳赚不赔的买卖。但是，他未免忽略了希特勒的性格。希特勒的身上，有着浓厚的艺术家气质，相对于理性和精密计算，希特勒其实更依赖直觉与灵感。
1940年11月12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奉斯大林的密令，秘密来到柏林，与希特勒、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进行高峰密谈。
此行虽然高度保密，但因为英国早已破译了德国的密码，故具体时间仍被丘吉尔获知。丘吉尔深知，这是决定历史走向的会议。结局或为苏德达成瓜分大英帝国的协议，或为两者因无法达成协议而进一步加剧猜忌和冲突。
经过几番权衡之后，丘吉尔决定在13日出动强大的轰炸机部队，对柏林进行大规模的夜间轰炸，以示廉颇未老。
空袭后一个月，希特勒决定启动代号为“巴巴罗萨”的对苏作战计划。此后七个月，德苏开战。德苏开战十二个月后，丘吉尔访苏，第一次当面见到了传说中的“约瑟夫大叔”。
两位战略大师可谓既相互忌惮，又互相敬重。交谈中，斯大林特地向丘吉尔提及了那次空袭：“当莫洛托夫1940年11月前往柏林会见里宾特洛甫时，你们有所风闻，并派飞机去空袭。”
很显然，斯大林已经看清了丘吉尔的出牌路数，但他还是决定向丘吉尔当面求证。
沉默中，丘吉尔点了点头。这就等于承认了那次空袭并非一次偶然的纯战术行动，而是一次带有战略使命的精心策划之举。
面对丘吉尔的坦诚，斯大林接着娓娓讲出了故事的另一半：响警报的时候，里宾特洛甫带路，走下了许多层阶梯，到了一间装饰豪华的防空室。他进去以后，空袭就开始了。他把门关起来对莫洛托夫说：“现在在这儿，就只我们两个人了，我们为什么不划分一下（世界）呢？”莫洛托夫说：“英国的意见呢？”“英国，”里宾特洛甫说，“英国已经完了。它再也不能起大国的作用了。”莫洛托夫说：“如果完了的话，我们为什么到这个防空室来呢，是谁在这儿扔炸弹呢？”（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正因为看清了大英帝国并非一栋摇摇欲坠的大厦，所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才会不断提高与德国联合肢解大英帝国的价码。在斯大林看来，这是行情变化下的水涨船高。但是，他忽视了希特勒的心理。希特勒已经受够了难缠的丘吉尔，现在又发现斯大林同样难以对付。这种两面夹攻，一刚一柔，终于让这位以艺术家自命的帝国元首失去了“不动如山”的定力。不愿先与大英帝国决战的希特勒，转而决定先向苏联进攻！以一场其疾如风、侵掠如火的强袭，把东方巨人打回石器时代，再回过头来解决英国问题。这就陷入了一种奇怪的逻辑思维之中——他本是因为英国的不易对付而决定联苏，现在又因为苏联的不易联合，而反过来自欺欺人地认为，英国之所以不易对付全在于有苏联存在。打垮苏联，就是彻底消除了英国的幻想。他显然忘了，在大西洋彼岸还有一个蓄势待发的美国。苏德开战不仅有助于英国摆脱困境，更将让美国坐享全球战略主动权。
想当初，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思维逻辑，让希特勒把德国一路带到1940年的夏季胜利。但现在，同样是这种思维，又将德国带入毁灭的深渊。说穿了，苏德两国的大战略其实都没有什么制度性保障，而过于依赖一两个战略天才的师心自用。这就使得心理战非常容易奏效，战胜一个人，等于战胜一个国家。丘吉尔精熟史书、深通人性，对付这种对手，真可以说是游刃有余。
震荡全局的误算
1941年12月7日，也就是德军在莫斯科城下遭遇第一次陆上大规模会战惨败的前夜，日本偷袭珍珠港。事变四天后，一贯藐视美国、痛恨金融资本集团的希特勒主动对美宣战。全球大国对抗格局终于彻底改写，形成了美、苏、英对垒德、意、日的战略态势。大英帝国也终于度过最艰难的岁月，开始在大同盟阵营中与美苏并肩作战，共御强敌。
