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思考着权力如何与繁荣相关的问题。其实，早在1340年左右，意大利的城市国家斯伊纳（Siena）共和国的领导人就委托艺术家创造了两幅壁画，壁画的主题就直接涉及这个问题。由安布鲁吉奥·劳伦扎蒂（Ambrogio Lorenzetti）创造的这两幅壁画，占据了整个斯伊纳九人统治委员会的议事厅，壁画的题目分别是《坏政府的寓言》和《好政府的寓言》。壁画为奥尔森在《权力与繁荣》一书中所要探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早期的而又简化的看法。

在劳伦扎蒂的壁画中，坏政府是由一位暴君的肖像所代表的，他坐在断壁残垣前，主持邪恶堕落的政务：残暴、背信、欺骗、狂躁、分裂、好战、贪婪、骄傲以及虚荣如此等等。围绕着暴君形象的是各种各样的掠夺行为，例如战争、犯罪和对正义的践踏，它们均以中世纪公共艺术特有的戏剧和服饰表达手法表现出来。相反，在墙的右边，有个共同的善的形象，主持着诸如以智慧、和平、正义、信念、仁慈、高尚以及和谐为代表的好政府的事务。1《好政府的寓言》里面的人物形象分成值得注意的两组。一组是士兵与囚犯，而他们的左边则是一群政务官员。这两个次要场景涉及的主题在奥尔森的书中得到特别的注意，其核心问题就是权力的运用及在这一运用过程中市民的作用。

与好政府的壁画相联的是两个画面，即好的城市和好的国家。这两幅画面展示了在成功的治理安排下出现的繁荣景象。在好国家的壁画中，农民在富足的土地上忙碌着，毛驴载着谷物在小山上悠闲地走着，它们的目的地则是好城市壁画中繁忙的市场。好城市周围则是载歌载舞的人们，街上热闹非凡，建筑物富丽堂皇。这些壁画对展示当时斯伊纳共和国内部的治理状态很有意义，但是委托做这些壁画的政权在1355年由于瘟疫和查理四世的外部威胁以及其内部的利益纷争而崩溃了。斯伊纳的发展立刻停顿了，但是它为我们保存了一个很丰富的中世纪生活的博物馆，同时向我们揭示了善治的脆弱性。

在这些壁画之后的636年，一位新闻记者的问题促使奥尔森去追问为什么在坏政府崩溃以后不会出现经济繁荣呢？劳伦扎蒂用壁画回答了这个问题，而奥尔森则以经济学学科的训练与理论创新，用一生的时间在追问公共与私人繁荣的根源。本书就是奥尔森对这些问题的一个回答。

奥尔森认为经济成功要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要有对所有人都稳定的且界定清晰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另外一个必要条件是没有掠夺行为。他注意到，这些条件以及由之而来的最好的经济效果，在那些制度能够使权威性的决策服从全局而不是狭隘利益，以及权利得到完全尊重的民主国家中，出现的可靠性最大。奥尔森指出，这些制度安排揭示了政府经济增长的类型。在小集团或者孤立的市场中，可能有契约的强制执行以及财产体制，而需要增长的复杂市场的发展则不能没有政府。没有民主政治制度的约束，就很难发展可信的财产或者契约执行体制。

奥尔森在对这个结论的研究中，予以苏联及其后继国家特别的关注。但是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许多还没有达到经济繁荣的地方。就如劳伦扎蒂的壁画所清晰表达的，奥尔森看到了壁画背后的东西，因而去问为什么有些政府能够提供支持市场成长的公共物品而有些政府则抑制了繁荣的出现。

劳伦扎蒂壁画中内容的反差涉及的其实是治理的结果问题，但是关于后共产主义的辩论常常把国家与市场看作是不能比较而不是互相补充的两个东西。这种观点对历史上反市场的苏联来说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奥尔森指出，它对我们理解那些国家在促进繁荣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地方却是没有帮助的。

后共产主义国家经济崩溃程度的差异，以及经济恢复速度的不同，与国家的强度以及国家如何运用权力有很大的关系。外部投资和国内投资的水平，新兴私有公司的增长以及其他转轨措施的运用，取决于国家提供基础制度以及克制自己掠夺行为这些因素。如果法院不能可靠地执行合约，或者法官不能强制执行合约，或者国家及其官员与私人投资纠缠在一起，那么国家就是短命的。虽然这个普遍的结论很容易就能做出来，但是奥尔森对政权的类型以及治理与影响增长的制度之间互动的特殊性还是给予了非常缜密的分析。

