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声大雨点小

乾隆期盼着前线尽快传来捷报，最好是大军刚刚开到山下，土司们就畏怯而降，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一个月后，传来的不是捷报，却是瞻对土司公然发兵抵抗的消息，与此同时，清军则雷声大雨点小，大部队迟迟无法到达前线，也未能占领瞻对的任何一个要隘。

乾隆获悉很是不悦，他认为正是由于部队行程过慢，才打草惊蛇，影响了对瞻对土司的震慑效果。他指责前线将领部署不周，严重失策：“自古兵贵神速，现在你们大举进攻的日期尚未确定下来，就已有敌兵阻挡，善用兵者是这样做的吗？”

其实前线将领们也是有苦说不出。瞻对处于高寒地区，地远山险，冰雪载途，清军此前又从没有在这种地形和气候条件下作战的经验和准备，以致无论运兵还是转饷都极为困难，不是一个号令，马上就能到达前线并发动进攻的。

1745年7月，在乾隆的一再催促下，清军的各项准备工作终于大致就绪，随后便分三路向瞻对发起进攻。面对大军压境的紧张形势，当地土司势力迅速发生分化，上瞻对土司肯朱等率先向清军献寨投诚，一开始清军的仗也打得比较顺利，尤其是中南两路，接连破五十余寨，夺卡六处。

乾隆进剿瞻对的最初目标，只是让土司交出“夹坝”之人及所掠财物，前线战事的顺利进展让他开始想到，既然已经动兵，为什么不干脆一劳永逸，永绝后患呢？

“朕以为，如果他们（指瞻对土司）诚心悔过，朕可以赦免死罪，不过仍应趁此机会将他们迁至别处，从而使得他们不能控制当地，这才是永逸之计。”

乾隆的设想固然是好，但这世上从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好事，按照朝廷开出的新价码，瞻对土司不仅要擒贼献赃，还得并地迁入，他们岂能乐意？本来可以促使土司势力进一步分化的良机转瞬即逝，自此，非但相对强傲的下瞻对土司班滚继续凭借险要地势，对进剿清军进行极其顽强的抵抗，就连原先表示愿意投诚的上瞻对土舍四郎也改变主意，和班滚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清军。

瞻对碉卡林立，有的在山顶，有的在山腰，但无一例外都处于险要地势，且墙垣坚固，致使清军难以发挥其优势，每破一碉、每取一寨都要付出很大代价。参加这次进剿的清军数量虽说不少，然而来源不一，又未加整顿，各路将领之间互不协作，其内部也都军纪不严，号令不一。仗打得顺时这些问题尚能遮掩，一旦不顺，便纷纷暴露出来，南路军有数千名番兵甚至因带兵官生病先归，导致无人统率而各自散去。

从9月以后，前线进展变得极度迟缓。指挥作战的四川提督李质粹及部分将领却谎报军情，夸大战绩，川陕总督庆复希图借进剿之机建功立业，获得封赏，在明知实情的前提下，仍照样乃至添油加醋一番予以上报，于是乾隆接到的奏折不是昨日杀敌若干，就是今日克碉几座，实际上这些战绩多属虚假，里面根本没几句实话。

当然做假也非易事，说一句谎话，往往就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瞻对之役未发动前，乾隆君臣预计只需用兵八千（实际出兵还多了四千），拨帑五十万，截至1746年2月，战斗已经打了八个月，其间因屡报兵力不足，前线部队逐渐增至两万人，耗帑总计达到百余万两。

庆复、李质粹既然不停地奏报清军得胜战况，势必得解释一下他们为什么迟迟不能拿下“贼酋”班滚所居的如郎寨，克尽全功。为了给皇帝一个交代，庆复在再次报告“大捷”时，便按照李质粹的说法，称班滚在河西请求宽恕饶命，并让他的母亲到李质粹营求降，只是李质粹考虑到，南路军刚刚因番兵散去而被迫暂停进兵，所以已令班滚之母先行返回其寨。

李质粹以为自己把谎编得很圆，谁知正是这一自鸣得意的招数让他露了马脚。乾隆看完奏折，认为李质粹布置失宜，他指出如果班滚真的到了自己求饶，其母又亲出为其叩求的地步，说明班滚已经山穷水尽，清军应该扣住其母，然后乘势直捣如郎，立擒班滚，“何得令伊母回巢”？

在乾隆看来，番兵散去不能成为李质粹停止进兵的理由，因为南路军缺兵，完全可以第一时间从中北两路或别处调兵填补接应。他强调李质粹“全无调遣”，指示庆复“不可不亲身前往，以善其后”。

自瞻对战事开始以来，庆复一直在省城纸上谈兵，做些照抄和粉饰报告的表面文章，接到乾隆的圣旨后，他只好离开成都，赶赴前线。轮到自己督阵，这个老官僚意识到已没法再隐瞒下去，为了自保，一到前线，就将他所掌握的情况具实向乾隆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