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逃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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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6月30日，时为中国政局的掌舵人邓小平说了一句震撼人心的大白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1)
今天理解这句名言的内涵不难，但理解这句名言的背景并不容易。为什么邓小平要说这样一句话，并在日后反复强调？
1979年5月6日，发生在中国南方边陲小镇的“大逃港”事件是理解这一背景最生动、鲜活的故事。无论是当年，还是今天，偷渡逃港始终是一个让国人羞辱的话题，令人心酸。
1949年10月19日，深圳全境解放，人们敲锣打鼓，扶老携幼欢迎解放军。深圳镇长陈虹激动地说：“深圳人民数十年来在国民党铁蹄下过的是苦难生活，每一个人都在期望早日得到光明。……深圳新生了，我们要在政府领导之下，建设新的深圳。”
次日出版的香港《大公报》这样描述：“深圳已卷在狂欢的气氛中。”(2)
确实，结束了百年来的战争、动乱，中国人极度渴望和平的新生活。
可是没有多久，守卫边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现许多老百姓却要离开新生的深圳，逃向英帝国统治下的香港！
1951年1月21日，深港两地同时封锁边界，边界线上每50米建起一个8米高的岗亭。可是再严密的封锁也阻挡不住一波又一波的“逃港潮”。在此后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二十多年里，深圳边境出现过四次大规模偷渡。
深圳的“圳”字是指“田边的水沟”，深圳顾名思义有水深的意思，广东人有以水为财的说法，有水就有财。据说，1979年1月23日，广东省委下发将宝安县升格为市的通知，在市委常委会上的第一个议题是撤县改市后是叫宝安市还是叫深圳市，最后确定叫深圳市，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认为深圳带水。(3)
但是那时的深圳，有水却没财！
对于广东地方领导来说，偷渡始终是最棘手的问题，尤其是大规模的偷渡。
1977年11月17日下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到广州南湖宾馆，听取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广东的工作。
广东省领导人向邓小平汇报了广东所面临的难题：靠港澳边境地区偷渡风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尤其是在一个叫深圳的边境小镇，一波又一波的偷渡让地方领导和边防部队苦于应付。
汇报者一脸严肃地叹苦：宝安人逃港，连命都不要了，当地干部管不住，公安管不住，连边防部队也没有办法。
邓小平打断对方的话，一字一句地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这话让与会者震惊，不解地望着邓小平那深邃的目光，沉默了片刻，邓小平又补充道：“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时任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刘波在一边听得清清楚楚。(4)
在场的都明白，偷渡的根本原因是两地贫富差距太大了。
1979年，宝安县领导带队下去调查，得到的数据让人无颜面对“社会主义好”：
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香港新界也有个罗芳村。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人民币，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 000多元港币（折合人民币4 300多元），两者差距悬殊！(5)
这边穷，比不过香港，作为广东人刘波自然多少也知道一点，但是5年后，他去深圳的梧桐山，亲眼见到的场景让他震惊：山上不时可见到偷渡者的尸骨和骷髅！刘波长叹道：“广东再也找不出更荒凉的地方了！”
但那时没有谁敢怀疑政策上有问题。尤其是地方上的领导，如果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如果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
听完汇报，邓小平离开广州，但留下了谜。
后来，广东的党史学者研究后发现：这次邓小平来，在听取了广东省委的汇报之后发表了谈话，谈话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政策问题。他反复说到政策是关键，而且一再强调，政策不解决，其他问题解决不了。比如在讲到农民养一口猪，需要奖励多少粮食的问题。他说，这个就是政策问题嘛，应该交给农民来讨论。……他还说逃港也是个政策问题，不是军队能不能管得了的问题。他谈的这些政策问题，跟此后他所谈的“杀出一条血路来”、允许广东先走一步等，是一脉相承的。(6)
其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老一代共产党人都在深深地思考这一问题：我们的政策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同年，在安徽，刚刚到任的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走访了农村后，也为中国农民如此贫穷而感到难过。
他来到了以讨饭闻名的花鼓之乡凤阳县，在县内铁路沿线，他亲眼看到拖儿带女的农民们乞讨外流，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寒风中冻得哆嗦。他忍不住对当地领导发了火：“不要再念紧箍咒，再割‘资本主义尾巴’了！禁止人家出去要饭，你们总也要想想办法让大家吃饱饭呀！”
对凤阳农民外出讨饭的问题，有人还不以为然地说：“这里的农民有讨饭习惯。”
万里听了动怒了，用手敲打着桌子，高声说：“讲这种话，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我没听说过，讨饭还有什么习惯！我们的农民是勤劳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脸面的，我就不相信有粮食吃，有饺子吃，谁还愿意去讨饭！种粮食的农民饿肚子，这说明我们的政策不对头！”(7)
那时，能够公开指责中央的政策有误，同样让人震惊。
作家张宏杰在解释安徽凤阳穷和尚、后来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造反的原因时写道：“几千年来，中华帝国一直是一只巨大的空荡荡的胃。这个判断也许离我们头脑中的‘常识’相距太远。在我们的‘常识’中，中国地大物博，文化灿烂；中国人民勤劳勇敢，聪明智慧，在清朝中期以前，我们一直领先于世界。我们居然会饿了几千年？”(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