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起就模糊了比较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之间的界线。即使是将国家作为行为主体的研究人员，也不是依据现象学的理论设计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是从研究的便利角度考虑问题的。这一点很明显，因为这样做可以使他们提出逻辑严谨的理论。实际上，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一般性理论，分别具有各自的国内政治和国际体系层次的具体研究纲领：现实主义的研究纲领是国家主义，自由主义的研究纲领是多元主义和各种关于利益融合的理论。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上，现实主义各派设定不同的行为主体，自由主义各派也设定不同的行为主体，但是，现实主义框架内所有理论内含的因果机制在两个层次上却是相同的，自由主义框架中的理论也是如此。对于现实主义来说，因果机制是权力和强权政治；对于自由主义来说，因果机制是自愿交换。马克思主义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提出了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的统一理论。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人员同样强调不同的国内政治因素如何影响对外政策，他们也分析国际体系是怎样影响国内政治结构和利益的。我们首先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然后探讨国家主义和多种国内结构理论。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组织决定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的政治经济结果。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理论是结构理论或制度理论，不是以行为体为核心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关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统一理论。

工具性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只不过是大资本家的奴仆。这是一个清楚的因果命题，但在经验研究中被证明是有问题的。20世纪美国政府制定的许多主要公共政策，比如社会安全福利和对工会的承认等，都是大资本家所反对的政策。精致马克思主义意识到这一问题，提出了结构马克思主义。结构马克思主义说服力较强，也与马克思自己的理论比较一致。结构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行为动机是保护整个资产阶级。对于国家所处的经济和社会来说，国家是相对独立的。但是，以经验验证的方式确定这样一种理论却是十分困难的。如果国家是相对独立的，国家到底独立到什么程度？什么政策与这样的理论不相吻合？这类问题很难得到明确的回答，因为，无论政策是否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结构马克思主义都可以做出解释。

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还强调社会力量和生产关系，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的著作就反映了这一点。⁶²有一项研究纲领是根据一般性马克思主义理论设计的，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这就是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工作的阿根廷经济学家拉乌尔·普雷斯比（Raoul Prebisch）提出了一种观点。他认为，世界经济使贫穷的原料出口国家陷入了不平等交换关系的泥潭。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科学家，尤其是来自拉美的学者，还有来自北美和欧洲的研究人员，将普雷斯比的这一观点，连同此前一些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整合为一项研究纲领，试图将南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作为这些国家贫困现象的原因。⁶³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及其同事提出的世界体系研究纲领对更长的历史时期进行了类似的分析。⁶⁴1978年，《国际组织》出版特刊，詹姆斯·卡波拉索（James Caporaso）在其论文中强调了依赖（dependence）和依附（dependency）的不同之处。依附理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色彩完全不同，它提出了一种含蓄的民族主义理论，其中国家的作用大大加强，对于弱小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南方国家不仅虚弱而且具有依赖性，它们还陷入一种依附关系之中，这种依附关系削弱了它们的独立性，也剥夺了它们的财富。这类剥削机制既包括具体的经济安排，也包括组织严密的强大北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全方位渗透。⁶⁵

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呈现不同的发展经验，有些发展中地区和国家比其他地区和国家发展得更好一些。据此，依附理论学者指出，可能存在一种依附发展模式。发展中国家的有些集团，比如大资本家和军人，会与诸如多国公司和军队这样强大的北方行为体结为联盟。南方国家可能会繁荣起来，但是由于它们被嵌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所以自主选择的权利被大大削弱。⁶⁶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依附理论受到严厉的批评，也遇到了许多与之不符的实际现象。人们批评这一理论，说它无法清楚地确定可以被经验证实或是证伪的因果关系假设。⁶⁷进而，依附理论很难解释所谓的第三世界中出现的不平衡发展现象，尤其无法解释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同国家在融资、制度和政策方面的差异似乎更好地解释了这些地区的发展。于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研究越来越依赖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的综合使用，而不是依赖依附理论。⁶⁸曾经是依附发展论主要学者之一的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后来竟以自由主义改革派的身份当选巴西总统。

苏联的瓦解，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瓦解显现出来的严重腐败现象，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研究纲领来说，不啻为一记沉重的打击。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般性理论并没有消逝。马克思主义学者思考的一些问题也是自由主义学者思考的问题。新葛兰西派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分析传统，强调产生合法性的观念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意义及其根源。⁶⁹这类论述与建构主义研究（本文第四部分将讨论建构主义）比较一致，因为建构主义也是强调观念和文化的重要性，而不是像有的马克思主义派别那样强调物质的重要意义。

如果仅仅根据具体的研究纲领来评价马克思主义的洞察力，那就完全错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权力和财富的关系提出了深刻的问题。它向人们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可以用来研究国际和国内的发展，也可以用来研究两者之间的联系。马克思主义考虑的是涉及平等和正义的永恒的道德问题。源于马克思主义一般性理论的具体研究纲领，可以像具体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研究纲领一样，由于在确定变量和经验性验证方面出现的问题而受到质疑。但这决不意味着作为一般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必然会被抛弃。恰恰相反，正因为一般性理论所包含的丰富启迪意义，它才可以被重新阐释并用来解释变化了的经验事实和政治环境。一般性理论的命运不会取决于由它派生而来的任何一个具体研究纲领，无论这个研究纲领成功与否，都是如此。

