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疏散”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
江西是中共革命根据地。1933年，邓小平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并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他被下浱到乐安县，之后又指定他到宁都的一个叫七里村的地方监督劳动。那是一个贫困山村，年轻的邓小平开荒种地，但总是吃不饱，忍受着饥饿的折磨。
危秀英，中央红军中参加长征的30位女红军之一，她在《女英自述》一书写道：“邓小平同志被撤职后，在宁都一个乡里劳动，他对我说：‘告诉蔡大姐，我在这里吃不饱饭，肚子好饿。’我回去跟蔡大姐一说，蔡大姐让我去她抽屉里看看还有没有钱。我一共找出二分，李富春也找出二分。蔡大姐让我上街买二分钱的猪油，其余钱买大蒜、辣椒。煮了一脸盆干粮，叫我去找小平同志来。叮嘱我们从厨房后门进，我跑回乡里，告诉小平。我们一前一后进了厨房，蔡大姐又叫我到后门放哨……”(11)
而在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则有这样的记载：“一天，在被卫兵押回禁闭室的路上，他遇上了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我饿坏了，’邓小平对她说，‘肚子根本吃不饱。’她可怜他，花一块银元买了两只鸡，做好后，她给卫兵捎个信，要他们把邓小平带到她的住所吃饭。邓小平吃了一只，把另外一只拿回禁闭室留着下顿吃。”(12)
30多年后，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发配”到江西。还好，在狂热的政治喧嚣中，邓小平远离政治中心，有了片刻的安宁。
在那里，65岁的邓小平，拖地板、生炉子、做饭，还要照顾瘫痪的大儿子。他每天与妻子一起往返于一条3里长的小路上下班，风雨无阻，以一名普通工人的身份，真切和直感地体会到了中国最底层人们的苦难生活，开始有了充裕的时间思考中国的贫穷问题。
女儿邓榕来看父亲，告诉他：“我们插队的陕北，穷的县，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才挣八九分钱。解放20年了，还是人无厕所猪无圈。安塞、米脂一带有的地方一家人只有一条棉裤一床棉被。平时吃糠咽菜不算什么，春天一到就没粮了，国家每年都要发两次救济粮和一次救济款。现在是‘天下大乱’，谁还管什么生产的呀，不让人饿死已经很不错了。”(13)
邓小平听后沉默不语，或许他又想起了当年“吃不饱，肚子好饿”的痛苦感受？
时任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车间主任的陶端缙回忆，1971年6月，邓小平的大儿子邓朴方到了江西，为了让瘫痪在床的邓朴方解闷，有一天，邓小平问他家里有没有坏了的收音机，可以让学物理出身的高材生邓朴方帮助修理一下。
陶端缙面有难色地告诉邓小平：“不瞒你说，我一个月四五十块钱的收入，要供养四个小孩，有的在上学，家里还有老人，生活蛮难的，哪有闲钱买收音机啊。”邓小平听后沉默了，久久不发一言。(14)
邓小平习惯散步，在散步中思考。每天黄昏时分，在江西南昌步校的那栋灰色的小楼院子里，邓小平一圈圈地走着，夕阳将他的身影投在大地上，就像他脑中思索着的一个个问号和惊叹号，带着问号和惊叹号的思考沉重而深邃，穿透了历史和理论。
邓榕常常看到这一场景，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描述道：“他的步伐很稳，而且很快。他虽仍旧是那样地不言不语，但你可以清楚地感到，他的心中，充满了思索，充满了信念，充满了渴望。”(15)
邓小平妻子卓琳说，通过三年的观察，邓小平更加忧思国家的命运前途。通过三年的思考，他的思想更加明确、思路更加清晰、信念更加坚定。这些，对于他复出不久即领导进行全面整顿，以及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制定新时期路线方针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16)
美国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曾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主任的傅高义教授认为：“倘若邓小平没有对中国需要进行的改革性质以及如何落实做过长期思考，很难想象他在一九七七年以后能够采取那些熟练而有力的措施。毛泽东曾经利用他在延安那段被封锁隔绝的时间，思考中共夺取政权后全国的整体战略，邓小平也利用他在江西的时光，思考着他要进行的改革大方向。”(17)
愤怒出诗人，危难出真知，中国古代史学家司马迁有这样的说法：“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而司马迁自己也正是遭受宫刑后，含垢忍辱发奋写成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
邓小平本人也不否认是“文化大革命”促使他进行深深的反思。
1986年9月2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主持人迈克·华莱士在北京中南海采访了邓小平。《60分钟》是一档著名的访谈节目，迈克·华莱士曾经采访过世界许多著名的政治人物和各界名流，并以其辛辣、强硬的主持风格和近乎于“审讯”的采访方式被观众所熟知。
华莱士问：“邓主任刚才谈到了‘文化大革命’，那时候您和您家人的遭遇如何？”
邓小平回答：“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是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就是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的措施，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18)
可以说，“文革”最终彻底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借用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名作《万历十五年》中的说法，“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绝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19)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的党政军领导职务。怎样让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迅速走上现代化通衢大道，成为邓小平复出后所面临的难题。
这一年7月30日晚，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距开赛还有几分钟，突然掌声骤起，欢声如雷。邓小平走上主席台，全场八万观众自发地长时间地鼓掌。体育场里的掌声，也是全中国人的掌声。
主席台上的邓小平神采奕奕，丝毫看不出三落三起的坎坷在他身上的烙印，苦难与折磨没有摧垮他的信念和意志。曾有一次，女儿邓榕问：“您在历史上受过几次‘左’的迫害呀？”老人家提高了声音：“三次啊！”还伸出三个指头晃动着。(20)
其实，中国人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邓小平起落的经历，这种经历也就更让人多一种敬佩和希望，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位“打不倒的小个子”复出后能够给他们带来美好生活。
