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账

乾隆原先虽然知道大金川地险碉固，易守难攻，但并不清楚究竟有多困难，尤其讷亲、张广泗掌军时对他隐瞒了士兵伤亡等很多情况，使他总以为只要再稍加把劲，就能迅速拿下，直到看了傅恒的奏报，他才明白自己以前严重低估了敌情，大金川绝非旦夕可下。

傅恒出师时，乾隆叮嘱他需在四月（农历）结束战役，那是他的一个估计，认为户部存银只能维持那么长时间，而战争胜利也一定不用等待太久，现在看来是形势估计错误，过于乐观了。乾隆认为到时傅恒已经不太可能取胜，如果大军又像以前一样受阻甚而吃败仗，则朝廷就连小捷之后体面收场的机会都没有了。

乾隆再一算账，金川战争打到现在，已耗去近两千万两白银，这让他叫苦不迭：“金川小丑，初不意靡费如此物力，两年之间，所用几及二千万。”这一期间，负责办理军需的四川布政使高越给他送来一笔明细账，称从金川战事重启到次年五月（农历）止，前线需米二十五万石，加上其他一应所需，总共约需银两八百七十余万，也就是说，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近两千万”就得变成“近三千万”，而且打赢的可能性还小得可怜。

不单单是财政困难，由于金川前线的大量军粮都取给予四川，直接造成成都米价飞涨，高越在奏折中也提到“成都米价昂贵，民食艰难”，请求动用政府储备粮调节米价，赈济民众。

四川省因战争而“物力虚耗”，因“物力虚耗”而米价飞涨，又因米价飞涨而民怨沸腾，泸州道台衙门前曾发现一张公示，上面“皆大逆不道之言”。虽然高越对此吞吞吐吐，未敢全部如实陈奏，但乾隆已经基本掌握了这些情况，联想到同一时期江南各地粮价上涨和抢米风潮的此起彼伏，他深感忧虑：江南向为富庶之地，抢米事件仍不可避免，四川相对而言乃偏僻省份，金川战争又发生在该省，不是更容易滋生意外事端吗？

看完高越奏折的当天，乾隆就表现出了对打这场战争的悔意，说：“朕早知如此，就连此番调遣（指派傅恒率师出征）都没必要。”在给傅恒的密谕中，他让傅恒从速罢兵，并要求“此旨至日，傅恒着即驰驿还朝”。

傅恒那边刚刚才开张，却突然接到皇帝要予以召回的密旨，这个弯委实很难转得过来——不是说四月（农历）罢兵吗，现在才正月啊，我又没有吃败仗，为什么要急着催我回去？

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血气方刚、雄心勃勃的傅恒坚持取胜才能班师。他在复奏中说，以前不能成功是因为策略错误，现在已经弃专攻碉卡而选择直捣其穴，眼看胜利在望，如果就这样轻率地班师还朝，大金川军的气焰会更加嚣张，“功在垂成，弃之可惜”。

瞻对战争草草收兵，造成许多不利后果，乾隆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也很怕金川战争重蹈瞻对的覆辙，傅恒的话让他无法反驳，于是只好一边公开宣布：“今朕已洞悉形势，决定收局。”一边松口答应傅恒可以在四月底五月初（农历）收兵，说到时或许还可以凭借一两场胜仗，迫使莎罗奔投降。

乾隆对傅恒松口，却并未能够将他自己说服。在乾隆眼中，大金川只是一个“得其地不足耕，得其人不足使”的所谓“化外之地”，别说胜利极其渺茫，就算胜利了，中央政府能够予以完全控制，又有多大的意义和价值呢？答应将战争再拖上几个月的代价，是加重财政危机和随时可能发生不测事变，这笔账乾隆怎么算都觉得不合算。

古时将死者的周年祭称为“小祥”，正好傅恒的姐姐富察氏的“小祥”就要到了，乾隆便借此名义，把从不预政的皇太后搬出来，以皇太后的口吻劝谕傅恒，“经略大学士此行，原为国家出力，非为一己成名”，并以“大学士理应奔赴行礼”为由，命傅恒于二月初旬（农历）启程返京。

为了让傅恒理解自己的用意和一片苦心，次日乾隆又亲自降谕，十分恳切地对傅恒说，大金川军占据地利优势，清军绝对没有全胜的希望，“朕思之甚熟，看之甚透，上一年办理实属错误，现及早收局，相信今后一定可以否极泰来”。

经过反复谕令和一番苦口婆心的劝导，1749年3月6日（农历正月十八日），乾隆正式颁旨，召傅恒班师还朝，“其纳降善后事宜交四川总督策楞办理”。此前他特地援引当年康熙一征噶尔丹时班师的事例，要傅恒予以效法，即该班师的时候还是得班师，而不要只顾及自己的脸面和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