然而，胜利之路并不平坦。
一个误算，使得英国之前辛苦积累的战略资源，损失大半。这个误算，就是大英帝国的远东战略布局。
如前文所述，这个布局本身非常高明，而且是早在张伯伦内阁之前就已经付诸行动了。其实质在于，通过对新加坡的强化，从而将远东冲突限制在马六甲海峡以东。如果这个构想实现，英国就等于处在一个独善其身的位置上，让美中去承担抗日主力的责任，英国则休养生息，等待德国屈服后，再挥师东进，收复失地。
可惜，这个高明的战略却被安上了一对战术泥足。
1940年11月11日夜，英国皇家空军出动一艘航空母舰，成功奇袭了意大利的塔兰托军港，重创意海军。这一事件被后人看作是珍珠港偷袭的袖珍版预演。实际上，当年英日海军的战术差异极大。英国海军并未从塔兰托之战中深刻认识到航空兵器对海战的影响，仍认为航空部队只能偷袭军港内的舰队，而无法有效对付大洋上自由机动的舰队。日本则早已娴熟掌握了调动大规模空中力量打击海上目标的技能。
同时，英军对日本陆军在热带地区复杂地形上的战术创新能力也认识不足，想当然地认为日军既然主力无法南下，又面对复杂地形和固若金汤的新加坡要塞，肯定难以取得太大成果。受此影响，新加坡要塞过于注重对海防御，却在防空方面乏善可陈，更完全没有料到日本能够快速穿越马来半岛，从内陆方向前来进攻。
丘吉尔在开战前夕逐渐意识到新加坡要塞的缺陷，为了加强既定战略方针，他决定加派一支精锐舰队前往远东，以实现拒敌于海峡以东的构想。可是，这支舰队是典型的“大炮巨舰”思想的产物，严重忽视了空中力量对海战的革命性影响。其核心是两艘精锐战列舰——反击号与威尔士亲王号，而不是航空母舰。整个舰队的编制、战法、条令都已经远远滞后于其日本同行。随行的航母只有一艘不屈号，最后还因为事故而中途退出。
12月10日上午10时15分，日本陆军航空兵的侦察机在南中国海咬住了这支舰队。激战随之展开。11时13分，日军开始发动空袭； 12时20分，攻击机群大部到位。12时33分“反击”号沉没，513名官兵阵亡。下午1时18分，“威尔士亲王”号沉没，327名官兵阵亡。日军参战的75架陆上攻击机中，只有3架被击落，1架由于受重创而迫降，2架返航时坠海失踪，阵亡官兵仅18名。
第二天，日本军机重新飞回战场上空，将满怀胜利者优越感的一个花环扔落海面。这个花环，不仅敲响了英国海军的警钟，更敲响了整个英国远东战略的丧钟。
丘吉尔的战略神经何其敏锐，当他听到这两艘巨舰沉没的消息后，立即意识到沉没的绝非两艘战列舰，他说：“在整个大战过程中，我从未受过比这更直接的冲击。”海战失利的同时，陆上战场同样噩耗频传。日军确实大部分兵力被中、苏所牵制，正如保罗·肯尼迪指出的那样：“在‘巴巴罗萨’行动中，希特勒投入了轴心国四分之三的兵力。但是，日本皇军大本营投入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兵力仅是其总兵力的四分之一。”（保罗·肯尼迪《缔造胜利的工程师——解决问题、逆转战局》）可即便如此，有限的日本南洋远征军，仍在短短五个月内，以风卷残云之势横扫东南亚。日军不仅鲸吞了马六甲海峡以东的大片欧洲殖民地，更将战刀深入海峡以西。反击号、威尔士亲王号的沉没，香港、新加坡、缅甸的易手，使得大英帝国在远东的统治土崩瓦解。一度，英国的陆上力量被迫退守印度，海上力量则远遁非洲东海岸。在这种态势下，日本不仅带来了作为宣传品的大东亚共荣圈，更带来了货真价实的“白种殖民者不可畏”的现身说法。
