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现现在这样的情况？

如何（不）描述学科的发展

本特刊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有这样一个明显的特征：陈述这个领域的研究，批判性地评估先前的研究与贡献，解释为什么现在的方法（主要集中体现在理性选择理论中）已经可以解决先前研究中碰到的问题。按照几乎所有学者的看法，他们的次研究领域现在根基是很牢固的。

一个领域的研究自然是受到当下研究者看法的影响的。很典型的是，我们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相信这样做是对的，这样做对我们来说比先前的做法要更好。然而，对历史学家或者科学社会学家来说，这不过是一种天真的看法。就如典型的自由主义史学（Whig history）把历史假设为进步的，认为胜利一方必然也是最好的一方，过去是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解释的一样。⁶认为先前研究所做的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东西，只不过不很成功而已，这种看法忽视了所研究问题的当代背景，以人类碰到的不可靠的外部问题取代了对当前问题的注意。而且，当前的理论贡献应该置于特定的背景下去考虑其意义，不能只纯粹视为是脱离现实的学术与抽象的议题之间的关系。我们不仅需要解释过去研究的错误，而且还需要接受这样的事实，即我们今天所做的几乎不大可能是完全使自己不受所有超科学力量影响，从而获得某种纯粹性的学科所导致的结果。更有可能的是，还有社会以及环境理由可以说明我们为什么做我们所做的。这绝不是指我们的努力是不合科学、客观以及价值的。只有把真正的科学认为是纯粹以被动的方式反映了主体事实，社会学的解释与科学的价值才会必然处于对立的状态。更为现实的是，所有时代的理论都应该可以归于社会学的解释之中，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在学科框架内展开我们正常的讨论，确立我们认为最有说服力、最有效或者最接近真理的理论。西奥多·洛威（Theodore J.Lowi）认为：“即使假想我们都在真诚地追求真理，也有许多并非为了追求真理这样的理由，说明为什么我们从事我们所从事的政治学研究。”⁷

国际关系与科学社会学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不存在的。⁸科学社会学一直关注的是自然科学，有的也关注医学与法律。由于社会科学⁹与人文学科的分裂，科学社会学的大部分注意力都转到经济学与社会学上了。作为后来被研究的政治科学学科下的次学科，国际关系学科不会被职业科学社会学所注意。如果科学社会学适用于国际关系的话，两者的结合可能来自相反的方向，但是国际关系学者常常在没有任何理论框架的情况下来研究这门学科。¹⁰一般来说，他们把过去描述为：理论辩论中到底谁对谁错，过去的理论出现了哪些错误，以及为什么每个人现在都应该跟着我的研究走。

有或者没有科学社会学情况下的解释

在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史中，内部的解释原指基于所谓的科学内在目的的解释，而外部的解释则引入许多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与知识因素。然而，在国际关系学科中，这种步骤却被奇怪地倒置过来，最流行的是特定事件上的外部的解释：现实国际关系的发展对国际关系学科内部发展产生的影响！因此，让人感到矛盾的是，外部解释重新设置国际关系学科要解释的经验素材的可接受性，从而有助于准实证主义者、进步主义者的自我理解。所以说这是矛盾的，因为常规科学社会学辩论中所说的外部解释是指外在于学科的学术普遍性以及主观性的东西，它们意味着在社会周围所出现的发展状况。

国际关系的外部事件似乎是很明显的。从现实主义到跨国主义与相互依赖的部分变化是与越南战争、石油危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全球金融、缓和有一定关系的。在许多其他例子上，这点看上去似乎更明显，理想主义被现实主义取代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许因果关系是倒置的：人们在讲述两次大战中间的那段历史时，总是认为理想主义应对战争负责，因为现实主义赢得了战争。总的模式是，国际体系的每次大的破裂都会动摇任何曾经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当前，冷战的结束使人们怀疑新现实主义，为什么新现实主义比其他解释不了冷战结束的理论遇到更多的麻烦，这其实并不是一个现实存在的东西。外部事件与理论自身发展之间的因果联系是很模糊的。¹¹

