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学的可能意义[5]
一
对待“国学”存在三种态度。第一种我们把它叫做“博物馆”与“土家菜馆”的态度。“博物馆”派认为全部的“国学”早已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内，它们与现代生活已经割断任何联系，传统的文化封冻在博物馆里，供后人参观之用，和现实生活已经没有关系。国学在近代以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表面上好像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的学科建制，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大学拷贝过来的。1916年以前我们拷贝的是日本，此后一直到1949年我们拷贝的是美国，1949年到1977年高考恢复以前，我们高校的建制基本上拷贝的是苏联。改革开放以后又重新开始五花八门了，当然以拷贝美国的为主，大学的各院系、专业的建设基本上是这样。所谓“国学”只是在中国哲学史里面或者中国文学史里面还保留一点。总而言之，有人认为它已经博物馆化了。
与博物馆态度相近的是“土家菜馆”派。在与国际全面接轨的今天，洋菜吃得太多了，到“土家菜馆”炒几盘土家菜，换换胃口。（上次我到浙江去，当地的官员就建议到土家菜馆去吃土菜，现在全国的土家菜馆大有风起云涌之势。现在搞旅游也是把一些文化古迹复兴起来，包括寺庙，很多人进去也是参观的。）
第二种态度还是继续地彻底批判所谓封建传统文化，继承五四新文化传统，完成五四启蒙时期未完成的任务。有人认为“文革”是反文化，割断了和传统的联系，但更多的知识分子在“文革”里也看到了封建专制，所以进一步提出了要批判封建专制文化。他们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领域中都看到了传统文化的浓厚阴影，他们认为正是这些因素阻碍着我们走向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和法制社会。所以他们在“五四”以来表面上极力反传统的背后看到了传统的实质性的影响，并继续对这些传统提出负面评价，要求把他们所说的传统从我们的经济生活、政治和社会生活里清除出去。这是第二种态度。
第三种态度就是所谓“复兴国学”，试图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认同问题。此类态度最近几年以来以中国人民大学建立国学院为标志，其他高校也有不少学者在那里呼吁要求复兴国学。在他们看来，以市场、私有化为导向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之间已经形成强大的张力，因而试图通过恢复国学来解决当代中国文化认同问题。同时也认为新自由主义无法提供民族的共同信仰基础。“五四”以来我们把西方文化概括为科学与民主，科学在我们国家已经等同于一个世俗的宗教，“科教兴国”，这好像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科学能否成为主义，科学能不能作为信仰的对象，科学本身是拒绝回答的。20世纪初有一个哲学流派叫逻辑经验主义，公开拒绝用科学去解决信仰和价值问题，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信仰和价值问题，科学只回答是什么，不回答应该怎样生活的问题。那么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能不能成为我们民族的信仰，包括人权、民主、自由，它到底是工具性质的东西，还是价值性质的东西，这对我们民族来讲还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当然，对于复兴国学能否解决当代中国信仰与文化认同问题，在复兴国学内部也有各种说法。总而言之，我们对待传统的文化有三种态度，主流的态度是第二种，以自由主义为标志的对传统文化继续发动批判，认为传统文化还要对当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里一切负面的东西承担全部责任。其实，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主流叙事，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与马列主义的看法是相同的。其次的一种是“博物馆”态度。“博物馆”态度和第二种态度恰恰相反，认为传统文化在中国当代生活里面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离“五四”已经很远了，已经割断了与传统文化的联系，经典的著作在大学里面已经基本不读了，年轻一代受古代典籍的影响已经非常微弱，尤其是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外语教学远远多于中国古典语文教育，语文教育中，古文的比例已经远远降低到不能接受的程度。古汉语对大学生来说已经句读不清了，我们现在看古代的引文也很吃力，现在大学文科生看的西方翻译著作大概占所读著作的90%以上（我自己所读之书，只有大约三分之一是古典的，大约三分之二也是翻译过来的）。希望复兴传统的人通常认为传统没有了，说传统被断绝了，送到博物馆里去了，而反传统的人却认为传统还很厉害。这是近代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反传统的人认为传统太强大了，阻碍着中国的进步；热衷于要复兴传统的人都认为传统被西方打得七零八落了，在当代的社会生活中已经不大存在了，只有在博物馆里才可以看到传统的文化，这是两种主流的态度。
二
所以在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时，从传统的重新解读当中引领出一些新的东西来满足当代民族文化的认同问题，这种思潮在当代中国还是很微弱的，远远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动力，但我认为这已经开始了。为了证明我这个说法有道理，我还是请出西方的两位学者来为中国做论证，因为旁观者清，我们自己判断不明的东西，旁观者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第一个请的就是美国学者亨廷顿。亨廷顿的著作这些年都翻译过来了，现在有本书是刚翻译过来不久的，叫《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亨廷顿是属于美国保守派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家和理论家。这本书里面有两个观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观点他讲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要经历两个阶段。一切非西方国家从传统的农耕文明进入到现代文明是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标志的，第一个阶段是用推进西方化来推动现代化，第二个阶段是用反西方化，就是排斥西方来进一步地现代化，回归本土化，现代化可以和本土化相结合。第二个观点强调了西方化不等于现代化。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在我们的语言里面经常混淆，亨廷顿把它分开来了。“现代化”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水平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动员的程度、复杂而多样的职业结构为标志。我们也正好经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他的意思是说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这个工业化的过渡首先是大工业向城市集中，所以工业化的过程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二、三产业要求有更高的教育和知识结构，必然伴随着现代教育的普及和提升。教育水平的提高带来更高的生产力，因而生活水平也更加高。国家能够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也不断强化，最后产生一个复杂而多样的职业结构。
