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从全球霸权到国家的专业化？

国际关系研究在不同国家是如何发展，以及发展的程度到底怎么样，其中存在的差异不单是国家习性或者难以形容的国家特征的问题。政治的、制度的历史解释了不同的概念、与相邻学科的关系以及科学的类型问题。美国人广泛存在的期望别的国家的学者也会跟从其当代的研究是不大可能的。就如法国学者所经常指出的，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总是声称他们是在普世主义的范围内思考问题的，但是他们最可能赋予所要研究的对象以自己独特的文化特性。

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内部知识结构既解释了正在发生的大辩论，也解释了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为什么在全球居于领导地位。其研究对理论杂志具有很强的等级依赖性，学者们必须竭力能够接近这些杂志。这种情况在欧洲则是不必要的，因为学术权力从历史上来说就是集中在次学科领域或者地方大学基础上的，而不是集中在学术精英那里。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独自就可以达到学科研究的顶点，因而足以成为这门学科的全球核心。

美国国际关系研究正在走向国家的专业化方向，但是由于这种情况是发生在采用理性选择方法的自由主义本体论基础上的，它将不大容易被出口到其他地区，因此会在世界其他地方导致国际关系研究的去美国化倾向。一个更具全球性的、非对称学科的出现，与美国国际关系研究转向理性选择研究，而该研究又没有为欧洲学者所模仿有极大的关系。

欧洲国际关系研究同时展示了持续增加的专业化迹象，但并不必然就是美国化的。¹³⁴德国、法国、英国的国际关系已经开始打破严密的地方权力结构（单一的大学、次学科、或者非正式性以及人事制度），转向一个更大的学术市场空间发展（国家的或者一个语言区的国际关系研究——例如法语区与德语区研究¹³⁵），这也可能会扩大到整个欧洲。

其结果很可能会出现缓慢的转变，即国际关系研究的模式从只是一种专业内在一致的国家学术市场——美国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多少存在的学术割裂状态——发展到美国影响相对退出以及欧洲按照自己独立研究兴趣所形成的更大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团体。当然，什么时候，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这种学术多元主义会超越西方，包含更大规模的独立学术团体，将是未来国际关系学科社会学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苏长和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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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Hoffmann 1977.

2. Strange 1995.

3. Porter，即将出版；同样的看法见Palmer 1980。

4. Farr, Dryzek, and Leonard 1995.

5. Holsti 1985，13.他得出的结论是：“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国际学术知识交流模式仍然不是理想的国际学术共同体模式。”Ibid. 148.

6. 巴特菲尔德发明了这个词语，这个词语已被剑桥学派新观念史学家普考克（Pocock）、斯金纳（Skinner）与邓恩（Dunn）等广泛用于研究之中。参见Butterfield 1959；也可比较Tully 1988。

7. Lowi 1992，1.

8. 一个令人感到惊奇的——同时也被人们完全忽视的——例外的是Crawford and Biderman 1969的著作，该研究受到了“科学研究空军事务办公室行为科学分部”（the Behavior Sciences Division of the Air Force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的资助，集中关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在国际研究领域社会科学家与美国政府活动之间的关系”（1969，v）。但是在我们有限的工作中，我们主要集中讨论社会科学的社会学的发展问题。

9. “与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琢磨他人的各种行为上相比，社会科学家不大愿意花费哪怕一点的精力，去阐释作为经验研究领域的社会科学的社会学的发展。”Crawford and Biderman 1969，vi.最近值得一提的一个例外是我们后文所引的瓦格纳（Wagner）、惠特利（Whitley）以及威特洛克（Wittrock）等人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

10. 惠特利提及了经济学中类似的问题，参见Whitley 1986。国际关系学科中部分可视为例外的是Giesen 1995；以及Guzzini 1998。

11. 可比较Wæver 1992，vi-viii；以及Schmidt 1998，32—38。

12. 例如，可参见Alker and Biersteker 1984; Banks 1984; Bull 1972; Donnelly 1995; Gareau 1981; Hoffmann 1977; Holsti 1985; Kahler 1993; Katzenstein, Keohane, and Krasner; Knutsen 1992; Meyers 1990; Olson 1972; Olson and Groom 1991; Olson and Onuf 1985; Smith 1985, 1987, 1995; Wæver 1992, 1996。