对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历史进行阐述的那些文章¹²——数量增长得很慢——一般并非是以系统的研究或者清晰的方法为基础的。它们至多是对我们过去“共同知识”比较细致的转述而已，其含蓄地假设任何好的从事该方面研究的人都可以叙述这门学科的历史。然而，如果不对过去做系统的研究，我们就会容易再次制造像所谓第一次辩论时期理想主义特性的那些神话。¹³例如，在没有全部阅读《国际组织》所有文章的情况下，我们就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关系研究总体上是以卡普兰-布尔的辩论为中心的，因为这场辩论已经代表了那个时代。要是阅读过去这些文章的话，就会产生许多令人惊奇的发现（例如，见马丁与西蒙斯在本书中的文章），从而促使我们去思考那个时候的人们是如何研究这门学科的。当然，这种现象对很多时代都是个突出问题，当代很少有人能够详细地回忆起那时的情况。在谈论两次世界大战间特定国际关系研究之前，有多少学者再次阅读20世纪30年代的那些研究成果呢？如果他们看了，他们怎么会忽视那时带有很强地缘政治色彩的研究，而去继续关注他们认为“占主导地位”的理想主义理论呢？

在学科自我反省的类型内，以及特别是那些谈论国际关系研究国家视角的学者们，有一种看法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斯坦利·霍夫曼的那篇《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国际关系》文章。¹⁴这篇文章包含许多闪光的看法，总体上非常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在美国的兴起，其为什么会采取这种形式，以及美国那时在这门学科发展上面临的特定问题是什么。然而，这篇文章是非常具有特指性意义的，它所选择的因素与构造的框架都是针对美国情况的。当然，它可能也会被用来看其他国家的情况，例如，就如克里斯特·琼森（Christer Jonsson）非常简练地完全以霍夫曼所提及的典型美国式的特点，来比较北欧国际关系的状况。¹⁵不过，看上去矛盾的是，如果学科辩论以这样的方式展开的话，它导致了又一种次级的美国化，而且，关于学科以及学科美国化的辩论又会以美国式的框架来展开。人们必须使用更具有演绎性的方法，按照科学社会学内部的发展为指导，确立一种解释国际关系理论演变的一般框架。

许多人常常通过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与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科学哲学来坚定地反对所谓国际关系与科学社会学已经会合的观点。确实，20世纪70年代后期与80年代早期库恩的看法被广为引用，¹⁶后来的10年，人们又竭力拥护拉卡托斯的理论，有些人试图系统地运用他的科学进步原则。¹⁷然而，这不是科学的社会学。库恩理论的重要性主要以历史为基础对科学哲学展开研究，拉卡托斯的理论通过界定研究程序的建构式议程，从而重新设置被修正的证伪方法论。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国际关系的含义不是经验社会学或者科学史的，而是一种超方法论（metamethodology）。含有轻微社会学观点解释的科学哲学保持必要的合适行为的规则，以保证科学的进步。就如唐纳德·麦克劳斯基（Donald McCloskey）、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拉卡托斯所指出的：“不要妄求对科学如何实现进步的历史给予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它们是理性的而不是通过历史来再现的。”¹⁸不管库恩与拉卡托斯的方法对估量学科进步具有多大的优点，但是它们对推动有意义的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社会学研究，并没有多大的帮助。

在更大的政治科学内（以及特别是政治理论这样的次学科），出现了许多讨论怎样书写学科史的辩论与研究论著。¹⁹但是国际关系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²⁰因此，我将在一般科学社会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社会学的基础上，提供一种解释模式，在社会科学的社会学研究中，已经有许多关于政治科学史的文献，但是很少有关于国际关系学科史的文献。

科学社会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²¹在第一个阶段，20世纪中期的科学社会学强调对科学精神气质的研究。²²真正的科学是不需要社会学的解释的，因为它反映的是客观事实。科学社会学因此一方面解释的是变异现象（例如苏联生物学家李森科的遗传理论），另一方面探究推动科学发展的社会条件是什么。

第二阶段，所谓新的科学社会学（或者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纯粹从社会背景解释知识的发展，排除任何认知有效性的作用（例如与经验观察的可比性）。它主要关注其与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说明即使自然科学与技术也不是完全中立的。案例研究显示，新理论与重要的实验是如何受到社会性条件的限制的。这种方法的主要问题——不说它对社会科学的忽视——在于把科学变得难以与其他知识的社会形式区别开来。它没有把科学作为更大制度背景下特定的社会制度来看。²³

