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谣言：它的群体，它的作用
说话总要与某人说才行。这个某人并非偶然择之。每一个谣言都有它自己所涉及的群体。但是在谈到“群体”的时候，不能使每一个人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都扮演着一个明确的角色，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谣言的诸多演员的作用。
谣言的市场
每个谣言都有它自己的市场。为了方便起见，人们习惯地说，谣言充斥着每一个角落，谣言在全城流传。实际上，只有城区中的一部分人听到谣言，而信之者就更少了。自从一九七六年以来，法国就有一个流传广泛的“维尔瑞夫”传单的谣言；这个谣言很适合我们进行谣言怎样渗入公众中间的调查。在法国居民中到底有谁读过或手头掌握着这份传单？这份传单出现十年后，共进入法国三分之一的家庭。对这份传单进入公众不同阶层的研究揭示了深刻的差异〔参考书目76〕：在自由职业者和高级干部阶层中，三分之二的主妇读到过这份传单，在职员和中级干部阶层中，这个数字为二分之一；而在工人阶层中，仅仅有三分之一的主妇曾经看到过这份传单。自然，有孩子的家庭更多地读过这份传单，达50%；而无子女家庭则为30%，独居者则只有17%。最后，这份传单又为大部分年轻的家庭主妇所共知。
每个谣言均各有其群体的事实，有时会令人大吃一惊。由于词汇用得太滥，人们一般总是说“大众”，就好像群众都是清一色的，时刻准备着像一个人那样对哪怕最小的谣言作出反应。事实上，所有的谣言谈的都是特殊事件。一个谣言所涉及的群体包括了所有自认为同该事件将引发的后果有牵涉的人。从这一个谣言到另一个谣言，后果并不相同，因此，谣言所涉及的群体也不相同。是什么因素使我们属于或者不属于某个群体呢？
经验的效应
从1966年起，在法国二十多座城市曾流传一则服装店贩卖白人妇女的谣言。一般来说，男人均不相信。无疑，人们可能会这样推论：男人不是贩卖白人妇女者的目标，因而他们感到事不关己。但是这番推论却忘记了男人们也是女人的父亲、兄弟、丈夫或情人。因而必须另觅解释：男人对城市社会生活的经验更为丰富，能够意识到哪些事情是现实的，哪些事情是不现实的。根据反面推理，这类谣言经常是从女子寄宿学校里传出来的，换言之，是从一些与世隔绝、很少有社会生活经验的少女那里传出来的。同样，这类谣言在老年人那里也能找到一块可以渗透的地盘。老人不知道或不太了解现代生活条件，他们生活在典型的简化了的生活之中。受此谣言影响最深的少女声称，她们经常想起小时候外婆和姑婆要她们提防坏人的警告。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
经验的效应并非仅仅对谣言起反作用。假如某天你与人发生了争执，谣言便找到了一片风水宝地：在争执中，谣言的可靠程度骤然提高。经验的效应也解释了为什么在那些存在着某种形式的新闻检查制度的国家里，知识界赋予谣言很高的可靠性的原因。在苏联进行的一些调查中〔参考书目14〕，人们询问被调查者，他们是否认为谣言比官方传播媒介“更加”可靠，95%的高级干部表示同意这一说法；这个数字在职员中间为85%，工人中间为72%，农民中间为56%。这个结果是可以理解的：高级干部更接近政权，因此能够更容易地了解到官方说法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他们对官方新闻媒介有着丰富的经验。