在写完本书的草稿之后，奥尔森创造了一个概括何种政府可以获得繁荣的词语。他认为，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私有产权并去强制执行合约，而且受到约束不去剥夺这些个人权利，那么这样的政府就是“强化市场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t）。如何提供强化市场型的制度安排确实是个包罗万象的问题，例如，从适当的法院和合约执行，到政府财政活动的管制或者教育的开放，等等。奥尔森的强化市场型政府所强调的这些问题确实是现在许多国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在经济活动中能够说明强化市场型政府重要性的一个特殊例子是资本和信用市场，这些市场对制度的敏感性引起了奥尔森的注意。奥尔森问道：为什么在许多国家，技术和制度允许成万亿美元的资金跨国界流动而在国家之内金融资本的流动量则非常小？当然，银行和银行管制的信息，以及资本市场运行的信息是完全公开的，而且实际上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也能够得到这些信息（大量的美元被捐助于专家和地方官员的培训，以帮助他们掌握更充分的资本和信用市场方面的知识）。就如奥尔森对其同事所指出的：在最繁荣的国家，资本市场、保险以及衍生产品和期货贸易量是如此之大和重要，以及资本的密集性和大规模的公司生产是如此广泛，以致这些国家的政府必须创造更多的市场而不是压制或者取代市场。这些政府的全部影响显然在于增加从市场以及贸易中获益的范围。为什么一定要是政府呢？……有自由至上主义倾向的学者们有时认为合约可以在私人意义上得到强制执行。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通过引入竞争性的机构，通过私人手段来强制执行财产权利这样的办法会引起冲突。其实，依靠私人强制机构履行合约的经济甚至可能会失去使空间场所市场（spot market）赖以存在的和平秩序……繁荣的经济需要强化市场型政府的存在。2奥尔森在生命最后的几周时间将观察集中到1997年印度尼西亚、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的金融危机问题上。当然，已经有很多的文献描述了引起这次金融崩溃事件的原因，3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我们确实可以在奥尔森所强调的强化市场型政府中发现其在金融崩溃深度上的差异以及这些经济体恢复步伐上的不同。4

得出政府可以在扩大或者强化市场上发挥关键作用这样的结论，使我们面临更进一步的挑战。即使我们可以清楚地思考到底什么是强化市场型政府，但是你又该如何对此了解更多呢？从某些方面看，奥尔森所认为的尊重权利的民主国家不会去采取掠夺性的政策，并且能够提供稳定的个人权利，这可以使我们首先不必去争论到底怎样才能获得一个尊重权利的民主国家这样的问题。当今成功的国家所采用的各种方法并没有向今天的改革家们提供很多我们本来希望的特殊指导方法。同时，奥尔森常常指出，各种各样成功增长的范例说明，你可以从中发现很多错误的方法，或者不完全正确的方法，但是这类增长仍在继续着。不过，所有长时间持续增长的地方都拥有奥尔森所强调的基本的东西。因此，理解改革可以发生的方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当然，解释制度变迁的一个方法来自对那些当权者激励动机的考虑。奥尔森在本书中的大部分努力都与各种政权何以能够在财政激励上提供更好的增长制度有关。他还解释了与专制者有关的老化与继承问题对激励水平的影响。尽管存在这样的先决条件，但是政府的自利因素只对制度是如何产生出来的问题提供了部分的解释。为了说明自利的因素，奥尔森在很多地方都指出，导致变迁的一个必然机制就是增加对来自政府内外的精英分子的了解。关于制度与集体行动逻辑的研究、互动、训练以及观念的传播就是非常必要的。

有很多机会可以使我们把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运作因素结合起来考虑问题。在苏联模式的崩溃或者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在印度尼西亚的后续危机）这样的动荡过程中，有很多可以不在常理途径上解决问题的办法。那种以近似民主的方式来合并权威的努力最主要的是需要有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s）。波兰的改革家莱茨克·鲍斯若威茨（Leszek Balcerowicz）把出现这些机会的时期称为“非常政治运动的时刻”（moments of extraordinary politics）5。