解释性的模式——走向一种比较的国际关系学科的社会学

在社会科学的社会学中，出现了第三阶段的分析，学者们试图以非简化的方式将社会与认知解释结合起来。在不同的不可简化的层次上，行为者必须形成“话语联盟”（discourse coalitions），以使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可以协调起来或者能够得到相互加强。在这种“社会科学的政治社会学”²⁴中，彼得·瓦格纳（Peter Wagner）在其著作中是从三个层次展开研究的，这三个层次是知识传统、科学制度以及政治结构。²⁵为了我们分析的目的，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放宽一点。例如，国际关系研究会特别受到一个国家外交政策方向的影响，因此，在保持三个层次不变的情况下，这个模式必须进行相应的扩展。扩展的结果是一种更为详细的类型（见表1），不过它仍然维持了“知识、制度与政治结构”这样的划分形式。²⁶

这个模式的第一层是社会与政治（polity），在该层中，我们可以划分四个部分：文化-语言，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以及外交政策。

从这个层面的文化与知识部分看，约翰·加尔顿（Johan Galtung）曾经对法国、日本、德国与英国的知识风格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有创见性且极具问题性的概括。²⁷在一个层次上，我们都承认这种现象，但是在另外一个层次上，我们就很难处理它。这里不会把国家风格作为独立的因果变量（从而导致我们陷入“国家特性”的分析中）。然而，当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占学科研究主导地位的时候，这种变量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今天，由于占主导研究地位的是美国，学术分析的风格就打上了英美知识风格中的美国标记，简单且直接地认为一种看法总是线形进步的（并非如德国风格中总是同时附带上一些限制条件）。在美国的自我理解中，这本身就会逐步清晰起来，但是，例如根据德国人的经验来说，它是表达现实复杂性的一个障碍，因此会导致意念与主题之间持续的分离，因而是更不会清晰的。如果这门学科研究是德国占据霸权地位的话，美国人不仅要竭力以德国的语言来表达自己，而且还要经受使自己适应另外一种知识风格的巨大挑战。

该模式第一层中的另外一个部分只需略做介绍就可以了，因为后面我们将以四个国家的例子来对它们做详细说明。从特征上看，瓦格纳、威特罗克（Bjorn Wittrock）以及他们同事提供的研究集中关注国家与社会科学发展历史之间的相似性。国家以及国家干预形式的变化会导致需要社会科学知识，因此，政治发展受到社会科学家是否以及如何提供知识的影响，社会科学就是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表1，第一层次c部分）因此处于核心位置，但是国家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思想传统（第一层次b部分）是能够通过不同的渠道（思维方式相对政治格局）影响社会科学的独立变量，它比政治结构产生的影响要更具有惰性。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状态（第一层次的d部分）能够影响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但是它可能是这个模式中较少引起争论的部分。

该模式的第二层含义，部分是关于作为第二层次a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出现，部分是关于在不同国家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分化出的不同的次学科（第二层次b部分）。要成为人们接受的科学，取决于能够把一门学科所能产生的社会性利益（话语联盟）与从一套科学语言中产生出来的有组织概念形态联系起来。

第三层次涉及国际关系的内部发展。第三代科学社会学按照知识与社会结构，范式的形态、独特性与稳定性，以及社会的等级制，来划分学科与次学科。按照这个背景，我分析了国际关系中“著名的”理论大辩论的地位与含义：它们对国际关系来说具有独特意义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第三层次的第二个主要部分是“内容”（content），这里是指不同国家的主要理论传统。

我要按照两个过程来展开这个模式。在第四节，我要解释并勾画出第二个层次的特征——不同国家社会科学总的现状与划分，以及国际关系总的研究取向，前一种我主要采用表1中第一层次c部分来分析，而对国际关系来说，我主要采用第一层次d部分来分析。第二层次的各个部分，被视为是再生产以及影响后来变革的原因。我在本文第五部分探讨第三层次的问题。我将既从总的学科层面上，也将在国家多样性的意义上探讨国际关系研究的结构性特征。除了第二层次的解释以外，我还要探讨不同国际关系思想传统的特定发展是如何受到第一层次b部分因素（国家的意识形态与哲学传统）与d部分因素（外交政策）的影响的。

在将这种解释模式运用到美国与主要欧洲国家之前，我们需要对它要解释什么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怎么看当代多少有点像全球学科的国际关系学科？人们广泛认为的美国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占据的主导地位真的能够在事实上得到描述吗？它的主导地位是扩大还是削弱了？这种主导地位对内容（不同国家的理论研究）具有什么含义呢，即美国与欧洲学者都在发表同样主题的文章，但是只有美国人做得更为成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