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帝国

明末清初兵荒马乱，战争频仍，不仅原有荒地无人开垦，就连熟田也有很多抛荒，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便于开垦的荒地大多变成了耕田，至雍正朝时，已没有太大的开发余地，可是雍正又急于劝垦，于是便出现了“以熟作荒”或“以荒作熟”的现象。为避免再次发生前朝流弊，乾隆提出“尽地利而裕民食”，对所有以往被认为不便开垦的废弃土地进行开发，重点指向“山头地角”，并对开垦者“免其升科”，也就是让其享受免税待遇。

弃地开发的一个显著例子是广东。广东向来粮食生产不足，地方官查出高州、雷州、廉州三府尚有七万亩土地可供开垦，于是便奏请招民开垦，同时准备在满一定年限后，再分别按土地等级征税。当时该省的平原耕地都已开垦无遗，剩下来的多为山冈弃地，乾隆得知这七万亩土地亦属此例，当即说垦荒是要解决老百姓的粮食问题，不是为了收税，山冈弃地本就贫瘠，如果再收税，老百姓势必退缩无积极性，即便勉强开垦，过后也会很快将之抛荒。他下令凡愿开垦者一律免征钱粮，同时由地方官给予执照，承认所垦之地世世代代归其所有。

除了山冈弃地，东南沿海还有大片海滩和海岛边地可辟为耕地。继高、雷、廉三州招民开垦后，当地又查出海南岛有可垦弃地两万五千亩，乾隆立即批准按先前的例子，“召令耕种，免其升科，给予执照，永为世业”。

中国虽然疆域辽阔，但山地多，平原少，开发弃地潜力巨大。在乾隆中后期，各省督抚报告的垦荒数字大者二十多万亩，小者仅三十多亩，但无论多寡，多数都会注明是山坡旱地、沿海沙地等，这样的开发方式，使得乾隆年间虽没有那么多的荒地可供利用，但仍能源源不断地继续开垦出新的耕地，许多地方甚至已达到了地无遗利的程度。

中国各省的具体情况相差很大，江苏、浙江即江南一带乃著名的鱼米之乡，本不应该缺粮，然而自明代中叶以后，这里很多耕地改种以桑、棉为代表的经济作物，又要向北方输出大量漕粮，自身所需粮食也就因此出现了缺口，必须从邻省进口予以弥补。乾隆十三年（1748），政府为平抑粮价，用行政手段严禁商人囤积粮食，结果适得其反，反而致使粮食流通的渠道受阻，因此江浙大闹米荒，也就出现了萧山百姓得靠啃“观音粉”充饥的情况。乾隆引以为戒，下谕反省说：“看来贸易之事，终不可全以官法行之。”后来有一年，长江中下游受灾，商人们从四川买米，沿江下运，准备到江浙至福建贩卖，四川方面担心本省粮价上涨，遂禁止粮食出境。乾隆得知后严令放行，要求“听其照常转运，无得阻滞”。

按照一些专家的观点，在自行开发弃地和自由流通之外，白银的急剧增加也对稳定乾隆朝中后期的粮食市场，乃至推动整个社会进一步走向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银产量很少，白银主要靠对外出口瓷器、丝绸、茶叶等产品所取得，江浙两省固因改种桑棉而缺粮，但却都摇身一变，成了“出口创汇”的大户。乾隆朝的国内稳定保证了出口稳定，出口稳定又保证了“创汇”的稳定，一项具有权威性的统计表明，从18世纪50年代到18世纪末，也就是乾隆统治的中后期，中国一共增加了大约两亿七千四百万两墨西哥银圆，堪称“白银帝国”。

白银急剧增加意味着社会购买力的提高。中国人口多，相对耕地面积少，但暹罗（今泰国）、安南（今越南）产米极多，正可补其不足。在乾隆中后期，为鼓励商人从东南亚国家运米进口，政府专门颁布政策，规定凡购米回国在两千石以内者，由督抚分别予以奖励，超过两千石，即可奏请赏给职衔顶戴。在此期间，经常有运米较多的商人获得奖叙，被赏给八品或九品顶戴，东南亚的大米也因此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特别是山多地少，向来缺粮的广东、福建等省。

汪辉祖曾记录家乡萧山1748年的米荒景象，根据他的观察，在此后的十余年中，萧山米价昂贵成为常态，原来一斗米一百六十文已属高价，如今两百文都被认为太便宜。奇怪的是，一百六十文的那一年，饿死的人不少，现在米价涨了这么多，老百姓的日子却反而能过得下去了，“今米常贵，而人尚乐生”。汪辉祖随后又发现，过去只是稻米价格偏高，现在则是物价普遍都高，他从中得出的认识是，各行各业都有钱了，所以纵使米价上涨，大家也都买得起：“鱼虾蔬菜无一不贵，故小贩村农俱可糊口。”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农民要比同时期的法国农民吃得好，而且也比较富裕，一般人家受教育程度都较高。与之相应，国库盈余也越来越可观，钱囊也越来越充实，曾几何时，乾隆不敢打仗，也打不起仗，但自金川战争以后，他打仗就再没有缺过钱，战争期间那种令人难熬的财政危机也从此一去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