关于好的制度怎样才能出现这样的问题，不独是发展中国家或者转型国家的问题。因为即使是民主国家也会出现有利于狭隘而不是更共容利益的现象（当然这比专制国家要弱得多），奥尔森因此对政府行为的一般结果持一种悲观的看法。这本不是他的描述风格，因为他从个性上讲是个精力充沛、对自己的理解力非常自信的人。但是他认为，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即使在民主国家，特别是在稳定的民主国家——对我们政府所推行的许多狭隘政策存在理性的无知现象。6他论述道，那些长期保持稳定的社会会受到来自狭隘的特殊利益势力的伤害。在缺乏革命或者其他危机的环境下，怎样才能完成更好的制度建设呢？对此是不存在唯一的答案的，但是对我来说，似乎那些削弱制度安排力量的挑战更平常地发生在有更公开的公共辩论与政治过程，更独立地进行研究，以及更易于感受新技术或者来自外部或相关国内市场危机压力的地方。

我个人对美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经验的理解是，良好的关于经济绩效的制度基础的科学知识，在增长过程中可以起到关键的作用。就是说，是良好的科学研究力量的支持，而不是其他依靠理性的政治力量，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些缺少科学研究智力支持的国家，只会出现对经济增长不利的坏的政治。例如，美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成功地解除了对交通运输的管制，就得益于经济成本和制度机制方面信息的改善，这些信息对彻底打破高昂的得到完全保护的交通政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7在尼泊尔，最简单的事实就是商业许可证的颁发时间成本很高，而行贿却可以使许可证颁发的时间从几年减少到几天。制度设计的详细知识在转型后的俄罗斯和取消种族歧视后的南非是非常有用的。例如，俄罗斯所出现的效率低下且不对称的联邦结构，就不仅与初始经济资源分配有关，也与对宪法设计、私有化机制和选举过程的选择有关。这种看法对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也有极大的价值。如果有一天中国也可以进入我们的话题的话，那么这就将涉及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福利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奥尔森希望本书以及其不同的侧重点可以对我们理解这些问题有所帮助。

对那些拥有坚固的不受影响的制度安排的地方——无论是非洲或者南亚一直贫困的国家，还是那些尽管相对比较富裕但是已经僵化的民主国家——而言，因为认识的进步从而导致巨大变化的机会可能都会被抑制住。8但是这正好强调以下问题的重大意义，也就是我们需要信息的增加以及对这些信息成本的分析，并通过创造性的工作把这些分析结果传递给精英，进而通过精英传递给有影响的政治力量。然而，这只是我们的观察。那么，奥尔森所没有发展的并且现在需要其他学者发展的理论问题是什么呢？如果读者是一个来自贫困国家的试图找到解决贫困方法的投票者，或者是一个带有偏袒性集团的成员，或者是一个政府官员，那么他从这个看法中可以得到哪些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呢？奥尔森理论所告诉我们的以下一些问题将一直是奥尔森死后人们辩论的焦点：向更加强化市场型政府的过渡是如何开始的？特别是，政权内部的激励因素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如果我们知晓更多的关于改革的进程的话，我们会对改革的次序也有不同的思考吗？

不同的强化市场型制度适合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吗？

地区和全球市场的一体化对更好的地方制度有什么要求？随着全球化的进行，更好的制度会有重要意义吗？

何种类型的冲突或者其他重要因素会影响特定的制度？

在不考虑国家层面的基本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底层或者地方规划项目到底起到什么作用？

私人的自我调节在促进强化市场型服务方面存在什么限度？序权力与繁荣读完本书以后，每个读者都有自己关注的焦点和问题，以及对本书观点的不同看法。但是，这正是奥尔森本希望看到的：许多研究者都有一种本能的张力……杂志上有些文章的观点即使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几乎也不是随便就去相信和接受的。正如伟大的战士总是一直寻找敌人的致命弱点一样，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一直在寻找可以产生科学发现突破点的领域——该领域可以产生更有说服力的看法。因此，我认为寻找严格的和简化的命题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战略。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喜欢以我一直做的那种方式去思考。这就是我想做的唯一的事情。9本书最明显的看法就是将政治学中的权力与经济学中的繁荣两个议题结合起来。可能许多读者还没注意到这两门学科长期以来轻视了权力与繁荣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但是奥尔森在本书中一直致力于他毕生的工作，就是重建政治经济学，把其作为社会科学家和政策拥护者们关注的一个中心知识问题。这个目标在奥尔森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著作中得到广泛的体现。

