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让我亲历了伟大的浦东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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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似箭，弹指间，中国改革开放已40年，上海浦东开发也已经28年了。
多年来，我常常重回浦东，看着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神奇变化，不由思绪万千，心潮澎湃。我离开这块火热的土地20年了，但我对这片土地发生变化的一系列往事，至今记忆犹新，当年风云变幻的感人情景一幕幕在眼前浮现。
我生于北京，读中学于天津，后来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核物理专业，分配在核工业部工作。1975年调到航天部上海广播器材厂。21年间，我一直是从事科研设计的工程师。1984年我的人生发生了转折，先是担任上海工业党委的副书记，不久又调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任副部长，后来又任部长，并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当年的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周克同志对我们这些新干部说，你们走上新的岗位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呼唤！要努力学习，勇于改行，不要辜负了这个时代。
在我担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时，组织部有一项重要任务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把组织部办成“干部之家”和“党员之家”，在贯彻这个任务的同时，我努力把市委组织部也办成“知识分子之家”，让上海成为一个真正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更加重视知识、尊重人才的地方。1990年中央按照邓小平同志的决策宣布了浦东开发。这使当时经济发展困难重重的上海有了奔头。虽然宣布了进行浦东开发，地图上规划了浦东区域，成立了协调相关的三区两县和处理有关浦东开发的办公室。但这块土地上还没有浦东新区党的机构和行政机构。为响应邓小平同志的视察南方的讲话，上海市决定尽快成立浦东新区党工委和管委会。我于1992年下半年奉命去了浦东，担任筹备委员会的主任。
早在1918年，孙中山先生在《实业计划》中就设想在浦东建立一个“东方大港”，这个美好的梦当时并没实现，现在这个历史机遇突然摆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面前。改革开放是个令人激动的话题，也是一个伟大的使命，她点燃了我们思想的火苗。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这十六个字，让我们眼前呈现出一幅雄伟的蓝图。
那时，浦东与浦西相比，还是一张白纸，浦东开发要达到怎样一个规模与高度，西方舆论纷纷，有人认为开发浦东是一个口号，而不是一项行动。《波士顿环球报》发表一篇长文说，如果这“野心勃勃的计划”能够成功，美国到时“该怕中国了吗”？当时，浦东新区在法制、体制与机制等方面如何建设，一时还都不很清晰，但已有深圳开发的先例，更有邓小平同志的对浦东开发的多项指示，在上海市委的领导下，浦东筹委会就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
1993年1月1日，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与管委会正式成立了，一张白纸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们有太多的事要做，就要有清晰的开发思路。我们提出要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要通过浦东开发把上海振兴成为像纽约、伦敦、巴黎和东京那样能进行国际经济对话的现代化城市；浦东开发不只是经济开发，也是社会开发，是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
