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诗文选》注释组

我进行章太炎思想研究的第二个阶段，是从1973年8月开始的。

《毛泽东年谱》记载，1973年8月上旬，“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柳宗元《封建论》。至八月下旬，相继指示注释章炳麟的《秦献记》《秦政记》，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秦始皇》（节录），韩愈《石鼓歌》（附《石鼓文》）”。

毛泽东为什么要标点注释章太炎的这两篇文章？那是因为他在1973年8月5日同人谈话时念了一首新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诗中“十批”是指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这本书中有孔子批判和吕不韦批判，前者推重孔子，后者咒骂秦始皇。其实毛主席批评《十批判书》只是一个由头，真正的起因是林彪事件。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搞了一个《“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攻击毛泽东是“当代的秦始皇”。关于秦始皇怎么评价，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毛泽东于是指示标点注释一批比较客观地评价秦始皇的古文，来澄清是非，加以反击，并借以重新思考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怎样方才合理的问题。子厚，是柳宗元的字，他所撰写的《封建论》充分论证了秦始皇改封建制为郡县制的历史合理性。章太炎的《秦献记》和《秦政记》，一是辨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历史真相，一是高度评价秦始皇以法治国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

因为我一直研究章太炎，受命注释《秦献记》和《秦政记》，初稿完成后，交给谭其骧先生审定。印象特别深的是，《秦政记》中“且六国失道不逮王纣，战胜而有其地，非其民倒戈也审。武王既殁，成王幼弱，犹有商、奄之变”一段，我原先断句断在“也”与“审”之间，成为“非其民倒戈也。审武王既殁”，是谭先生给改正过来，并给我讲了“也审”二字必须连读的理由。这样就开始了我自己做章太炎思想研究的第二个阶段。

过去，我读章太炎的《秦献记》和《秦政记》这两篇文章，并没有特别关注，对他同康有为、谭嗣同环绕着秦始皇、荀子评价问题发生的争论，也没有予以重视。这次注释，强烈感受到章太炎思想鲜明的现代性特征。虽然章太炎谈论的是秦代的政治制度和焚书坑儒事件，但实际上关联到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总的评价及当下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方向、路径。从这个时候开始，对章太炎的研究，我确实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一个全新的起点。

1974年上海组织了章太炎著作注释组，调集了工农兵十几个人，让我来当这个组的副组长，负责注释章太炎的著作学术方面的工作。由部队调来的一位干部程文珏担任组长。参加的学人除了我之外，还有陈旭麓、汤志钧、朱维铮。注释组就设在复旦大学，注释组成员也都住在复旦大学，只有汤志钧先生因为心脏经常不适，仍住在延安西路他家中，路很远，因此，不是每天都来。周谷城和蔡尚思两位本来也准备安排参加注释组工作。我说周谷城先生年纪大了，住的又远，就选几篇章太炎的文章请他在家里做注释吧。蔡尚思先生一直主张章太炎是地主阶级“反满派”，当时，我确实有顾虑，因为他是我毕业论文指导老师，他的观点我很熟悉，我不能要求自己的老师轻易地改变自己的观点。所以，再三考虑，就没有请蔡尚思先生参加。

参加注释组的成员，部队来的有五位，除担任组长的程文珏以外，其他四位是许俊文，担任注释组的党小组长，熊月之，来自警卫上海市领导机关的警备区三团五连，刘华芝，来自南京路上好八连，还有一位叫张尹童，是位女战士。工厂里来的也是五位：陈正青、王建华、朱永祥、张谷镛、徐明海。陈正青，来自上港三区，王建华，来自国棉二十一厂，朱永祥，来自汽修三厂，张谷镛，来自上海汽轮机厂，徐明海，来自上海灯泡厂。农村来的同样是五位，有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教授的袁济喜，来自崇明红星农场，谢伟，是农场电影放映员，章赛欣，来自川沙县六里人民公社，许妙法，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分校社会学系，成为社会学在中国恢复后的第一批毕业生，董景元，来自奉贤县的星火农场，他到来的时间比其他人要晚一些。

毛泽东对章太炎的许多著作都很关注。我们这个注释组刚组建，就得到通知，说毛主席吩咐将章太炎所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印成大字本。因为那个本子文字比较容易懂，不用加注释了，我们就加了一个题解，印成大字本送去。后来毛泽东又提出，他要看章太炎的《訄书》，我认为《訄书》要加注释，工作量太大，时间根本来不及，就选择了原来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的那个本子，印成一函线装大字本送去。

我动议编一部《章太炎诗文选注》。章太炎的诗，过去研究者很少注意，诗言志。主要由我选定一批诗、文目录，在征求其他几位老师的意见后，确定下来，就开始工作。先分小组分工注释出初稿，再反复讨论，反复修改，最后由我与陈旭麓先生统稿、定稿。1976年完成《章太炎诗文选》（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印出来的时候已经到了1976年8月，当时就把已经印好的一部分，先印成大字本送北京，说先送北京给毛泽东去看。后来我看许多回忆毛泽东最后生活的文章里面都没有提到这个大字本的事情。毛泽东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他9月9日逝世，所以那几篇注释的大字本估计他根本没有看到。《章太炎诗文选》的下册，因为毛泽东主席去世，便没有继续进行。注释组不久也就解散了。