这个事实，直接动摇了大英帝国的统治根基，加速了殖民地、自治领的离心趋势。由此可见，英国远东战略的瓦解，影响是何其巨大。而这战略之所以瓦解，又是因为军事学说的滞后而造成战略全局的被动。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大战略与军事行动的密切互动。这种互动的失调，加剧了大英帝国内部的离心趋势，极大地削弱了英国塑造终战态势和战后格局的能力。风雨飘摇之中，丘吉尔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艰难局面。
“第二战场”明争暗斗
1942年，没有人否认轴心国阵营的威胁，更没有人否认希特勒是全球头号的公共威胁。但是，大国要跳过战场看战后。就像军事思想家李德·哈特（B.H. Liddell Hart）说的那样，大战略关注的目标是战后之和平，而非战场之胜利。对一国而言，只要战后之和平胜于战前，无论多大的军事失败都可接受。反之，再大的军事胜利也不能掩盖大战略失败的致命伤害。“假使你只是专心集中全力去追求胜利，而不想到它的后果，那么你就会过分地精疲力竭，而得不到和平的实惠。这样的和平一定是一个不好的和平，蕴含着另一次新战争的细菌。这种教训在历史上可说不胜枚举。”（李德·哈特《战略论：间接路线》）
对1942年后的英帝国而言，军事胜利的意义已经不大，要由军事胜利进而谋得政治胜利，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胜利。尤其在远东意外遭遇重大挫折的情况下，如何尽量在西方战场谋求补偿，就成了一个战略难题。
丘吉尔内阁深知大英帝国内部的脆弱性，但又深知苏美联盟的威力。故而，英国在远东和欧洲都奉行避战策略，尽量推卸责任给盟友，同时尽量保留自己的实力以塑造对自己最有利的战后格局。
在远东，虽然缅甸战场大有可为，中国也派出了远征军，但英国仍奉行快速撤退原则，一口气退到英帕尔山脉以西，闭关自保。坐看中、美、日、苏四方明争暗斗。丘吉尔和帝国外交部的智多星们，既要利用中国牵制日本，又时刻防范“中国式帝国主义”（Chinese Imperialism）的复兴。蒋介石不明利害，偏偏在敏感时期跑到印度去见尼赫鲁与甘地。他的想法和他的说法一样，是要在这困难时期调和英国与印度独立运动领袖之间的矛盾，从而更好地一致对抗法西斯阵营，同时开创外交新思维，化解矛盾，八方交友，帮助弱小民族自强，促进世界和谐。这是典型的一厢情愿。在英国看来，其言不足信，其行足以警。结果，在英国最需要中国，也是中国最困难的时候，英国没有援助中国，反而坚决反对美国要在印度训练十万中国新军的计划，还售给“藏独”势力十万两藏银的军火，目的是制造一个筹码，以等待战后对冲蒋介石插手印度、缅甸事务！可怜蒋介石从来不想吃羊肉，却被当成了偷羊贼！这就是帝国的思维。你可以不搞这套，却不能不懂。如不懂，轻则当冤大头，重则为冤死鬼。这就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在欧洲，丘吉尔尽量拖延在法国西海岸大举登陆，开辟欧陆第二战场的反攻日期，从而让苏德尽量互相消耗。同时，他还要借用美国的力量去推行他的“侧翼战略”。
所谓“侧翼战略”，是相对于法国西海岸登陆的“正面战略”而言的。丘吉尔认为，直接在法国西部登陆，必然要和严阵以待的德军硬碰硬，死伤惨重不难想象。高明的战略家历来讲求避实就虚。故而，他主张从北非开始，逐渐向地中海北岸的几个半岛渗透，打击“鳄鱼的软腹部”，把第二战场设在欧洲的南面，进而开辟一条从南方通往柏林的捷径，避开层层重甲，一举刺透第三帝国的心脏。
可是，这个计划最让军事专家莫名其妙的地方就在于，那个“鳄鱼的软腹部”怎么看都像“乌龟的硬壳”。从比利牛斯山脉到亚平宁山脉再到巴尔干的群山，可以说是处处天险难渡，是典型的不利于大兵团进出的复杂地貌。怎么到了丘吉尔眼中，就成了“鳄鱼的软腹部”？
所以，长期以来，越是精通军事的学者，越对丘吉尔的这个方案嗤之以鼻，并以此作为丘吉尔不知兵、瞎指挥的铁证。
然而，历史却另有真相。