1993年，浦东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4亿人民币，应该说除了发工资和补贴幼儿园、小学、中学之外就没有多少了。那么，开发浦东必须挖掘一切资源，这既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还要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浦东市场。要做到这一切，我们必须加大宣传力度，让国内外更多的投资者明白：上海将成为一个与国际经济直接对话的重要城市。
那时，我与不少国内外人士谈起浦东时，我发现许多人还不认识浦东，甚至不知道浦东在哪里。一次，一家美国航空公司总裁和我在和平饭店会面，他面对窗外的黄浦江问我：“这里到浦东远吗？是上高速？还是坐飞机？”我觉得这是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我在1994年初访问了迪士尼总裁佛兰克·威尔斯，提出在浦东建设迪士尼的建议，其实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的目的是希望由此引起海外媒体的注意，使浦东出名，进一步吸引世界投资者与我国投资者的关注。威尔斯立即派人去考察了浦东，认为浦东适合迪士尼的要求，可惜由于他不幸意外逝世，而使此事中断了许多年。
浦东开发的使命所在，是要谋求一个她在世界经济全球对话格局中的重要位置，也就是浦东要承担上海的对外开放、搞活经济的一个重要角色。国际对话包括政治对话与经济对话。上海通过浦东开发会逐步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之一。
浦东开发后，上海不仅要成为亚洲经济走廊上的一盏明灯，与东京、首尔、台北、香港、新加坡、吉隆坡相映成辉，而且将可以与纽约、伦敦、巴黎一样令世人瞩目。我希望一定要让参与开发浦东的亲历者与建设者具备与世界大城市比肩的意识，这样才能起步高，才能激发后来者居上的长久奋斗力。
记得浦东初期开发时，不少当地的农民对迅速城市化很不适应，有些人对新安排的工作也有所挑剔。比如去做出租车司机，农民种田习惯了，开车不认识路，他开了几个月，就觉得太累了，不想干了。还有的人介绍他去电视机厂当工人，他不愿意在流水线工作，招工考试干脆故意做不好，宁愿回家领补贴。为了给失地农民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并加快发展乡镇经济，我们提出了鼓励几个成熟的功能开发区，让他们带动周围乡镇经济发展的“列车工程”，对农民在技术上进行具体辅导，在精神上给予热情鼓励。
我手头有一份浦东开发前四年的成绩数据，当年浦东已经在基础设施方面花了大力气，南浦大桥、杨浦大桥的建成，浦东国际机场开工、陆家嘴、金桥、外高桥、张江开发区和现代化的孙桥农业区也初具雏形。新区当时已吸引外资2134项，总投资达87.3亿美元，协议外资48.4亿美元。前四年就充分显示了浦东发展的好势头。
为了促进和推动浦东开发，浦东在产业发展顺序上实行“三个先行”，即基础设施先行、金融贸易先行，高新技术产业先行。在城市功能上，我们将新区的各项基础设施包括路、水、电、气、通信、医院、学校、工厂与商贸大楼全面开发，要完成这些项目，积极引进了许多外资，我当时几乎天天都有重要的外商要会见。
记得日本森大楼集团总裁森稔先生先是在陆家嘴建了一个113000平方米的森茂大厦，他说，你们规划了陆家嘴绿地，并说到做到，我很受鼓舞。于是他又投资建设了381600平方米环球金融中心。他也说到做到，他克服了1997年的亚太金融危机的干扰，建成了当时中国最高的这座大楼。还有台商汤君年、徐枫夫妇在浦东建高尔夫球场，因为土地投标花钱较大，他们开始觉得有点吃亏，但我们的规划图上显示这个球场靠近浦东国际机场的高架道路，沿路的车站恰好正在高尔夫球场旁，我们也是说到做到，让汤君年、徐枫夫妇很高兴。
基辛格博士后来对我说：“浦东开发最宝贵的不仅仅是建造了那些高楼大厦与高科技工厂，而是你们建立了一种良好的国际公共关系，你们讲究信用，你们说到做到，投资者才对你们有信心。”
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
