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题大做

孝贤皇后富察氏自与乾隆结为夫妻起，就成了乾隆精神世界中牢不可分的一部分。命运硬生生将其强行剥离，让乾隆的内心瞬间千疮百孔，鲜血淋漓，他开始变得暴躁易怒，为人处世一反常态，他身边的人及其朝臣也因此接二连三地遭到处罚。

乾隆带富察氏的灵柩返京时，皇长子永璜以大阿哥身份迎丧，永璜时年虽然已经二十一岁，但还不太懂事，对相应程序也不熟悉，又因为不是自己的生母，对于富察氏的去世，他也没有表现出乾隆所希望看到的哀伤神情。如果这种事发生在过去，乾隆可能不会太计较，但现在却难以容忍，没过几天就指责永璜：“遇此大事，大阿哥竟茫然无措，于孝道礼仪，未克尽处甚多。”

十四岁的皇三子永璋与永璜同为年龄最大的皇子（皇次子为夭折的永琏），永璋一度曾让乾隆对其产生好感，并寄予希望，但他也同样因对富察氏去世表现得不够哀痛，而令乾隆非常失望。乾隆除对永璜、永璋予以公开训饬外，又将永璜的师傅、谙达（也是皇子的老师，身份低于师傅）予以处分，其中和亲王弘昼、大学士来保、侍郎鄂容安被各罚俸三年，其他师傅、谙达被各罚俸一年。

富察氏去世一个月后，乾隆阅看翰林院所制的皇后册文，发现其中误将汉文的“皇妣”译成了满文的“先太后”，不由勃然大怒，斥责说：“从来翻译有这样翻的吗？这不是无心之过，也非文意不通可比！”

管理翰林院的是刑部尚书阿克敦，之前阿克敦刚被解除协办大学士的兼职，乾隆认定阿克敦是对此有意见，“心怀怨望”才有意为之，遂将其交刑部治罪。

看到皇帝动怒，刑部的其他官员只好加重对阿克敦的处分，拟了一个“绞监候”上报，谁料乾隆仍不满意，责备刑部徇私枉法，故意宽纵。刑部因而被全堂问罪，从署理满尚书、汉尚书，到几个侍郎，均遭革职留任处分，阿克敦则照“大不敬”议罪，判处斩监候，秋后处决（后得赦）。

乾隆如此小题大做，上纲上线，吓得官员们全都不知所措，但这仅仅是开了个头，此后又有大批官僚被卷进了因皇后丧葬而掀起的大风暴之中。

1748年6月，乾隆认为工部制作的皇后册宝“甚属粗鄙”，他像对待刑部一样，将工部全堂问罪，对其中两个侍郎分别给予降三级和降四级的处分，其他尚书、侍郎虽被从宽留任，但也留下了处分记录。

光禄寺负责置备皇后灵前的祭品，乾隆说他们办事草率，所用的饽饽、桌子“俱不洁净鲜明”，也就是不够干净夺目，于是光禄寺的主要官员，从寺卿到少卿被一律降级调用。

礼部负责册谥皇后，也由于礼仪上出现了小小纰漏而被揪住不放，乾隆斥责他们“诸凡事务，每办理糊涂”，下令将满汉尚书降两级留任，对其他堂官亦给予了程度不等的处罚。

这股几乎可以说是吹毛求疵的贬革之风并不仅限于京城。在为皇后治丧期间，外省官员纷纷呈表向乾隆请安，并要求晋京叩谒皇后梓宫，而且所有表章都用了“衔哀泣血，五中如裂”“哀痛惨烈，伏地呼抢”之类的夸张语言来描述他们的心情。当然也有官员没有呈表，因为外省官员不是京官，众人皆各有职守，没有可能亦无必要来京服丧行礼，作为一种大家都能心领神会的表面文章，以往的惯例就是悉听尊便，愿意请安的就请安，愿意装样子的就装样子，对不想这么做的人，皇帝也不会在意，甚至过去有人向他请安，还被乾隆骂了一顿，说你那地方都发生灾荒了，为什么不赶紧去赈灾，而把力气用在这种无用之事上？

这次乾隆也很清楚请安表章并非“出于中心之诚”，可他却突然顶真起来，对那些未奏请来京的官员横加指责和挑剔，尤其是满员，更遭其痛斥，说你们平时深沐皇恩，见皇后出如此大事，自然应当哭着喊着赶紧来京奔丧，怎么还能装作漠不相关，坐在家里当没事人？就算你们怕触犯“外廷不得干预宫闱之事”的禁忌，难道就不会想一想，你们的皇帝我既已遭遇如此重大变故，就不应该赶紧来京看看我，以尽君臣之谊吗？

清代至乾隆朝，君主集权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种制度下，不管对错反正都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下面的人连辩驳的机会都没有。乾隆一言既出，各省满员，从督抚、将军、提督到都统、总兵，凡是没有奏请赴京的，全部被各降两级或销去军功记录，前后受此处分的满族文武大员达五十三人之多。

乾隆即位后以宽严相济政治相号召，实际奉行的是其祖父康熙的宽大政治，在他理政的前十三年，在处分大臣时也确实十分谨慎，事先恐怕谁都想不到他会仅仅因为皇后丧葬这样的事，就突然鸡蛋里挑骨头，株连这么多人，处分又如此之重。措手不及之下，官员们个个心惊胆战，而乾隆原先的“宽大”形象也在一夜之间被完全颠覆。

就在这种极其诡异的政治气氛中，军机处首席、经略大臣讷亲奉旨出京，意气风发地踏上了前往金川战场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