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际关系理论论争的焦点

这部文集有着一明一暗、一主一次两条学理争论的路线。明晰和主要的路线是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的论争，含蓄和次要的路线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内部的论争。前者是本体论之争，对建构主义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者是分析层次之争，为新自由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理论铺垫。

先来讨论一下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论争焦点，这是本书的主要构架。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际关系理论的争论仍然是在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展开的，但是到90年代中后期，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理论流派已趋鼎立态势，并且，从学理上，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开始更占风头，在国际制度研究方面尤其如此。在建构主义兴起的过程中，又是《国际组织》杂志提供了建构主义和理性主义争论的平台。一本杂志，推动两次大的学理辩论，实属不易，同时推动两次大的学理辩论，也使《国际组织》成为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名列第一的专业期刊。《国际组织》能够做到这一点，大概是因为这本学术期刊始终在编织一种以围绕国际制度和国际合作这一对变量展开论战的学术话语。当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论战的时候，其核心问题是国际制度是否可以促成国际合作、在多大程度上促成国际合作；当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成为论战双方的时候，其核心问题也随之成为：国际制度为什么能够促成国际合作。这一论战的核心问题造就了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和建构主义的兴盛，这就是本书明晰的发展路线。本书的编排，先是理性主义论述，其次是建构主义阐释，再次是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比较与借鉴。编者从文集编排的结构上明确地点出了这条主要路线。

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基本分歧在于：前者强调国际制度影响行为的作用，是制度与利益的关系；后者重视国际制度建构身份的作用，是文化与身份的关系。基欧汉曾撰文称这两种观点的争论是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的交锋。¹⁷基欧汉所说的理性主义包括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而关于国际制度的作用问题，新现实主义在第三次论战中是主要一方，在第四次论战中是不可缺少的背景。具体来说，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争论集中在三个焦点上面。

第一个争论焦点在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现实主义作为第四次论战的背景在书中得到了反映，其基本假定包括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国家的单一性和理性以及国际关系的冲突性质。现实主义认为，以丛林原则为基本特征的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的标志，是国际体系不同于国内体系的根本所在，因此，也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国家生来就处于霍布斯文化状态，这种状态是无法改变的先验存在。正因为如此，国家之间的冲突是第一性的，合作是第二性的；冲突是绝对的，合作是相对的。现实主义学者克拉斯纳在研究国际机制的时候，将国际机制界定为干预变量。这虽然弱化了强现实主义者的观点，但毕竟国际机制与国际权力结构是毛和皮的关系。国际机制固然可以在权力结构允许的情况下起到促进合作的作用，但权力结构是根本。¹⁸一旦权力不存，机制自然失效。本书中现实主义学者强调这些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杰维斯认为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相比，仍然是最贴近国际关系客观事实的理论；马斯坦多诺则强调国际体系实力分布，亦即华尔兹的国际体系结构，是国际关系发展的根本因素。

新自由主义对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提出了质疑，尤其是在国际合作问题上与新现实主义发生了根本的分歧。在这方面影响极大的一篇论文是新自由主义学者米尔纳的文章《对国际关系理论中无政府假定的批判》。她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无政府状态不是国际体系的标志性特征。她认为国际社会并非全然属于无政府世界，国内社会也并非全然属于有政府世界。现实主义的错误是将无政府状态视为与等级状态对立的概念。实际上，从无政府状态到有政府等级状态，形成了一个延续体，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是程度上的差异而非本质上的差异。正因为如此，国际合作难题其实是现实主义虚构出来的逻辑，不是国际社会中的事实。¹⁹其他新自由主义则强调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不等于国际体系不存在合作的可能，也不承认无政府性决定了国际体系的合作是权宜之计，是非根本现象。²⁰

建构主义对无政府性的质疑是更具根本意义的，因为建构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是行为体互动行为的结果，不是国际体系中固有的客观事实。所以，建构主义学者更加强调国际社会存在的规范和规则可以抑止无政府性。温特1992年的文章《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指出，无政府逻辑是国家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性建构，现实主义定义的无政府逻辑只不过是无政府逻辑的一种。国家在互动过程中，可以建构多种无政府逻辑，包括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霍布斯文化，也包括承认相互的生存权并开展竞争的洛克文化和构筑友善共同体的康德文化。²¹建构主义指出，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以接受霍布斯无政府逻辑为研究起点，这是国际关系的一大误区。如果说米尔纳将无政府状态当作一种国内国际社会都存在的现象，国内的等级状态和国际无政府状态只不过是程度上的差异，那么，温特则从根本上认为无政府状态是人造的现象。既然是人造的社会现象，就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无政府状态，也就可以重构无政府状态。所以说，建构主义对现实主义视为第一推动的无政府假定提出了颠覆性质疑。