13. 施密特首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较全面的历史学研究（而非只是对单个作者或者单个事件做研究），参见Schmidt 1998。让人遗憾的是，他的研究只覆盖了1800年中期到1940年这段时间美国以政治学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研究状况，而且，他只使用了内部推理的解释方式。他的研究有效地展示了该阶段对后世美国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主导地位的确立所带来的问题。可比较阅读Wilde 1991。然而，他并没有解释美国学科主导的神话为什么得以确立，以及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此，也就没能解释即使从历史意义上说是错误的情况下，这种主导地位又是如何成为真实的。

14. Hoffmann 1977.

15. Jonsson 1993.列昂斯部分也是按照霍夫曼的清单，对法国国际关系学科现状进行了讨论，参见Lyons 1982。

16. 例如，Mansbach and Vasquez 1981；以及Banks 1984。从建设性意义上理解库恩作品的一个例外是Guzzini 1998。

17. 提到最多的可能是Keohane 1983b，1986a；最近比较多的是Vasquez 1997。

18. McCloskey 1994，92.

19. 例如，Collini et al. 1983；Easton et al. 1991；Farr 1988；Farr et al. 1990；Farr et al. 1995；Farr and Seidelman 1993；Gunnell 1993；以及Wittrock 1992。

20. 施密特似乎又一次是个单独的例外者，见Schmidt 1992。一项批判性的研究告诉我们如何“不”使用经典著作，并进而对虚构出来的传统特别是现实主义传统进行了批判，被批判的包括加斯特（Daniel Garst）、沃克尔（Rob Walker）、福德（Steven Forde）、威廉姆斯（Michael C.Williams）以及约翰逊（Laurie M.Johnson）对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以及霍布斯的研究作品。

21. 有关科学社会学发展的一般评述，参见Whitley 1984；Nowotny and Taschwer 1996；Zuckerman 1989；Restivo 1994；Anderson 1997，Chap.1。

22. 按照默顿的说法，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是集体主义（communism，科学知识对社会来说是集体财产）、普世主义（universalism）、冷漠无私（disinterestedness）以及有序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kepticism），即CUDOS，参见Merton 1942。

23. 参见Wagner and Wittrock 1991，331。以及Whitley 1984，5—7。

24. Wagner 1990a，24.另外，特别参见威特洛克（Bjorn Wittrock）以及惠特利（Richard Whitley）的作品；以及Wagner et al. 1991。

25. Wagner 1990a, 23. 也参见Wagner 1989。

26. Wagner and Wittrock 1991，7.这三个层次与霍夫曼所谓的三个因素（知识秉性、政治环境与制度性的机会）看起来有点相似，参见Hoffmann 1977。霍夫曼所谓的知识秉性强调的是主流科学的观点（即表1中2a，也可能是1b部分）；制度性的因素则主要涵盖一些专门的特性，而非总体性的东西（表1中的第二层）。然而，这种相似性只是对这些各自独立的概括工作合并起来所做的简化而已。

27. Galtung 1981.

28. G.Chan 1997.

29. Chan 1994，248.在其所做的进一步概括中，陈发现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日本、中国（中国可能有一些例外）以及几乎所有非洲国家，相对现实主义的风格主导着它们的政策研究工作，原创理论最重要的地区是在伊朗。与这个概括相似的看法，参见Holsti 1985。

30. 参见Holsti 1985；Alker and Biersteker 1984；以及Robles 1993。

31. 人们可能争论到底是居住国还是出生地更有意义。前者除了更便于统计以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由于美国在研究中的中心地位，来自其他地区的有抱负的学者对美国都趋之若鹜，把其视为展示自己成功的惟一途径，这反而又加强了美国在这门学科中的主导地位。因此，按照居住国的分法能够更准确地概括作为领先学术团体的北美所占的主导地位，当然，如果我们能够相对关注出生在不同国家的国际关系学者的学术经历过程，另外一个方法也可能是有意义的。

32. 依据Goldmann（1995，252）的相同统计材料以及从我自己整理数据中所得出的未经核实的看法。

33. Andersen and Frederiksen 1995，20，表2。还包括另外两份政治学刊物，即《英国政治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本国学者占25.2%，德国的《政治学季刊》（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本国学者占90.2%。

34. Goldmann 1995，254，表7。戈尔德曼所评估的7份刊物中，其他刊物被这些刊物引用所占的比例只有3%多一点。

35. 到1997年底，1952年创立的美国国际问题研究会成员为3 200人，成立于1975年的英国国际问题研究会成员为920人，1956年成立的日本国际问题研究会成员为1 987人，1993年创立的北欧国际问题研究会（Nordic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NISA）成员为120人，1996年新成立的年轻的中东欧国际问题研究会（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CEEISA）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员登记数。将美国与欧洲进行直接的对比并不是很容易的，因为欧洲所有正在兴起的国际关系研究组织还没有独立的个人登记数目，而且，像德国与法国并没有独立的全国性国际关系学会组织，这些国家的国际关系学会组织都是政治学学会下的分支机构。然而，在欧洲的各种会议上，按照成员数量排列的话，英国是最大的，北欧其次，德国第三，法国以及其他东中欧与南欧国家的学者合在一起大概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因此，如果欧洲有一个统一性学会组织的话，那么其成员大概有2 000人。

