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一朝天子一朝规矩，雍正朝时流行的讲祥瑞、崇佛教、宣传乐善好施和路不拾遗，如今都成了过去时。有些人还没能及时转过弯来，在乾隆元年即1736年的殿试中，某试卷被考官拟为第一，上面称颂乾隆行“耕耤之典”。

“耕耤”专指帝王亲耕田地的礼仪，乾隆当时尚未举行此礼，这名士子如此说法，其实和报祥瑞差不多，不过是想对皇上说几句奉承话，讨他高兴而已。孰料乾隆审阅后，马上说：“朕未曾耕耤，可置第二。”

因为没认清形势，把话讲过了头，士子本来已经到手的状元就这样不翼而飞了。

禁报祥瑞之类对于乾隆来说，还只能算是小事，政策更新才是大事。雍正生前力倡改革，所谓“雍正改元，政治一新”，在改革中推出了一系列新政策，其中也确有许多需要调整，如报垦荒地。

雍正在位时倡导垦荒，但他急于求成，喜欢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不少地方官员便对此加以迎合，以少报多，甚至将熟田也报作垦荒地，结果造成了名为开荒，实则加赋的恶果。位列雍正朝“四大宠臣”之一的河南巡抚田文镜更是如此，有一年河南发生大水灾，百姓背井离乡，他竟然仍隐匿不报，说河南虽被水淹，但实际并没成灾。田文镜死后，其继任者王士俊延续了他的政策，将报垦数作为本省地方官考绩标准，报多超迁，报少申饬，搞得民怨沸腾。

乾隆即位后，大学士朱轼等人对此进行了揭发。乾隆很受震动，亲自派人专门调查开垦一事，同时发布上谕，一面命令各地官员据实申报历年虚垦数字，承诺只要据实申报，便豁免相应赋税，一面警告说如有人再蹈旧习，一经查出，必定从重处分，绝不姑息。

仅仅一个月后，王士俊便因“借垦地之虚名，而成累名之实害”被解职，表明乾隆在这方面说到做到，绝非虚张声势。

由于报垦荒地被认为是前朝败政，不久乾隆干脆接受朱轼的建议，下令停止丈地与报垦。虽然他一再强调，更新政策只是出于形势的需要，乃因应之变，但也很容易让人感觉到，这是对前朝的某种否定，尤其在雍正朝混得如鱼得水的官吏更会抱有类似想法。王士俊被解任河南后，以兵部侍郎衔署理四川巡抚，他在呈递给乾隆的密折中说，现在有一股翻案风，似乎所有条陈都热衷于否定前朝政治，甚至还有人当众扬言，只需对雍正时的事进行翻案，便是好条陈，“传之天下，甚骇听闻”。

乾隆对王士俊的密折非常敏感，对廷臣说：“他（王士俊）指责群臣翻案，其实就是指责朕在翻案。”既然乾隆已经更改雍正朝的多项政策，说他在翻案，亦未尝不可，但这本身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如果都让外界挑明了，他乾隆还怎么当孝子？

盛怒之下，乾隆立即将王士俊作为奸邪小人处理，下令将其逮捕回京，判为斩监候（后来下诏释放，削职为民），对于诸王大臣九卿没有及时参奏王士俊，他也表示很是不满。

乾隆的政策更新并非盲目。他一即位就指斥过改土归流，然而随着苗疆之乱被平定，又继续维持了改土归流的成果，表明他事实上已同意改流政策。与之相似的还有火耗归公以及养廉银制度，乾隆一度处于认识不清晰和吃不透、拿不准的状态，后经讨论，认识到这是不可改易的办法，便完全改变了态度，决定继续维持，不做变动。

雍正后期设立了军机处，乾隆即位初期曾将之废弃，不过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设立了总理事务处，在重大事务上乾隆可以同总理事务王大臣商讨，自然就可以不设军机处了。等到乾隆的孝期已满，允禄等人奏请免除总理事务，乾隆表示同意，下令裁撤孝期内设置的总理处，但考虑到西北两路军务尚未完竣，仍有事务须特召交办，所以决定重新恢复军机处，并指定鄂尔泰、张廷玉等人进入军机处办事。

还有一些雍正朝的制度，如密折、秘密建储、摊丁入亩等，乾隆基本上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这些制度与改土归流、火耗归公、军机处等性质相同，都是雍正的基本政策和功业所在，史学家因此认为，乾隆虽然“政尚宽大”，但只是补救前朝的偏差，实际乾隆政治与雍正政治之间有如父子的血缘，天生就存在融合和继承的关系，二者不能脱离也无法脱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