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初试时代主题：救亡、启蒙、变革

投身于甲午战争后兴起的维新变法运动，是章炳麟社会政治革命生涯的开始。在这一阶段，他在整个维新运动的推动下，迅速贴近救亡、启蒙、变革这三大时代主题，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的首次飞跃。正是社会与政治变革的实践，使章炳麟与清王朝实际地走向离异和决裂。

维新运动是一场爱国救亡运动。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在《京师强学会序》中写道：

俄北瞰，英西，法南瞵，日东眈……我中国孱卧于群雄之中间，鼾寢于火薪之上，政务防弊而不务兴利，吏知奉法而不知审时，士主考古而不主通今，民能守近而不能行远。孟子曰：“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蒙盟、奉吉、青海、新疆、卫藏土司圉徼之守，咸为异墟；燕、齐、闽、浙、江、淮、楚、粤、川、黔、滇、桂膏腴之地，悉成盗粮。吾为突厥、黑人不远矣。⁽²⁸⁾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极为强烈的民族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辐凑而来的危机感，康有为倡导先后在北京、上海建立了强学会，呼吁天下“通人学士”聚合在一起，共同讲求“中国自强之学”。章炳麟当上海强学会成立时，立即交去16元入会，就是因为他急切地要求救亡，因而完全认同强学会的宗旨。早在1894年9月，他在《独居记》一文中就写道：“文武解弛，举事丧实，禁掖持柄，无政若雨，是为大群之将涣。虽有合者，财比于虮虱。于是愯然而流汗曰：‘于斯时也，是天地闭、贤人隐之世也。’虽然，目睹其肢体骨肉之裂而不忍，去之而不可，则惟强力忍诟以图之。”⁽²⁹⁾大群之将涣，肢体骨肉之裂，都表明他已充分意识到国家、民族危亡的形势是多么严重；强力忍诟以图之，则宣示了他奋力投身救亡运动的决心。1897年3月，他在《变法箴言》一文中写道：“方今疆圉日棘，黔首罹瘼。愚贱者无计虑，而毒之晏安；仕宦之子，则择利便，据形势，置齐州不恤。务得趣死不顾之人以振之，患犹可弭。”⁽³⁰⁾疆圉日棘，黔首罹瘼，这八个字高度概括了当时外患内忧交相迫近的危急形势，而“趣死不顾”，则正是他拍案而起、矢志力挽狂澜的生动写照。

爱国救亡，特别是面对着西方列强与东方日本这样前所未见的资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要拯救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需要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知识体系，新的行为准则，需要全体民众具有有别于先前的新的素质。这样，爱国救亡运动便呼唤了思想启蒙运动的到来，维新运动同时就成了思想启蒙运动。

对于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缺陷，章炳麟有深切的体会。他在1898年3月发表的《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中指出：

中国儒冠之士，踽行孑处，无所倚毗；皋门有政，庶人所不议；疆场有事，乡校所不闻；虽有贤杰，不在官位，则娖娖无所长短。儒术之衰，将不能保其种族。……

自宋与明作则之主，将以其权力势藉锢塞诸生，而惧其腹诽唇反，不仰事天而俯画地，则为之饩廪利禄以羁靡之，而仍使不足以事其父母，畜其妻子。……故使天下之士，肥瘠不相顾，痛瘼不相知，非直不能卫周、孔，且求一墨翟、禽滑厘而不可得。小雅尽废，四夷交侵，殆以此也。

一方面，是儒冠之士本身，脱离社会与政治实际，另一方面，宋、明以来，历代统治者禁锢他们的思想，使他们互不相顾，互不相知，终于导致民族与国家危亡。为此，章炳麟倡导“合耦同志，以建学会，于息壤之将陷，天保之未定，沈忧噍杀，朝夕讲贯”。他鉴于清政府一直无所作为，便寄希望于士民自己的奋起：“政府不能任，而士民任之，于是奔走展转，搜徒索偶，以立学会。……宜有以纠之合之礼之养之宣之布之，使比于宾萌，上说下教，以昌吾学，以强吾类。”⁽³¹⁾