他认为西方化是西方特有的现象，在西方工业化以前西方化的特点已经具备了。他也用了六条来解释：第一是古典遗产。我们讲西方文化和文明的源头一般有三大要素，一个是希伯来的宗教，就是基督教；一个是古希腊的理性；还有一个就是罗马的法，这三个东西就是西方文化的三大源头。这里讲西方文化的三大源头指的是西罗马帝国解体以后遗留在西方国家的文化遗产。
第二就是欧洲的语言。语言，包括文字携带着全部历史文化的记忆，欧洲语言当然在工业化以前就存在了，欧洲各民族国家逐步形成以后就形成了本民族的文字，像英语、德语、法语逐步形成，原来作为统一的欧洲交往文字是拉丁语，这也在工业化以前就有了。
第三他讲的是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就是政教分离。政教分离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近代过程，主要是新教改革运动以后的一个产物。
第四是个人主义与法制，亨廷顿认为个人主义与法制是西方文化所特有的。这个观点其实是有点问题的，因为根据西方的学者，也包括马克思的研究，个人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运动的结果，马克思讲人类在追溯历史的时候越往前人类越从属于更大的群体，氏族、家族等等，个人作为社会成员、家族成员属于这个家族或一个群体，个人从来不独立。马克思讲个人是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独立出来的，个人有一个产生过程，在欧洲有很多人支持这样的观点。英国有一个历史法学家写了一本书叫《古代法》，这本著作中最重要的有两句话。他说整个西方的历史运动、历史进步如果可以用两句话来表达就是：“从身份到契约，从群体到个人（体）。”这个过程是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开始的，是从新教改革运动开始的，文艺复兴和新教改革运动也正是欧洲工业化早期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
简单来讲，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人不是独立的，而是一群一群的，社会最小的单位是群，而不是个人。在向市场、向资本主义转轨的时候，人一个一个地从群体里面被市场、被工业吸纳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个人的成长、个人化有一个过程，普遍的个人化那叫个人主义。indi-vidual就是不可分，dividual就是可分，一个社会分到最后，那个不可分的单位是什么？就是个人。我们把婚姻关系认为是两个独立的当事人的自由恋爱关系，这个观点是“五四”以后从西方传过来的，以前我们讲的婚姻是两个群体的结合，是合两个家族之好，婚姻的目的是传宗接代、光宗耀祖，婚姻承担的是两个群体的责任，而不是两个个体的责任。当这个群体被市场分解为独立的个人时，那些个人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成关系呢？一句话，就是契约，公民和国家的关系被认为是契约关系。这是法国启蒙学者的回答。
这个观点最早被表达在洛克的《政府论》里面，洛克的《政府论》发表于英国光荣革命的第二年——1689年，第二次对这个观点进行更完整表达的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现在政治关系被理解为公民和掌权者、统治者之间的契约关系。社会市场领域当中各个个人之间的关系也被认为是契约关系，所以劳资关系、合同关系都被认为是契约关系。作为人类最密切的那些关系——婚姻和家庭关系——也被认为是契约关系。政治领域、社会经济领域和婚姻伦理领域都被契约化，这种契约的关系在西方当然也有宗教的源头，因为《新约》《旧约》所理解的人神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西方人把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契约关系，这个在中国传统里是没有的，中国把民众和统治者理解为类似于家族里的儿子和父亲之间的关系，老百姓和官员之间的关系也被认为是父子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宋以后县一级的官员通常被认为是父母官，从中央到地方一级都是管理“官”的官，县官才是管民的官，所以被称作父母官。至今为止我们很多官员还是这样理解：“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是古代官员的话，我们今天依然沿袭。现在我们在中西部有时可以看到，如果一个官员为一个冤案平反昭雪，老百姓都会跪下来磕头称他为“青天”，这和古代差不多，都把政治关系理解为父子关系。所以从古代到现代，西方人把这个过程看作是从身份到契约，从群体到个体的转变。独立的个体之间能够用契约建立起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关系，亨廷顿认为这是西方特有的东西，其实它也是个近代现象。
第五就是社会多元化。亨廷顿指的是血缘关系之外的各种社会自治组织，这在欧洲相当发达，在其他非西方国家则看不到，比如中世纪时期的行会组织、城市组织都属于非血缘的关系。在传统的中国一般都是血缘关系和模拟的血缘关系，譬如说家里面有父子关系，村落里面一般可以不直接叫名字的，都可以用亲属称谓指称任何一个成员。在血缘之外，比如寺庙里面的宗教团体，我们有师父、师兄、师姐、师妹，还有江湖黑社会也是模拟家族组织起来的。
亨廷顿认为，各种非血缘的社会自主团体是西方的一个传统，在工业化之前就存在了，而代议制度是在英国率先存在的中世纪的产物，中世纪的西方各国，君主权力是不集中的，权力分散在各个封建的贵族手里。1500年前后，英国、法国逐步开始君主的集权，但是代议机构在英国是从来就存在的，这个在非西方国家里是找不到的。这样亨廷顿就找出了西方化的六个标准。
当然在这本书里，他没有回答为什么工业化发生在西方化里面，为什么西方化有利于欧洲发生工业化。这是马克斯·韦伯的问题，这本书里面亨廷顿没有详细地展开。当然西方化和工业化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亨廷顿把它们区分开来了，他是为了说明西方化和工业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至于为什么工业化率先发生在英国，他没有作出很明确的回答，这是一个谜。200多年来不断地有人要回答为什么英国爆发工业革命，马克斯·韦伯、马克思等很多人都在回答这个问题，我也读过很多这方面的书，也想思考这方面的问题。也许仅仅是巧合吧，因为你找不出任何理由说必然要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可能是人类文化在那里“基因”突变。人类长期以来就是两种或三种生活方式，采集的或游牧的，主要的是农耕的，为什么一种全新的动力——机械动力，蒸汽机会突然被发明出来，用它来装备工业、企业。如果没有蒸汽机的发明，在工业化之前，我们这个农耕民族绝对不会怕西方，他们靠几个土枪土炮跑到中国南海来，我们马上会把他们打回去。问题是完成工业化以后，整个地机械化了，轮船、铁路、火枪等现代装备都有了，他们就变成战无不胜的了。