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美国和欧洲的视角
《国际组织》杂志与世界政治研究(1)
彼得·卡赞斯坦 罗伯特·基欧汉 斯蒂芬·克拉斯纳
我们在这篇论文中将回顾一个学科分支的创建与发展。这个分支就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通常被称为IPE。近三十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组织》杂志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最初，国际政治经济学是根据它所讨论的问题所定义的，比如贸易、金融、原料政治、多国公司等。在这一学科分支领域里从事研究的学者借鉴了经济学和其他多种已有的理论：在体系层次上主要借鉴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层次上则主要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和多元主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所定义的这一学科分支内部不再根据讨论的具体问题分类划线，而是越来越多地依照理论取向确定流派。虽然有的研究纲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经济学，但另外一些研究纲领却开始疏远经济学所研究的具体问题及其所倚重的理性主义。我们这篇论文的目的是表述《国际组织》杂志在其发展历程中所代表的世界政治理论化过程，所以，我们的讨论重点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不是《国际组织》杂志创刊初期所讨论的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具体问题。我们使用“国际政治经济”这一术语时，指的是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实际关系；我们使用“国际政治经济学”时，则是指1971年来以《国际组织》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学科分支，亦即从研究国际政治经济的具体问题起始的、逐步成为分析世界政治诸多方面的这一学科分支。
如所有文章一样，我们的论文反映的仅仅是作者的观点。由于亲身参与了这一学科分支的发展，我们的文章也难免表现出我们的经历和偏见。正如我们在本特刊的序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的论文仅仅表述了一种视角，不是对重大问题的权威评判。进而，我们也不想妄称发展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分支就包含了过去三十年里国际政治研究的所有重要成果。其他重大研究项目也在发展，仅举几例，如对战争的根源、“民主和平”、结盟政治等问题的研究。有些理论对于安全研究至关重要，特别是组织理论和认知心理学，但是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来说则不甚重要。使用大样本统计方法产生的研究成果，比如使用战争相关数据（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所做的研究，也不是《国际组织》杂志的重点内容。我们这篇论文是为纪念《国际组织》杂志50周年特刊而写，所以最好依照使这一杂志为世人所知的那些研究成果为主线展开讨论。
对于世界政治领域的理论，有着不同的理解方式。在本文中，我们重点讨论理论的两种含义：一般性理论（general theoretical orientations）和具体研究纲领（specific research programs）。一般性理论启迪心智，表明相关的变量和可能的因果关系，指导人们确定具体研究纲领。政治学是借鉴性很强的学科，从其他学科那里借鉴了许多富有意义的思想。不少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的一般性理论就是从其他学科那里借鉴的，尤其是经济学和社会学。譬如，理性主义理论来自经济学，它的启示是：如果你面对一个难题，那就将它视为一个需要理性行为体解决的问题，理性行为体具有毋庸置疑的明确利益，在资源稀缺的环境里竞争。建构主义则不同。建构主义理论借鉴人文研究和社会学，探讨“事实”（包括作为构成行为体身份的一部分的利益）是怎样在社会环境中建构起来的。我们在本论文的第四部分指出，理性主义（包括以经济学为依据、强调行为体之间自愿协议的自由主义理论和强调权力与强制的现实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之间的论战已成为当今国际关系学界争论的焦点。
具体研究纲领将原因性变量与一组结果联系在一起，亦即将自变量与因变量联系在一起。权力分配或是民主体制对国家的战争倾向有什么影响？国际制度在什么条件下能够促进合作？国家-社会关系中哪些体制因素能够解释对外经济政策效力的变化？当使用证据验证这些理论的时候，人们就会得到答案。但是，这样的答案总会引发争论，因为在理论的具体使用、验证、控制下的统计分析等皆非易事。非试验性科学均面临这一难题，而我们这类学科尤其如此。
一般性理论，比如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多元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理论、建构主义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一直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来说同样如此。一般性理论是很难轻易消失的。这些理论一方面提供了相关的变量，指出了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与许多具体研究项目和可验证假设相一致的。我们将这些具体研究项目和假设称为具体研究纲领，但并非一定将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科学哲学思想用于我们这一学科。1一般性理论与具体研究纲领之间的关系意味着一般性理论的学理地位虽然不完全由经验证据所决定，但却受到经验证据的影响。有些因素，如与经验证据的吻合程度和世界政治本身的变化，使得有些假设以及包含这些假设的研究纲领比其他一些假设和研究纲领受到更多的支持。如果一般性理论能够产生有意义的研究纲领，它就会发展繁荣，反之则萎缩消退。能够揭示世界发展新取向的理论也会赢得更多的支持。人们不满意已有的一般性理论和研究纲领，加之世界发生了变化，这就为新兴理论的形成打开了空间。这一进化过程往往是非直接的和不完善的：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不存在“决定性试验”，因此也就难以完全否证一个研究纲领，更不可能完全否定一个产生大量研究纲领的一般性理论。