奥尔森的研究与工作是在许多方向上进行的，10但是，至少一代的学者会特别记住他关于个人在组织集体行动和供应公共物品——从原始村庄成员使用的物品到工会成员为争取更高的工资或者政府对一国公民推行的更好的政策——的能力上的卓越研究工作。他早期的也是被人引证最多的作品《集体行动的逻辑》11，解释了为什么集团常常不能为自己的集体利益而行动，以及它们应该如何才能成功地行动。12这种观点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是非常陈旧的看法，但是它在那时却使人们重新思考许多常识性的研究假设。公共选择经济学领域早期的一个经典话题，或者就如奥尔森所命名的“集体选择”问题，引起人们对其进行大量的回应、检验与扩展性研究工作。随着其他学者对奥尔森理论局限性的挑战以及将其理论运用到不同问题的解释上，大量的会议和研究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的。该书本身已经被译成9国文字。对这些看法的持久讨论反映了奥尔森观点的经久弥新。

在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出版后的20到30年里，政治学家罗素·哈丁（Russell Hardin）的《集体行动》和经济学家托德·桑德勒（Todd Sandler）的《集体行动：理论与含义》两书分别在1982年和1992年出版，13这两本书继续了对由奥尔森引起的问题的辩论。几乎在《集体行动的逻辑》出版后的20年，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停滞与社会僵化》14一书中将他的看法继续用于分析国家的繁荣问题。该书的出版立刻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于1983年赢得美国政治学会格拉迪斯·卡默勒（Gladys M. Kammerer）最佳国家政策图书奖，各种正面的评论可谓蜂拥而至。该书被译成12种语言，它涉及全面的经济史知识，目的在于追问集体行动的逻辑怎样才能解释各种政治管辖下的经济增长和停滞问题。在他早期作品所提出的看法中，其中之一就是一个更大的带有共容利益的利益集团会支持与更普遍利益而不是狭隘利益相关的政策。

虽然，随着国家的增加，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确实与奥尔森考察的西方成功的市场经济的演变有关，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奥尔森开始思考为什么在很多国家会一直存在贫困问题？他关于贫困国家发展问题看法的早期概括集中在他1987年的论文《规模经济与发展经济的非经济性问题》15一文中。奥尔森在此认为，贫困社会的最大挑战不是资源的缺乏，而是它们很难组织大规模的活动，特别是政府活动。因此，简单地引进大规模的政府组织不大可能是使公共物品更成功生产的办法，“不管在发达国家存在什么样的最优政府角色，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角色相比而言是更小的”16。

后来的也是对国家为什么一直贫困这一问题根源的更广泛的研究体现在他1996年《丢失在马路边的大额钞票：为什么有些国家是富裕的而有些国家则是贫困的》17一文中。他在此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观念、人员以及资本的流动不能够导致各国收入水平的互相接近呢？奥尔森以他特有的叙述风格，用了一个让人难忘的词语，讲述一个经济学家在看到马路边上丢失的一张大额钞票时的情景。奥尔森解释说，这个经济学家不会将这张钞票捡起来，因为如果钞票是真的话它早就被人捡走了。奥尔森因此认为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理论，解释为什么贫困国家会把许多“钞票”丢在马路边的现象。他并不认为这是由资源禀赋、特别是人力资本或者技术上的差异造成的，而是由于制度与经济政策——也就是界定国家属性的那些东西——影响了这个贫困国家及其他国家拾起自己大额“钞票”的动力。他的结论是，一个国家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要“发觉”（wise up）。这种发觉的能力主要取决于经济学家要能够更好地解释激励结构是如何影响增长的。奥尔森认为，简单地期望政治谈判会导向世界上最好的结果是错误的。18全球各地积重难返的贫困例子以及理论都说明了这一点。奥尔森的这个看法体现在本书第三章和第四章中。

在其他人还在辩论政府是否是问题的一部分或者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的时候，奥尔森的研究努力却已转向更有用的问题上，诸如什么类型的政府、什么类型的政府安排会导致经济增长这样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政府的“发觉”呢？这个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提供的什么类型的服务可以促进增长？二是什么样的政府能够持续有效地提供这类服务？该研究工作导致本书的产生，并且促使奥尔森在本书中提出了“强化市场型政府”的概念。那些阅读过过去10年奥尔森部分论著的人，19或者听过他的演讲的人，在本书中会看到过去10年奥尔森的一些观点。他的作品中所使用的一些制度性发展的方法，在学术界已经成为人们研究治理与各种经济后果之间关系的标准。