这段注释工作对我进行章太炎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当时注释组的工农兵成员，文化水准不一样，有些只有初中水准，有些达到高中水准。这里，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几个老师和他们整天吃住都在一道。每一篇文章，我都先给他们讲个大概意思，介绍一下主要背景，然后，各位老师手把手地指导他们如何查字典，查阅各种工具书，查阅原始文献，查阅各种典故，好逐字逐句地将原文注释清楚。从最基本的知识开始，从最基本的学术功底的训练做起，实际上等于让他们读了一次大学，读了一次研究生。就我自己而言，对章太炎的文章，过去也没有这样一字一句仔细反复地阅读过、分析过，所以，注释对我也是一个督促，一个提高。

在这期间，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复旦大学中文系原来的教授鲍正鹄说，北京图书馆发现有一批章太炎的手稿，要求复旦派个老师去看一看，帮助整理一下。因为章太炎的著作我比较熟悉，注释组正在做这个工作，我便专程去了北京。

这次我在北京图书馆有很多新的发现，读到了章太炎的那批手稿，很多可能就是他的学生朱希祖保存下来的。从《訄书》到《检论》之间的过渡本，他在《訄书》修订本上所作的密密麻麻的改动与补充，我把它们全部抄到我自己的那本《訄书》上，抄不下的就抄在笔记本上。我看到了章太炎自己编定的《太炎集》手稿，他手写了一个目录，注明了每篇文章写作的年代。我还清理了章太炎的一批非常珍贵的手稿，比方过去人们几乎都没有关注过的《儒学真论》，里面包括他的两个附录《视天论》《菌说》的抄清稿，抄清稿上最珍贵的是章太炎自己又作了很多修改补充。那些修改补充从来没有发表过。他的《驳建立孔教议》，被撕成两半，夹在不同地方，我将它们拼接起来。我还查到了《朱希祖日记》原件，在其中看到了他在东京听章太炎讲课的记录，赶紧做了摘录。此外，我还查阅了一批严复、柳亚子等人的手稿。关于严复的手稿情况，我回上海后，立即通报给南京大学正在编《严复集》的王栻先生。

在章太炎著作注释组工作期间，我还做了一项非常基础的工作，就是把当时上海、北京、浙江等地方所收藏的章太炎手稿，都拍成了缩微胶卷，再把它们放成了照片。《訄书》初刻本、手订本，包括很难找到的一些杂志如《学林》《教育今语杂志》上他发表的文章，当时都拍成了照片。所以上海各个单位，以及北京、浙江等地能够找得到的资料，都可以比较方便地在注释组里看到。在这一方面，我毫无保留，让大家自由阅读，自由使用。当时，主要是陈正青，非常耐心地将照片一一排列，装订成册。这对以后章太炎研究者得以继续利用这些资料提供很大的便利，一直到现在，许多博士生做博士论文还在仔细阅读这些照片。后来，我将这些缩微胶卷全部赠送给了杭州的章太炎纪念馆。

章太炎著作注释组解散后，我被派到学校人防工地去挖防空洞。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一有空隙，我就把章太炎的《春秋左传读》拿来校点。这是章太炎的一部手稿，他曾经希望刘师培帮他整理重编，刘师培没有来得及做。辛亥革命后，章太炎的学生将这部手稿缩微石印。这是章太炎早年的一部代表性著作，将它整理校点，重新编次，后来又补充一部分新发现的手稿，编入《章太炎全集》第二卷，就是那时候的成果。

我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2月份平反的，平反以后，结束了人防工地的劳动，也没有回到系资料室，而是评为讲师，和系里的李华兴、朱维铮商量组建了中国文化思想史研究室，请蔡尚思先生出任室主任。平反以后，我感到原来在章太炎著作注释组做的工作，丢掉了很可惜。当时陈旭麓已经回华东师范大学去了，汤志钧也回历史研究所去了。我就跟朱维铮商量，将原来的成果重新检查修订一下，去掉原先注释过的章太炎的诗作，补充一部分章太炎代表性的文章，重新注释，重写了许多题解，编成《章太炎选集》注释本，198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虽然我们在原来注释的基础上做了比较大的修改，又作了不少补充，相当一部分内容还是利用了注释组时候的成果，但署名仅署了我和朱维铮两人的名字，朱维铮提出，希望将他的名字放在前面，说竖排时实际上两人名字并立，这个提议我事先完全没有想到，觉得争这个很没有意思，便说就按照您的意思办吧。但不管怎样，我们利用了注释组时候一部分集体成果，这一点是必须确认的，而当时没有明确声明，心中一直有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