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平衡

乾隆摈斥宗室贵族，并不代表他对大臣们就感到满意。这些大臣多数为雍正时代军机处的旧人，乾隆在新政中大幅修改雍正的政策，他们虽不敢公开对此表示非议，但心里不得劲，做事就不会那么积极主动，乾隆使用起来很难称得上得心应手。更让他不满和引起警觉的是，大臣们久居要津，为维护个人私利，或相互援引，或相互排斥，编织出了一张张盘根错节的权力关系网，连身为皇帝的他，都不得不煞费苦心地在中间进行周旋。

雍正朝有“四大宠臣”之说，分别是鄂尔泰、张廷玉、李卫、田文镜，四人同为雍正的股肱心腹，深得雍正的信任和倚重。李、田大多数时间都在封疆大吏任上，且田文镜在乾隆登基前就已去世，对雍正末年至乾隆初年政局造成影响的，主要是鄂尔泰、张廷玉。

张廷玉比鄂尔泰大八岁，资历也比鄂尔泰要老，在康熙末年时已官至侍郎，其时鄂尔泰仅为内务府员外郎，后来军机处创立，张廷玉是首批军机大臣，列名仅次于雍正最信赖的兄弟允祥。张廷玉的子弟也多为达官显职，由于他是汉官，聚集在其周围的官员以汉九卿和汉督抚为主，势力集中于内阁六部。

鄂尔泰原先一直在地方上任职，稍晚才得以进入军机处，但他凭借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之功，后来居上，不出几年名气就超越了张廷玉。鄂尔泰同样满门显宦，子侄多半为总督巡抚，他是满人，聚集在其周围的官员以地方满人督抚为主，当然也有部分在京汉官。

从雍正末年起，朝廷上就已形成鄂尔泰与张廷玉两党的分野，“鄂尔泰、张廷玉素不相得，两家亦各有私人”，他们各树门户，广植党羽，争权夺利，势若水火。雍正去世前，因苗疆事起，雍正颇有怪罪鄂尔泰措置不善之意，鄂党一时失势，张党占了上风，被雍正派去苗疆指挥平叛的刑部尚书张照即为张党成员。张照到贵州后根本就不把精力放在平叛上，却致力于搜集鄂尔泰的种种罪状，向雍正告发，欲全盘推翻改土归流政策，这其实就是鄂、张党争的极端表现。

这个时候正好雍正去世，乾隆即位，经过调查了解，他对改土归流持事实上的肯定态度，并斥责张照“浮躁妄行”，下令将其逮捕下狱。之后鄂尔泰上奏，提出要严惩张照，乾隆看出他有意报复，不仅未听从他的意见，反而还赦免了张照，命张照在武英殿修书处行走，后又任命他为吏部大臣。对于这件事，乾隆后来回顾说：“鄂尔泰欲置伊（指张照）于死地，朕若听其言，张照岂获生全？”

康熙、乾隆祖孙俩都喜欢历史，但乾隆在即位前不敢对近期历史也就是明清历史多加议论，直到即位后才得以畅所欲言。在明史方面，康熙认为朋党相争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关键因素，乾隆亦持相似看法：“明季科目，官官相护，甚至分门植党，偾事误公，恶习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恶而痛斥者。”

研究历史是为了给治政找依据，乾隆拿明史与现实做对照，使他对官僚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行为深恶痛绝，也由此对鄂尔泰、张廷玉结党深为厌恶和不满。问题是鄂、张身为满汉大臣的领袖人物，在乾隆羽毛未丰时，还少不了他们的支持，而且二人又是乾隆皇子时的总师傅，有训诲之劳，情面不能马上撕破。在这种情况下，乾隆采取的对策是沿用自康熙起就屡试不爽的帝王心术，在两党之间玩平衡，通过小心翼翼的操纵驾驭，不让其中一派完全压倒另一派。

张照在贵州时状告鄂尔泰，乾隆在其密折上批示：“鄂尔泰之功过，将来事竣之后自有定论。”实际他当时还没有赞成改土归流，对张照提供的关于鄂尔泰的罪状也并未否定，但却故意表现得不置可否，处处留有余地。

此后张照被证明不能胜任苗疆平叛重任，乾隆马上以张广泗替代，并再三强调：“朕决不遥制，一切唯张广泗是问”。这是因为他知道张广泗不但具备平叛的能力，而且其本身即为鄂党骨干，与鄂尔泰的关系非同一般。苗疆叛乱令鄂尔泰受责，张广泗亦受牵连，派他去贵州实有戴罪立功的意味，张广泗也必然只能破釜沉舟，使出浑身解数竭力平叛。

鄂尔泰上奏要求严惩张照，看似只针对张照一人，其实是在给张党吃瘪，鄂党得势的情况下，鄂党欲对张党穷追猛打乃至制造大狱的信号，一旦得逞，鄂党便会立刻在朝中形成压倒性优势。这种局面对皇帝是极为不利的，所以乾隆才要保全张照，他日后追论此事时说：“张照为张廷玉所喜而鄂尔泰所恶，张广泗为鄂尔泰所喜而张廷玉所恶，朕不是不知道，但朕既不能使其一胜一败，也不能使之两败俱伤，朕对此自有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