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个难以捉摸的现象
不论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哪一个领域，谣言无所不在。
谣言还是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在出现文字之前，口传媒介便是社会唯一的交流渠道。谣言传递消息，树立或毁坏名声，促发暴动或战争。报纸和后来的无线电广播的问世，以及最后视听设备的急剧发展，都未能使谣言烟消云散。尽管有了大众传播媒介，人们仍继续以口传媒介的方式获取一部分信息。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远未能消灭谣言，它只是使谣言更加专业化而已：从此以后，两者各有其流通的领地。
尽管如此，我们对谣言仍然不甚了了。对一个如此重要的社会现象，研究却如此之少，实为罕见。谣言作为一个神秘乃至神奇的事物，至今依然是知识领域的真空地带，或者是人烟罕见的荒漠地区(1)。
被称之为谣言的现象究竟始于何处又终于何方？它和人们通常所谓的口头传递有何区别？事实上，每当我们以为抓住了这个概念的时候，它总是溜之大吉。人人都相信自己能够分辨谣言，但却无人能给谣言下一个令人信服的定义。总之，如果说我们每人都强烈地感觉到谣言的存在，那么我们却未能对这个现象的来龙去脉划定一个一致公认的精确的界线。
如何解释研究此题目的著作寥若晨星呢？第一条理由就是这项任务难乎其难。研究报纸、无线电广播或电视轻而易举，因为它们的资料都保存着。人人都能去查阅杂志或报纸的合订本。同样，录音机和录像机也使人们可以重听或重看过去的节目。而研究谣言却完全不同。除了少数例外，研究者在获悉谣言的存在时总是太晚：谣言要么已经过去，要么已进入最后阶段。于是研究者只能通过采访去追寻残存在人们记忆中的谣言，而记忆容易遗漏、容易理性化和失真。这样进行工作，研究者实际上研究的并不是谣言，而是谣言留在人们头脑中的记忆。然而记忆是很难供人观察的。
第二个理由就是人们更注重于对谣言的道德分析，而忽略对谣言结构的分析。
一个令人尴尬的信息
首先对谣言进行系统研究的是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沸沸扬扬的各种谣言及其对部队和人民士气产生的消极影响，使很多研究小组对这个题目产生了兴趣。
他们是如何给谣言下定义的呢？这个领域的两位奠基人奥尔波特和波斯曼〔参考书目5〕认为，谣言是一个“与当时事件相关联的命题，是为了使人相信，一般以口传媒介的方式在人们之间流传，但是却缺乏具体的资料以证实其确切性”。而纳普〔参考书目85〕则认为，谣言是一种“旨在使人相信的宣言，它与当前时事有关，在未经官方证实的情况下广泛流传”。彼得森和吉斯特〔参考书目115〕对谣言所下的定义是，谣言是一种“在人们之间私下流传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
这三种定义十分接近。这三种定义首先都确认，谣言是一种信息：它赋予与现实有关的某人或某事一些新的因素。在这一点上，谣言与传说不同，传说只与过去的某桩事实有关。其次，三种定义都认为，谣言是为了使人相信。人们一般不会仅仅出于使人高兴或使人产生梦想便去传播谣言的，在这一点上，谣言与滑稽故事或童话泾渭分明。谣言竭力使人信服。
在对谣言下了定义之后，作者们便举出一系列的例子和试验。令人惊异的是，他们举出的所有的例子都是涉及“虚假的”谣言：公众曾一度相信的那些谣言其实毫无根据。然而有根有据的谣言并不罕见，如有关里根、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以及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的乔治·蓬皮杜等人生病的传闻。每次货币贬值之前，总有谣言先导。在企业内部，谣言透露人员的解雇或调动。在政界，谣言总是比部长们的去职先行一步。另一个例子，1985年，在得到官方证实的几个星期之前，谣言就流传开来，宣告了法国工业的一大成就：美国人希望使用法国汤姆森无线电报总公司制造的陆军流动通讯网系统来装备其地面部队。果然，这一陆军流动通讯网系统在与英国的竞争中被采用了。