英国的情况特殊，它还有煤、有铁，在工业化之前它就已经占领了整个北美洲，北美独立后还和他们有复杂的贸易关系，他们也已经全部占领了印度，印度的很多资源源源不断地运入英国，尤其是棉花，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总之，要记住亨廷顿的两个观点，就是西方化不等于工业化，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分两步走，第一步借助西方的文化来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第二步可能要回归本土化。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他列了两个理由。第一条，首先在社会层面。现代化提高了本民族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从而鼓励民众对自己的文化有信心，重新伸张传统文化的价值。第二条就是在个人层面。工业化、城市化、职业分化、人员高度流动，使传统人际关系纽带发生断裂，造成不安全感，无意义感，异化和反常感，从而需要回到传统文化和宗教中以寻找答案，解决文化认同问题，我认为这两条都很真实，也非常正确，尤其是第二条。
20世纪80年代是快速西方化的年份，刚恢复高考的一代学子痛定思痛，大量引用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如潮水一般涌入大学，像是第二次五四运动一样。整个20世纪七八十年代表面上是西方思潮大量进入，官方意识形态开始淡化，同时底层民间宗教却开始复兴。
快速的社会转型一定会引起人们高度的社会流动，社会的各个阶层重新排序，造成不安全感，无意义感，异化和反常感，从而需要寻找一种新的精神支柱，他们要返回传统和宗教。在日本战后的重新工业化过程当中，也大量出现民间宗教，韩国在战后的工业化过程中也大量出现民间宗教，这是通过回归传统来寻找当代意义的一种努力。对于为什么在现代化的第二阶段会有回归传统的要求，亨廷顿提出两种理由，一是经济、军事发展了，有信心了，结束了非西方国家被挨打的局面；二是这一个转轨导致了社会方面的分化，个人要回复到传统，重新解决文化认同问题。这是亨廷顿的观点。
如果用他的观点来重新解释中国近代百年东西方文化之争，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启示。从1800年开始，大清帝国走完了它的全盛时期，这个王朝开始衰落，到1911年全线崩溃；一直到1927年蒋介石定都南京，中国开始逐步走出困境，后来抗日战争中断了现代化的进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开始恢复，我把历史大体分为这几个阶段。按照亨廷顿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分两步走的观点，第一个阶段就是鸦片战争，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强大的西方遭遇了，按照自身的规律走向衰败的王朝，遭遇到工业化以后不断向上的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爆发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我们随后遭遇到随西方强大起来的日本，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加速了清帝国的灭亡。那场战争致使我们割让了台湾，还赔了两亿多两白银（当时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是八千多万两白银）——由此日本的工业化才得以真正启动，它建立帝国银行，搞基础设施、港口、军事装备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日本1868年搞明治维新，到1894年开战的26年间，怎么会那么快地推进工业化？钱哪里来啊？据说农民年产出的30%—50%都被国家以税收的形式集中起来了，农民生活得很艰难，所以在明治维新以后，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所以如果甲午战争是日方失败，那么日本有可能就再也爬不起来，别说脱亚入欧了。
就在当时，大清气数已尽，它过了全盛期（1644年建国，到1800年，150年左右，一个王朝一般上升期也就是100—150年）。一直到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签订《辛丑条约》，逼迫清政府连本带息赔9.8亿两白银，把清朝的血脉给抽干了。到了辛亥革命，大清王朝已衰老，最后气绝而亡，虽然在表面上看是被辛亥革命推翻的。辛亥革命后的中国走向了王朝衰败以后的分裂局面，每个王朝衰败以后都有个分裂、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幸运的是这个分裂混战的局面比较短，到1927年国民党就定都南京，然后逐步走向统一，但是在统一的路上又爆发了抗日战争。1930—1936年国民政府的整个经济建设，现代化建设，工业化增长都有起色；到1936年风调雨顺，中国的粮食产量估计是3000亿斤；到1949年下降到2260亿斤，那时人口统计大概是5.7个亿，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极度衰亡的程度；到1952年恢复到3280亿斤；到1977年我们费了那么大力，产量翻了不到一倍，差不多6000亿斤，但人口也翻了近一倍，人均粮食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提高。直到1984年粮食总产量达到8000亿斤，中华民族才终于解决了温饱问题，这是近代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挨打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早，两弹一星一成功，我们挨打的局面大体上就结束了。
在下降的过程中，每一次现代化的努力，都要求输入西方文化，第一次就要求导入西方的军事技术系统；第二次要求导入政治系统，有所谓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之争；第三次是导入西方的科学、民主与道德观念系统。但是每一次的改革都失败了，每每对失败的原因进行追究，对民族文化的批判就越发地激烈。其根源在于清朝总体在走下坡路，它已经没有力量承担输入西方文化、现代化来抗击西方，就是说无法完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任务。因为它已经走过全盛期，走向衰败。如果在康熙大帝完成平乱的同时英国就完成工业化，发动一场对大清的战争，我想大清至少能像彼得大帝那样，向西方学习，快速地搞军工、搞船、搞炮。问题是大清当时已经是衰败时期了，衰败使得政治无力承担现代化的重任以抗击西方，每一次的失败都被那一代的知识分子解读为中国文化出了问题，我觉得这样解释有不足的地方。首先要肯定的是，先后从西方输入的技术系统、政治系统和观念形态系统对推动我们的现代化是有利的。但将晚清衰败、子孙无能的责任全部推到祖先创造的文化上，现在看来是有问题的。