国家主义：反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国家主义是一般性理论，据此产生了一些具体研究纲领，所有这类研究纲领都确认国家组织的独立性。因此国家主义完全不同于以社会为中心的国内政治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研究纲领主要采用的是国内政治理论。国家主义对国家这种组织形式予以极大的重视，尤其是那些负责维护整个政治实体稳定和繁荣的国家组织。国家可以被视为一个独立的行为体，它不仅仅是不同利益集团为得到对自己有利的政策而相互竞争的场所。国家可强可弱，强与弱是相对它所在的社会而言的。⁷⁰

国家主义理论在关于国家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方面没有特别成熟的论述。国家在一些问题领域里是强大的，在另外一些领域里则是很软弱的。国家主义理论很难对不同问题领域之间的协调平衡做出具体的说明，也很难讨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具体关系。这一理论不仅将国家与利益集团剥离开来，也将国家与其所处的政治实体剥离开来了。⁷¹

这些经验研究方面的困难并没有使作为一种一般性理论的国家主义销声匿迹，而是使人们重新组织研究纲领。人们之所以集中考虑国家，是对完全的社会理论做出的反应。重新组织研究纲领使得另外一些研究人员开始分析政治实体各个组成部分的关系。1988年，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戴维·莱克（David Lake）、迈克尔·马斯坦多诺（Michael Mastanduno）主编了一期《国际组织》特刊，所载论文讨论了不同利益分配格局对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国家领导人动员社会支持的能力、观念的作用、行政当局可以自由支配的权力等问题。⁷²最近，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使用理性选择理论对政府组织进行了分析，尤其讨论了承诺的重要意义。这些研究表明，被视为国家主义理论缺点的因素实际上恰恰是这一理论的长处。与集权国家相比，民主国家往往能够从自己的社会中得到更大的支持，原因恰恰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信任政府，被人们视为弱势的政府往往会恪守承诺。这种以柔克刚的分析说明，那种认为国家只有独立于它所在的社会才是强大国家的观点完全是谬误的。国家只有受到自己社会的制约才可以从这个社会中获得自己的力量源泉。⁷³调整后的国家主义研究纲领重点讨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指导作用、政党和政府机构之间的联系、国家组织与社会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法律的作用等。虽然国家主义派生的一些研究纲领遭遇了实证方面的经验反例，但是作为一般性研究纲领，国家主义并没有被抛弃，而是得到了调整和充实。

国内结构及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比较政治学者重点研究的问题是国内结构与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新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都没有考虑这一问题。比如，卡赞斯坦（Katzenstein）使用历史的分类方法，强调不同政治实体中国家和社会的不同关系。卡赞斯坦借鉴了格申克龙（Gerschenkron）和摩尔（Moore）的论述，认为像英国这样的早期工业化国家与日本这样的后工业化国家有着体系上的不同，表现在国内占支配地位的联盟特征以及国家与社会的集中和分异程度等方面。⁷⁴国家主义将国家视为单一的行为体单位，国内结构研究人员与此截然相反，他们强调的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不同的社会结盟决定政策的不同内容。国内政策结盟网络的差异，在诸如货币和贸易等领域，都对制定和执行对外经济政策有着明显的影响。约翰·齐斯曼（John Zysman）扩展了这一观点，将其用于工业和金融政治的研究。⁷⁵

在不同政策领域，无论是对外政策还是国内政策，学者们比较研究了英美式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欧洲大陆式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以及日本和东亚国家的发展型国家资本主义。埃伦·科米索（Ellen Comisso）和劳拉·泰森（Laura Tyson）主编了一期《国际组织》特刊，讨论的主题是社会主义比较研究。⁷⁶此后，比较政治经济研究得以扩展，涵盖了拉丁美洲研究、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国家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转型问题，甚至还包括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列宁主义模式的资本主义的分析。⁷⁷这些研究对背景和历史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对国家、政府、团体行为体为什么选择某种具体的战略做出了明确的解释。

彼得·古诺维奇（Peter Gourevich）强调，国际体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对于国内结构和国内团体的政策偏好具有普遍的影响作用。⁷⁸在古诺维奇的启发之下，研究人员发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可以影响到不同的政治实体。影响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可以影响政治实体的基本制度结构，包括其管理规范；二是可以影响到不同利益集团的能力和战略机会。这一研究纲领包括了国际体系对欧洲福利型小国中民主社团主义的影响，对社会集团和经济部门的影响，还有对结盟、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结构的影响。⁷⁹

罗伯特·帕特曼（Robert Putman）提出了“双层博弈”（two-level games）的概念，试图将国内结构、国际结构提供的机遇和制约、对外经济政策这三个方面的因素系统地整合起来。⁸⁰国家达成的任何国际协议必须既满足其他国家也满足自己国家的民众。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能够使其他国家相信，他在国内的支持者只能接受有限的结果，那么，这个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就会加强。在最近的研究中，安德鲁·莫劳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提出了一个研究国内-国际联系的相关理论，主要讨论社会利益集团怎样影响国家政策这一问题。⁸¹

