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响了警钟

在施政风格上，乾隆越来越像他那已去世十多年的父亲，在某些方面，比起雍正，他的严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清代死刑案必须由三法司审决，皇帝最后决定，所谓“威权生杀之柄，惟上执之”。皇帝每年会用一段时间集中阅看案卷，研究案情，如认可犯人应判死刑，便在其名字上以朱笔打勾，称为“勾决”，其余归入“缓决”，留待次年再议，“勾决”者即行处决，但“缓决”者实际就已由死刑变为了长期监禁，所以也称“老缓”。

乾隆初年，不少罪犯都沾了宽大的光，成了“老缓”，然而从1749年起，看到社会出现动荡，抗租抢粮、命盗叛逆案件不断增多，乾隆开始反复强调“安良必先除暴，容恶适足养奸”。在复核死刑时，他一反从前的做法，改手下留情为大笔勾决，连那些乾隆初年的“老缓”也被拖出来，重新改成了勾决处死。

皇后丧葬案、金川战争案是乾隆对于官吏态度的分水岭，在此前后，官场上侵蚀贪污、结党营私问题的日益严重，军营中怯懦腐败之风的盛行，都让乾隆增强了必须对吏治和军纪加以整顿的认识。过去，官犯常入“缓决”，原因是官官相护，审理部门有意对其进行袒护，皇帝稍不注意，就容易让他们蒙混过关。乾隆既知其弊，1749年当年即对被列入“缓决”的官犯进行清查，结果竟查出十八个重大案件，其中贪赃枉法者有之，受贿诬良者有之，草菅人命者有之，弃城失地者亦有之，这些人涉及军政两界，按实情本来都不能作为“缓决”处理。乾隆全部予以重新勾决，并要求今后官犯必须另列清单请旨，他将一律亲自定夺，最后把关。

在严刑峻法、整饬吏治的同时，作为引发社会秩序紧张的源头，米价的持续上涨也给乾隆敲响了警钟。著名幕僚汪辉祖是浙江萧山人，萧山亦受米价猛涨之困，据汪辉祖回忆，在他还只有十几岁的时候，一斗米的价格多在九十文到一百文，有时标价一百二十文，就觉得很贵了，但到乾隆十三年（1748），一斗米价已平均涨到一百六十文。汪辉祖了解到，由于米价上涨过快，很多地方的家庭无力购买粮食，甚至把草根树皮都吃光了，只能吃一种叫作“观音粉”的东西。“观音粉”本质上是一种风化了的石头，虽可用于勉强充饥，然而难以消化，常有吃了“观音粉”被活活胀死的人。

乾隆极为焦虑，专门颁谕发动各地督抚进行讨论，对米价持续上涨的原因进行分析。

清代为防止粮荒，在州县设立有常平仓，乾隆即位后对此很重视，加之国库财力充裕，所以常平仓存粮增加很快，一度达到四千四百万石，比雍正时翻了一番。部分官员认为，正是由于政府对粮食的大量购存触发了粮价上涨，安徽巡抚纳敏在上疏中说，米贵的原因在于州县采买过多，以致“米谷在官者多，在民者少多”。乾隆听取这一建议，决定减少政府对粮食的采购，降低常平仓库存。

常平仓本身对于调节米价和抗灾备荒都不可或缺，金川战争后期成都米价上涨，用来缓解危机的政府储备粮就来自常平仓，因此不管怎么减少粮食采购，都仍须把仓储量维持在一定水平，而且就算常平仓存粮达到最高峰时，也只占当年年产粮食的四分之一，说直接影响有，但还不至于造成全国粮食的连年涨价。

人口激增是讨论中被反复提出和强调的一个话题。事实上，古代中国的人口数字一直不是很高，截至明代晚期，始终在六千万人上下（也有专家认为明代晚期的中国人口实际应在一亿人以上）。清初因刚刚经历长期战乱，人口也很少，康熙末年统计只有两千多万人，但到乾隆六年（1741）冬，人口统计已达到一亿四千多万人，整整增加了六倍有余，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峰值，且由于统计方法不完善等原因，这一数字还低于实际人口。

海外学者将人口激增称为18世纪中国社会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人多了，理所当然要消耗更多的粮食，据清代官书记载，康熙朝的全国耕地面积为六亿亩，雍正朝为七亿亩，乾隆即位之初抵制虚报垦田现象，但也直接导致各地官员对于垦荒的态度趋于消极，垦田数字增长甚为缓慢。在乾隆执政的前四年，平均每年仅增土地六万亩，远低于同时期人口增长速度，当时农业生产技术和效率尚未取得重大突破，在如此僧多粥少的情况下，粮价又焉不涨？

从官员们发表的见解来看，多数人都发现了粮食涨价与人口激增之间的紧密关系，两江总督尹继善说：“米价日贵，由于户口繁滋。”他的意见代表了大家的普遍看法，就连一些主张限制政府采买的官员也承认“粮贵固由户口繁滋”。

在中国古代，人口繁滋是太平盛世的一个重要标志，若不是发生战乱，政府似乎也没有什么控制人口迅速增长的有效手段。或许正是碍于这个原因，乾隆表面上对人口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但他在施政中的反思和调整却异常积极——鉴于奖励垦荒仍是增加耕地面积的最实际也最有效措施，他对报垦的态度发生改变，原来奖励耕垦的一套办法因此首先得到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