我认为我们之所以输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或许是由在我们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落后国家实行快速工业化战略这一中国近代的使命所决定的。举一个例子，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公有制，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里，解放前86%的耕地都种粮食，中国的农产品主要是粮食，粮食在1936年的产量是3000亿斤，农民要交给国家粮食税200亿斤，地主获得500亿—600亿斤地租；解放初的50年代，国家通过农业税和集中的统购统销大概集中了800亿—850亿斤，解放后产量有所提高，国家可以多拿一点，农民可以吃饱一点，1958年粮食达到4000亿斤。我们可以这样假设，50年代主要的工业积累都来源于粮食。这说明了土改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要土改，以及为什么要合作化？国家要这笔粮食用以投入工业化，所以“一五”计划中产业工人新增了2000万，解放前产业工人400万左右，我们搞了那么多年现代化，产业工人只不过400万，而“一五计划”就新增了2000万，所以社会主义是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原始积累的一种形式，它把这部分粮食都转变为工业化的积累。
中国的工业化全面启动是1953年以后，这一时期主要的工业化的积累来源于农村、农民，在毛泽东时期的二十几年当中，平均积累率大约在30%。改革开放以后降低了一点，原因有很多：当时要反对“四人帮”；要和各个阶层的利益集团相妥协；一千多万知青要返城；上海的工人阶级要改善住房；各个单位要留利润盖房子；要给农民提高粮价，80年代的粮价提高了80%，所以整个城市供应的粮食的价格也提高，国家每年拿出200亿—300亿元来进行粮食补贴。总之整个20世纪80年代各个阶层的利益都得到了补偿，喜气洋洋，结果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急剧降低。1978年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大概是30%，一直下降到1995年的14%，大量地让利于民，那些年老百姓的生活有一种切身体验的上升，尤其是农民在20世纪80年代感受比较强烈一点。所以20世纪90年代初朱镕基看到两个下降，一个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30%下降到14%，一个是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比重下降，所以1994年就开始财政分税制改革，中央财政收入持续上升，2005年的财政收入已经突破了三万亿，2006年的GDP可能会达到二十几万亿，财政总收入可能要达到四万亿。
到2004、2005年中央作出判断，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已经结束，农不再养工，乡不再养城了，所以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来带动乡村的时代到来了。在2006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里面把这个就写得非常明确。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在2005年结束，第二个阶段就是城乡相对比较均衡发展的时期已经到来，取消全部农业税费，农民大概可以少交1800亿元左右。加上出台的各种惠农的政策，比如种粮直补，农业大型机械的免税和补贴，后来又提出新农村建设，等等。2005年中央宣布，今后财政收入，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新增部分主要向“三农”倾斜，向中西部倾斜。从农业中提取原始积累以供给工业化发展的阶段已经结束了，第二个阶段开始了，所以采用亨廷顿的观点我们也可以判断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已经结束了，第二个阶段已经来临了。但第二个阶段中职业分化，人员流动，传统的人际关系的纽带发生断裂，不安全感、无意义感、异化这类新的问题也出现了。
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中国近代百年东西方文化之争的重要启示，我列了三条，第一条，现代化的不断受挫，是激烈反传统与全面西化的重要根源；第二条，现代化的顺利进行与自信的不断累积是重返传统文化的一个契机；第三条，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判断：现在的“国学复兴”是重返传统文化认同的一个信号？自2005、2006年开始起，这个感受在知识界也开始逐步形成，当然还没形成主流。这只是逐步形成，主流里面当然还是要继续地反传统，要进一步地西方化，但是这个由“五四”开始的反传统的主流已经进入由盛而衰的阶段。返回本土文化，寻找文化认同的新的思潮已经开始在知识界，包括政治经济界逐步地形成，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另外还有一本著作是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写的《谁是未来的赢家》。在这本书里，施密特有一段议论，大概的意思是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人民的观念里面和实践里面要比中国人自己承认的多得多，因为中国人自己认为传统的东西基本上没有了。根据他对中国的多年观察，他认为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他说中国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和人际的一般交往关系，尤其是政治领导人对民众负有社会责任，（这些依然活生生的观念）都渊源于几千年的传统儒家文化，这些在中国的实践里面还存在着，这是一个观点。第二个他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要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大新的传统进行有效的对话，所谓复兴传统并不是要完全地回到过去，而是要有一个有效的对话，这样中国人才能用新的儒家的学说来解决当代中国人的信仰危机问题。
这是施密特的说法。我借用他的这两个观点是想说，当一个民族现代化的进程取得一定自信的时候，寻找自身文化认同的时期就到来了。2005年是这个时期的重要标志。新发展观是中国进入第二个现代化发展阶段的理论表达，包括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中央政治高层触摸到传统的某种核心概念，因而很快就被各个阶层接受。这给了中央领导以信心，继续提出和谐世界的理念，也被世界不少国家接受。原来欧美国家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要保持自己的霸权地位。西方人依据他们数百年对外殖民扩张的历史经验，认为一个大国的崛起没有广大的海外市场，以及用军事力量来保卫这个市场，是不可能实现的。公元1500年前后，从西班牙开始，继之荷兰，后来英国、法国、德国是这样，俄国、日本也是这样，俄国向东面扩张了那么大一块土地，以致全球陆地的六分之一，森林的五分之二都集中在了俄罗斯。从西方国家自身的经验来讲，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会不向外进行军事扩张。所以中国增加军费，或购买先进军事武器的时候，或自己发明什么新武器的时候，他们就怀疑中国的崛起必然要发动军事扩张。