从战乱中走出来的中国，没有度过多少安宁时光就开始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不断地被打乱，老百姓始终是那样贫穷，肚子吃不饱。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说：“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21)“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22)
而据新华社的一位记者多年调查采访得出的数据：
1978年，全国8亿农民每人年均收入仅有76元。其中2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
1978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地区生活水平不如50年代，有三分之一的地区生活水平不如30年代。(23)
这其中最悲惨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发生的大饥荒。
多年后，薄一波回忆这场灾难时痛苦地写道：“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总人口减少1 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24)
显然，邓小平对于这一教训的反思，已经不是技术操作层面，而是从制度上的反思。复出后不久，他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追问：
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
社会主义不是比资本主义优越吗？不优越叫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
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25)
而在一个个沉重的问号下更多的是职业革命家的历史责任，1978年，他曾在北方视察时向沿途省市党政军负责人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26)
这些话发自肺腑，那是他晚年最深沉的思考。
德国工运活动家、历史学家弗兰茨·梅林在其所著《马克思传》中这样描述马克思：“正如他有一次率直的说过，他的‘皮肤不够厚’，不能把背向着苦难的人间，或者像胡登所说的，上帝曾经赋予他的灵魂，使他对每一种痛苦比别人感受得更强烈，对每一种忧患比别人感受得更深切。”(27)
邓小平也因为“文革”灾难，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百姓的苦难，可以说这也是他力推中国改革开放的强大思想动力。
在“打不倒的小个子”痛苦思考的同时，中华大地芸芸众生也在思考。此时，“文革”结束，冰雪开始融化，噩梦刚刚苏醒，人们心有余悸，但内心深处开始怀疑过去，怀疑“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栽资本主义的苗”那些荒唐的理论和概念，进而开始认真而务实地思索着怎样突破“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荒唐底线。
春天的故事就在怀疑和探索中开始了。
(1)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 深圳市档案馆编：《建国卅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一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3) 习远平：《远去的岁月，不会远去的背影——悼念张勋甫叔叔》，载《深圳特区报》2017年1月12日。
(4) 董滨、高小林：《突破：中国特区启示录》，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
(5) 《经济特区是怎样“杀出一条血路来”的》，载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6) 《1977年邓小平的绝密广东之行》，载广东电视台新闻频道《解密档案》栏目编：《解密档案：广东30年闯关路》，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7) 陈桂棣、春桃：《小岗村的故事》，华文出版社2009年版。
(8)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9)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1978年1月底至2月初，邓小平出访尼泊尔，途经成都时作了短暂停留。在听取了中共四川省委汇报工作后，他说：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
(10) 李翔：《共和国记忆60年地标》，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11) 黄少群：《邓小平在中央苏区（下）》，载《百年潮》2004年第7期。
(12) 这是1984年3月5日，八一电影厂的编剧王愿坚在接受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采访时讲述的故事。载［美］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
(13)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14) 余孝忠、陈春园：《改革开放30年：从“小平小道”到改革开放大道》，载《经济参考报》2008年12月18日。
(15)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16) 钟新：《“小平小道”陈列馆正式开放》，载《深圳特区报》2008年12月19日。
(17) ［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18) 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9) ［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20) 王海军：《陈开枝：讲述广东改革开放的辛酸曲折》，载《南方都市报》2008年1月18日。
(21) 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2) 邓小平：《政治上发展民主 经济上实行改革》，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 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2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25) 这样的疑问在邓小平这一时期的文稿中多处可见。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道路》课题组编：《中国道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26)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27) ［德］弗兰茨·梅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