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马骏与“五四”天津学生运动

马骏（1895—1928）　吉林宁安（今黑龙江）人。回族。1915年考入天津南开学校。五四运动时期，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兼执行部长，参与领导天津学生总罢课。1919年6月，以天津各界联合会总代表的身份赴北京向北洋军阀政府请愿；8月，又以京津等地学生运动总指挥的身份，率领5000多学生在天安门前示威游行；9月，与周恩来等成立天津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被派往哈尔滨、吉林等地工作，参与领导东北地区革命活动。1925年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1928年2月在北京被奉系军阀杀害。1945年在党的七大会上，被审定为烈士。

学生运动领袖

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1919年5月7日，天津中等以上10所学校代表在北洋大学开会，决定成立天津学生临时联合会，选举张鉴暄为会长，马骏为副会长。14日，北洋大学、南开学校等14所学校代表80余人在直隶水产学校开会，在马骏的主持下，正式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谌志笃当选为会长，马骏为副会长。为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天津学联领导15所中等以上学校的万余学生，于23日一律罢课，并发表宣言书，散发传单，向北京政府提出6项要求。25日，以刘清扬为会长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宣告成立。于是，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这两大进步团体，和全国学生一致行动，成为“五四”时期天津反帝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和中坚力量。

从6月3日起，北京又有大批学生上街讲演而遭到北洋军阀政府逮捕。为声援北京被捕学生，天津学联于5日在南开学校召集有千余学生参加的集会，马骏在会上带领大家宣读了《宣誓书》：一、誓保国土；二、誓挽国权；三、誓雪国耻；四、誓除国贼；五、誓共安危；六、誓同始终。《宣誓书》充分表达了爱国学生将反帝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会后游行示威，赴省公署请愿，学生推举马骏等5人为代表，晋见直隶省长曹锐，提出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争回青岛，取消卖国的“二十一条”3项要求，但遭到拒绝。

请愿虽然失败了，但斗争方兴未艾。6月9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在河北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公民大会，到会各界民众达2万余人。公园内分设21处讲演台，在八角亭的柱子贴有楹联一副，格外引人注目，上联“振民气合民力万众一心”，下联“御国敌除国贼匹夫有责”。学联副会长马骏致开幕词，他说：“今日开会承各界同胞踊跃到会，足见爱国热诚，无任钦仰。然必须群策群力，坚持到底，始能达到目的。”还说今日开会有两个目的：“一为要求商会罢市，电请政府严惩卖国贼，以平民怒；一为保护各省爱国学生，不得妄加蹂躏。”是时，天津总商会正在开全体董事紧急会议，研究罢市问题，决定再推迟两日罢市。由公园会场赶来出席旁听的学联代表马骏等7人，要求即刻罢市。说毕，马骏返回会场，向大会报告了总商会的决定。随后，马骏等代表再来商会，要求商界即刻罢市，不然全体将均往商会要求。在马骏和广大民众的推动下，总商会当晚贴出布告，决定自10日起罢市。至此，天津实现了学校罢课，商民罢市的大好局面。

但是，总商会屈服于反动当局的高压和欺骗，决定11日开市。马骏等40余人闻讯后于当日上午赶来，再向总商会提出质问，马骏说：“国人奔走呼号原为救国，目前公民大会全体公民一致表示‘誓死救国’，商界诸君，竟不能牺牲眼前利益，使罢市坚持到底，请问诸君爱国良心何在？国民资格何在？”有一个商董问他，天津有无财产时，马骏坚定地说：“鄙人本吉林人，天津故无财产，然鄙人尚有生命烈血可流于诸君面前……惟有一死以谢同胞。”话音刚落即以头向大柱子猛力撞去，幸好被旁边的商会文牍长夏琴西拦腰抱住，免于命案。总商会被马骏和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又担心引起全市人民的义愤，不得不赞成自12日起继续罢市，至14日复市。这次斗争的胜利，大大激励了天津广大民众的爱国斗志。

“马天安”的由来

五四运动的爆发，引起反动当局的极端仇恨和变本加厉的镇压。在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拒签对德和约的消息传来后，山东宣布全省戒严，济南镇守使马良兼山东戒严总司令，变本加厉地枪杀爱国游行队伍的领导人，大肆逮捕学生。“马良鲁祸”的滔天罪行，激起山东和全国人民的公愤。

为抗议马良的暴行，天津第一批请愿代表于1919年8月23日，与北京、济南、烟台、唐山等地代表共35人，齐集北京新华门求见总统徐世昌，提出3项要求：一取消山东戒严令；二惩办马良；三立即释放被捕代表。徐世昌非但不予理睬，反而令军警拘禁请愿学生。