我也和几个西方学者交流过，我说，中国的记忆里面从来没有过军事殖民扩张这个概念。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几个时期，能扩张的都没有扩张：汉武帝时期、大唐时期，然后就是明初时期，这是几个国力最强的时期。汉武帝扩张了吗？汉武帝发动的都是自卫反击战争，他确实把国土推进到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因为当时首都在西安，这是自卫反击性的，他沿着河西走廊的四个绿洲——绿洲可以亦农亦牧——设立都护府，完全是为了自卫性质，是为了阻止三大游牧民族联合起来侵犯农耕民族的，因为北面就是强大的匈奴，还有就是青海那一带的游牧的部落。通过这种手段来保卫华夏文明，不能算是军事扩张。在大唐时期，虽然唐朝确实打了高丽一次，但朝廷的士大夫们大都反对，然而唐太宗没有听朝廷众臣的话，因为隋炀帝打高丽失败了，他的父亲打过一仗也失败了，他虽然打胜了，但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后来不断受到批评，认为这是唐太宗如此光辉的一生中最大的污点。所以不是看政治家干了什么事，而是看儒家的主流思想家对这件事怎么评价。大家知道，大明帝国完全可以进行军事扩张，但朱元璋明令子孙，周边的十几个国家都不能打，这些土地得来也没有用，不要进行军事扩张，要守护已有的东西。
中国的农耕文明因为庞大，所以要巩固自己内部的稳定，必定要耗尽中国知识界和政治界的全部智慧，无暇对外扩张。1500年以后，当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绕过好望角到印度洋，在印度登陆后又绕过印度到马六甲海峡，直接到中国南海，到澳门那里登陆时，沿途他们就很奇怪地发现，马六甲海峡沿海商埠有很多华人在那里，所以他们就认为大明帝国不得了。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在那一带广为流传，他们认为大明的扩张比葡萄牙、西班牙还厉害。1582年利玛窦到中国来以后，写了一本书叫《利玛窦中国札记》：他研究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他发现中华帝国从来没有对外扩张的历史，中华帝国的文明从来不像他们西方那样，有了自己的东西还要看着别人的东西，中华民族有了自己的东西就守住自己的东西，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和平。
这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这是西方人不大能够理解的。我讲这些时，那些外国学者就笑，他说你们古人是这样，现代人未必是这样。我说，你们西方人能彻底割断自己的历史传统吗？你们不是将自己的学术、宗教源头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罗马吗？现代虽然不是古代的重复，现代人当然根据变化了的生存环境作出新的判断和行为，但亘古相传的文化一定会对现代人的新判断规定基本的走向与轨迹。即使在历史表面的断裂、跳跃之处，后人还是发现其连续性，一个民族即使处于激烈的反传统时期，依然可以发现其中的连续。这可能是因为传统文化在他们脑子里起作用。改革开放引发了一定的社会问题，政治的中心任务就是要调解当代社会的诸多问题。必须保持国内的和谐，所有的外交事务都服从于内政，这是很传统的政治智慧。传统的文化不是博物馆里的东西，它会通过自己的方式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生活态度，从而影响我们的经济、政治。要根据当代中国遇到的困境和需要，来重新解读传统的文化，因为文化一定生存在当代的重新解读之中。
就像西方人一样，每一次的反传统都要返回到传统，这是西方的一个特点，所以西方的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哲学史等都回到古希腊去。我们对中国自身的理解为什么也要回到古希腊去呢？为什么不能回到先秦呢？这是我的一个说法。当然国学的复兴并不是要把四书五经重新翻出来作为当代的经典，不完全是这样。是要根据当代的问题，当代的精神需求来进行重新解读，这个解读还要和其他两个新的传统结合起来。对于“五四”以来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传统（现在很多知识分子都标榜自己是“五四”的传人和胡适的传人），我觉得，当代中国只要搞市场经济，自由主义就有它的意义，那些人权、自由、平等概念也会成为当代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作为“五四”前后输入的社会主义，也要进行重新的解释。孙中山解释过一次，毛泽东解释过一次，邓小平也解释过一次，大家去看一下中共十四大江泽民报告的第一部分，他就讲我们搞了多年的社会主义，还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就是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我总的意思就是国学的复兴并不完全是要恢复到过去，也回不到过去，因为我们生活在当代。当我们面临自身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祖先的智慧，也需要西方的智慧，我们要把这些智慧综合起来以满足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的需要。
三
最后我想讲一讲传统文化对和谐社会建设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提出和谐社会是因为社会不和谐，因为不和谐所以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任，越不和谐，这个任务就越重。要建设和谐社会不是说这个社会的矛盾不存在，恰恰说明矛盾存在，所以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个是要对当代社会矛盾作准确、及时的判断；第二个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要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就要有处理社会矛盾的总原则、总方法。把这两个加起来我叫做执政能力。什么叫执政能力？就是一个领导阶层要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各种矛盾作一个及时准确的判断，并要建立处理这些矛盾的总原则。那么，当代社会有什么矛盾？下面就对1949年解放以后，历位政治家们对自己所处社会时代的矛盾的不同认识作一概述。
我先讲毛泽东对社会矛盾的判断。他有两篇重要的文章，一篇是《论十大关系》，他说十大关系也就是十大矛盾，他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有十大矛盾。这个十大矛盾的表述包括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之间的矛盾，沿海和内地之间的矛盾，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国际和国内的矛盾，正确和错误的矛盾，等等。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又重新叙述，但是却不按照原来的方法来论述，而是按照阶级的学说来划分，他说中国社会有几大阶层：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一个是知识分子，一个是工人阶级，一个是农民阶级。第一类矛盾是各个阶级内部的矛盾；第二类矛盾是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比如工农之间的矛盾，工农和知识分子之间也有矛盾，工农和资产阶级之间也有矛盾；第三类矛盾是党和国家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官僚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写的这两篇文章，我认为前一篇比后一篇更有价值。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十大关系或十大矛盾，我把它概括为三项基本原则：一是两点论；二是重点论，即在矛盾双方中必有一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由其规定事物的性质；三是协调论。第三点则尤为重要，协调论就是兼顾论，两利论。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你要重点发展重工业吗？那么请你首先考虑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不能像苏联早期工业化那样，采取对农业和农民“竭泽而渔”的办法。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前三十年，这对重要的矛盾也没有处理好。不过，实践的偏差不应否定理论上的正确。在我看来，1937年的《矛盾论》中，毛泽东侧重的是矛盾双方的对抗性和转化，而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似乎将重点转移到矛盾的同一性上来了。可惜的是，这个重点转移并没有被毛泽东自己固定下来，不久，他又重申起矛盾的对抗性来了，这为后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埋下了哲学隐患。