36. 在1995年到1997年的年度会议上，美国国际问题研究会吸引大约1 800人参加，而英国国际问题研究会大约是350人，日本约为500人。由名为“欧洲政治研究会国际关系研究常设团”每三年组织一次的会议在1992年至少吸引了460人参加，1995年为480人。

37. 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会中大约35%的成员来自非北美地区。一方面，我们可能在不改变总体局面的情况下纠正这种状况；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可能不应该这么去做：其他人加入美国国际问题研究会的事实，只是简单地意味着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研究团体拥有了更多的成员（包括国际成员），而其他研究团体则不能够吸引其本土成员，因此，这些本土研究者们自然不会把自己作为如北欧国际问题研究会之类的成员了。

38. 根据戈尔德曼的整理，参见Goldmann 1995。

39. 在选择欧洲的《千禧年》（许多欧洲学者毫无疑问会认为它是欧洲最好的两份或者三份学术刊物之一）还是美国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博弈论与定量研究的《冲突解决杂志》（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上，我们并没有任何的特殊偏见。《国际问题研究季刊》最近变得越来越专业了，但是它毕竟仍然是美国国际问题研究会的官方杂志，无论是其地位还是订阅量来讲，其影响都很大。《国际组织》杂志当之无愧地是美国的顶尖刊物。从影响因子上看，根据社会科学引用指数编辑的《引用评估研究》（Journal Citation Reports），《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在欧洲国际关系研究学界的得分最高，但是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研究杂志（包括在某种意义上它还容易引起不同的解读问题）。

40. 可以比较Keohane 1988；以及卡赞斯坦、基欧汉和克拉斯纳在本书中的文章；以及Wæver 1996。

41. 定量研究当然并不必然就是理性选择研究，所以把它们归在一起，是基于理性主义-反思主义划分轴线的考虑，与它是否符合第二次辩论（定量研究对传统研究）模式或者第四次辩论（理性主义对反思主义）模式并无关系。

42. 各部分及其下属部分的详细数据见本文后面的附录。详细的编录（包括各篇文章的编排）见http://www.corpri.dk/staff/owaever/htm。

43. 人们可能持不同看法，认为“其他领域的文章”应该从总数字以及图3中扣除掉。如果这只是一个简单的错误或者因为其是“未划定”领域的文章，那么这样做可能更有说服力一点。然而，划在其他领域类目中的文章与其所属领域的风格仍然是非常接近的，它们并不属于这门学科所分类的任何领域，因此，这些文章代表着特别是《国际问题研究评论》杂志多元性的风格。如果一定要把这些文章排除在统计之列，就会提高两份欧洲刊物特别是《国际问题研究评论》在划定领域中不同类别文章所占的百分比。这会减小理性主义所占的比例，但是仍然是很接近的（《国际问题研究季刊》，90.9%；《国际组织》，71.9%；《欧洲国际关系研究杂志》，51.2%；《国际问题研究评论》，三种理性主义文章加在一起为30%），而关于反思主义文章的比例则会增加（《国际问题研究季刊》，9.1%；《国际组织》，28.1%；《欧洲国际关系研究杂志》，48.8%；《国际问题研究评论》，两种反思主义文章加在一起为70%）。

44. 强理性主义（hard rationalism）加弱理性主义再加定量研究文章作者的总数量，与强建构主义（hard constructivist）加弱建构主义（soft constructivist）文章作者的总数量对比是：美国杂志上的美国学者分别是68.3%与17.4%，欧洲杂志上的美国学者分别是39.1%与38%，美国杂志上的欧洲学者分别是46.9%与23.4%，欧洲杂志上的欧洲学者分别是21.9%与41.1%。

45. “欧洲学者”以及“美国学者”这里主要是指他们与所属研究机构而非与国籍的关系。

46. 参见Wagner 1990b, 269；以及Kastendiek 1991, 110。

47. 参见Wagner 1990b, 271—276; Dyson 1980, 107—117；以及Wittrock 1992。

48. Wagner and Wittrock 1991，345—348.

49. Meinecke［1924］1976，特别参见409—421。

50. 新现实主义中的慕尼黑学派是个惟一的例外，它并没有在慕尼黑以外的地方流行起来。可参见Meier-Walser 1994。许多说德语的美国学者在美国出版的作品都被翻回成德语，例如摩根索、赫兹、基辛格以及一些说德语的捷克斯洛伐克德裔学者，只有这些学者似乎一直与德国学术圈保持着持续联系。