如果从传统陆军作战的角度，这些地区确实非常险恶。但无论是比利牛斯半岛、亚平宁半岛还是巴尔干半岛，都属于深入地中海的狭长半岛，盟军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非常易于进行蛙跳登陆。所以，夺取这些地区的难度并不像看上去那么难。如果盟军是想大举入侵，开辟一条通往柏林的决战通道，这条路确实不通。但如果只是满足于夺取有限的地盘，这个地区还是很适合英美联军行动的。
问题是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大的资源去夺取有限的地盘？还要故意打着个迂回柏林的幌子？答案就在于，这些地盘在大战略层面攸关英帝国的兴衰存亡，可以阻碍美苏瓜分世界。
在丘吉尔看来，如果英美从西向东进攻，苏联从东向西进攻，最后在柏林会师，必然意味着欧洲成为一片焦土，彻底沦为美苏两强的势力范围。但是，如果能够把东西对抗的轴线变成南北轴线，情况就不一样了！
随着新轴线的展开，英国在地中海南岸的势力范围自然得到强化。从英国本土经地中海到红海入印度洋的战略航线也自然得到保护。到时候，英美相继夺取意大利、巴尔干，再拉上土耳其（等于关上黑海的大门），招降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小轴心国成员（等于关上苏联在东欧西进的半扇门）。这样，苏德在波兰平原上厮杀，英国却整合欧洲小国，推动英国主导下的欧洲统一。希特勒很厉害，斯大林也很厉害，但他们都是人，是人就不可能永久统治。但大英帝国治国依靠的是传统、制度、文化理念的薪火相传。等希特勒、斯大林都不在后，苏联未必能再找到另外一个斯大林，德国也铁定不会再选出一个希特勒。英国就可以在德国内部扶植亲英势力，将德国也拉入欧洲一体化运动之中。至于法国，在德国衰退的情况下，不难复国。而丘吉尔在法国问题上同样留有后手。他收容戴高乐进行自由法国运动，就是等待有一天他能返回法国建立亲英政权。到时候法国也不难加入欧洲一体化运动。这样一个欧洲足以和苏、美分庭抗礼，鼎足而三。世界大势，仍在英帝国掌控之中。
不难想象，斯大林完全看得清丘吉尔装傻的目的所在，从而注定完全不能接受这个“打击软腹部”的计划。他坚持第二战场要尽快开辟，而且要在法国西海岸，在德国军队最多的地区，在最接近德国心脏的地区开辟！否则就是别有用心，就不能阻止苏联自寻活路。后来，各种苏德间的秘密外交接触，都是反击丘吉尔的这个“侧翼战略”，变相给英美施压。
美国人同样很难接受这个计划。因为这等于是用美国的资源，变相巩固大英帝国。美国海军部长欧内斯特·约瑟夫·金（Ernest Joseph King）就曾向记者抱怨：“（丘吉尔的）主要兴趣是保住大英帝国，与美国合作赢得战争的胜利倒在其次。”一帮在英国的美国将军同样不满，认为“英国人无意横渡海峡，因为他们不想看到德国很快地被打败，不想看到苏联在欧洲大陆或地中海东部称霸”。后来成为美国首任空军司令的阿诺德（Henry Harley Arnold）同样对英国不满，在他看来，“英国怕苏联甚于怕德国，所以想保留后者，作为对前者的一种缓冲力量，因此除了进行封锁与轰炸以便促成和谈外，从不同意对柏林采取直接作战行动”。反英情绪是如此浓烈，以至于几乎要影响到英美合作。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提醒他的同胞：“我不会天真至极，意识不到英国人处理每个军事问题都会本能地从英国的角度出发，就像我们处理每个军事问题都是从美国利益出发一样。但是，在这场战争中，有一件事很危险，那就是将我们必须与之合作一起去打败真正敌人的伙伴看作头号敌人的诱惑频频向我们招手。”（马克·A.施托勒《盟友和对手——解读美国大战略》）