《矛盾论》中为什么要强调对抗和转化？1937年时共产党处于弱势，需要夺取政权，因此他强调的矛盾论是革命的矛盾论，他的辩证法是革命的辩证法。而解放后的国情要求把革命的辩证法转化为侧重讲同一性的辩证法、建设的辩证法，可惜这个工作他开创了，却没有完成。为什么？我觉得这和1958年的“大跃进”失败有关系——“大跃进”的失败引发了党内的反对意见，也使人民公社制度面临着解体的危险，也与地方官员一定的腐败现象有关系。所以1964年中共中央发动了“四清运动”，1966年重点整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他们是喝工人农民血的官僚主义者阶层，要把自己建立的党颠覆后重建，对矛盾的判断的偏差，导致漫长的十年“文革”。比如解放初提出劳资两利，城乡交流，如果按照这种既强调一分为二，同时又强调合二为一的方法，强调双方的利益均衡，就不可能回到以斗争为主的矛盾论中去。
然后来看邓小平。1990年邓小平列举了四组矛盾：区域之间的矛盾，民族之间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重点是要解决前三个矛盾，因为中央和地方矛盾主要导源于区域差距的加大和贫富分化加大。中央需要有很强的调解能力，富裕的要更富，贫穷的地方需要国家救济，如果中央没有钱就不行，苏联的解体和南斯拉夫的解体也和这个因素密切相关。
区域之间的矛盾、民族之间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加大，中央就可能丧失对地方的平衡能力。从中国的现状来看，我们不能说中央已经取得对地方的平衡能力，十几年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县级财政的规模相差百倍之多，而公共的财政负担、责任却大同小异。举例来说，上海的某区52万人口，2005年财政总收入是130亿元，自己可以支配的是72亿元，有50万外来民工打工，他们分享不到公共财政的任何好处。湖北省长江边上的一个大县140万人口，2003年的财政规模是2.4亿元，其中7000万元是农业税，2005年去掉农业税后少了7000万元，即使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补助给它7000万元，它还只有2.4亿元，它的财政总支出包括官员的工资，教育的费用和必要的行政支出，是4.8亿元。这是一个典型的入不敷出的县财政。我有一年到山西考察，就询问当地人，在他们眼中山西在历史的哪个时期发展得最好，他们一致说是阎锡山时期，这让我着实吓了一跳。山西工业化的真正启动是在阎锡山时期，包括工厂、铁路等公共设施。说山西有山、有水、有土地、有农作物、有大量的矿产资源——煤，现在煤运往全国各地，当地人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反而留下大量的煤渣和窟窿，还有污染。类似这样的话在以前很少听到，但是区域差距加大后，资源大省对沿海发达地区的不满增加了。
如何解决矛盾，邓小平只讲了一句话：用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至于单靠财政转移支付能否调节被特权与资本双重力量不断扩大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呢？邓小平可能将这个重大问题，交给他的后任们去解答了。
胡锦涛提出的新的发展观，有五大统筹，也就是说有五大矛盾：第一个是城乡的矛盾；第二个是社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指的是再分配方面的问题，经济指的是增长方面的问题；第三个矛盾是内外，就是外贸和内需之间的矛盾；第四个讲的是区域之间的矛盾，东、中、西部；第五个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五大矛盾就是五大统筹，也就是可持续发展观的五个要点。我觉得另有三大矛盾也值得注意。第一，不断增长的劳资矛盾；第二，持续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官员与民众的矛盾，这里的政府主要是指地方政府；第三，还需要补充邓小平讲的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这些矛盾在中央的文件中也看到过。
当然还有其他的矛盾，例如国有垄断企业和消费者的矛盾也是近几年不断被提及的；当然老百姓也意识到与教育和医疗的矛盾。现在老百姓讲黑蛇、白蛇、眼镜蛇，缠着老百姓喘不过气来。黑蛇指的是官民矛盾，白蛇指的是医患矛盾，眼镜蛇指的是教师。1999年高校扩招带来的高收费使得这个矛盾加剧。近些年来，百姓除了对医改、教改的不满外，对房改也十分不满，这些不满都直接强化了官民矛盾。
我觉得调解矛盾的原则也很缺乏，迄今为止还是沿着邓小平的思路，希望从财政转移支付的角度，从建构一个社会保障体系的角度来解决矛盾，这个思路当然没有错误，但我觉得还不够。所以在当代社会，第一，矛盾的判断要及时而准确；第二，要有一个处理这些矛盾的总原则，就是内含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面的很多处理社会矛盾的政治智慧，而这些政治智慧在我看来和传统儒家的中庸之道密切吻合，所以最后我讲中庸之道对当代建设和谐社会的意义。
先解释中庸之道。范文澜曾经说过“孔子的全部学说灌注着中庸之道”，儒家对中庸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中庸》这篇文章里面，我们要把孔子、孟子等其他儒家的言论收集起来，来论述中庸之道到底是什么。我最近有一些新体会。
“中庸”，就字面解释很简单，不偏不倚谓之中，平平常常谓之庸。但是这里要理解“中庸”的意思很难，它并不像字面解释那么简单。中庸的解释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所以我们第一步的字面解释是，中就是矛盾的两端、矛盾的两个方面的某个中点，某个中点谓之中。我们来看矛盾的两端（城乡、劳资、中央和地方），古代就是君臣、官民、父子、夫妇、兄弟、长幼，儒家把它概括为阴阳。现在要求其“中”，这个中点是什么？寻其“中”要用“权”来找。“权”者，秤砣也，我们把它当作天平来理解，也叫做支点，平衡的支点也叫“中”。这个权和西方的power完全是两码事，中国的“权”根本不能和power相对应，power是权力，让对方无条件服从自己的能力，西方有强力的概念，中国的文化里面没有强力的概念，至少在“权”的原始概念里没有“强力”的含义。