51. Senghaas 1969.

52. 国际关系所就德国国际关系研究现状与美国之间的对比，以及人们是否应该做这一比较然后再把美国的复制过来等问题，组织了一次很有名的辩论，辩论成果参见Gunther Hellmann（1994）与Michael Zurn（1994）。

53. 参见Muller 1994 and 1995；Keck 1995；Risse-Kappen 1995a；Schmalz-Bruns 1995。关于德国辩论与美国辩论之间的关系，有一篇用英文写成了很精彩的文章，参见Risse 1997。

54. 我们期盼艾尔伯特（Mathias Albert）即将出版的这方面的成果。

55. Katzenstein 1997.

56. 参见Rittberger 1993；以及Hasenclever et al. 1997。

57. 一般这都被看作为一个健全学术制度的美国化的标志（在德国是相对比较少的）：引入匿名评审人制度。

58. Wagner and Wittrock 1991，7.

59. 此处以及下处的段落主要来自Heilbron 1991。

60. Heilbron 1991，78.

61. Hayward 1983，214.

62. Wagner and Wittrock 1991，10.

63. Wagner and Wittrock 1991, 344；还可参见Wagner 1990a, 73ff。

64. Neumann 1997，364—367.

65. Smouts 1987，283.

66. Hellmann 1994；Zurn 1994；以及Rittberger and Hummel 1990。

67. Leander 1997，162；Groom，未注明日期；and Giesen 1995。

68. 参见Groom，未注明日期；可比较Groom 1994，223。

69. Renouvin and Duroselle 1964（传统外交史研究）以及Renouvin 1954（更具有年鉴学派色彩）。对法国国际关系研究主要传统的精彩讨论，可参见Giesen 1995。

70. 参见Merle 1987；Badie and Smouts 1992。有关对巴蒂所做的英语学术介绍文章，参见Leander 1997。对主要由法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学者们领导的法国国际关系研究现状的评论，参见Smouts 1998。

71. 感谢霍尔姆（Ulla Holm）建议我采用这种说法。

72. 参见Smouts 1987；Giesen 1995；Groom 1994以及未注明日期的作品。

73. Leander 1997.

74. Smouts 1987，282.

75. Giesen 1995，160.

76. Wittrock 1993，324—327.

77. Wagner and Wittrock 1991，343.也可参见Hayward 1991。

78. Vout 1991，166.

79. Hill 1987，305ff.

80. Wolfers 1956.

81. Smith 1993.

82. Dunne 1994.

83. Lyons 1986，642.

84. Isaacson 1992，74—75.

85. Bull 1977.

86. Wittrock 1993，330.

87. Ibid.，331.

88. Wagner and Wittrock 1991，347.

89. Lowi 1992，1—2.

90. Ross 1991.

91. Manicas 1991，50—51.这里的讨论是指凡勃伦1906年的文章《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

92. Gunnell 1991，126.

93. Gunnell 1995，29.

94. Hoffmann 1977，42—43，48—49.

95. Suhr 1997.

96. Kahler 1993，398—402.

97. Wittrock 1993，331—36.

98. Lowi 1992，3—4（也见第5页）。

99. 当然，许多美国的建构主义学者利用这种方法去解决重要的主体性问题，但是美国的建构主义是在与理性主义限度的比较中，主要集中在建构主义到底能回答以及不能回答什么类型的问题的理念与意识上，从而最终日益形成一种有影响的流派的。

100. 各次辩论的地位都被批判者们贴上了不同的标签：“新现实主义”（Cox与Ashely），“新自由制度主义”（Grieco），“反思主义”（Keohane）。

101. Whitley 1984.

102. Ibid.，81.

103. Whitley 1986，187.

104. Whitley 1984，84ff.

105. Ibid.，87.

106. Ibid.，86.

107. 惠特利把所有因素结合起来概括出16种形式（Whitley 1984，155，表5.1），其中9个是不大可能的或者是不稳定的，最后剩下7种。然而，我不会详细阐述这些形式，因为国际关系学科并不特别适合任何一种形式。我主要集中阐述各国在不同影响因素上有哪些不同，以及哪种因素更能解释几次大辩论。

108. Whitley 1984，165.

109. 参见Hargens 1988，150；以及Andersen and Frederiksen 1995，17—18.