在宣布浦东开发后，有些外国人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口号。以自信推动行动，以事实澄清舆论，我们在浦东管委会机关食堂进门处贴了一条标语：“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也就是提醒每个开发建设者要在世界大格局的实践中来进行浦东开发。比如以陆家嘴为例，我们请来了法国、美国、意大利和日本的规划师以及我们中国自己的规划师，请他们分别设计，各显神通。陆家嘴的1.7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要建400万平方米的高层建筑与商贸大楼，为的就是要让世界级的跨国公司的总部、大银行、贸易公司等各种重要机构在那里办公。
在开发战略、开发步骤、开发项目上，我们都必须考虑她要纳入世界经济轨道的前景。也就是说，开发浦东，我们必须“惜土如金”，也要高瞻远瞩。要拒绝近期会落后的产业，也要舍得拿出土地建设四跑道的大机场和4.5公里的长跑道。我们以为，这样才符合“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的理念。
当时，我在接待世界各国与各地代表团时，我总在漂亮的立体模型前向他们详细介绍浦东开发的宏伟远景：这块土地要造多少高楼，要建多大的绿地，我们的水、电、煤气如何按计划配套成龙。对于投资者的各种提问与疑惑，我们都要一一认真对答，也不回避我们暂时的不足，他们的信任感和投资欲才会油然而产生。我向我们的客人们讲述浦东，不讲大道理，只讲她的现状与未来，详尽而委婉，有张且有弛，这样的交流和互动，使宾主之间往往就有了共同的话题。这样的会谈是亲切的、随和的，也是活泼的、郑重的。最多的时候，我一天就要接待十多个国内外团组的来访者。
我常常和年轻的同事说：“如果你不能放下稿子讲浦东，宣讲你的工作，说明你还没有用心思考浦东开发的眼前和明天！”也就是说，作为浦东开发的承担者和宣传者，一定要常做功课，只有把浦东的存在与未来远景清晰地记在你的脑子中，你才能保持创新的激情和勇气。
在浦东这片土地上，日新月异的可见变化是开发区建设的“硬成果”，对国际有相当的说服力。“硬成果”是什么呢？那就是用数字描述的成果，如基础设施完成多少，引进外资多少，GDP上升的百分比，税收和进出口的数量等成就。这些数字当然是相当实在的，表现的城市形态也是可见的。但我个人关注的不仅仅是浦东开发的“硬成果”，还有不是一眼就能看出的浦东开发的“软成果”。
依我看，“软成果”就是在浦东开发的实践过程中，体现浦东开发者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城市建设、跨国合作、转变政府职能、人才培养与环保意识等方面体现出来的创新思路、工作方法与思维逻辑，以及有益经验。这些以“硬成果”为基础的“软成果”，更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今后的浦东发展有着承上启下的连接作用。如刚才说到的“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浦东开发不仅是土地开发、项目开发，而是社会开发，是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一流党建带动一流开发”等，都是我们体会很深的“软成果”。
我在浦东开发的日子里，每年12月31日的晚上，我都会在浦东财税局办公室等待GDP的统计结果。在宁静的夜色中，我透过窗外闪烁的灯光，观察着新区每一个细小而巨大的变化，一望无际的大片农田正在逐步变成一座五光十色、绚丽灿烂的现代化城市。而上海通过浦东的巨变，正强有力地告诉世界：中国正在改革开放的汹涌大潮中，昂首屹立，越发傲人而美丽。位于长江三角洲的上海浦东，她的成功开发，与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的节拍是一致的，她不仅与浦西联动，与长江三角洲联动，与整个中国联动，也与世界联动。
作为一个开发新区，浦东必须造成一个良好投资环境，才能吸引投资者，保护投资者。在创造好的投资环境的同时兼顾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要保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减少复杂的审批环节，提高办事效率。教育公务员养成勤政廉政的好习惯。在法制上，浦东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知识产权法庭。我们明白，浦东开发是全国改革开放大棋局中的一个小棋局。由于这盘棋是在一个风起云涌、壮阔无比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我们浦东的棋手们每下一步棋，都要大胆，更要谨慎，不要失误，我们没有悔棋的机会。
