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情报官出身的老革命袁庚也争取到了“尚方宝剑”。
1978年6月，袁庚走进了香港干诺道西15号那幢14层大楼，受交通部长叶飞委派，去香港调查招商局的经营情况。其实，叶飞就是让袁庚主掌招商局的。
袁庚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加入中国抗战史上赫赫有名的东江纵队，1944年，他以东江纵队联络处上校处长的身份，与史迪威、陈纳德等美军名将交换情报；1945年又以上校身份赴香港，与英国海军夏悫少将负责日军受降谈判，为尽快结束二战起了重要作用。也正因为此，1987年，美国庆贺美国宪法诞生200周年庆典时，袁庚被特邀作为三位特别功勋贵宾之一赴会。
1949年以后，他随中国顾问团赴越南，成为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的情报、炮兵顾问。1953年，出任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1963年4月，参与破获国民党特务刺杀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湘江案”。
但是袁庚却在“文革”中以“特务罪”被陷害入狱。直到1973年9月，经周恩来亲自过问，才得以获释出狱。
袁庚在秦城监狱经受了五年多的苦难与折磨。
出狱后，他到交通部任外事局负责人。5年后，袁庚来到香港，研究起振兴中华的大课题了。
招商局也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企业。创始人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领袖李鸿章，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在筹办军事工业的同时，着手筹办交通运输、采矿、冶炼、纺织等民用工业。鉴于清末旧式航运业日渐式微，沿海或内河航权都被外轮势力掌握，李鸿章欲通过招商集股的方式办航运业，清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72年12月23日），他向清廷奏呈《试办招商轮船折》，三天后同治皇帝批准。
清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1873年1月17日），中国首家官督商办企业——招商局在上海南永安街（今黄浦区永安路）正式开业。“招天下商，通五洲航”，从这一天起，中国人有了自己的通过吸收民族资本来运作的大型轮船运输企业。
除了航运业外，招商局还投资创办了一批中国近代制造、矿产、交通和金融企业，其中著名的有：中国第一家大型煤矿——开平矿务局，中国第一家大型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厂矿公司，中国第一家大型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保险招商局，中国第一条电话线，中国第一条铁路，等等。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招商局总部开始迁往台湾。次年1月，招商局设在香港的分公司——香港招商局及其留港的13艘船舶、60多名员工宣布起义后，成为交通部在香港的全资国有企业，沿用了原有的名称。
1978年6月，一位有着传奇色彩的人物走进了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企业。
可是，当袁庚走进香港招商局时，他根本看不到一丝辉煌的痕迹和那种“招天下商，通五洲航”的气概。
1950年，招商局起义时有13条船，而曾为上海银行经理的包玉刚从上海来到香港闯天下时只有两条船；到1978年，包玉刚成了世界船王，拥有2 000万吨的船队，而此时的招商局却一条船都没有！与鼎盛时期有着几百条船的招商局相比，反差巨大。袁庚回忆说：“内地与香港在财政方面一对比，反差太大了，到香港一看很伤心。”(17)
此前，袁庚任交通部外事局局长，从事海事谈判，走过很多国家，他还有一位很出色的翻译，是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的女儿，小周告诉了他很多国际知识，他了解外国的事情比中国的多，见识也就不一般了。
起初，招商局的人并不看好这位交通部派来的北京干部，反正谁来都一样，大陆的“表叔”数也数不清，都折腾不出什么名堂。(18)
袁庚并不是做企业出身的，也不是政府官僚。他进过军校，当过炮兵团长，长期做情报工作。这时他已经是61岁的老人，受尽磨难，直到他被任命为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时，他五年半牢狱的冤案仍然没有得到正式平反。
在后人看来，这样的任命从常理上讲无论怎样解释都不通——袁庚既不是做经济工作的，没有专业知识，没有企业管理经验，且又超龄，为什么会任命这样一个老人？
这只能解释为交通部长叶飞慧眼识英才，只能解释为危难之际天降大任于袁庚——历史将中国改革开放先锋官的角色给了他。