章炳麟身体力行。除去参加上海强学会外，他还和浙江维新变法的著名鼓吹者宋恕、陈虬等人于1897年6月创建了兴浙会，章炳麟在《兴浙会序》中指出：“方今浙江之俗，稍益选愞，而隐居求志者，盖时见于山樊。然或讼言时务，而不能深探其本；或以旧学为城堞，其学不足以经世。离群涣处，莫相切厉，卒迷阳而不返。”⁽³²⁾为改变这一状况，他在《兴浙会章程》⁽³³⁾中要求从四个方面进行努力：一，了解中国古代典籍要义，经以《周礼》、大小戴《礼记》最要，史以《史记》《汉书》《后汉书》《隋书》《新唐书》等为最要，诸子以《管子》《墨子》为最要，并以《荀子》持衡诸子。这是要求经学研究面向实际，通过读史深切了解中国实际，通过诸子研究使思想得到解放。二，致力于经世之学：“格致诸艺，专门名家；声光电化，为用无限”；“大抵精敏者宜学格致，驱迈者宜学政法。官制、兵学、公法、商务，三年有成”。三，掌握方舆之学，了解阨塞险要所在。四，以体操变化气质，如德国军制，“寓兵于农，文武自将”。这是章炳麟发动思想启蒙的初步框架。

1897年秋季，章炳麟还和一批志同道合者在上海创办了译书公会，计划采译欧、美、日本政治、法律、教育、矿务、商务、农学、军制等“近时切要之书”介绍给中国民众。是年11月，他们出版了《译书公会报》周刊，选译英、法、德、日等国报纸上的论述，以及若干专门著作。章炳麟担任该周刊的主笔。他在《译书公会叙》⁽³⁴⁾中指出：“五大洲之册籍，吾不能博发而扬诩之，吾则瞀矣。且新理日出，岁无留故，一息炭养更，其事立变……而吾犹守旧译，以成世之暗曶，其焉能与之终古？”他直率地批评五口通商以来，士大夫不治国闻，怀安饰誉，致使其祸立见于今日。他还指出，以推进维新变法而论，由于不了解五大洲情况和已有各种经验教训，“一旦变易，官无其法，法无其人，人无其书，终于首施两端，前却失据”。创办译书公会，就是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为此，他写道：“以草莱数人，仅若稊米，而欲五洲书藏之秘，以左政法，以开民智，斯又夸父、精卫之续也。”这里，非常明确地将启蒙与掌握五大洲文明的各种已有成就结合于一起。章炳麟不懂外文，便同其他人合作翻译，由他人口译，他作笔述，或由他润饰译稿。《昌言报》上连载他与曾广铨合译的《斯宾塞尔文集》，就是曾广铨口译，他笔录成文的。

1897年至1898年间，章炳麟除去参与《时务报》撰述外，还参与创办了《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等刊物，担任这些刊物的主笔。《时务报》改组为《昌言报》后，由他主持笔政。他比较了建立学会、创办图书馆及开设报馆在启蒙运动发展中的不同功效，指出，前二者的创建要艰难得多，影响的范围也有很大限制，“今欲一言而播赤县，是惟报章。大坂之报，一日而籀读者十五万人；《泰晤士报》，一日而籀读者三十万人。以中国拟之，则不可倍屣计已”⁽³⁵⁾。这也就是他本人毕生特别重视报刊的一个基本原因。

维新运动又是一场社会与政治革新运动。章炳麟和同时代其他许多人一样，作为康有为的追随者，参与了社会与政治革新运动，但是，又从一开始就表现了他自己鲜明的个性。

1903年章炳麟因《苏报》案被捕入狱时，曾说：

中岁主《时务报》，与康、梁诸子委蛇，亦尝言及变法。当是时，固以为民气获伸，则满洲五百万人必不能自立于汉土。其言虽与今有异，其旨则与今同。昔为间接之革命，今为直接之革命。何有所谓始欲维新、终创革命者哉？⁽³⁶⁾

