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家过日子

中国历史上恪守“俭德”的皇帝颇有一些，如乾隆的孙子道光，正餐之外，甚至连一碗片儿汤都舍不得喝，衣服也要打补丁，可是节俭不等于精明——道光让御膳房按菜谱做片儿汤，内务府居然报出了一次性六万两制作费以及每年一万五千两维护费的惊人账单，更令人诧异的是，他居然也相信并且容忍，解决的办法只是决定自己不喝汤而已。

乾隆虽然和道光一样长于深宫，但比他的孙子不知道要精明多少，别说近在眼前的内务府，就是各地外官想要在他面前打马虎眼，玩弄“巨资制作片儿汤”之类的把戏，也绝不是一件易事。

陕甘总督勒尔谨以给皇帝送礼为名，每年收受皋兰知县提供的置办银两三千两，但他给乾隆送的礼，在乾隆看来，“不过值银数百两”，而且乾隆迅速推断出，勒尔谨不可能只向皋兰知县要钱，他严厉地斥问勒尔谨：“你借此名色，皋兰一县就收两三千两，其余州县自然多有帮办。”

乾隆认为勒尔谨打着凑钱给皇帝买礼物的旗号，却从中渔利，结果皇帝本人没得到多少像样的礼物不说，还被他败坏了名声，因此极为恼火。后来轰动全国的甘肃冒赈案爆发，众罪合一，勒尔谨终被赐死。

同样自作聪明的还有云南总督恒文。清代云南以盛产黄金闻名，恒文打算购买黄金，用以制成金手炉，作为给皇帝的贡品，他把买黄金的任务交给各府州县，但只提供有限经费，如市面上黄金一两换十四两银子，他只给十两。

不是恒文公务繁忙疏忽了或不懂行情，实际他还是想和勒尔谨一样收“一箭双雕”之效，即既讨好皇帝，又借此机会对下属进行勒索。各府州县的官员不敢不从，但也不肯自掏腰包，便把负担转嫁给商民，结果激起了矛盾。参与此事的云南巡抚郭一裕一看不好，赶紧抢先揭发恒文。乾隆马上派专案组去云南调查，由于该案已经在当地引起民愤，在确证案情属实后，他立赐恒文自尽，其他与此事有关的官员，包括郭一裕在内，上自云南巡抚、按察使、布政使，下至各府州县，近六十名官员全都受到了处罚。

道光极度节俭，终其一生，也没有从事大的营建，但老百姓该交的赋税一分都没有少，甚至比以前更多。这位“守财奴皇帝”也没能真正攒下钱来，在他执政期间，政府财源非但没有变得充盈，反而日渐衰竭，由此可见，皇帝和普通老百姓持家过日子其实是一个道理，勤俭节约有时未必是美德，关键还是看钱怎么用以及能不能继续挣到钱。

乾隆从事各种土木营建，本身就兼有散财分资的性质，即便主要用于皇帝居住和赏玩的宫殿园林，其中不少也都仿照同时期的水利等工程，实行“以工代赈”，雇募灾民进行施工。当时受雇宫廷的给值较高，壮工每工给值八分，瓦、木、石、裱等工每工给值一钱五分以上，雇值都高于民间，已足以使灾民糊口，因此应雇者趋之若鹜。

乾隆也绝不是光吃父祖的老本，只会散财不会聚财。古代赋税主要来源于农业，乾隆对于劝农重耕的热情自不必说，单是把他执政期间那些察看农情、盼雨望晴的诗作归类在一起，便是一份相当完整的乾隆朝农业资料。此外，受时代局限，虽然乾隆并没有能够脱离重农抑商的窠臼，但他对作为第二产业的采矿业则相对开明。

明末朝臣竟言矿利，皇帝派太监四处征收矿税，造成虐民暴政，这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清初吸取教训，对各地采矿加以限制，康熙、雍正尤甚，他们认为矿业与衣食住行没有直接关联，矿工聚集在一起也容易生事，所以反对开矿。康雍两朝，凡偷偷采矿的满汉官民，不是解部枷责，就是发边疆充军。敢于谏言开矿的大臣，除被严旨切责外，也往往会被交部察议，给予处分。

严格的“矿禁”政策致使各地矿业处于极度萎缩状态，清代铸钱需要用铜，康熙时铸钱便只能依赖于从日本进口铜，有一段时间因日本限制铜的出口数量，甚至造成了铜荒。雍正为了铸钱所需，才允许在云南开铜矿，但云南每年出铜最多时也只有两三百万斤，长此以往，导致出现了钱贵银贱的问题（银主要来自进口）。

乾隆喜欢大手大脚地花钱，他也从不讳言“利”，认为“义”和“利”不能截然分开，光讲“义”不讲“利”，并不符合孔孟等儒家先圣的原意。在他看来，采矿即如此，“所谓利物者，以百姓之资财，谋百姓之衣食”，这项产业既可解决百姓的生计，又能增加国家税收，何乐而不为？

从乾隆初年起，乾隆对除金银业外的铜、煤等矿业，都先后下旨予以许可，要求只是必须妥善办理，兴利除弊。受乾隆宽松政策的影响以及经济利益的刺激，官方和民间都纷纷投身于采矿业，矿业出现突破性发展，“一百年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了此前的两千年”，云南每年出铜上升到八九百万斤，最多可达一千三百万斤。

随着矿税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坦然“言利”的乾隆对采矿的态度也更加积极主动，经常鼓励臣下寻找矿源。就算对于许可范围之外的金银矿，他实际上也不完全予以禁止，如有一年当他听说蒙古阿拉善王的游牧区内有金矿时，便曾直接谕令阿拉善王与陕甘总督勒尔谨联合勘查，规划开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