这些研究人员所举的例子都是有倾向性的。他们只是就那些毫无根据的谣言进行发挥，他们对谣言所下的定义，没有参考谣言所传达的信息中的任何真实性成分。他们没有一处说到谣言是一种“虚假的信息”，而只是提及谣言是一种“未经证实的”信息。他们闭口不谈后来谣言核实的结果。
于是，尽管意识到谣言并不绝对是虚假的，似乎也必须竭尽全力去阻止这种表达方式。因此，奥尔波特和波斯曼实际上只是介绍了“虚假的”谣言的情况。更有甚者，在读者对谣言的危险性不甚了了的情况下，他们展示了谣言不可避免地走向错误的过程。他们的试验遐迩闻名：一个人在观看一张街景照片数秒钟之后，将他所见转述给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再将他所听到的转述给第三个人，如此类推。到了第六或第七个人获悉这一信息时，与开头的照片内容已相去甚远。
奥尔波特和波斯曼的试验企图证明，谣言只能走向错误：在流传过程中，无论从其本义还是转义上来说，谣言都离真实越来越远，反映的是对现实的一种歪曲。于是求证完毕。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模拟试验与谣言在日常生活中的运行并非完全吻合。有时，消息在流传过程中，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准确传递。
这些美国研究者在战争情报处供职，除了其他职责外，担负着控制谣言的消长起伏的任务，因此他们特别注重于使这种交流方式信誉扫地。既然谣言的概念是中性的，那么就必须仔细选择合适的例子来证明它的虚假性。然而这样的做法，存在着一个矛盾：既然谣言都是“虚假”的，又何必去担心它呢？根据经验，老百姓应该早就学会不信谣言了。
事实上，谣言之所以令人尴尬，就是因为它可能是真实的。在战争中，敌人和他们的耳报神——第五纵队——能够从谣言中获取某些隐匿的实情。这证明了谣言并非总是无稽之谈。
为了避免机密情报泄露，战争情报处到处张贴广告，告诫人们，要做一个好公民的话，就不要去传谣（“嘘，隔墙有耳”）。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劝告都忽略了一个主要问题：如何教会公众识别谣言？于是我们实际上又回到如何给谣言下定义的问题上来了。上面所列举的三个定义在这一点上完全无法帮助公众：“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是什么意思？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去证实一下我们从他人处得到的信息。耶稣基督本人不也粗暴地对待圣托马斯吗？后者要等亲眼目睹之后才肯相信，耶稣基督说：“那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有福了。”社会生活建立在信任和委托他人去核实的基础上。当我们在传播一条在报纸上读到的新闻时，我们也是假定它已经被证实是真的，虽然我们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显然，证实的概念与假定进行证实的人是不可分的。如果我们对这个人心存疑虑，那么我们就会对被此人证实了的消息产生怀疑。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很大一部分美国人对沃伦报告疑窦丛生。他们认为报告中的论断根本没有经过证实：他们不相信这是一个人的孤立行动。正如人们所指出的那样，证实的标准中包含着很大的主观性。
最后，将谣言定义为正在流传而未经“证实”的消息，公众将更难以辨认谣言，尤其是谣言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最为理想的证明，即直接的证明：“我有一个朋友亲眼看见从爱丽舍宫驶出一辆救护车。”谣言总是通过朋友、同事或亲戚传到我们身边的，而且他们往往并非他们所叙述事件的直接见证人，他们的朋友才是目击者。还有什么比目击者更为可靠的呢？还要等什么更好的证明呢？这个目击者具有一个自发且无私的记者身份：他之所以讲述他的所见所闻，仅仅是出于和朋友们进行交流这样一个利他主义的愿望而已。
因此，所有以“未经证实”来作谣言的定义时，逻辑上总是说不通的。而且无法将其与众多其他通过口传媒介或大众传播媒介流传的消息区分开来。假如我们回到战争情报处提出的具体问题上来的话，那么怎样才能制止谣言呢？总不能禁止美国人民相互交流吧，尤其是在战争年代，人们惶恐之极，更需要相互交谈，以求减轻焦虑之情。纳普提出的旨在制止谣言大量流传的五条“建议”颇为有趣。它们无意中揭示了为什么在任何时代，谣言总是使人尴尬的。它们是：