在这里，急欲从政治上划清同倡导保皇的康有为、梁启超的界限，所以，强调了同康、梁的分歧。但是，交康、梁，谈变法，终究是事实。

章炳麟晚年所撰《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对于这段经历叙述较详，也较平实：

时新学初兴，为政论者辄以算术、物理与政事并为一谈。余每立异，谓技与政非一术。……康氏之门，又多持《明夷待访录》，余常持船山《黄书》相角，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宗旨渐分。然康门亦或谗言革命，逾四年始判殊云。⁽³⁷⁾

以1897年而论，章炳麟对清王朝的统治确实很不满。沈瓞民回忆是年在杭州求是书院凤凰山馆与章炳麟谈话，章炳麟“谈索虏入主中国”，愤愤溢于言表；说起浙江清代文字狱各案件，更是如数家珍，并说：“此浙人一时之不幸，日后当以此为荣也。”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³⁸⁾但是，综合考察这时章炳麟的政治立场，他既反对清王朝“壅遏民气”，也反对“揭竿斩木”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他认为：“居今之世，将欲壅遏民气，使不得伸，无论其无成绩也，幸而胜之，虽不土崩，犹将瓦解，是自遏抑吾黄种，而反使白种为之尸也。”但是，若采取激烈手段推翻清朝，“内乱不已，外寇间之……苟有揭竿斩木者，是自战斗吾黄种，而反使白种为之尸也”。为避免因内部相争而让西方殖民主义者从中渔利，章炳麟主张“以教卫民，以民卫国，使自为守”。他说：“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材，谓之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³⁹⁾礼秀民，聚俊材，实际上也就是康有为在上光绪皇帝书中所主张的“大召天下才俊，议筹款变法之方，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⁴⁰⁾。两人的区别是存在的，这就是康有为将变法更多地寄希望于光绪皇帝“乾坤独断”，而章炳麟则将变法更多地寄希望于使民众自相为守。

章炳麟在上层也不是没有作过努力，但都是以失望而告终结。

努力之一，是1898年2月上书李鸿章。李鸿章是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在推进洋务运动方面卓有贡献，对维新运动也有同情的表示，因此，章炳麟对他抱有一定希望。在这封长信中，针对“瓜分之形，皦如泰山”的形势，章炳麟建议“与日本合从”；针对“下民离瘼，疆圉孔棘，天下之势，系于金柅，其忧有甚于瓜分者”的内部问题，章炳麟强调“非内政修明，不足以自巩”。在信中，章炳麟还作了自我介绍，说明自己“会天下多故，四裔之侵，慨然念生民之凋瘵，而思以古之道术振之”。古之道术，源于荀子、司马迁、刘歆，以及盖次公、诸葛亮、羊叔子及黄宗羲。信中对李鸿章多所赞誉，以至说：“念今世足以定天保者，无过相国，故不得不鸣其一得之见，以达于持橐之史。”⁽⁴¹⁾章炳麟希望李鸿章能够采纳他的建议，或者能够对他的建议有所重视，但是，书上之后，却并未引起李鸿章的注意，结果是无声无息。

努力之二，是1898年4月西上武昌争取张之洞。张之洞在办洋务方面也很有成就，曾积极支持成立上海强学会，为筹办《正学报》，接受陈衍、夏曾佑、钱恂等人推荐，邀请章炳麟赴武昌。章炳麟兴冲冲地乘轮赶到武昌，受到盛情接待。但是，他很快就同张之洞的亲信幕僚梁鼎芬等人发生了冲突，原因是他们借康有为经今文学论点，“并其大义亦加诋毁”，章炳麟“则抗唇力争，声震廊庑”，使得“举室眙”⁽⁴²⁾。紧接着，章炳麟又同张之洞本人发生了争论。章炳麟回顾争论的情况说：