美国总统罗斯福审时度势，发而中节，总是在公开场合站在丘吉尔一边，但到了拍板定案的关键决策时刻，则寸土不让。他绝不允许英美联盟破裂，但同时既要利用英国的基地、军力、资源，又不允许英国利用美国实施自己的大战略。
尽管如此，斯大林坚决反对也罢，罗斯福维持平衡也罢，从1942年到1943年，盟军的战略却亦步亦趋地撞向了这个“乌龟壳”。
在法国登陆是一个难度极高的战略任务，一旦失败，即便是英美也很难在短期内再组织第二次行动。斯大林可以无视这种风险，英美却不敢。另一方面，苏德战场始终绷得很紧，美国一度高估德国、低估苏联，生怕这个东方盟友瓦解。所以美国急于帮苏联解压。丘吉尔立即抓住了空隙，大肆鼓吹有限的行动胜于无所事事。正是在这种劝导下，美国同意先在西北非登陆，与蒙哥马利夹击隆美尔。待到北非沿岸彻底肃清后，丘吉尔又抛出西西里登陆的计划，主张再有限行动一次。正是北非殖民地的丢失和盟军在西西里岛的登陆，让墨索里尼在国内彻底威望扫地。反德派发动政变，软禁了墨索里尼。于是，丘吉尔又进一步主张趁热打铁，利用已经到位的部队和基地，将战火烧向意大利本土。正是这把火，将意大利烧出了轴心阵营。
当意大利的秘密代表与英美接洽，表示愿意合作时，丘吉尔立即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他抓住这个机会，拼命宣传“侧翼战略”的价值：一旦意大利倒戈，在巴尔干的二十四个意军师就由敌人变成了朋友。一旦这二十四个师与希腊、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合作，盟军就可以低成本登陆，长驱直入；盟军接着再在外交上压迫土耳其参战，并在其领土上建立基地，就可以招降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些东欧小国追随第三帝国远征苏联，纯粹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可奈何。现在来了英美，它们必将倒戈。更不应忘记，法国的地中海沿岸地区还在贝当老元帅的手中，这位维希政权的领导人虽然表面上与希特勒觥筹交错，实际上是心怀二念。如果他选择倒戈，盟军就可以轻松控制法国的五分之二（而盟军与贝当里应外合，其实也是希特勒很长一段时间内担心的事情）。这样一来，盟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解放大半个欧洲。何乐不为？
但是，斯大林和罗斯福不是庸人。且不说意大利的二十四个师顶不顶用，也不说土耳其参不参战。这个行动的实质是抢在苏联西进之前，剥夺苏联的胜利果实，并在苏德之间搞平衡。如果意大利军队不顶用，如果土耳其不参战，最后还是要靠美国力量的持续填充，才能保证胜利。而摘果子的却是英国。
于是，斯大林继续坚决反对，罗斯福也被迫亮出底牌：地中海战略已经走到头了。如果在法国登陆确实困难，美国只好先集中力量在太平洋打败日本。总而言之，欧洲边缘地带的有限行动不会再继续了。
丘吉尔的最后希望在这一刻破灭了。也可以说，在第二战场问题上，表面上是三大强国的军事专家在争论登陆的地点、登陆的时机和登陆的方法。实际上却是政治家们在争夺战后格局的塑造权。美苏第一次进行了战略联手，彻底打败了孤立无援的英帝国。
曲终奏雅，火种不熄
进入1944年后，同盟阵营的军事胜利在望。随着军事战场的转暖，大英帝国面临的政治形势却日趋寒冷。
战争愈是临近结束，美国与苏联的力量愈强，英国的战略困境也就愈大。可以预见，随着德、意、日的败亡，最终等待英国的，必是美苏主宰下的两极格局。当罗斯福明确提出，战后世界应以美、英、苏、中四强协商为核心时，丘吉尔就已经感到了巨大的压力。这个提议貌似要维持一个多极化的战后世界，实则不然。这个四强格局的核心其实是美苏关系，其他如英、中，都是依附在美国之下的次级力量。换言之，罗斯福的战后世界，其实是一个美国占优势的两极世界。而美国的优势又来自英、中两国的追随。为了确保这种追随，罗斯福不仅在香港问题上支持中国，更标举四大自由。