110. Whitley 1986 and 1984，181—87.

111. 马克·霍夫曼（Mark Hoffman）与尼克·任格尔（Nick Rengger）探讨了不同类型的批判理论（Hoffman 1987；Rengger 1988）。ZIB杂志通过它的“论坛”栏目有意识地促使有关学科的辩论问题，本文前面对这些例子已经做了说明，关于德国国际关系研究与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关系的文章，参见Hellmann 1994；以及Zurn 1994；关于理性选择的一篇文章，参见Risse 1997。

112. “1998年美国大学国际关系博士项目排行”，参见《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网页http://www.usnews.com。

113. 例如，Kissinger 1957a，329；以及Morgenthau 1962。

114. 令人遗憾的是，批判研究的文献有一个趋势，就是把“实证主义、现实主义与美国学者”看作是整齐划一的理论体。比较一下乔治的研究就知道，由于把现实主义看作是实证主义的，他严重曲解了现实主义理论图景，参见George 1994。

115. Onuf 1989，163.

116. Lakoff 1996.

117. Hartz 1955.

118. McKay 1988，1054；Ross 1991.

119. 例如，可以比较Krasner，即将出版；以及Milner 1997。

120. Gunnell 1993.

121. 一种理论是自由主义的，是指其在关于国际关系的经典自由思想的意义上，重新对国际关系现象进行最低限度的微观经济学式的解释。由基欧汉与其他人所发展的制度理论，以及最近莫劳夫奇克所创造的关于国内利益与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都是代表。参见Moravcsik 1997。和现实主义一样，两种理论在自由主义认识论的传统上，为了创立一种经验社会科学理论而淡化道德、历史以及实践的意义。参见Wæver 1992，125—151。

122. Palmer 1980，347ff.

123. 最近人们试图列述出12位正在出现的国际关系研究大师，其中10位是北美的［鲁杰与沃克尔出生在欧洲但是在北美接受学科训练，德里安（Der Derian）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另外两个一个来自英国一个来自法国。参见Neumann and Wæver 1997。也可参见Lyons 1982，138。

124. Moravcsik 1991.

125. 对欧洲学界在90年代所做工作令人沮丧的概述，参见“欧洲政治研究会国际关系研究常设团”每三年组织一次的欧洲国际关系系列会议首届会议上的公报。

126. 例如，Jachtenfuchs and Kohler-Kock 1996；Hix 1998；Marks 1993；Majone 1996；以及像Diez 1997更为激进的著作。按照其中一位最著名学者（Markus Jachtenfuchs）的说法：“欧洲一体化的治理研究途径主要是欧洲的，这与欧洲各国活动正在日益处于欧盟框架基础上是不无关系的，该事实因此导致各国对欧洲多层体系中有效的民主治理问题非常敏感。欧洲学者对美国式的关于欧洲一体化背后的理性以及真正的动机的解释并非很感兴趣。”1998年4月18日本人与马尔库斯的私人谈话。

127. 特别是：Tsebelis 1994；Garrett and Weingast 1993；Milner 1997，chap.7—8；以及Schneider et al. 1995。

128. Lapid and Kratochwil 1996.见这篇文章列举出《国际安全》杂志所发表的由波森（Posen）、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以及范·埃弗拉（van Evera）等人撰写的一些最重要的文章。

129. 例如，可参见Le Gloannec 1998发表的一些文章。

130. Bigo 1996.

131. Hassner 1997.

132. 参见McSweeney 1996；Huysmans 1998；Lapid and Kratochwil 1996。该学派最近的著作参见Buzan et al. 1997。

133. Katzenstein 1996c.

134. 这与真正的学术边缘地带正好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在以色列，如果你要拿到永久教职，你就得在美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并且需要在国外接受学术训练［1998年3月18日与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Barnett）的私人谈话］，即使在相对比较大的北欧研究圈中，也要求研究者们在“国际上”（其实就是在美国）出版论著。就如安德森与弗雷德里克森所指出的，这是小国语言环境下出现的学术术语。参见Andersen and Frederiksen 1995，18。“一个美国学者如果用非英语在国外刊物上发表文章的话，是不大会说他在国际上发表了论著这样的话的。”Sivertsen 1994，42.如此看来，专业化很可能意味着就是持续增加的美国化。

135. 可以比较Giesen 1995；以及Rittberger and Hummel 1990。如果把北欧国际关系研究看做是一个学术单位而不是国家性的学术团体的话，那么语言区的意义就更明显了，它完全可以成为我们未来从事扩展研究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