在完成本书最后工作之前，奥尔森不幸于1998年去世。幸运的是，他已经完成了他书稿重要部分的润色工作，尽管在作者看来，书稿还没有完全地磨好。《权力与繁荣》一书所提出的观点，达到了上面所说的奥尔森一贯期望的严格和简化的目标了吗？我相信，即使读者对他的逻辑还有很多辩论和看法，但是这个答案是绝对肯定的。虽然本书并未完成，但是毫无疑问，奥尔森一直致力于探究重要的理论突破点。

他已经收到很多对本书书稿观点的评论，20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的中心活动之一就是对这些批评进行回应，以加强他的论证和阐述。在由于他的突然死亡而遗留下的许多未做的针对别人评论需要做的回应工作中，包括如何扩展他在本书中的看法以及如何检验这些看法。由于这些未竟的工作，与任何做出如此广泛论述的著作一样，本书仍然留下了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由于这些未实现的愿望，本书作为奥尔森作品的最后乐章，仍然不失其重要性。

本书涉及许多重要的问题。在一个正在经历巨大政治和经济变化的世界上，奥尔森不仅一直致力于寻求解释特定发展的根源，同时也力图寻找出那些更加成功的社会的内在逻辑到底是什么。

奥尔森的中心任务是寻找一种解释性的逻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只是追求象牙塔中的理论。政治家、学者以及那些提供建议的人都会从如何促进发展的深邃理论中获益。奥尔森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在一次要么是对某些学者工作的批评，要么或许是批驳某些只赞助应用技术研究而不赞助基础研究的赞助者的讲话中，奥尔森指出，“最好的理论是极具有实践性的理论”。在本书中，奥尔森找到了一个可以解释政府基本功能的理论，同时该理论可以在正常的途径上得到逐步的改善。

这种好的理论以及此类理论研究会对实践极为有用的信心，导致奥尔森在他的最后10年里在马里兰大学建立了制度改革与非正式部门研究中心（Center on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the Informal Sector, IRIS）。在那里，他可以自己将严格的和简化的观点运用到即时性的问题上。该项计划吸引了来自马里兰大学以及世界各地的学者将学术精力更多地集中在治理和增长这样的棘手问题上。奥尔森突然终止了他一生都没有完成的工作。本书只是他所有工作的一部分，与世界各地的许多同事的谈话和辩论是其工作的另外部分，而他去世后所留下来的19个文件包，每一个里面都包括独立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同样是其工作的重要部分。本书正如奥尔森所写的其他论著一样，会促使人们进一步地辩论和研究。正如人们所指出的，奥尔森的风格就是从这些挑战中得到莫大的研究乐趣。他对每一个提问者及所提的问题都认真对待。我们对与这样的人在一起工作而深感荣幸，我们几乎能够想起他对我们的观点提出的所有问题。而他的独特风格更能够唤起我们对他的深切思念。我们不会再遇见具有如此独特才智与能量的人了，这种独特的才智与能量使我们与奥尔森的交往是如此富有乐趣和挑战性。

在本书没有完成的部分中还包括作者的致谢。不过从奥尔森遗留下来的书稿以及与他妻子的谈话中，致谢的对象是很清楚的。奥尔森愿意把这本书献给他的三个孩子：爱利卡（Ellika），塞弗林（Severin）以及桑德尔（Sander）。因此最后我谨以此致谢结束我的导言。

查尔斯·卡德韦尔（Charles Cadwell）

1999年9月于马里兰21

注 释：

1. 对于这些壁画所作的深入讨论，参见Randolph Stern and Loren Partridge, Arts of Pow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1—80。对于此一时期意大利城市里公社运作的描述，参见Lauro Martines, Power and Imagination: 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 New York: Knopf, 1979。

2. 奥尔森对参加强化市场型政府会议的学者的讲话。该会议召开于1997年秋。

3. 可参见如Steven Radelet and Jeffrey Sachs, “The 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 Diagnosis, Remedies, Prospect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January 1998, pp.2—74。

4. Anthony Lanyi and Young Lee, “Governance Aspects of the 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该文提交给1999年3月召开的IRIS Conference on Market Augumenting Government会议。

5. Leszek Balcerowicz, Socialism, Capitalism, Transformation. Centrak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60—163.