第二个争论焦点是国际制度的服务功能和建构功能。国际机制研究始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辩论，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之间的关系是辩论的核心问题。新现实主义的国际机制研究是供应派机制理论，亦即国际机制是霸权国供应的公共产品。所以，其理论始终围绕权力的杠杆展开，比如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²²强调霸权国家提供国际机制的目的是维持国际秩序，以低成本保证自己的国家利益。这样一来，霸权国家的实力就成为国际机制存在和运行的基础。如前文所述，克拉斯纳在这个基础上前进了一步，提出国际机制是干预变量，从根本上仍然是依附于权力的。所以，无论是吉尔平还是克拉斯纳，都以权力结构为第一考虑：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是绝对的、根本性的；国际制度提供的合作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基欧汉的需求派国际制度理论提出，国际制度的存在和运行是由于国家的需要，因为国际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信息透明度，所以，国家需要国际制度，以摆脱囚徒困境，争取双赢的结果。这样，国际制度就具有了服务功能，使国家知道如何权衡利弊，如何在国际制度提供的框架之内，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结果是减弱了无政府性效应，加大了国家之间合作的可能。²³在基欧汉那里，国际制度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与权力结构共同成为影响国家合作行为的主要变量。1984年基欧汉的《霸权之后》出版，带动了一大批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实证研究，最终形成以国际制度需求理论为核心的新自由制度主义。

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制度理论讨论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制约，强调国际制度对促进合作的积极意义。建构主义学者则从国际制度在建立国际规范、建构国家身份认同方面提出了新的思考点。这就发展了一种不同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制度理论，理论重心也从对国际制度解决问题的服务功能转向国际制度塑造行为体偏好和身份的转化作用。鲁杰的《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是阐释建构主义国际制度理论的开拓性论文。他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建构主义形态，也强调了国际规则的两种类型：限制性规则和构成性规则。对于论文题目中提出的问题，鲁杰对国际制度的阐述就是建构主义的基本回答：国际体系是社会性的建构，国际社会需要规则和制度加以维系。这篇论文对建构主义的国际制度观做出了理论层面的阐释，多次被转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本质上说，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争论在于国家的身份和利益是行为体先验给定的因素，还是后验实践互动的结果。这是一个本体论问题。新自由主义（包括其他政治学和经济学理性主义学派）是把行为体的身份和偏好视为先验给定的因素，所以才会根据这样的身份和偏好做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建构主义则认为身份和偏好主要是后验实践的结果，因此，身份可以变化，偏好可以调整，行为也就因之而变化和调整。正因为如此，新自由主义将无政府性视为先验给定，将行为看作在无政府常态下为实现自我利益而做出的合理选择；建构主义则将无政府性视为互动形成的结果，认为不同互动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无政府文化，造就不同的身份和利益，行为不过是身份的反映。文化变，则身份变；身份变，则利益变；利益变，则行为变。²⁴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国际制度理论之间的最大不同是国际制度的服务功能和建构功能。前者是理性主义国际制度理论的核心，后者是建构主义国际制度理论的重点。换言之，就是国际组织解决问题的功能和转化行为体身份的功能。目前，这依然是国际制度理论的一个研究重点。

第三个争论焦点是观念的作用。在新现实主义那里，观念是被排斥在研究框架之外的内容，是被抽象掉了的因素。华尔兹对古典现实主义的一大改革就是所谓的削尽冗繁留清瘦，将非物质性的、非可观察性的因素尽可能删除。²⁵在1989年基欧汉和米尔纳主编的《观念与外交政策》一书中，已经明显地表示出国际关系学者意识到观念的重要意义，所以才将观念这一理念性因素和理性主义的许多客观因素视为同样重要的变量，比如，新自由主义认为利益是客观因素，观念是主观因素，利益和观念都会影响行为体行为。²⁶这与新现实主义排除主观因素的科学化做法已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新自由主义者对观念的处理是将其列为与其他客观因素同样重要的自变量。建构主义者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因为观念因素毕竟被列为影响行为的重要变量。但同时，建构主义者也认为，这是一种颠倒顺序的做法，因此，在根本上是谬误的。对于建构主义来说，理念重于物质，观念先于利益。所以，合理的顺序是观念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而不是观念和利益共同决定行为。²⁷

由于建构主义强调观念的作用，所以国际规范就成为建构主义研究的重要概念。国际规范属于观念范畴，主要是社会范畴之内的事情，所以，它是新现实主义排斥于其研究之外的内容，也是新自由主义的理性选择研究难以收入的变量。建构主义的规范研究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国际规范形成于国际行为体的互动之中，在国际组织中逐步取得合法性，得到成员国的认同，并影响成员国的偏好。当今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前沿问题就是国际规范，包括国际规范的形成、发展和作用等。这在本书收入的一些实证性研究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反映。比如芬尼莫尔和斯金克的文章讨论了规范的形成，提出了规范生成的生命周期阶段论。其次，国际规范对于国际关系行为体具有重要的转化作用。国际规范研究是建构主义的重要研究议程，其根本意义在于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偏好和利益。这在克拉托赫维尔1989年的著作《规则、规范与决策》中已经得到了深刻的阐述。²⁸芬尼莫尔在1996年的著作《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中，对国际规范造就身份和偏好的问题做出了实证性研究。²⁹