国际政治经济学从创立以来，就围绕两个既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的领域展开研究：一是国际体系，二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一个领域重点讨论国际体系层次的因素。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的体系层次研究借鉴了现实主义的观点，承认国家间权力分配的重要意义，这也是当时在国际关系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一般性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也提出了许多自由主义研究纲领，表现在对欧洲一体化、多国公司日益增强的作用以及国际相互依存的加强等问题的研究上面。在20世纪80年代，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开始就其各自研究纲领的优劣展开了辩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因之凸显出来。
我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体系层次的研究进行如下的表述：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世界的变化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为研究人员打开了新的天地，一些研究国际关系的年轻政治学者抓住了这一机会。几位经济学家指出了国际相互依存程度在提高，这就使国际政治学学者得以提出跨国关系的理论。这一研究思路提出了与当时占据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主导地位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理论。于是，跨国主义成为与作为独立学科分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具有明显关联的第一个理论。跨国主义受到了霸权稳定论的挑战，而霸权稳定论又分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派。这些最初的研究纲领之所以得以确立，是因为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并且与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相互借鉴。霸权稳定理论在逻辑层面和经验层面都遇到无法解释的问题，而跨国主义则很难得以操作化。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制度主义和一种特定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成为学理论战的主要对手。制度主义学者强调国家之间合作的可能性，而现实主义学者强调国家权力的重要性。自80年代后期以来，一轮新的辩论成为学理论战的焦点。这一论战是在建构主义和理性主义（包括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展开的，建构主义借鉴社会学理论，强调共有规范和价值，强化了在认识论方面对理性主义的挑战。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个研究领域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经济之间的联系。这一领域的研究人员所探讨的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和公司的战略。这些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密切关注经验事实。根据这一研究议程提出的问题集中在社会力量和政治制度产生的相对作用及其独立性上面。这一领域的研究一般来说属于注重经验的实证性研究，而从事体系层面研究的学者则更多地考虑元理论的构建。当然，无论是国内层面的分析还是国际体系层面的研究，一般性理论，如多元主义、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以及历史制度主义等，都用来指导确立具体的研究纲领。在经验层面上，重点考虑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会首先分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案例，并从这里开始延伸到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政治经济状况的分析，尤其是研究国家主导发展的亚洲诸模式和东欧国家以及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走出社会主义的过渡模式。
比较政治研究学者认为，再优秀的体系层次理论也是不完整的。即便是在面对同样的外部压力和机遇的条件之下，由于国家内部结构（由社会结构、集团和党派联盟而界定）的不同，不同的国家和集团仍然会做出不同的反应。起初，一些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的国内政治理论借鉴了多元主义，因为当时多元主义是美国政治研究领域的主导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不同的理论，包括历史制度主义和更近一些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也被用来研究世界范围内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现象。
过去，比较政治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些学者甚至跨越两个领域。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际派和国内派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到了90年代，这种差异有所淡化，原因是理性主义（包括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形成了新的论争焦点。这一点我们在下文中还会讨论。诸如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这类一般性理论派生出来的某些具体研究纲领比较易于应用于不同的分析层次，而像现实主义和多元主义这类体系层次和国内层次理论虽然曾是重要的理论，但是却难以应用到各种不同的分析层次。