消息传到天津，马骏捶胸顿足，焦虑不安。天津各界联合会决定，派马骏带领第二批请愿团14人赶速赴京，营救被捕代表。26日，天津和北京各界代表开联席会议，公推马骏为总指挥。京津两地请愿代表30余人再次齐集新华门前，要求请见徐世昌。徐仍拒不接见，军警反将请愿代表拦阻并看守起来。面对荷枪实弹的军警，马骏毫无畏惧地演说：“各界激起义愤，始有进京请愿之举，而所要求之目的，不过解除戒严令，惩办马良而已。乃政府不谅，且将初次代表拘禁，抑压民气，莫此为甚。”还说：“吾人此次如被捕而死，死亦甘心尽愿。吾人死为国死，死为争国不亡而死，死后惟愿全国父老以及后之来者，万不可把国忘了。”听者无不黯然悚动，百余名代表当天入夜露宿新华门外。27日，又有北京学生千余人及天津代表齐集新华门声援，亦被阻在门外。

请愿代表于28日，分新华门、西苑门、福华门国务院3路行动。马骏带领请愿代表沿途向群众宣传、讲演，愈加激起群众的爱国热忱。傍晚，警察厅将请愿代表及各校学生300余人驱至天安门内加以看管。马骏慷慨激昂地继续发表讲演，成为请愿团中最惹人注目之人。请愿斗争已坚持了3天3夜，反动当局恼羞成怒，决定逮捕马骏。但警察们在天安门内转了两小时，仍未能将其拿获，因马骏被请愿学生团团围住，保护起来。学生们为了掩护马骏，与军警冲突，宁肯忍着毒打，谁也不肯说出马骏的名字，结果有6人受伤。马骏不忍心学生被挨打，挺身而出，自报姓名，被捕归案。第二天，又有数百京津学生包围了警察厅，要求释放马骏等请愿代表。在全国各地民众的声援下，30日，反动当局被迫将马骏和前两次被捕的请愿代表共52人全部释放。

马骏等于31日由京返津。当天，天津各界代表数百人不顾当局的严密戒备，齐集天津火车站以及城内各主要街道，热烈欢迎马骏等从北京归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以显著标题“请愿被捕代表回津”发刊号外。在上千人参加的总商会欢迎会上，马骏发表了激烈的演说：“我人当时被迫至天安门时，一切甚属快乐，当即改天安门为‘天安村’。”“各代表无不以一种乐观之精神，于痛苦被迫聊自振作。”人们赞颂马骏大闹天安门的果敢行动，称他为“马天安”。

被捕入狱前后

为防止事态扩大，自1919年8月底起，内务部、教育部和天津警察厅等不断发出限制学生活动的禁令。但是，以周恩来、马骏为代表的天津学生不顾反动当局的禁令和恫吓，始终没有停止斗争。此前不久，马骏邀请刚从日本归来的南开学校同学周恩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该报于7月21日正式出版，成为领导学生进行爱国斗争的犀利武器。

9月12日，上海、烟台、天津等地请愿代表在天津老西开秘密集会，马骏、谌志笃、韩麟符、马千里等出席，决定第三次秘密晋京请愿，提出归还青岛，取消“二十一条”密约，取消山东戒严令等5项要求。16日，周恩来、马骏、刘清扬、邓颖超、郭隆真等20名男女青年开会，秘密成立了进步青年社团“觉悟社”，成员多是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骨干，从此天津青年运动进入新的阶段。

马骏和刘清扬等受天津各界联合会的委派，9月下旬，赴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联合会，马骏当选为全国各界联合会评议部干事。马骏返回天津后，为了推动抵制日货，声援福州反日爱国斗争，和各界代表一起，发起筹备“国民大会”，于1920年1月下旬率领各界代表到省公署请愿，结果全体被捕，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遭查封。面对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更加激起广大民众的愤慨，1月29日，周恩来率领各校学生千余人包围了省公署。当局让马骏“劝告”群众自行解散，马骏提出3个条件：一、须先恢复各团体原状；二、准他邀请外面的人来谈话；三、准他随同时被拘的人谈话。反动军警恼羞成怒，用刺刀和枪托驱散学生，制造了“一·二九”流血惨案。

之后，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下令将马千里、马骏、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等26人先后逮捕入狱。马骏无论在拘留所还是在检察厅，始终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难友们一起进行“绝食”斗争，发表政治讲演，以及开展多种文体活动。在被拘押的半年中，他蓄起了很长的胡须，被大家戏称为“美髯公”。至7月，马骏和其他难友获得“释放”。

经过革命风暴的洗礼与锻炼，马骏迅速成长起来，1920年9月考入了新创办的南开大学文科。是年冬，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转年冬，又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新的战斗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