我们可以把汉语里所有关于“权”的概念找出来分析。为什么“权”就是秤砣呢？我们引孟子的话，“权然后知轻重”，这是本义。有权术、有权知、有权变、有权时、有权宜、有权略，都是一个意思。这个“权”要在移动当中，要经常变动，在变动中寻找平衡点很难。不变叫“经”，也就是常，所以连起来用有了“经常”这个说法。有“经”有“权”，有“权”有“经”，“经”是讲原则，“权”是讲变，都和变联系起来。“权”有时随着变化而变化，有权变、有权时，不能完全按照不变的东西去处理，要有原则，还要有变化。事物在变化，“中”也在变化。我们常说要折中，但如果只是机械地把各取两者的50%叫折中，肯定也会不平衡，因为两者在变动当中，权衡点也在移动中。这个点怎么寻找？不能机械地折中，不偏不倚谓之中，要在变中求平衡。
另外就是讲两点论，这和矛盾学说一样，既要有两点论，还要有重点论。在古代中国只有两大组织：家庭和国家。儒家在社会生活里面强调五组矛盾，一是君臣矛盾，二是官民矛盾，这带有政治性质，国家生活里面这两大矛盾最为重要。君臣矛盾的核心是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中央为重，地方为轻，地方服从中央。官民的矛盾就是在一年的农副产品的分配当中，官拿多少，民拿多少，有个确定的比例，这个比例谓之“中”。社会领域都是由一个一个家庭组成的，家庭内部的稳定是儒家建设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家庭里面有三对矛盾：夫妇的矛盾、父子的矛盾和兄弟的矛盾。夫妇的矛盾表明的是男女两性的矛盾。强调男性为主体，女性为辅。女子应该三从四德：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过去农耕社会里的家庭，同时又是一个生产单位，男性的劳力决定了家庭的生存，男性家长就是厂长、经理，起着稳定家庭内部的作用。古代的宗族村落也是男性村落，村落内部的女孩一般要嫁出去，村里的媳妇一般要从外面来。不允许自由恋爱，如果自由恋爱，若离婚则50%的财产都会被分割掉，这样村落就不会存在。现在女孩子嫁出去，她的土地承包权有还是没有，存在很多争议，引起各种官司，传统的习惯和现代的法律之间有冲突。包括嫁出去的女儿能不能回来分割父亲的遗产，各地也有很大的差异。现代法律认为女性可以继承财产，两个女儿嫁出去了也可以分割财产，而传统习惯认为不可以，必须要由兄弟的儿子或侄子来继承，这就显示出了传统的习惯法和现代法律之间的冲突。接着就是父子之间的矛盾，这是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古代农村是村落社会，上一代要爱护下一代，下一代要尊重上一代。还有就是兄弟之间的矛盾，为什么兄弟的关系那么重要？原因在于古代人寿命比较短，结婚比较早，父亲死后，儿子要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所以大儿子在家庭里的地位很高，以兄来统率弟。
前面介绍了五大矛盾，都可以概括为阴阳两端。根据毛泽东的矛盾学说，主导和次要是可以变动的，但是在古代二者的地位是固定不变的，那么找到平衡中点的责任由谁负责呢？要由主导方面负责权衡。在儒家的表述中这就是一个责任能力的问题，我承担对对方的责任是对方服从我的先决条件，所以主导的方面就承担平衡的责任，把对方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里面考虑，因此父慈则子孝，夫仁则妇顺，君仁则臣忠。不强调斗争和矛盾，而是强调双方的共同点。由一方解决对方的利益，然后寻求平衡。但是假如主导的一方很自私，肯定会把中点沿着有利于自己的一方移动，那怎么办？由此出现了规定，承担政治责任的一方必须要修身，从天子到庶民“一以修身为本”。是以身作则，不是以法作则，因为“中”在变动中，怎么能以法作则呢？以身作则，才能随时变动权衡点以保持双方的平衡。
这个“权”到底要怎么表达出来呢？所以就问到底什么是“中”呢？大概可以说是“礼”。这是外在的客观标准，类似于法律规定的标准。这个标准，比如皇帝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戴什么样的帽子，一级大臣应该穿什么衣服，房子应该盖多大，死后坟墓怎么样，那就是“礼”。开会时应该怎么坐，一把手坐在哪里，二把手坐在哪里？那就是“礼”。“礼”是有等级的，等级客观化，外形也客观化，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外部服装，秩序必须和等级有关，那就是“礼”。大体上的地位不变，天尊地卑，男尊女卑，父尊子卑，君尊臣卑，具体的等级通过“礼”的形式发生变动。“礼”固定下来以后也会发生问题，会发生变动，所以到了孔子那里就“礼崩乐坏”。怎么办？所以又提出要强调内心，讲“仁”，“仁”就是中庸，也就是讲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它是指君和臣两个人，官和民两个人，夫和妻两个人，父和子两个人，兄和弟两个人。这样就把全部的社会关系简化为两对政治内部的矛盾，三对家庭内部的矛盾。整个儒家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家庭内部的矛盾处理好了，家庭和谐了，村落和谐了，天下和谐了；政治内部的矛盾处理好了，官民和谐了，中央和地方和谐了。
“礼”为什么一定是有等级的？一直到荀子才对“礼”的等级性进行了最简要的解释，“礼者，分也”，就是分成等级。秩序和等级有关系，两个平等的事物不能建立秩序。分出主次，然后才能和谐。我们强调男女平等，夫妻平等，其实你看那些和谐的家庭，一定是要有主次的，一定有一个人为主，一个人为辅：或者在这个事情上这个人为主，那个人为辅；男主外，女主内，抚育孩子、烧饭或者亲戚往来送礼。同样，在一个企业里能没有等级吗？我们可以发现等级秩序依然存在，而且分配和等级秩序密切结合。谁能摆脱这一点呢？没有等级就没有秩序。
“中庸之道”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实有弱点，如果主导方面不修身、不自律呢，如果他一味地有利于自己呢？这样的话，“中”就必然偏移，偏移必然要倒塌。面对失衡和倒塌，儒家并没有设计出真正可靠的办法来挽回这个局面，实在没办法了，就采取最后的解决方案，即允许汤武革命，允许老百姓颠覆暴君。如果统治者不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眼里，那他就丧失了天命，而天命就在人间游荡，可能被某个人得了，像宋江，竖起“替天行道”的旗帜，道、命不在朝廷，而在江湖，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但是在革命爆发和官民失衡之前，怎么来解决呢？没有很可靠的办法，只能是劝上。如果劝也劝不好呢？大概只好像陶渊明一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了。
有人认为，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度为重建平衡找到了一个方法，那就是授予双方平等的权力。但这也存在一个问题，双方力量有强有弱，表面上平衡，实际上是对强的一方有利。比如19世纪的劳资双方，绝对有利于“资”，而不利于“劳”，后来政府用权力加以干预，“二战”以后，建立起福利国家，保持了相对的平衡。政府授权给老百姓组织权，努力在企业内部寻找平衡点。例如德国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组织叫监事会，通常是21个人，10个是资方的，10个是劳方的，另外一个是外面派进来的，谈判涉及劳动条件、招聘工人、解聘工人、劳动时间、劳动报酬等，建立一个寻找平衡点的机制。《劳动法》实际上也是平衡法，就是怕一方太弱，一方太强。如果要建立平衡，仅有这样的法律还不够，还得授予工人组织权。但是一旦工人拥有了自由的组织权，就会对政治发生影响，出现政治冲突。往往要持续几十年，才有可能慢慢找到平衡点。