第一，应使公众对所有官方传播媒介（报纸、电台、电视）无保留地信任，使之勿需另求信息。
第二，必须使公众绝对信仰他们的诸位领袖，并相信政府在尽最大努力解决战争和危机带来的问题。必须竭尽一切努力避免不信任与怀疑，这种不信任与怀疑会形成培植谣言的土壤。
第三，当某个事件发生之后，最重要的是尽快播发尽可能多的信息。谣言总是从公众对事件自发地提出问题而未曾找到答案中产生的。谣言满足了人们理解扑朔迷离的事件的需要。
第四，播发消息并不能保证信息被接受。因此最好能确保所有的人都接到这些消息。必须消除一切未知（一无所知）的空白点。比如，纳普就曾以英国军队的一项创举为例：组织“教育会议”，会上，士兵们可以提出任何问题并且得到最清晰的回答。
第五，既然百无聊赖会渴望获悉哪怕最微小的传闻，以消除生活之单调，那么通过工作和业余生活的安排，使人们避免太过空闲就非常重要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要求全民族共同努力，纳普的这些建议似乎是合法的，可以实行的。然而在和平时期重读这些建议时，就好像是在描写一个极权国家。第一条建议反映了对非官方传播媒介的疑虑：倘若人们到别处获取信息，他们就有可能得到有关事实的另一种说法，这种说法与官方传播媒介播发的说法可能不相吻合。第二条规则是对领袖们的赞歌：公众必须对国家、城市、企业、工会、政党的领导人保持绝对的信任。第三条和第四条都是为了保证人民能接受官方的说法，排除一切信息的空白点。如果不知道官方的消息，这个空白点就会产生自己的事实。最后一条规则是建议妥善安排人民的时间：必须消灭空闲时间和无所事事。
因此，在谣言的定义中，强调谣言是“未经证实”的消息，属于人们对谣言的怀疑最为激烈的历史阶段。这类定义显然不能使人满意，因为就像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样，“未经证实”标准带有主观性，它们无法区分一个通过口传媒介而获悉的谣言和一则从晨报中读到的消息。我们委托别人去核实，但我们却无法得到确切的证据来证明所获信息已经证实。因为谣言的出现总是源于一个直接目击者的叙述，它和任何其他传播媒介所传递的信息一样，从表面上看已经得到了证实。
事实上，以“未经证实的”，尤其是“虚假的”信息为标准来定义谣言，是意识形态上的定义，反映了反对谣言的偏见以及劝人为善的意愿。纳普的规则在和平时期似乎确实具有讽刺意味。它们的功勋在于明确地指出了偏见的根源。谣言并不妨碍人，因为谣言是“虚假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任何人都不会把谣言放在心上。然而，谣言之所以有人相信，正因为谣言经常最终被发现是“真实的”，如泄密和政治内情的曝光。谣言之所以令人不舒服，是因为权力无法控制这种信息。针对官方说法，别的说法也接踵而至：双方各有各的真实。
集体议论
那么，是不是所有口传媒介的消息都是谣言呢？要是那样的话，则在社会上公布的所有新闻均可被冠以谣言的称号，甚至连向全市通报当天早晨总理在巡视市政府时发表的谈话也将无法幸免。因而，当我们想把这种传播定性为谣言时，我们却颇感迟疑。显然，如果某人询问一组人：“什么是谣言？”得到的答复决不会是官方消息或总理演说之类。因此，谣言的定义应该排除通过口传媒介的方式合法地传播官方消息的现象。
最著名的对谣言的定义应归功于美国社会学家特·希布塔尼。他的充满了活力的定义是：谣言是在一群人议论过程中产生的即兴新闻。他认为，谣言总是起源于一桩重要而扑朔迷离的事件。举例说明：夜间，几十辆坦克穿过了一个突尼斯小镇。在这个新闻受到严格管制的国家，人们就产生了疑问：发生了什么事？谣言便出现了，它是“一群人智慧的汇总，以求对事件找出一个满意的答案”〔参考书目137〕。因此，谣言既是一种信息的扩散过程，同时又是一种解释和评论的过程。希布塔尼设想谣言是一种集体行动，目的是为了给无法解释的事件寻求一种答案：“坦克的出现是否意味着卡扎菲又重返突尼斯了？是不是因为物价上涨引起了暴乱？也许仅仅是一次演习？是不是布尔吉巴(2)死了？”在相互传播事件并加以评论时，这一群人逐步得到了一个或两个解释。谣言内容的演变并非源于记忆的失真，而是源于谣言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的演变和添油加醋的评论。
