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降

在决定罢兵前，乾隆曾说傅恒是个有福的大臣，必能大功告成，这句话其实并没有说错。就在傅恒踌躇再三、左右为难的时候，大金川方面率先支撑不住了，莎罗奔两次派人到清军军营求降，急于退场的清廷非常幸运地迎来了借以转圜的绝佳机会。

大家都认为傅恒吉人天佑，是个福将，但傅恒自己对就此收场却还表现得心有不甘。在接见来使时，他坚持要莎罗奔、郎卡叔侄“亲缚赴辕”，实际上是企图趁其求降之际，予以逮捕后“还朝献俘”。

获悉傅恒居然有这种意图，乾隆唯恐鸡飞蛋打，连忙予以制止，要求傅恒务必抓住机会，“昭布殊恩，网开三面”。

在这种情况下，傅恒只好同意莎罗奔求降，但他仍担心对方缺乏诚意，只是在使用缓兵之计，稍后又会推翻协议，卷土重来。同样，莎罗奔、郎卡也有清军是否在诱其入套，实际不会遵守协议的疑虑。

雍正朝时，大金川军跟随岳钟琪进藏平叛立功，当时曾被朝廷授予大金川安抚司印。基于这种历史关系，莎罗奔便通过其他土司，请求岳钟琪能够出面与他们商定纳降事宜，以增强双方的互信。

经傅恒批准，岳钟琪带随从四五十人直入勒乌围。清代笔记中对这段故事的记载极富戏剧性，说岳钟琪在看到莎罗奔后，特意放松马的缰绳，缓行到他面前，笑着对他说：“你们还认识我吗？”

“果然是我岳公啊！”莎罗奔吃惊地叫道，当下便伏地请降。

在清史学家萧一山所著的清代通史里，亦有相似描述：“莎罗奔在西藏之役中隶于岳钟琪麾下，到这个时候为止，其余威仍震于大金川，故莎罗奔才会到军前乞降。岳钟琪以轻骑径抵其巢，莎罗奔等人皆大喜，悉听其约束。”

按照这些记述，大金川求降的功劳似乎都可以归到岳钟琪名下，但岳钟琪并非刚到前线，要是莎罗奔仅仅因为他才求降，也就不用等到现在了。另外，岳钟琪与莎罗奔昔为故人，久别重逢后倍觉亲切的画面固然温馨感人，却与史实不符。因为大金川的首领实际是本教大巫师，莎罗奔并非人名，而只是对其本教大巫师身份的一种称呼，雍正时随岳钟琪入藏出征的前任莎罗奔在好几年前就死了，现任莎罗奔未必认识或见过岳钟琪。

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岳钟琪在大金川的声望以及他本人对藏民风俗的熟悉，一定也为他获得莎罗奔等人的信任创造了有利条件。莎罗奔迎接岳钟琪时非常恭敬，在把他迎入帐中后，亲自把敬客的酥油茶捧到他面前，岳钟琪二话不说，接过碗来一饮而尽，随后便宣布皇帝圣旨，“示以德威，宥以不死”。众人为之欢呼并当场头顶九乘之经，立誓决不再叛，继而又杀牛设宴，邀请岳钟琪留宿于勒乌围。

那天晚上，岳钟琪解衣熟睡，一如在自己家里一样，莎罗奔见此情景完全放下心来。次日，岳钟琪至莎罗奔等人念经的经堂，要莎罗奔、郎卡于佛前礼誓，以表诚意。两人均照做不误，这使岳钟琪心里也有了底，回去后即禀告傅恒。

1749年3月22日（农历二月初五），双方议定的受降日，莎罗奔、郎卡在寨门外除道设坛，率教徒、头目多人，焚香顶戴，鼓乐齐奏地来到傅恒军营。岳钟琪亲自引领他们进入军营，按程序，岳钟琪要自己先进大帐向傅恒跪拜报告，接着再喊莎罗奔叔侄入内。这位莎罗奔显然没有随清军出征的经历，对清军内部的上下等级不了解，他和郎卡都以为岳钟琪已是清军中大帅级别的人物，只有别人向他跪拜，没有他向别人跪拜的道理，现在见岳钟琪居然对傅恒毕恭毕敬，不由大为吃惊，出帐后就对手下们说：“我们平日视岳爷爷（岳钟琪）为天上神祇，傅公是什么人，岳爷爷竟也要拜他？天朝大臣，原来是这样不可估量的啊！”

当天傅恒代表中央政府接受莎罗奔的投降条件，将其赦免，仍为大金川土司。莎罗奔表示感激，誓言从此接受清廷的约束，永不再侵犯邻近土司，同时进献古佛一尊、银万两。

傅恒收下古佛，婉拒了银子。在岳钟琪的建议下，乾隆决定不再将剩余军粮运回内地，而是多数赏给跟随清军打仗的小金川土司及土民，以作抚恤，其余则留作驻防军队的供给。

在大金川受降后，瞻对土司班滚的求降请求也得到乾隆的批准，班滚保证约束部众，杜绝“夹坝”，只要朝廷有所差遣，一定“倍竭报效”。一度令乾隆为之头疼不已的金川、瞻对问题终于较为体面地解决了，尤其金川，号称“兵不血刃，一平金川”。乾隆仿效康熙平定沙漠、雍正平定青海后御制碑文例，特地亲撰《平定金川文》并勒石于太学，以垂示永远，金川战争也因此被纳入了乾隆所谓的“十全武功”。

战后论功行赏，岳钟琪得以恢复雍正朝被削去的三等公爵，加太子太保，原来获罪时要求补罚的赔银七十万两，也被全数豁免。傅恒作为三军统帅，乃金川战争中当仁不让的第一功臣，被晋封为一等忠勇公，从此以后，他不仅完全取代讷亲，成为清代历史上最年轻的宰辅，而且一直备受荣宠，在他活着的时候，朝中再未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动摇或威胁其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