如果抽象地谈平衡的中点在哪里，如何找到平衡的中点，是很难的。在中国自己漫长的历史中，其实已经形成了一种寻找和维持平衡点的传统智慧，或者说是惯常的做法。比如古代社会表面是由父亲掌握，其实是由强大的习惯掌握的。父亲不可以任性妄为，父亲有责任为大儿子盖房子、娶媳妇，然后父亲和大儿子存钱为二儿子盖房子，这些都是习惯。有一种习惯来处理这个平衡，防止矛盾尖锐化，当然矛盾总是存在着的，但是它有一个总的指导原则，使得社会相对和谐，防止大规模的冲突。“中庸之道”是处理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总原则，偏离这个原则就要出事，如果君失衡了，例如隋炀帝，他乱用民力，结果身首异处，强大的隋朝被颠覆了。李世民一上台就讨论了十几年，讨论什么？“为什么强大的隋朝会被颠覆，我怎么办？”所以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还是一句老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样“权”移动时会对对方作出很大的让步，所以每个王朝初期都有这个让步问题。
总之，中庸是至广大而极精微、极高明的，但是不能量化。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也要经常用到“中庸”，包括和平外交，和周边国家的关系调整，边界关系的调整，大体上也是依照这个原则。我有利也让你有利，“双赢”，我们的边界花了20年的时间已经大体定局了，周边的关系处理得很好。要充分运用“让利”这个手段，我们对别的国家让利，我们自己也获利。以武力来迫使对方让步的外交和国内国际战略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因为全球化把所有民族的利益连在一起了，所有人都成为利益相关者。中国的发展不可能搞扩张，第一不允许扩张，第二不必要扩张。我们就靠贸易，按照规则来，我们也修订一些规则，对自己有利点，对第三世界有利点。保持周边的和谐和平稳对我们国内的平稳是有利的，因为中国的问题，无论是从前、现在还是将来，国内的问题还是重中之重，国内的平衡、可持续发展、政局的稳定，是一切问题的重中之重。中国再稳定二三十年，生产总量再翻两番，将有能力建立一个很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也比较稳定，民族现代化也接近完成。这时搞更彻底的改革，才可能有更充分的条件，现在还不行。由一个执政党来主导这个民族现代化进程的责任还没有完成，如果在此之前，就让腐败把国家压垮了，那真是民族之大不幸。
对于企业家来说，你的利益的满足要照顾到别人的利益，要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人民从你的财富中分享好处，最终会承认你对财富的占有。城乡也是这样，城市对农村关怀太少，沿海对中西部关怀也太少，过度的区域不平衡就需要中央用税收来平衡区域差异。全局一盘棋，相互有一个利益照顾，在互利共赢中去达成共识。
回答学员提问、对本堂课的总结
1.我们必须通过当代的体验和概念去理解古代的东西，没有一个人可以把现有的经验拿掉去读古代的典籍。我们解读传统，就要把传统按照现代的要求去解读，同时要把它带回当代，使得传统的东西在当代的解释中成活。当然不可能是原汁原味的东西，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回到孔子的时代去。对西方的著作不管怎么翻译，都是中国的东西，所有的翻译著作里面都浸透着中国精神，因为汉字携带着中国文化传统，有中国人的理解在里面，只要满足当代精神的需要就可以了。20世纪80年代初讲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说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有，只在原来的德文和英文里面。只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能够符合当代中国的需要，基本的解说词汇还保留着，精神是当代的，这个解释许多人都认同就可以了。
2.什么是真正的孔子主义，2000多年来不断地有人在找，一直到明末清初，有人痛感晚明心学的空疏，要找真正的孔子，用的是“剥笋”的方法，把朱熹的还给朱熹，把王阳明的还给王阳明，把韩愈的还给韩愈，把董仲舒的还给董仲舒，最后就剩下原汁原味的孔子。把每个字读好，音正、形正、义正，他们就以为找到真孔子了，后来发现他们其实不是“剥笋”，而是“剥洋葱”，结果剥出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孔子，所以古文经的嫡传弟子龚自珍重新用今文的东西来解释古典的东西。谁是真孔子？你也可以说如果康有为戊戌变法成功了，他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就是真孔子，失败了就是假的。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就是正宗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所以一切学说存活在当代，内容取之于当代精神的需要，形式和概念可能和古代有某些接轨之处，也可能有某种神似的联系，透过它去看古代，你看到的古代只要满足当代需要就是正统的，脱离这个东西就是伪的，脱离我的感觉世界就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
3.“中庸”是处理这个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总的原则，它要求矛盾的主导方面承担解决矛盾的主要责任，当代也有君臣矛盾（就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中央承担调解中央和地方矛盾的主导权，这个“权”是责任，政府承担调解官民矛盾的重要权力，但是这个权力也是一种责任，如果你不能承担这个责任就丧失这个天命，丧失掌权的权力，必然要被别人替代。
4.一个理论和它的实践程度都有差异，西方的自由、人权、民主这些理论和它的实践安排也有差别，这个原则大体上能在现代中国达成共识。控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那些人与他们雇用的劳动者之间能够自觉地调解矛盾，这之间的尺度是有的，现代的法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授权经营的主导方来解决这个矛盾，政治也是这样。
资产阶级革命的三大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什么是博爱，你能够量化吗，你能够说清楚吗？什么是平等？平等有多种解释，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平等至少有左中右三种解释。对民主有自由民主的解释，也有平等民主的解释。
某一个时代对主流的概念达成相对的共识，就可以作为社会稳定的基础，孔子时期礼崩乐坏，“礼”就不能成为一个标准，所以强调中庸，强调“仁”，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客观的标准，他不得不返回到“礼”，他也在不断犹豫，思考这个问题，触碰到某种社会现实，提出某种理念，试图解决某些问题。
5.五六十年来，整个社会大踏步前进。西方工业化过程中，英国GDP翻一番用了57年。我们用9年翻了一番，再过9年又翻了一番，所以到1995年就实现了邓小平预期的目标。从人均GDP来看，1980年人均200—250美金，到了2001年已经是1000美金了，这种速度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有过，我国台湾地区、新加坡也有过，但整个早期工业化过程中都不曾存在过。那么庞大的民族，资源又那么匮乏，连续地翻番，不能说中华民族没有智慧。
中央提出五个统筹，要对社会矛盾进行调整，调整的手段是有限的，主旨就是一个理念——和谐社会。2006年中央取消农民的税收，太平盛世是中西部普遍的感受，农民虽然没有富，但是心里感觉好多了。现在农村还有许多问题，例如土地问题。这是因为农民的地权意识已经形成了，以前农民对土地的意识高度模糊，认为都是国家的，对土地只有农业评价，没有商业评价。地方政府确实采取某种措施防止冲突，怕发生群体性事件，也作出让步，这也是传统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