我们可以将希布塔尼的论点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概括出来：
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含糊不清
这是一个乘法关系：假如重要性等于零，或者事件本身并非含糊不清，谣言就不会产生。将人们动员起来的力量根本不存在。比如，人们总以为在市场上买东西最易传播谣言：这是一个错误观念。事实上，大多数人都很少关心他们的牙膏或酸奶酪，大多数产品都很少同麻烦有牵涉。而且，这些产品并无任何含糊不清之处，它们一目了然。
在消费领域需要大做广告并非偶然。产品无甚重要性，公众不想去议论它。口传媒介的动力不存在。意味深长的是，谣言在涉及一些大众化产品时，正好赋予这些产品以重要性和神秘性。比如：“在骆驼牌香烟中含有鸦片”；“在万宝路牌香烟的烟盒上，可以看见三个红色的字母K(3)，不必惊讶，因为万宝路公司资助三K党”；以及某种遐迩闻名的奶酪含有致癌物质等。
一般来说，所有神秘的符号都为谣言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跳板：它们都是含含糊糊的，因此使人产生疑问。例如，哪个法国人不曾注意到某天在他的家门口附近，有一些用铅笔或粉笔画的几何符号？此后，一份解释这些符号的传单便流传开来。这些符号据称是“供流浪汉和撬门行窃的盗贼辨认的记号”（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是一种大杂烩）。比如一个圆形意味着“坚持无益”，一个三角形表示“单身女子”。至于字母N.D.DM则是暗示上门行窃的最佳时间。这份简简单单打在白纸上的传单，是从上塞纳省警署一个科里传播出来的。它在企业和行政部门不胫而走。
可见，在任何一个地区，当人们希望了解某事而得不到官方答复时，谣言便会甚嚣尘上。这是信息的黑市。
如上所述，希布塔尼对谣言的定义也是一种有关谣言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的理论。它说的是那些从某个事件一发生便流传开来的谣言。这里我们碰到的是一个过于特殊的定义。并非所有的谣言都是产生于一件需要解释的事件：有些谣言根本就制造了事件本身。没有任何理由不将这些谣言称之为“谣言”。例如，1985年，没有任何理由，甚至没有任何被歪曲了的事实，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在斯特拉斯堡及其附近地区流传[1]。按照这个故事的说法，一对在本地区滑雪的父母，轻率地把他们年幼的孩子留在汽车上，结果孩子的双腿被冻坏，不得不进行了截肢手术。如果按照希布塔尼的理论，将谣言的概念限制在仅仅产生于某个事件，就不得不另创别的概念以分析来源于其他方面的谣言。如果并非涉及一些截然不同的事物，那么最好不用这种多重性概念。我们认为两个故事都属于谣言的范畴：即一个非官方的信息在社会中流传。
谣言的精神分析
埃·莫兰则恰恰相反，认为只有这个冻坏了的孩子的故事才说明了何谓谣言。因为这个故事符合他提出的发现规范谣言的两个标准：（A）当地没有任何一个儿童被冻坏，“没有任何事实可以构成谣言的来源或为谣言提供依据”；（B）“这个消息自始至终通过言传耳闻而传播，所有的报纸、布告甚至传单或涂画在墙上门上的胡言乱语，均未提及此事。”〔参考书目106〕他有一部发行量颇大的专著正是以这类谣言为例（即1969年5月在奥尔良流传的贩卖白人妇女的谣言），因此，谣言的这种概念在法国便居于主宰地位。最近一本有关谣言的刊物在对谣言下定义时，开宗明义地写道：“谣言没有任何根据，这大概才是谣言最难以推翻的定义了。”〔参考书目55〕
从结构上来说，这个定义与特·希布塔尼的定义恰成对称：它将一部分通过口传媒介的方式产生及传播的流言，升格为谣言现象的唯一的典型。可是，对那些起因于某个事件，并经过一群疑惑不解的人在传播过程中添油加醋而形成的谣言，又如何解释呢？将谣言的标签仅仅局限于凭空捏造的流言，就不得不另创一些名词，来形容那些在具体表现中并无明显不同的现象。