在丘吉尔看来，这不啻将大英帝国降级到与当时中国等同的位置上。这与当年希特勒将英国与印度等而视之，又有何区别？以丘吉尔之骨鲠，自然难以接受。虽然“侧翼战略”已宣告失败，但丘吉尔却不准备就此放弃追求三足鼎立格局。他要以美英特殊关系来平衡苏联对全球事务的影响。所以，他要在欧洲事务上联美制苏，竭力限制苏联向东、中欧的扩张；但同时，他又要在全球事务上联苏制美，形成三强之间的平衡；同时还要扶持戴高乐的新法国进入联合国安理会，以平衡中国的影响，从而形成苏—美中—英法的三边平衡。
丘吉尔更深知，单靠法国尚不足以达成前述目标。故而，越是临近战争结束，丘吉尔越是急于将德国纳入英国的权力框架之内。其追求之目标，仍在于形成一个由英国主导的大欧洲，从而真正与美苏鼎足而三。
为了达成上述目标，丘吉尔一方面不断深化英美关系，多次与罗斯福展开高层会晤；另一方面又在苏德战争后，建立英苏间的高层外交“直通车”，他直飞莫斯科，与斯大林大谈战后势力范围划分问题。战争后期，丘吉尔极力谋求一个亲英的波兰政府，一再谋求抢在苏军前进入柏林。在希特勒自杀、邓尼茨组建新政府后，丘吉尔又迅速承认该政府的合法性，准备在共同抗苏的旗帜下，重组德国。所有这些貌似互相矛盾的行为，都是为了形成三足鼎立格局。
但是，这一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其失败原因，与当初张伯伦的失败如出一辙。目标与能力之间的鸿沟过大，一味用外交谋略填补，实在是力有不逮。
罗斯福、斯大林作为权力外交的超级高手，自然不会入瓮。何况美苏两国皆意在全球霸权，自然希望竞争对手越少越好。故而，虽然罗斯福、斯大林均对丘吉尔礼遇有加，但美苏之合作实远胜于各自与英国之合作。这一趋势，愈接近战争后期，愈发明显。雅尔塔会议，表面上是牺牲中国和东欧若干小国的利益，换取苏联出兵远东。其实是美苏之间关于欧亚大陆事务的第一次战略性协商。丘吉尔虽得以参与该次高峰会议，罗斯福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会前与丘吉尔私谈，导致英国在诸多重大问题上丧失了知情权。
甚至可以说，当美国在1942年3月第一次形成“无条件投降”这个概念时，就已经堵死了英国鼎足而三的进路。内容说得清楚：一不谈判，战胜国只向战败国传达单边的迫降要求和投降的具体事宜，如时间、地点等；二不承认，战胜国不承认战败国原政府、原政治团体、原领导人有任何政治权力。从战败国投降签字到与战胜国建立正常关系之前，战败国政府的职能由战胜国驻军首脑机构行使。如此一来，战争不打到欧洲一片瓦砾，焉能收手？可是美国却能在欧洲分裂德国，在亚洲对日本“放水”，保留天皇制，独占日本。这就是双重标准，英帝国却有力无处使。
如前所述，希特勒自杀后，丘吉尔不仅迅速承认了邓尼茨的新政府，还指示蒙哥马利：“把德国的武器仔细收藏起来，以便在苏联继续进攻，而我们不得不和德国士兵合作时，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武器分发给德国士兵。”蒙哥马利与德国军民的关系也迅速交融：“从苏联人手中被解救的德国军队领导人迫不及待地想要成为英国的朋友，愿意做一切要做的事情。但是作为这种合作态度的回报，他们希望被当作英国的盟友去对抗苏联。”
斯大林通过其安插在英国内部的高级间谍，第一时间拿到了相关文件。于是，苏联迅速采取了反制措施。而美国，也乐得夹击这个实在是不好对付的丘吉尔先生。