因此，经验的效应，不管对还是不对，将一部分公众排斥在外。这部分公众不可能相信谣言是可靠的：他们拒绝参照系数，认为谣言经不起审查。我们特别强调“不管对还是不对”这个细微之处。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可能会询问，为什么有关集中营存在的谣言没有能更广泛地流传下去〔参考书目29〕。除了美国政府故意保持沉默（为了避免给人一种它正在打一场“犹太人”战争的印象，从而引起部分反犹太主义舆论反对战争）的原因之外，经验的效应以否定的方式在部分公众身上产生了作用。法国抵抗组织拒绝在地下报刊上发表有关集中营的消息，他们对于宣传和反宣传的经验使他们将这些传闻视为非常巧妙地策划出来的一种毒化剂。根据他们的参照系数，他们经受纳粹分子严刑拷打——已经骇人听闻——的经验，使可能存在毒气室的假设对他们来说是难以置信的。
每个内容均各有主顾
除了将一个已知谣言的潜在领域勾画成社会、政治或社会文化的大的划分之外，个人心理也可能加强对其一个谣言的敏感性。例如，在研究了贩卖白人妇女的谣言之后，B·帕亚尔指出，对上述谣言最为恐惧的是“年纪比较大（相对于年轻少女而言）且相貌较为丑陋的女人”〔参考书目106〕。对她们来说，相信谣言的基础是恋己癖：她们害怕被绑架，于是就表现出她们很可能被绑架。年轻漂亮的女人对这个谣言更多地倾向于好玩，她们传播它是因为它够刺激，基础也是想一尝禁果，满足一下恋己癖。
一个非常有趣的试验在另一种背景下证实了上述矛盾的事实。这个试验是为了发现人们是否可以随意地造谣。比如一个有关咖啡有害的谣言。在一家公司里，两名职员被选中在一架咖啡机前议论咖啡“对神经系统有害，而且有致癌的危险”〔参考书目40〕。从理论上来说，谣言涉及的应该是处于最危险状态的人群：即大量饮用咖啡的消费者。然而恰恰相反的事发生了：喝咖啡越少的人，却越相信谣言是可能的。咖啡嗜好者倒不可能接受这个谣言。他们拒绝这个谣言的原因，除了饮用咖啡和癌症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之外，还因为这个谣言会制造出一种认识上的不一致状态，这种状态是令人不舒服和无法接受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频频出现的谣言和它们对士气造成的可能的不利影响，使人们对谣言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阐明了谣言的听众是怎样形成的：那些有某种心理原因要相信谣言的人一字不漏地吞下谣言。正如谚语所说：想听的话，再聋也能听到。
在战争中，老百姓非常贫困。一切都匮乏：如黄油、肉、糖、汽油、木材等。于是，一些谣言便周期性地出现了。据这些谣言称，就在“一些人勒紧裤腰带时，另一些人却过着舒适的生活”。人们还流传：匮乏的商品都在某地囤积着呢，目的是为了抬高价格，或者干脆就是被浪费掉了。两位研究人员决定对相信这个谣言的人进行性质分析〔参考书目146〕。他们在所有流传的谣言中选择了12个。选择的原则十分简单：不管离题多远和受到何种歪曲，它们必须与任何事实都风马牛不相及。相信这些谣言的人，不能基于他个人的经验，或对一个比较接近的事实的回忆。
作为例子，我们列出其中的几则谣言：
——有很多咖啡。可是各个公司都把咖啡囤积起来看涨。
——军事基地里库存的黄油是那么多，以至于还没来得及吃就都有了哈喇味了。
——在石油公司的储油罐里油满为患，结果油船只好把船舱中的一部分倒进了大西洋。
——在附近一个军事基地的最近一次晚餐上，有十来只烧熟的火鸡。这些火鸡只是为了供给八个军士吃饭而已。
——负责修筑附近一座军事基地的公司糟蹋了所有的木料。几公顷的树林白白地被砍倒、烧毁。必须说明该公司是按面积得到付款的，因此它毁坏的面积越大，它挣的钱越多。
平均下来，23%接受采访的美国人曾听到这些谣言，这证明这些谣言并非到处都在流传，就像有时人们喜欢想象的那样。至于信不信这些谣言，在一百个被调查者中间，27%的人倾向于相信，并在任何情况下都声称它们并非绝无可能。
对于自称相信这些谣言的人进行调查，揭示出哪一部分居民在这方面特别敏感。还说明了谣言对这些人的作用，以及他们相信谣言的理由。