莫兰的定义将谣言的范围限制到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故事，这就产生了一种反常的效果：谣言给人一种社会精神病的形象。莫兰在对奥尔良谣言的分析时使用了不少医学名，如病菌、病理学、传染病灶、潜伏期、转移期，这是很说明问题的。谣言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疾病，一种“精神癌症”。《世界报》社论作者皮埃尔·维昂松-蓬泰写道：“人们很少去研究另一种舆论传染病，这种传染病专门打击政治界……这种病，我们可以称之为政治谣言。”[2]
将疾病，甚至精神病，与谣言混为一谈，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事实上，如果谣言仅仅是因为有人相信而流传，没有存在的任何理由，那么谣言就是不理智的，是一种发疯的行为，相当于社会学中的幻觉。因此，对谣言的解释只能从属于精神病学：谁相信谣言谁就是疯子。
对谣言的精神病学分析有一个实践上的巨大好处：它准许咒骂一切与自己想法不同的人，或者那些不接受“官方事实”的人。假如他们不相信的话，这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神经错乱。
对谣言的精神病学分析是拒绝承认一个关键事实的直接结果。这个事实是：当一个虚假的信息流入社会时，它的传播完全和一个真的消息一样。它的传播并非由于集体发疯或集体幻觉，而完全遵循着构成社会生活的规则。人们都说，谣言并不是从陌生人那儿得来的，恰恰相反，是从我们熟悉的人那里来的。社会生活建筑在信任的基础上：原则上，我们是不会怀疑我们的亲戚在杜撰、臆造或者陷入幻觉的。
当事实证明奥尔良谣言毫无根据时，我们很容易去指责奥尔良人轻信谣言，还去传播谣言。但是，一个信息的真实性，并非如同一个标签一般总是贴在上面的。那么，为什么奥尔良那些被意想不到的事情所左右而轻信了谣言的人，就应该立即察觉出所谓在某些商店贩卖白人妇女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呢？这种说法并非从一开始就绝无可能的呀。
人们太容易忘记，一个信息的真实性首先是约定俗成和委托核实的结果。它不会注明在真假辨伪词典的某一页上，让每一个人都能轻而易举地去敲打几下迷你电脑网络(4)就能查出来。真实性的概念，核实的概念，是源于社会的一致同意：因此真实主要是社会的真实。对于《人道报》的读者来说，《费加罗报》所公布的一切都不是事实(5)，反之也同样。因此并不存在一种可以充当真实性标准的事实，而是存在着多种事实。为了构成一种想法，每个人都可以从他周围最直接的人那里、他的私交或他的小圈子获取信息。〔参考书目145〕
因此，信息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大众传播媒介所说的，另一个则是在一小群人中间流传的，即口传媒介的方式。后者即是谣言。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一小群人的声音，即谣言，却往往走在大众传播媒介前面。要是断言只有奥尔良报纸所传播的消息才能使人相信的话，那就是排斥了获得信息的第二个来源：我们周围的人的想法和他们所说的。群体所认为是真的，那就是真的。这个真实是通过谣言表现出来的。
真与伪
在“谣言研究和谣言信息基金会”，有一条热线（昼夜不断的电话），使公众能够向我们揭发他们可能碰到的新的谣言。我们的电话自动录音机表明，一般给我们来电的人大多讲述一些他们本人所不相信的故事。由于这些故事在流传，还有一部分公众笃信不疑，因此这些来电者希望基金会出面辟谣，以使真相大白。另外一些电话则是来询问这件或那件事是否可以相信。
耐人寻味的是，来电者往往是为了通知我们一些正在流传的、他们并不相信的故事。这样，那些他们相信的“谣言”（当然，他们因此不承认这些是“谣言”）我们就无法得到了。这就证明，对于公众来说，在信息与谣言之间的分界线并非客观的。他们将他们认为是真实的消息称之为信息，而将他们认为是虚假的或未经证实的消息称之为谣言。
因此，并不是正在流传的消息的性质或传播媒介的性质（报刊或口传媒介），来使我们断定，这一个属于信息的范畴，而那一个则是谣言。信息和谣言的分水岭是主观性质的：它是我们相信与否的产物。当一个人相信他的一个朋友或认识的人所带来的消息，他就认为这不是谣言；反之，当他有所怀疑时，他就认为这同一个消息是谣言。荒谬之处即在于此。当一个谣言被公众确认为是“谣言”的时候，这个谣言便将寿终正寝。相反，当公众并不认为它是谣言时，这个谣言就得以继续流传。因此如果这样提问：“怎么有人会相信这种谣言的呢？”那就错了。事实上，正因为他们相信这个谣言，他们才去传播它，谣言才因而得以存在。并不是先有谣言，尔后有人信之；谣言是这种相信的明确展示。“信息”或“谣言”的标签不是在相信或不相信之前贴上去的，而是这种相信与否的结果。它是完全主观性质的价值判断。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似乎更容易从谣言的存在而不是从谣言的本质上去把握它。简单得很，因为确认一个谣言仅仅是个人怀疑的反映而已。不同的人有可能作出截然相反的判断：一些人称之为谣言的，另一些人则称之为事实。