是时，青岛、旅顺既割，天下土崩。……张之洞始为《劝学篇》以激忠爱，摧横议，就余咨度。退则语人：“……古之谟训，上思利民，忠也；朋友善道，忠也；憔悴事君，忠也。今二者不举，徒以效忠征求氓庶！且乌桓遗裔，蹂躏吾族几三百年，毛饮血，视民如雉兔。今九世之仇纵不能复，乃欲责其忠爱？忠爱则易耳，其俟诸革命以后。”闻者皆怒，辫发上指栋。或椓之张之洞。之洞使钱恂问故，且曰：“足下言《春秋》主弑君，又称先皇帝讳，于经云何？”应之曰：“《春秋》称国弑君者，君恶甚。《春秋》三家所同也。清文帝名皇太极，其子孙不为隐。当复为其子孙讳耶？”之洞谢余。⁽⁴³⁾

《劝学篇》是张之洞的代表作，内编体现“中学为体”，外编体现“西学为用”，内编坚持传统的名教，“以正人心”，外编因应世界变化，“以开风气”。当章炳麟到武昌，此书正由两湖书院刊刻问世。章炳麟当着张之洞的面只肯定外编“为翔实矣”，对内编未着一词。⁽⁴⁴⁾对着张之洞的亲信幕僚，则淋漓尽致地批驳了内编效忠清王朝的说教，听者吓得与气得辫子都翘了起来。章炳麟当然不可能见容于赫赫有名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及梁鼎芬等人，在乘舟返沪途中，写下《艾如张》一诗，想到殷、周时代的“汤、武革命”，发出了“怀哉殷周世，大泽宁无人？”⁽⁴⁵⁾的感叹，表明他对上层已经完全失望，一心指望下层的发动，推翻清王朝的信念日渐强烈。

章炳麟返回上海不久，光绪皇帝下诏宣布变法。有了先前同李鸿章、张之洞打交道的经验，章炳麟的头脑保持了冷静。他看到，尽管变法诏书一道道从紫金城中飞出来，一到各职能部门及各地方，却像雪片一样融化得无影无踪。他写了一篇《董逃歌》，断定在清王朝下变法成功不了：

变风终陈夏，生民哀以凉。

自昔宋南徙，垢氛流未央。

九域尊委裘，安问秦与羌！

这是借宋、明以来华夷之辨，说明清朝统治者不会改变其反对生民的本性，不能指望他们真正实行会给人民带来好处的变法。

齐州有主后，素王县如丝。

如丝亦危断，流涕空汍澜。

吾衰三百年，刑天烝舞干，

狼狐又横怒，绛气殷成山。⁽⁴⁶⁾

说的是中国文化、中华文明都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空前危机；列强横行于中国大地，正是清王朝统治所造成的恶果。

然而，即使是这样有名无实的变法，竟也不能见容于清王朝占支配地位的主流统治势力。变法自6月11日始，至9月21日终，前后总共百日。一场军事政变，变法的设计者康有为仓皇出逃，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被软禁，谭嗣同、杨深秀等“六君子”作为主持变法的中坚力量“奉旨正法”。

变法运动的失败，使章炳麟对清王朝的不满更为强烈。在为祭奠谭嗣同等人灵柩而写的《祭维新六贤文》中，章炳麟痛斥那拉氏、荣禄发动军事政变，杀害谭嗣同等人，“匪丧陈宝，丧我支那！”⁽⁴⁷⁾救亡、启蒙、变革，三大时代主题，一个都未完成。但是，沿用原来的方法，显然不行了。他写了《杂感》一诗，说：

血书已群飞，尚踵前王武？

何不诵《大明》，为君陈“亥午”！⁽⁴⁸⁾

《大明》，《诗经》名篇，称颂周武王伐纣灭商；亥午，出自纬书《诗纬泛历枢》：“卯酉之际为革政，午亥之际为革命。”亥午，正是革命一词的代称。很明显，章炳麟已经严肃地在思考，有必要用革命的方法推动救亡、启蒙、变革三大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