6. 使我们知晓并参与到讨论中来的这种努力对于我们个体的成本要远远高于我们降低扭曲的努力所给我们个体带来的收益。故而，保持无知的状态是我们理性的选择。与此同时，得到我们个体所贡献的所有收益（通过税收、较高的价格，或特定的政策扭曲所能产生的无论何种收益）的狭隘利益集团，总是会具备组成政府并对其索求的强烈动机，而忽视对更广泛的社会的损害。

7. Dorothy Robyn, Braking the Special Interests: Trucking Deregul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Policy Refor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8. 乔纳森·劳奇（Jonathan Rauch）的Demosclerosis一书（New York: Random House，1994）建立在奥尔森式的逻辑基础上，描述了华盛顿的政策僵局。他对这个问题所给出的药方不是该书的主旨，但此药方最终要依赖于恼羞成怒的公众来驱使政客去做正确的事情，尽管要做到这样也只是在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危机之后。没有出现危机而实现了改革的例子少之又少。劳奇本人只能找到撒切尔执政时期的英国一例。

9. 1997年7月发给阿瓦尼什·迪克西特（Avanish Dixit）的电子邮件。

10. 下面一部分回顾奥尔森作品中与此著作相关的观点的演进过程。这一部分的主要作用是针对那些对奥尔森作品并不熟悉的读者的。对于这本书中所总结的观点，读者会从它们的演进线路图中获益。本书自成一体，而下面这一部分对于欣赏或理解本书当然不是必不可少的。

11.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Harvard Economic Studies, Volume 12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12. 就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理解所作贡献的更为详尽的回顾，参见Omar Azfar,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Elgar Companion to Public Choice, 1999。奥尔森的同事马丁·麦圭尔（Martin McGuire）对奥尔森专业上的贡献做了更为个人化的回顾：“Mancur Lloyd Olson Jr. 1932—1998 Personal Recollections.”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24(3), Summer 1998, pp.253—263。

13. Russell Hardin, Collective Ac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Todd Sandler, Collective Ac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14. 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5. Mancur Olson, “Diseconomies of Scale and Development, Essays in Honor of Peter Bauer.” Cato Journal 7(1), Spring/Summer 1987, pp.77—97.

16. Mancur Olson, “Diseconomies of Scale and Development, Essays in Honor of Peter Bauer.” Cato Journal 7(1), Spring/Summer 1987, p.96.

17. Mancur Olson, “Mancur, Distinguished Lecture on Economics in GovernmmentBig Bills Left on the Sidewalk: Why Some Nations Are Rich, and Others Poo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0(2):3—24(Spring 1996).

18. 在Does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Undermine the Coase Theorem一文（即将发表于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中，迪克西特（Avanish Dixit）和奥尔森提出了一个技术上的论点，以断言仅仅降低政治参与的交易成本将不会克服这一趋势。这篇文章，曾颇具挑衅性地题为“科斯定理完全错了”（The Coase Theorem Is Mostly Wrong），认为：即使极少的集体行动的成本，也会使科斯理论对外部性市场的洞见在延伸到政治上的讨价还价时发生错误。

19. Christopher Clague，Philip Keefer，Stephen Knack, and Mancur Olson, “Contract Intensive Money: Contract Enforcement,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4:185—211(June 1996)；Clague，Keefer，Knack and Olson, “Property and Conctract Rights in Autocracies and Democracie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2):246—276（June 1996）；Mancur Olson, “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3):567—576（September 1993）；Martin McGuire and Mancur Olson, “The Economics of Autocracy and Majority Rule: The Invisible Hand and the use of Forc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March 1996, pp.72—96.

20. 在1996年和1999年，卢森堡欧洲与国际关系研究所（Luxembourg Institute for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组织了两次非常有益的关于这些观点的研讨会。除经济学外，来自其他一些学科——如历史、政治学、社会学，还有其他学科——的两组不同的学者分别在华盛顿和卢森堡举行会议，对这些观点以及本书的细节问题作了广泛的讨论。该机构将会很快出版这两次会议上的讨论记录，就像它已经出版了关于其他一些重要书籍的会议讨论记录一样。这个讨论记录将是本书的饶有趣味的补充。这些会议上的讨论，以及奥尔森所直接收到的大量长篇信件，都显示这些问题是颇有难度的，而且不管人们对奥尔森细致入微的描述看法如何，他都触及了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

21. 对于奥马尔·阿兹法（Omar Azfar）、罗杰·雷坦考特（Roger Retancourt）、安东尼·兰伊（Anthony Lanyi）、彼得·默雷尔（Peter Murrell）和艾利森·奥尔森（Alison Olson）等人对此部分的评论，我表示感激和答谢。当然，不足之处完全由我本人负责。前言权力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