这一研究纲领遇到的问题是对国内结构缺乏一个全面的和系统的分类方法。罗纳德·罗戈夫斯基（Ronald Rogowski）撰写了一部大胆而又富有想象力的专著，试图解决这一分类问题。他使用了施托尔珀-萨缪尔森（Stolper-Samuelson）国际贸易模式的精致推理，说明贸易政策和实践是怎样在总体上影响社会利益格局的。一个国家的出口商品会大量使用这个国家的相对富有的生产要素。所以，如果贸易体系比较开放，那些与富有生产要素相关的利益集团就会得到好处。如果贸易体系比较封闭，那些与稀缺生产要素相关的利益集团就会得到好处。总体上说，一个比较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会得到不同国家内与富有生产要素相关的利益集团的支持，并会加强这些利益集团的力量。国际贸易促使这些国内不同集团（比如劳工、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又会影响到这个国家的政策。⁸²杰弗里·弗里登（Jeffry Frieden）使用几乎同样的推理，强调对生产要素具体化的重要意义。比如劳工这样的生产要素并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概念，而是与具体经济部门联系在一起的。进而，不仅仅是贸易政策，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会影响这个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开放程度，同时也会反过来受到这种开放程度的影响。⁸³

罗戈夫斯基、弗里登和其他一些受到他们启发的学者充分意识到，他们的研究方法很难解释制度安排方面的差异。海伦·米尔纳和戴维·莱克等学者正是试图弥补这一不足。⁸⁴他们提出了一个简约的一般性理论，将世界经济与国内利益集团和政策联系起来。他们的理论框架不需要具体的背景知识，可以用于任何政治体制。根据这一简约的理论框架，行为体偏好直接来自物质性结构，因此没有必要分析政治进程和观念现象。虽然使用这一理论需要确定哪些生产要素是相对富有的要素，但不需要讨论具体政治实体的制度等因素。当然，这样的一般性结构理论会遇到无数经验方面的反例，罗戈夫斯基从历史角度所做的研究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全球化与国内政治

跨国界活动层次的不断提高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关影响带来了人们称之为全球化的现象，这就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分析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高层次跨国活动并非史无前例的现象。劳工移民在19世纪就曾达到过高潮。根据某种衡量标准，19世纪末的国际资本市场比现在的一体化程度要高，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使得金融资金流动大幅度回落。贸易流动的情况也大致如此——19世纪急剧上升，20世纪上半叶开始回落，20世纪最后20年在某些国家，尤其是美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技术大大降低了通讯成本。在某些地方，社会运动促使人们重视诸如环境、人权和妇女权利等全球性问题。包括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贸易等非法活动日趋突出。所有这些现象，汇集在全球化的标签之下，既影响到国内政治实体，也影响到国际体系。⁸⁵

全球化使人们注意到跨国活动的政治重要性日益增长。政治实体越来越融入国际政治经济之中，这使各国的制度和政策、集团和个人变得更加相似，还是继续保留了它们的大部分差异？全球化只是稍稍改变了“国际”关系的形式，还是将国际关系从根本上转化为“跨国”关系？强调全球化彻底改变世界政治的人们关注的是国内的政策偏好和政治结盟随着国际压力的变化而变化。与之相反，包括杰弗里·加勒特（Geoffrey Garrett）在本期发表的论文在内的有些分析则强调国内活动持续的独立性，表明国内机构可以阻断价格信号、冻结现有的政治结盟和政策，影响国家对全球变化的对应之策。⁸⁶

这两种研究方法都是将国内机构、公司、利益集团、经济部门作为分析单位的。还有一种研究方法则不是进行单位层次的分析，而是首先考虑这些单位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并认为需要质疑的是这些行为体的性质。家庭、社区、地区、社会运动等等，在全球化环境中进行了重组。这种研究方法讨论的是全球化的“过程”，通过全球和当地各种进程的合力，全球化过程改变了行为体的认同、利益和战略，因之为日益全球化的政治增添了新的政治行为体和政治进程。⁸⁷

全球化，无论怎样对其定义，都反映了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从这一学科分支开创之时就意识到的一种现象：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是不可分割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虽然没有将国内政治包含在它们的理论框架之中，但却从来没有否认国内政治的重要意义。不同的国家会对国际体系产生的机遇与制约做出不同的反应。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未曾对“国家的偏好”（state preferences）这一问题加以质疑，而对国内政治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对国内结构的研究指出，我们可以从两个互补的角度理解国家偏好问题：或是将国家偏好作为制度化规范的结果，或是将其作为个人、公司和集团偏好的总和。与以历史-制度方式对国内结构和国际政治经济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同时存在的还有一种完全注重经济和物质因素的理论，这种理论几乎不重视观念、规范和制度的作用。不同理论对全球化进程有着不同的解释，反映了这些理论之间的不同研究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