由此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即使谣言的通俗定义不能被视作科学的定义，至少它是解释谣言所具有的强大说服力的基础。
一般来说，所有建筑在真实或虚假基础上的谣言定义都导向一个死胡同，无法解释谣言的勃勃生机。对真实与虚假的对立进行逻辑检验，结果表明将信息与谣言区分开来的界线十分含糊不清。通常，当一个新闻通过口传媒介的方式传来时，公众是无法区分真伪的。
尽管在谈及谣言时，真和假的问题总是首先被提出来，但事实上要理解谣言，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用处。谣言产生的过程，是因为有人相信它确实是一个真实的消息，并认为这个消息很重要，于是便与周围的人进行交谈。这丝毫不能预示这个信息真实与否。此后，当人们掌握了一切材料之后，便可能核实其真实性，或相反证明谣言缺乏根据。可见，谣言的流动与其真实与否无关。将真实与虚假的概念引入谣言的科学定义，像埃·莫兰所做的那样，只是引进了一个无用的、甚至更为含糊不清的参数。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我们的论点。
当弗朗索瓦·密特朗和乔治·蓬皮杜活得好好的时候，人们就盛传他们已身染沉疴。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乔治·蓬皮杜的流言果然应验了。但公众在很久以后才得到官方的证实。因此，在流言甚嚣尘上的时候，传谣和信谣的过程对两位总统都一视同仁。不能根据后来官方的证实而建立谣言的定义。如果认为只有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情况贴得上谣言的标签，这就造成有朝一日会发生不得不改变这个标签的危险，假如二十年后档案表明，弗朗索瓦·密特朗在一九八一年与官方的公告所说的相反，而确实患过癌症的话。(6)
本书与将谣言和虚假信息等同起来的传统观念不同。在本书内，谣言这个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预示它的内容真实或虚假。
“有人说”等于“没有说”
构成谣言内容特征的并不在于其是否得到证实，而是“它的非官方来源”。假定我们通过一次泄密，得知共和国总统已身患癌症。如果总统进行了辟谣，那么是否就因此而说明总统未患癌症的说法得到了证实，而总统患上了癌症的说法未得到证实呢？要证实一件事，提供证明的人与我们对他的信任程度是不可分割的。这个标准对于作出一个定义来说主观性太强了。另一方面，在社会的某个特定时期，在群体中间，存在着对所谓“官方”来源的一致看法：甚至当人们完全否认其可靠性时，来源仍然是“官方”的，换言之，人们是有权利谈论它的。
我们称之为谣言的，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有人说”等于“没有说”，或因为谣言总是跑在官方来源之前（如辞职的消息或货币贬值），或因为它与官方来源针锋相对（如有关暗杀美国总统J·F·肯尼迪的“真正”罪犯的谣言）。
因此，谣言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政治现象。“官方”来源的概念就是政治性的：公众一致同意这个概念是缘于官方从法律上来说对所有信息都拥有话语权而构成的，尽管官方从道义上却并不一定具有同样的权威。因而，谣言是对权威的一种返还。它揭露秘密，提出假设，迫使当局开口说话。同时，谣言还对当局作为唯一权威性消息来源的地位提出异议。谣言是无人邀请的自发性发言。它经常是反对派的发言：官方的辟谣并不能说服它，就好像官方与可靠性并不是相辅而行的。谣言对当局提出质疑，对“谁有权对什么事发言”提出质疑。谣言提供的信息与官方信息是并行甚至是相左的，谣言是一种反权力。
