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南国春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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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地理上的原因，南方边陲——广东宝安县的领导首先感受到了打开国门的紧迫压力，春江水暖鸭先知。

1978年5月，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李人俊从北京抵达烈日炎炎的宝安，这已是三年间中央第五次来人调研宝安经济问题了。但这一次，李人俊向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郑重地传达了国务院领导李先念的一段感人批示：“无论如何要把宝安的经济建设好，不建设好就是死了也不甘心……”⁽¹⁾

泱泱大国的领导人为一个边陲小县百姓生计忧愁，甚至说“死了也不甘心”，可见问题之严重。

后来，方苞回忆起那个批示感慨不已：“那个批示，其实是中央表决心的，要把宝安经济搞上去的决心，在我当时看来。”其时，宝安县委班子为“如何不让村民逃港”、“如何提高村民的生活”伤透脑筋，而听完李先念的批示，方苞当即感觉“机会来了”。⁽²⁾

方苞24岁就当上了县公安局副局长，他到宝安任县委书记时，上级就希望他能够解决不断上升的“逃港潮”，但是年年反偷渡，年年有偷渡，穷尽一切所能，也挡不住“逃港潮”。

金秋时分，方苞去农村蹲点，看到了成片农田里金灿灿的稻穗，可他根本没有“喜看稻菽千重浪”的兴奋，内心更多的是痛苦，因为成熟的水稻却无人收割！

当时宝安县委对深圳河两岸几个农村的情况做了调查统计。

毗邻香港的宝安县，1966年农民人均收入108元，1978年提高到134元，年均增长2%，而香港新界农民同期年均增长为80%。

1978年香港农民收入与宝安农民收入的比例为30:1。⁽³⁾

“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话。

李先念批示到来前的一年，时任财政部长张劲夫、国务院财贸领导小组组长姚依林等先后四拨人来宝安调研。

张劲夫做过地方领导，也曾在中国科学院任职。那时，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任财政部长，正面临财政窘迫的日子——1976年财政收入竟然比上年减少近40亿元。⁽⁴⁾

1977年春节前后，张劲夫来到宝安。方苞陪着他到离香港最近的沙头角、莲塘、罗芳、皇岗、福田、渔农等村，并让村民们对张劲夫实话实说。百闻不如一见，张劲夫感慨万分，他自问：我们为什么要连耕作口也堵死呢？如果让村民们过境耕作，搞些边境小额贸易把经济搞活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村民才会安下心来，不会背井离乡。

方苞反映边境的社队干部希望恢复边境小额贸易。张劲夫当即表示，回去一定向国务院反映这里的实情和村民们的意见。⁽⁵⁾

同年秋天，国务院财贸领导小组组长姚依林来到了宝安，一住就是十天半月。方苞又陪姚依林到村镇了解民情，并向姚依林提及宝安县委打了两次报告，要求把宝安建设成向香港提供鲜活农副产品的外贸基地。姚依林也肯定了宝安县委的意见，表示回京将向中央领导汇报。而此前国家计委、外贸部两次派工作组到宝安、珠海两地实地调研建供港澳鲜活农副产品生产基地问题，研究落实这些计划的政策、措施，并形成会议纪要，上报省政府和国务院审批。

此后不久，时任广东省革委会领导的刘田夫等人陪外贸部部长郑拓彬等到宝安农村调研，听取有关边防经济政策和外贸生产基地的情况的反映、建议和要求。

一时间，一个又穷又落后的县竟然来了那么多大领导。这也让当地人开了眼界，中央领导为什么如此关注万里之外的宝安？

这年5月，新华社记者何云华也写了一篇题为“拨乱反正，加速宝安边境建设”的文章，文中提出：“建议中央把宝安县和邻近港澳的地方，单独划为一个行政建制，由广东省委设立一个专门机构，进行直接领导和统一管理。”⁽⁶⁾

“设立农副产品外贸基地”、“单独划出一个行政建制”……各种各样的构想和建议，如涓涓溪水开始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