相信谣言的人中间，认为定量配给制度是不公平或不必要的人，比之认为定量配给制度是公正、必要的人更多。这些人敌视定量配给计划，他们抓住一切能够使他们的敌视态度具体化的理由。与此同时，谣言使他们能够大声表达他们的怨恨：他们由此便能完全正当地攻击他们所批评的目标。
每个人都有替罪羊
每个团体，每个社会群体都有其喜爱的、几乎可以说是由制度产生的替罪羊。因此，在审视谣言提出的替罪羊，以及查问谁是传统的替罪羊时，我们有可能猜出一个谣言流传的市场。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犹太主义谣言大多在美国东部流传（那里为白人和基督教徒的地区）；攻击黑人犯下了最恶劣的罪行的谣言则在南方盛传；将行政部门和罗斯福总统视为替罪羊的谣言，在美国中西部甚嚣尘上（美国的天然粮仓）。
1984年在加拿大西部省份出现一则谣言，攻击拉·贝兹啤酒（加拿大十分流行这种饮料）制造公司实际上是巴基斯坦人的。巴基斯坦人就是目前的替罪羊：他们大量地出现在加拿大西部，大批地失业，事实上便成了温哥华居民中的靶子，也就成为谣言的主角。
替罪羊的最终形式，是将我们所有祸害，世间一切罪孽，都由一个替罪羊负责，这个替罪羊就是魔鬼，基督的敌人。然而，目前这种令人不安的时期，发生了经济危机、对传统价值观提出疑问、美国人质在环球航空公司的波音飞机上被绑架到贝鲁特，一部分美国人从其中看到了早有预言的魔鬼返回大地的迹象。事实上，悲观地细读一下《启示录》的内容，在最后的审判之前应该发生不少悲壮的事情：那是撒旦愤怒地开始它的最后战斗而表现出来的迹象。在美国中部和南部的原教旨主义教派团体看来，这个时刻已经没有任何疑问：所有这些异常的迹象都证明了魔鬼已经来临。具体的问题是确定它的位置，以及它为了扩大它的统治而使用的帮凶。那些涉及美国一些最大的公司（宝洁公司、麦当劳快餐公司……）的谣言就是这样诞生的。著名的流行乐乐队，甚至滚石乐队都被怀疑是魔鬼的现役代理人。
所有这些谣言均出于《圣经》地带：美国最为信教的几个州。正是在那里，有关撒旦的谣言找到了天然的听众。但是谣言的流传远远超过了这些地区。最近在美国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在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中，34%的被询问者宣称，魔鬼是“真实并且活生生存在的”，36%的人说它更像是个概念而不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只有30%的人相信根本不存在什么魔鬼〔参考书目100〕。因此，谣言突破《圣经》地带是完全正常的。相信魔鬼的肉体存在的人到处皆有。
在法国，那些时装店被贩卖白人妇女的谣言所瞄准而成为替罪羊也是很正常的。首先，这类地方刺激性欲，人们在那里为了取悦和诱惑他人而脱衣服。但是人们不会仅仅了解这个遗传和心理上的原因。这些商店同样也具有社会职能：它们制造变化。它们是风俗演变的物质基础：是它们引导主要是面向年轻人的时装潮流，使他们创造新的自我，割断直至目前为止父母给予的一切。时装店促使年轻姑娘追求本城从未见过的崭新形象，这些形象来自巴黎、伦敦或纽约。少女们受到了来自其他地方的风尚的诱惑，使父母和城市失去了对她们的控制，服装以明显的形式对此打上了印记。
这种情况是失望的源泉：它自然而然地将愤怒转向带来这种诱惑少女现象的根源，特别是当它牵涉到犹太商人的时候。在外省，犹太商人至今仍被视为典型的外来人。直到目前仍压抑着的怒火，在谣言中找到了理想的伸张正义和发泄的工具。城里的人们感到失去了他们的青少年，因而这些作为替罪羊的服装店就得为此付出代价。别的还有例如迪斯科舞厅和文化之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