企业中的谣言能对此作最佳佐证。当某人被任命某职——哪怕是在极端保守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甚至在这一消息尚未通过组织的层层渠道，从头儿到副头儿到副头儿的副头儿传达下来，底层就已经路人皆知了。在整个企业中，在合法的流传渠道和程序之外，谣言建立起一个影子信息渠道，它和组织的渠道并行不悖但却隐而不见。它能使有关人员赢得必要的时间：在企业组织的生活中，要想实现或强迫进行一次调动，造成出其不意的效果是很重要的。一天，好几名职员和干部突然得知他们将被解雇。谣言使这种想造成既成事实的策略化为泡影：它为这些职员和干部研究对策和采取行动提供了方便。
当谣言揭露了人们丝毫未产生怀疑的某个事实和某些隐藏的真相，从而增加了政权的透明度，并孕育了反权力。谣言起到了一种干扰作用，是第一台自由广播电台。
让我们从现在就开始阐明一下通过对谣言是非官方消息的定义和舍弃谣言的流行概念所得出的新观念吧：谣言既是非官方的，它必然是通过非正常渠道而不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以口传媒介或散发传单的方式进行传播。谣言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迅速。人们不是总说：谣言在疾走，谣言在飞奔吗！为什么谣言会飞奔呢？很简单，因为它有一定的价值。
作为一种非官方消息，谣言提出一个人们本来不可能得知的现实。正是由于这点，人们等待捕捉谣言，并急急地传给他周围的人。谣言揭露秘密：因为这一点不可多得，故而珍贵异常。这是谣言价值之基础。这不能解释谣言为什么流传。事实上，黄金也很稀有，故而珍贵：但人们却不是使之流通，而是将它积攒起来。在黄金和谣言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的不同：信息的价值不是永远存在的，因此必须尽快使用。传播谣言，即趁谣言尚有价值之际，获取其价值所产生的利息。事实上，传谣者推心置腹地吐露隐情，与人分享秘密，在这项交易中显得十分伟大。他表现出像一个掌握了珍贵知识的人，一个启示者，在谣言的接收者那里，他的形象增添了无数美妙的光辉。
谣言的迅疾合乎逻辑地来自信息本身价值的不可避免的逐步贬值。同样特点也能解释谣言的其他方面。比如，谣言几乎总是叙述一件新近发生的事。甚至当谣言已成为陈词滥调，十年来一直在各处都能听到它，传谣者也依然以一个独家新闻、最新消息的获得者的姿态去传播。使信息永远时事化是谣言的一个结构特征，这个特征既必要又合乎逻辑：抹去时间，将计时器拨回零，每个人就都能重新赋予它以价值。
谣言、闲话、传闻、流言和其他(7)
如何将谣言与它相邻近的其他现象区别开来，如流言、闲话、嚼舌头、听说、故事、传说，以及口传媒介？谣言这个词本身就区分为“真的”和“假的”。有些人甚至谈到“纯谣言”，使人联想到这个现象还会有“不纯”的形式存在。上述那些词究竟表达了一种不同的现实呢，还是仅仅反映了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的价值判断呢？
当我们回想起所有的信息交流均可通过六个方面去下定义时，这一大堆丰富的词汇就变得清晰了。这六个方面是：信息的来源、内容、传播的过程、传播的工具、对象及其效果的性质。从词源上来说，谣言、传闻和流言(8)是音响效果：强度和长短不一的声音。例如，在环法自行车比赛上，一个记者站在山口上说：“我们可以追随贝尔纳·伊诺驶向通往山谷的那条路，只要听听沿途伴随着他的嘈杂的人声（即rumeur）就行了。”这里，rumeur指的是它的物理含意：即在他经过的时候，人们对他发出的欢呼声。在没有人群，只是孤独的几个人时不时地在那里议论几句，没有群体效果时，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噪声”（bruit），与喃喃细语属同一种说法。
今天，谣言与传闻即bruit这两个词均已不再属于音响效果的范畴，而是属于这个效果的原因本身。两者之间的差别不在于它们的根源，它们的根源都是非官方的，而在于传播幅度的不同。前者的传播过程是连贯的，具有一种迅速蔓延的气势，而且幅度很大，其结果是所有人声汇集起来形成了可以听得见的音响，人们可以循声追踪：谣言在流窜。传闻的传播过程则是间断的，它匍匐而行，游移不定，涉及面有限：如果它不够清晰的话，人们听不见它亦是正常的。“这不过是一些传闻”，这句话意味着这个声音仅仅能勉强听见而已，因此这个信息根本不是真的，人们甚至不曾听说。传闻毫无意义。