两国合作打击英国，绝不限于欧洲本土。此后，无论是以色列建国问题，还是殖民地独立问题，苏伊士运河收回问题，美苏都是站在英国的对立面，相互配合。虽然两国所用的意识形态口号不同，但最终目的皆在于鼓励殖民地独立，从而肢解大英帝国。这可以说是自美苏在第二战场问题上联合反英之后的继续行动。丘吉尔心中的“三国演义”，就不免让位于美苏主导的“楚汉争霸”了。
在短期内，大英帝国的倒台显然有利于苏联。因为它有地理上的优越位置，又拥有强大的陆军，只需几轮突击，就可以饮马大西洋，甚至夺取英伦三岛。美国则鞭长莫及，很难有效阻击苏军。但是，一个英国主导下的欧洲，却首先威胁着苏联的心脏，怎么看都像第二个第三帝国。二战岂非白打了？美国的鞭长莫及一转就成了隔岸观火。到时候，美国推英苏对立，自己趁机“卞庄刺虎”。结果必是美利坚一统天下。
可是，从长远看，美国才是真正的赢家。苏联人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由于核武器的迅速发展，大国间的全面战争最终会成为互相毁灭。整整四十五年，苏联空有连云铁骑，欧洲的二战终止线居然一寸未动！美国更突破了“孤立主义”的束缚，牢牢控制住了一个没有大英帝国也不再有德意志帝国的新欧洲。苏联如早知如此，当年真该保留那个末日帝国，那反而是应对美国霸权的最佳缓冲。可惜，覆水难收。回到美苏联手的当年，大英帝国的悲剧就无法避免了。而丘吉尔个人的悲剧来得还要更早一些。英国人民早就厌倦了战争，希望能尽快享受胜利。而丘吉尔却要带着他们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就不免再度站在了人心、舆情的对立面。所以，欧洲战场刚刚终战，丘吉尔就在选举中失败。他以《胜利与悲剧》作为其二战回忆录最后一卷的书名，真是形象至极。
然而，丘吉尔并未就此退出大国舞台。一旦两极格局成为必然，大英帝国解体亦成为必然，丘吉尔本着战略理性退而求其次，开始为英国在这新世界中谋取一个相对最佳的位置。既然现在的形势是只能当副官，那就让英国去当这世界上最荣光、最实惠的副官。丘吉尔笔下的“英国小毛驴”虽小，却有着丰富的全球治理经验和独特的软实力资源，足以担任美国霸权的地区助手，是鹰熊对抗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智囊。于是，一种全新的英美特殊关系开始逐渐形成。直到今天，这一组跨大西洋的特殊关系，仍是维护美国霸权的重要纽带，是奠定英国独特地位的坚固基石。
现在，故事并未定局。英国女王至少在名义上还是英联邦十六国的共同元首，这十六国分别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哈马、牙买加、伯利兹、图瓦卢、圣基茨岛、安提瓜和巴布达、圣卢西亚岛、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巴巴多斯岛、格林纳达、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固然，这个元首已经只具有象征性。但是，时移境迁，谁能说帝国一定不会复活？
只要战略的火种仍在，就保留着一切可能性。无论一个国家主观上是喜欢这个复兴还是厌恶这个复兴，奇变突起之时，都要有应对之策，方能制人而不制于人。
正所谓曲终而奏雅。在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帝国中，从来没有哪个帝国在衰落中，在新兴强国的四面夹击、十面埋伏中，仍能像英帝国这样，如此巧妙地转身，占据一个绝佳的位席，坐观新牌手们叫价角力，偶尔还能点评一番，协调一番，乃至亲自上台平衡一番。手中甚至还保留着随时出山，再开新局的战略火种。这是二战结束七十年后，仍令后人掩卷感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