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视野的开拓带来的是思想的开放。

1978年5月6日，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结束了考察。港澳一行也让考察团成员内心震撼而疑惑：香港为什么那么富有？一缺自然资源，二是弹丸之地，香港历史上就是一个渔港，而且香港八成以上都是广东人，如今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钱是从哪里来的？香港人到底有什么能耐？

考察组回到广州，向习仲勋、刘田夫等广东省领导介绍实地考察的情况，同样也引起很大震动，并在疑惑之中思考出路。

5月31日，港澳考察团以国家计委的名义向中央提交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报告认为：发达国家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对港澳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提出，“借鉴港澳经验，把靠近港澳的广东省宝安、珠海划成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的努力，把宝安等地建成我国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游览区”。并建议在宝安、珠海建市后给予一些特殊政策，如恢复边境小额贸易，两地来料加工的原料、设备免征关税，三年内两地税收和利润暂不上交，进出口有直接批准权，等等。⁽¹¹⁾

可以说这是中国经济特区构想的渊源之一。

这年的6月3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主持了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汇报。他急切地说，出去考察一下，看来很需要，可以解放思想，看看国外有什么好东西……看准了的东西，就要动手去干，就要抓落实，把它办起来。⁽¹²⁾

可以看出来，那时中央是多么迫切地期望解决贫穷的难题。因此，《港澳经济考察报告》受到了高度重视。

相比港澳考察团的报告，赴欧洲考察团的报告更长更有分量，这份《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写成。

1978年6月30日，中国对外开放史上里程碑式的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听取了谷牧的汇报。汇报会从下午3时半开始，一直到深夜11时结束。

会议开得很长，但内容很震撼，连那些身经百战的老帅们也坐不住了。

会议的主题四个字：对外开放，会议中汇报的主角是谷牧。

历史把中国对外开放的先锋重任给了谷牧，尽管他是第一次出国，尽管他不懂外语，但他能够坚持正眼看世界，这在那时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一不小心，就会被扣上“崇洋媚外”、“卖国主义”的帽子。

谷牧在汇报中着重讲了三点：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确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电子技术广泛应用，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和这些国家相比，我国大大落后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二是这些国家大都对华友好，由于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商品要找销路，因此都非常重视与中国发展经济贸易交往。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许多事情可以办成。三是在发展对外经济交往中，有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办法，如卖方信贷、买方信贷、补偿贸易、中外合作生产、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等，我们都可以选择采用，以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¹³⁾

谷牧的汇报引起了强烈反响：没想到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如此之高，没想到发达国家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比中国高出如此之多！中国太落后了！

谷牧坦然地说：“都说资本主义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我看战后欧洲经济的发展和起飞，有很多的做法值得我们研究、总结和借鉴。”⁽¹⁴⁾

会上，中央领导先后发表了意见。

叶剑英感慨地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一面镜子，可用来照照自己是什么情况，没有比较不行。出国考察，就是照镜子，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李先念说：“要利用西欧这个力量，把先进的东西搞过来。”

曾留学法国、比利时等地五年多的聂荣臻态度更是坚决：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应当拍板了！不要光议论了！⁽¹⁵⁾

谷牧没有想到，考察报告首先得到了叶剑英、聂荣臻等身经百战的老帅们的热情支持。

主持汇报会的华国锋要求：由谷牧组织这次出国考察的人员继续深入讨论，研究出几条有情况分析、有行动措施的意见，提到国务院务务虚，以进一步统一认识。

意犹未尽的聂荣臻后来还让谷牧到家中详细介绍出访西欧的情况。

谷牧一进门，刚想从公文包里拿出考察报告，聂帅就摆手说：“不用拿了！谷牧，你这个报告写得太好了，我都看了五六遍了！你看，我都用不同颜色的钢笔、铅笔，做了好多记号、眉批。真想到当年留学和工作过的国家走一走，看看他们战后是怎么发展的，可是我八十多岁了，走不动了。现在借你的眼睛，逐个给我介绍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的变化。”⁽¹⁶⁾

谷牧从下午3时一直谈到晚上9时，其间聂荣臻留谷牧在家吃了晚饭。

有这样一个历史细节值得关注：6月下旬，邓小平约谷牧谈话，听取出访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汇报。

可以肯定，邓小平对于谷牧的出访非常重视，出去前仔细叮嘱，回来后又是单独听取汇报。就像一场大的战役之前，指挥员认真地听取侦察兵的汇报。然后，他说了三点：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¹⁷⁾

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这在1978年之前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举动。那时有一个很自大的说法，叫中国“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但邓小平想做，决心做。

另一支由李一氓、于光远等带队的考察团也提交了《对南斯拉夫考察的报告》。南斯拉夫曾抵制了斯大林主义，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发达，全国有36%的人拥有自己的汽车，每1.8个家庭拥有一台电视，每2.1个家庭拥有一部冰箱，所有7岁到15岁的儿童都可以免费享受8年义务教育。

这让考察团惊讶地看到了与苏联模式不一样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农民可以到自由市场去销售自己的农副产品，而且品种繁多，价格公道，老百姓购买时不要任何票证，这让考察团成员眼睛一亮。他们内心清楚，国内因供应紧张，买大部分农副产品都是要票证的，而在苏联，百货公司商品奇缺，买东西则要排长长的队伍。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回忆：“南斯拉夫的实践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次考察形成了一个概念，那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模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出访回国后，代表团给中央写了报告。根据代表团的报告，党中央决定恢复和南共联盟的关系。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问题上，党中央的观点有了变化。”而于光远本人也就是从南斯拉夫访问归来后，开始比较系统和深入地思考和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¹⁸⁾

学西欧的科技，引港澳的资金，参考南斯拉夫计划与市场并行的经济体制。三路人马，三份报告，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政策思路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