流言（ragot）这个词，从词源上来说，是指信息的来源和结果：本意是野猪发出的呼噜声。今天，流言与信息的内容、对象相一致：指针对某人流传的种种低俗故事，近乎诽谤中伤。这种故事并不能为传播者带来荣耀，相反将其贬入禽兽不如的行列。流言因而在今天成为一种谣言或传闻内容的主观判断。它是信息的一种。
闲话（Potin）这个词是指谣言或bruit的目的而言。闲话涉及人：它议论我们周围大小人物的旦夕福祸。一般来说，闲话并无恶意，它主要是因人们喜欢嚼舌头而用之。闲话转瞬即逝，很快又有新的味道更鲜美的闲话取而代之。当它涉及罗纳德·里根和他的妻子最近一次吵嘴时，这是一个“大闲话”；如果它只是涉及公立男子中学校长白天或晚上的娱乐活动，那就是一个“小闲话”。
流言蜚语（Commerage）是根据消息来源而下定义的词：即谁在说这事？和流言一样，这是一个价值的判断〔参考书目46〕，它是一种使谣言或传闻信誉扫地的方法，它将信息归于一个完全缺乏可信的根源：长舌妇。信息也是一个根据来源而下定义的词：人们不总是执拗地问：“这个消息来源于何处？”当这个来源是官方的，或是受到尊重的地方（如通讯社：法新社、路透社等），那么所传播之消息便能获得它的贵族称号：这是一个“信息”。如果这个信息是错误的，那也不是谣言，而是一个“错误的信息”。因此，谣言表达的是一种由其来源（非官方）、传播过程（连续传播）和内容（这是一个新闻，与当前的某个事件有关）所决定的现象。与此相反，真实性则不属于它的科学定义的范畴。
口传媒介则不过是一种传播方式。它包括多种现象：两人间彼此的聊天、一小群人的议论、秘密话、夸夸其谈，等等。当一个非官方新闻仅仅通过口传媒介的方式进行传递，其过程带有连续性和迅速蔓延的特征，那么就出现了“纯谣言”。如果其他传播媒介继而传递这个新闻——并且没有警告这是个谣言——那么这些传播媒介就使这个新闻贵族化了：它们给它戴上了“信息”这顶贵族的桂冠。谣言的现象不再是单纯的了：它被“信息化”并被“传播化”了。唯有“纯谣言”能使我们观察到这个逐步放大的演变过程，它出发于微小的事物，最后归于寂静。因为谣言有它的生活圈子：它不是自然发生的，但逐步发展，直至终结。
注释：
[1] 见《阿尔萨斯的最新消息报》，1985年1月27日。
[2] 见1977年9月28日《世界报》。
(1) 原文为马托·格罗索（Mato Grosso），巴西第二大州，与玻利维亚交界，那里遍布草原和荆棘丛林，人迹稀少，至今仍仅有一些印第安人生活在石器时代。——译者注
(2) 布尔吉巴（Habib Bourhuiba，1903—2000），突尼斯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译者注
(3) 三个字母KKK是美国臭名昭著的反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种族主义集团三K党的标志。三K党的英文名字即Ku-Klux-Klan。——译者注
(4) 迷你电脑网络是法国独创的一种通过电话进行运转的电脑网络。凡有电话的家庭均可免费得到一部终端机，只是在运行时需按耗时收费。迷你电脑网络主要用于查询电话号码、邮购、定购火车和飞机票，以及各种其他查询，应用十分广泛。——译者注
(5) 《人道报》是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属左翼；而《费加罗报》则是右翼报刊，双方经常相互攻讦，观点针锋相对。——译者注
(6) 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法国总统，1981年代表左翼政党社会党参加竞选获胜，成为法国第五共和国第一位左翼总统。1989年竞选连任成功。1995年卸任。1996年8月因癌症去世，死后人们了解到，密特朗确实在20世纪80年代初患了癌症。——译者注
(7) 谣言、闲话、传闻、流言在法文原文里含义相对比较精确。相比法语，中文这几个词的词意比较含糊。——译者注
(8) 谣言和传闻的法文原文均为声音的意思。谣言（rumeur）本意是指嘈杂的声音，包括喧哗、吵嚷、吵闹声等；传闻（bruit）的本意则是指一般的声音，包括噪音、杂音，以及其他比较轻的嘈杂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