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百人百事(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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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俞秀松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俞秀松(1899—1938) 浙江诸暨人。1916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参与领导“浙江一师”学生运动,创办《浙江新潮》。1920年初在北京加入工读互助团。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8月任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1921年3月赴莫斯科出席少共国际二大。1922年创建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兼任书记,相继在杭州、宁波、绍兴、福州等地开展建团工作。1925年再次赴苏,担任党的临时委员会书记,先后入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和任教。1926年加入联共(布)。1935年至1937年,由苏联派往新疆做盛世才的统战工作,担任新疆反帝总会秘书长、新疆学院院长等职。1937年底,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托派”并遭逮捕,1938年押送苏联而迫害致死。1962年追认为革命烈士。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予以彻底平反昭雪。1996年8月,正式平反,恢复名誉。主要著作收入《俞秀松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上海青年团首任书记

五四运动以后,全国各地许多进步青年怀着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情,离开学校和家庭,来到上海,在陈独秀等主办的“新青年社”、戴季陶、沈玄庐主办的“星期评论社”和邵力子等主办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求职,渴望通过这些进步报刊寻找真正的出路。

1920年3月,年仅21岁的俞秀松离开“北京工读互助团”回到上海,参加《星期评论》社工作。4月,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一行到上海后,一面帮助组建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一面介绍苏俄青年团的组织情况,积极推动青年团的创建。6月,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委托杨明斋、俞秀松进行筹建青年团的工作,特指定发起组中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担任团的书记,具体负责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工作。筹建之初,在讨论团的名称时,多数人主张由“青年社会革命党”改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建团宗旨是实行社会改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于是一部分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成员退出了组织。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部分团员合影。后排左起第二人为俞秀松

8月22日,俞秀松和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叶天底共8个社会主义者,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团的机构最初为俞秀松、施存统等4人组成的主席团,共同领导团的全部工作。团的办公机关设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门口挂着“外国语学社”的牌子,以避敌人耳目。此时,青年团书记俞秀松还兼任外国语学社的秘书,具体管理学社的日常行政事务,并在学社攻读俄文。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的第一个团组织,在革命史上有重大的意义。正如任弼时后来高度评价说:“1920年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是先于中国共产党而诞生的,它对建党工作,在某种意义是起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作用。”

青年团临时中央书记

上海青年团建立后,党的上海发起组在前来上海的各地青年学生中间发展团组织,首批团员大都是“外国语学社”的学生,其中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王一飞、彭述之、柯庆施、傅大庆、梁柏台、李启汉、李中、汪寿华、廖划平、庄文恭、任作民、胡士廉、任岳、周兆秋、谢文锦、吴芳、华林、蒋光慈、曹靖华等共30余人。上海青年团重视政治学习,每星期举行1次政治报告会,由俞秀松介绍政治形势和团的工作,有时也邀请陈独秀、陈望道、沈玄庐、李达等作演讲。

上海青年团作为全国青年团的发起组,起着临时中央的作用。上海青年团建立后,向各地社会主义者寄出团章和信件,要求发展组织,建立青年团。不到半年,在北京、广州、长沙、武汉、天津、唐山、太原等许多大城市相继建立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截至1921年3月,全国的青年团员共有1000余人,其中上海的青年团员已达200人。随着团员人数逐渐增加,为了统一各地团的组织,4月在上海成立了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俞秀松仍任书记。委员会内设秘书、教育、组织、编辑、宣传、联络、图书处共8处,每个团员都要在某一处担任工作。随后,遂将上海发起组召开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的工作移交给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

建党初期,因为共产党是秘密组织,而青年团是半公开的组织,党的许多活动都以团的名义进行,团和党的关系密不可分。所以有许多团员同时也是共产党党员,有许多党的重要成员兼做青年团的工作。青年团在配合党开展各项工作方面,起到了忠实助手的作用。党的上海发起组通过青年团在上海、天津、唐山、长辛店、广州等地区,组织开展了许多罢工斗争。

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

1921年春,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部书记格林写信给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邀请上海和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各派1名代表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经上海发起组研究,决定委派俞秀松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的身份参加。他在北上赴俄途经哈尔滨时给父母和家人写信,道出了此次莫斯科之行有3个目的:一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特派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二作为上海留俄学生的代表联系外国语学社派送学生留俄事宜;三早日实现赴苏俄学习求知的渴望。而北京选派的代表何孟雄3月底离北京行至满洲里时,不幸被奉系军阀逮捕,未能成行。

1921年7月,俞秀松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青年共产国际二大会上作了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情况及任务,他说:“团的基本工作是接近劳动群众和研究共产主义、社会科学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许多团员渴望接近工农和研究他们的状况,于是他们离开大学,下到工厂,在那里建立基层鼓动组织。”“在中国工业区开办了一系列日夜学校,每周还组织宣传员小组,在大街上举行群众会,与广大群众交谈。青年团为本团提出的任务是帮助工人争取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等。”还说:“我们的目标是在中国贯彻和执行青年共产国际的决议,当然要考虑那些并不影响贯彻这些决议本身的性质,但或多或少与中国现实的特点有关系的事务上的问题。”最后说:“青年共产国际下设的远东青年书记处就其任务需要将与我们密切联络。青年团派遣团员赴俄,是打算在最近的将来不仅为本团,而且为上述书记处培养需用的党员工作干部。”希望“并肩携手在青年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把几亿人的苦难深重的中国引向幸福而欢乐的共产主义制度。”从此,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国际青年运动开始发生了联系。

到1922年5月,全国已建立了上海、北京、南京、天津、武昌、长沙、杭州、广州等17个团的地方组织,团员总数达5000余人,建立全国青年团的条件已经具备。5月上旬,青年团上海临时中央局在广州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施存统任团中央书记,俞秀松等4人为中央执行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