但是，国际层次理论和国内层次理论之间的差异并没有阻碍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两个主要领域里经验性研究这一共同研究活动的开展。学者们确立的具体研究问题在经验层面上是可验证的，在学理层面和政治层面也是有意义的。他们将解释性变量植入因果机制之中，通过这一机制，就可以推出结果。他们在研究中力图控制其他一些解释性变量，以便发现选定的自变量是否对特定的结果产生有意义的作用。富有成果的研究纲领在不同程度上包含了演绎和归纳方法。不过，说到底，任何有意义的研究纲领必须有能力使变量和概念变得可操作化，其命题至少在原则上是可以通过经验事实而证伪的。
新的一般性理论及与之相关的具体研究纲领同以前建立起来的一般性理论及其研究纲领之间往往会处于一种相互质疑的复杂对话状态。这种对话的结果有三：一是有些一般性理论被改变和被吸收了；二是不同理论仍然分立，但是对于其中一种，相信的人越来越少；三是不同理论继续共存，并以基本平等的地位相互竞争。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来说，托马斯·库恩（Thomas Khun）的理论阐述并不准确，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来说，也是如此。2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特点是出现科学革命，然后是某种特定的一般性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常规科学阶段。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却并非如此。不同的一般性理论及其具体研究纲领之间的激烈论战贯穿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整个发展历程。
《国际组织》最初的思路主要局限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制度研究的交汇点上面。到了20世纪90年代，却融入了得以重建的世界政治天地。这一天地更为广阔，内容也更加丰富。原生于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思想延伸到诸如环境和安全等其他问题领域。问题之间的关联意味着世界政治中的许多重要现象，譬如经济和安全事务，不能继续以问题领域划线界定。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之间，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的其他分支之间的传统分界，越来越变得模糊不清了。面对这些变化，学者们修正了已有的研究纲领，开创了新的研究方向。他们更加明晰地区分了一些研究界线，同时也淡化消除了另外一些研究界线。他们试图重建综合性理论，并发现新的学理论争焦点。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建构主义与理性主义（包括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展开的新的论争日趋明显。随着冷战的结束，理性主义制度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开放经济的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的研究进一步深化，这就为学者打开了新的学理空间。常规建构主义和批判建构主义受到人文研究新趋势的影响，从社会学视角提出了新的理论。社会理论强调共有规范和价值的重要意义，但在认识论方面则完全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理性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派别）和建构主义之间的辩论在国家安全领域比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展开得更加充分。
我们不想妄加预言世界政治或国际关系的未来。但是，我们坚持两点。第一，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分支的成长过程不是一种一般性理论战胜另一种一般性理论的全面战争，而是充满了学理论争的焦点和对理论假设的验证。第二，如果将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发展与上一轮论战加以比较的话，则更容易被人们理解。我们说的上一轮论战是指从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学理和政治空间至80年代末的相对理论整合，这一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前后开始的另一轮论战做了铺垫。正因为如此，我们诠释过去的目的是了解目前的学术发展。
在本文第一部分中，我们简要地回顾了自20世纪40年代末《国际组织》初创之时到1968年之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几个发展要点。然后，我们讨论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学理空间。本文的第二部分阐述了过去三十年里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共生共存但又充满竞争的关系。在第三部分，我们追溯了国内政治研究的发展轨迹及其最终分化为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研究议程的过程。在第四部分，我们分析了冷战结束所开创的新的学理空间。我们认为，各种派别试图理解行为体偏好的努力形成了世界政治研究中的新的论争焦点，同时也使原有的一些理论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在结语部分，我们指出，目前的学术研究正在将国际政治经济学更加彻底地融入国际关系学学科之内，也将其汇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研究领域里展开的大辩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