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征

傅恒受命于危难之际，此时的他还只是一位不满二十七岁的青年，从无带兵打仗的经历和经验。为了确保他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不致重蹈讷亲之覆辙，乾隆尽可能地调动各方面资源，做了精心准备。

讷亲在被罢撤前，提议增调三万土汉兵，乾隆在此基础上又加了五千，陆续从各地调拨三万五千官兵开赴金川前线。张广泗、讷亲居前指挥时，乾隆先后向他们建议调拨京旗或索伦营助阵，都被两人打了回票，此番乾隆自己做主，从调拨的人马中删去了土兵这一选项，全部代之以八旗和绿营，其中索伦兵和京旗兵共五千人，西安、四川的满洲驻防兵三千人。陕甘绿营自平定三藩之乱起就以战斗力强著称，所以乾隆特地从陕甘两省抽了一万五千绿旗兵，其他绿旗兵则从云贵、两湖调拨。

金川战争离不开火炮，乾隆让傅恒直接从京城挑选，傅恒奏准各带“威远将军”“制胜将军”两门。“威远将军”是中国首批仿造出的榴弹炮之一，康熙朝时清军进兵西藏，曾凭此炮得胜，“制胜将军”造型威武，在康熙亲征噶尔丹的战役中也立下过战功，它们都是当时能够提供给清军最优良的火炮。除此之外，乾隆还降旨整修了从京师通往成都的四十八个驿站，以及从成都至金川军营的马步二十四塘（“塘”指较为狭小的防区，专供传送文报、巡更查夜），以期交通顺畅，便于运兵和传递军情。

乾隆认为，金川用兵历时已近两年，始终都无法取得成功，“咎在主帅”，乃讷亲、张广泗或措置失当，毫无谋略，或畏缩不前，不亲自督阵所致，同时也有号令不明、赏罚不明的因素。出于提高前方士气，确保傅恒用兵无阻，将士用命的目的，他从户部库银和各省拨银四百万两以供军需，并不吝赏格，从内务府拿出十万两白银，加上花翎二十、蓝翎五十，给傅恒作为嘉奖军前立功将士之用。

乾隆出手大方，却无法掩盖政府财政已相当吃紧的现实。他在向傅恒交底时也很坦白地告诉对方，户部存银只剩下两千七百余万两，倘金川战争继续久拖不决，而偏偏内地又有造反起义等意外事件发生，这点钱是根本不够用的，所以他要傅恒必须保证在四月初（农历）就结束用兵，否则就班师回朝，无论胜败。

退路要留，但乾隆对傅恒出征仍充满信心，认为“此任非傅恒不能胜，此功非傅恒不能成”。1748年12月21日，他在重华宫赐宴傅恒，次日是傅恒启程的日子，他按照满族出征传统，至堂子（清朝皇帝祭神之处）行祭告礼，在堂子大门处亲祭吉尔丹旗、八旗护军旗，接着在东长安门外布置帷帐，向傅恒赐酒，命他在御道前上马。皇子及大学士来保也都奉命为傅恒壮行，一直将他送至京城郊外的良乡，时人谓之“命将之典，实近代之所罕觏者”。

傅恒受此礼遇，在途中就上疏表示：“此番必须成功，若不能殄灭丑类，臣实无颜见众人。”他知道前方军情急如星火，路上不敢有丝毫瞻顾迟疑，每天都披着星星踏上行程，太阳快下山了还不肯解鞍扎营休息，最远的一天走了两百五六十里。

古代入蜀不易，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之说，从成都前往军营的那段，道路险峻兼遇雪冰滑，随行的十几匹马都坠入了山涧，傅恒便下马步行，一连走了七十里，部队士气因此深受鼓舞。

凭借勤恳奋发的精神和态度，傅恒大得乾隆的赞赏，刚刚抵达四川，他就收到嘉奖令，由太子太保晋衔太保，加军功三级。明清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乃廷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头衔，傅恒年不过三十，出师尚未立功，便骤然晋至三公之位，如此恩典实在出人意料，不仅满朝文武感到疑惑，就连傅恒本人也诚惶诚恐，赶紧上疏力辞。

皇帝的不世之恩显示了对傅恒寄望之殷切，傅恒的辞呈自然未得批准。傅恒百感交集，对他来说，此时也唯有肝脑涂地，效命疆场，才能报答于万一。1749年2月7日，他一到金川军营，即密令总兵马良柱以迎接经略将军为名，将良尔吉调出土兵营伍，在当面宣布罪状后，将其斩首示众，其余如王秋等内奸也都分别遭到逮捕并被处死。

在诛杀内奸，消除隐患后，傅恒即赴前沿的卡撒军营视察地形。他发现整个战场的面积并不大，战碉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宏伟，可为什么投入这么多兵力，用一两年时间都不能奏功呢？

经过与岳钟琪、傅尔丹、马良柱等人探讨，又一一对照分析讷亲、张广泗的用兵记录，傅恒了解到了不少原先他并不掌握的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