事实上没过多久，招商局的员工就感觉到了这位大陆“表叔”很不一样，花甲之人看上去仅五十岁左右，走起路来雄赳赳，有将军般的威势，他目光锐利，思维敏捷，反应极快，充满激情，言语中洋溢着抱负和理想，忧国忧民，愤世嫉俗。
袁庚曾激动地对下属说：“我来香港调研，打开电视一看，每天都有这样的镜头：大陆偷渡逃港过来的人，被这边遣送回内地，男男女女戴着手铐，都是一些年轻力壮的人，那种画面看了叫你欲哭无泪。”(19)
袁庚任职招商局期间，曾回家乡深圳大鹏半岛探望乡亲，但是当年的邻居、熟人，包括他们的后代几乎都找不到了，他们早已远走他乡，50年代初期的两万多乡亲，只留下五千多人了，这让他伤心不已。人去房空，仅留下那几条小河浜，那几座小石桥，还有那几排破旧不堪的平房在风中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作为当地人，他比别人更清楚，南头半岛鹰嘴山有个古炮台，那是鸦片战争打响第一炮的地方，从那时起，耻辱的标记就牢牢地刻印在老大中国的身上。
长久被压抑的理想和抱负，溶于血液中的报国情怀和痛苦思索，一旦释放，如激流汇聚而成一种强大的合力，袁庚要奋力将沉沉的国门打开。
袁庚回忆道：“在调到香港招商局前，让我先考察。去那里一看，一栋旧楼，一个破码头，两个小造船厂，合起来，资产不过4 000万元。香港人根本不知道有个国营公司叫招商局。要发展，就得有工业。钱从哪儿来？借。我起草了一份报告。”(20)
三个月后，1978年10月9日，袁庚便提交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
在这份报告中，袁庚提出了招商局的发展战略和远景：“我们认为今后的经营方针应当是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争取5至8年内将招商局发展成为能控制香港航运业的综合性大企业”。
为此，袁庚建议：我们应当冲破束缚，放手大干，争取时间，加快速度，适应国际市场的特点，走出门去搞调查、做买卖，凡是投资少、收效快、盈利多、适应性强的企业可以争取多办。如：进一步发展一批中小型现代化交通工业和其他工业企业；接受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就地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和装配线，聘请专家、技师，为国内培训技术和管理人员；兴办现代化建筑公司，承包港澳、国内基建工程与建港任务……
这些建议中最大胆的是：“不向国家要投资。主要是就地筹集资金，依靠扩大发展业务，采取‘滚雪球’的办法；或向银行贷款（包括向外资银行抵押贷款）；也可试行发行股票和有价证券，多方设法吸收港澳与海外的游资……”
报告还直截了当提出：“鉴于港澳的资本主义竞争激烈，情况瞬息万变，一定要改革上层建筑，简化审批手续……建议授权可以一次批准招商局动用当地贷款500万美元的权限，从事业务活动……”(21)
今天看来其实都是平常的企业行为，但在那时确是石破天惊的。袁庚并不精通经济与管理，更确切地说他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运作并不十分清楚，也就没有什么顾忌。也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家宦乡曾经这样评价过袁庚，正因为他过去从未搞过经济工作，才敢这么干。他的这些做法，在多年从事经济工作的人看来，许多都是“大逆不道”的。(22)
这份报告通过交通部送向中央，让袁庚大为惊讶的是，三天后，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五位中央领导都在报告上画了圈。
速度之快，级别之高，为了招商局的一个计划，也是前所未有的。
其时，中央领导人正想面对港澳打开一个窗口，而招商局的这份报告无疑在关键的时刻抓住了这个机遇。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因此，中央领导批复这份请示报告的速度更超出一般人想象。(23)
中央对袁庚寄予了希望，李先念在批示中写道：“手脚可以放开些，眼光可以放远些，可能比报告所说的要大有作为！”(24)
此话，被后来的事实真的验证了。
机遇被袁庚抓住了，袁庚也就此担当起了中国改革开放史上马前卒的角色，披坚执锐，冲锋在前。
袁庚后来谈及此事仍按捺不住兴奋和喜悦：“有人讲我是当代的李鸿章，慢慢回味起来，我跟李鸿章还真有那么一点相似的经历：125年前的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向清廷呈奏《试办招商轮船折》，旨在成立以‘招天下商，通五洲航’的中国第一民族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后来，有人对我开玩笑说，假设125年前同治皇帝的太监把李鸿章的奏章打入冷宫，20年前国务院的秘书也把交通部的报告塞进抽屉了事，那么历史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种模样。”(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