保留历史文脉与建设摩天大厦一样重要
每次在浦东穿行，一系列令人瞩目而让人熟悉的建筑物，总会让我想起它们诞生的故事。
直插云霄的东方明珠电视塔、白玉兰形的东方艺术中心、宝塔形的金茂大厦、状如鲲鹏展翅的浦东国际机场、别致新颖呈螺旋波浪式形状的上海科技馆、象征“大珠小珠落玉盘”理念的国际会展中心、获2008年世界最佳高层建筑荣誉的环球金融中心、气势如虹的杨浦大桥，2016年新崛起的上海中心……浦东建筑群是一个又一个世界建筑大师竞相献艺的壮丽杰作。今日目睹这一切，不由让我想起当年动迁中的一件小事。
今天，从西至东，车子从浦东陆家嘴隧道出来，左边是一块约10公顷的绿地。在1994年，这里还住着3500户居民，加之房屋破旧不堪，类似棚户区。当时规划这块土地为高层办公楼，觉得楼房盖得密不通风，让人感到压抑，于是决定在此处造一块绿地，作“城市之肺”。这是上海市第一块在寸土寸金的地方拆房而不建房，却作为绿地的地方。
拆迁工作在进行过程中，被一座大院落“卡”住了。这幢房子建于民国初期，墙上瓷砖由英国进口，门框上还刻着法国画，屋梁上则有“三国演义”的人物木雕。有关人员召开了会议，决定还是要将其拆除。我没有同意。
我想到的是，浦东的人文历史遗产已经很少了，这么好的民宅，恐怕在浦东也只有这么一幢，那就决心留下吧。但有关人员还是试图说服我，他们说：“那片地价很高的，我们可以将这幢房子搬迁到其他地方去‘原拆原建’，再还原这套‘老房子’。”我说：“如果拆了，将来不能原样复建，拆房部门只须写个检讨报告。这个人文历史遗迹就在浦东这块土地上被抹掉了。”我最后拍板：“这是一个决定，希望大家执行，如果我‘英年早逝’，那就是我的遗嘱。”
这番话说得当时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于是，保留了这座民宅，也保留了浦东一段历史文脉。事后，澳大利亚一位外交部副部长访问此处时，他给我留了个条子，写了几句话：“建造摩天大楼容易，留下一个人文遗迹很难。”
这件事已过去许多年了，与那些雄伟壮观的摩天大楼相比，似乎微不足道，但让我十分珍惜。我想，伟大的开发建设，当然要追求完美与速度，但建设者如果忽视历史文脉的遗迹，以后必会追悔莫及。
勤政廉政是重要的投资环境
在浦东开发建设中，工作真是千头万绪。引进外资、建路造桥、项目招标、资产交易、人才使用、干部调动……在这经济大潮的奔涌中，有人担心出现腐败是必然的。有香港的外媒记者直言不讳地问我：“浦东开发成功的那一天，你们的腐败是不是也会走向顶峰？”这是个尖锐问题，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在你看到浦东开发的辉煌之日，同时也会看到一个廉洁的浦东。”
首先，勤政廉政是良好投资环境的可靠保证。我提议浦东新区设立了“三条高压线”：第一，领导干部不准直接与投资者谈判地价；第二，领导干部不准干预项目招投标，甚至不需要知道标底；第三，领导干部不准因为动拆迁等私事，为认识的人向有关部门打招呼。后来市纪委又作了补充，并设立了更为详尽的“七条高压线”。时任中央纪委书记尉健行同志就说“廉政是重要的投资环境”的说法很深刻，把纪委工作和以经济为中心的工作联通了，还要我以此写一篇文章在中纪委杂志上发表。
接着，我们继续提出“一流党建带动一流开发”的要求，在浦东新区成立了重大工程项目办公室，每个重大项目办公室都建立了党支部，还在大型项目中建立临时党委，在强化重大项目中的党建工作中，真正做到“重大工程建设到哪里，党组织就延伸到那里”的格局。对于党员骨干，要让他们到最困难、最艰苦、矛盾最突出的地方去做排头兵与楷模。
记得1993年，一位对浦东开发很有兴趣、也花了很多时间来认真采访的美国记者问我：“浦东开发需要50年吧？”我当时回答：“不需要这么长吧！我想在20年内会可以把一个繁荣而廉洁的浦东呈现给世界。”时间到了2009年，浦东经济规模已经超过1990年整个上海经济规模的两倍，前后不到20年。
浦东开发是上海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丰硕成果。如果说浦东开发是一首雄浑壮阔的交响乐，它的谱曲者就是邓小平同志，在上海市委的直接指挥下，我能作为这首交响乐中的一个演奏员参与其中，体验其难，感受其乐，真是三生有幸，我要感恩于我们伟大的时代，感恩于伟大的浦东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