再来说明一下自由主义内部论战这条含蓄的脉络。

虽然编者没有明示，但这部著作除了以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作为争论的两派为主脉络组织全书内容之外，还含蓄地表示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一条次要脉络。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内部的分析层次之争。我们知道，当新自由制度主义兴起的时候，其代表人物基欧汉的目的是建立国际体系层面的理论，这是受华尔兹的影响，也是美国国际关系宏理论的基本路径。后来温特理论的思维方式也有同样的痕迹。基欧汉将国际体系层面的因素分为结构与进程两类。于是，华尔兹的实力结构就被归为体系结构，而基欧汉自己的国际制度就被归为国际体系进程范畴。³⁰当华尔兹称所谓的进程不属于国际体系层面因素的时候，基欧汉反驳说，不是体系层面因素，难道是单位层面因素？国际互动谓之进程，一个国家是无法进行互动的。所以，进程必然是体系层面因素。但是，由于需要建立体系理论，基欧汉接受了华尔兹的无政府状态和理性国家这两个假定。与华尔兹的理论一样，基欧汉也创立了一种国际体系层次的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

自由主义内部对体系层次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对无政府假定的质疑。基欧汉是接受现实主义的无政府假定的，接受无政府状态就意味着将国际体系和国内体系视为两个本质上不同的研究和实践领域。³¹这种国际国内两分法的研究议程受到自由主义内部的质疑和批评。前面提到的米尔纳颇有影响的文章，在质疑无政府性的问题上已经寓含了国内国际政治不可分割的基本观点。本书收入了米尔纳的另一篇论文，既《政治的理性化：正在显现的国际政治、美国政治与比较政治研究的综合》。在这篇论文中，米尔纳进一步强调了国际政治学与政治学领域的其他分支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比较政治学研究人员在实际研究活动中也将国际国内置于同一个研究议程之中。既然无政府状态和等级状态只不过是一个人类组织连续体上的不同程度的状态，没有本质差异，那么，米尔纳自然会反对将国际和国内政治截然分成两个不同领域，国内制度的研究方式不仅可以用来研究国际制度，而且还能够形成一种整合性的研究方式。所以，她才提倡国际政治、美国政治和比较政治学的统合。而马丁和西蒙斯的文章也强调了国内制度研究对国际制度研究的重要性。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国内两个不同层面的结合已经是国际关系研究议程中的重要问题。同时，在实践层面，国际和国内的事务也确实是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即便是在现实主义主导的国际战略领域，也出现了自由主义学者主编的专门研究国内因素的著作。³²

第二是对国家理性和单一性假定的批评。许多现实主义者都坚持一种观点：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导行为体，是理性的，是单一的决策单位。³³本书中加勒特和马斯坦多诺的两篇论文也部分地坚持了这些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新自由主义者基欧汉在建构其宏理论体系的时候，必须接受国家是理性的、单一的行为体，舍此则难以构建体系层次的理论框架。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理论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无论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还是结构建构主义，都是沿着结构主义的思路去观察国际关系的世界，去识别结构和行为体，去建立结构和行为体之间的关系。³⁴这些理论的优点是有着明显的分析框架和相对简约的理论阐述，比较容易做出研究设计并使主要研究变量可操作化。³⁵

但是，正如德斯勒在1989年的论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体系层次的结构理论虽然简约，但却无法包含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国际体系的转型性变化（transformative change）。这正是因为结构理论过于追求简约的缘故。³⁶如果将探究重心下移到单位甚至是次单位层次，就出现了两个与体系理论不同的假定。第一，国家不再是单一的和理性的行为体，国际关系中行为体的多元化就充分表现出来。第二，单位层次和体系层次是互动的。再扩延开来，次国家、国家、国家间和体系这些不同的分析层次之间不再是分立的、自上而下的因果关系，而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有的时候，单位层次产生的影响比体系层次更大。实际上，这种批评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兴起过程中一直存在，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上升势头和科学化程度部分地掩盖了国际国内结合研究的议程。本书第一部分中，三位编者提到了国内结构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像古瑞维奇在国际体系对国内体系和进程影响方面的研究，帕特曼的国际国内双层博弈研究等。这些都是在不满足于体系层面研究的情况下，试图将国际国内结合起来的研究议程。在1996年，基欧汉和米尔纳也主编过一本重要的文集，题目是《国际化与国内政治》，从国内国际两个层面相结合的视角，研究了国际层面因素与西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动，提出了许多富有洞察力的观点，也收集了重要的实证研究成果。³⁷对于转型国家、转型动力、转型机制等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主张将国际国内政治结合起来研究的学者，如米尔纳、加勒特、谢淑丽（Susan Shirk）等人的论文都收集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