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吴广平
众所周知,中国先秦诗歌从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到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是四言诗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些“先民的歌唱”被周人搜集、整理,编订成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以后整整三百年,中国文坛几乎被散文的光辉所笼罩,诗歌则处于沉寂时期。打破这沉寂局面的,乃是天才诗人屈原及其后学宋玉。他们创造了一种具有楚国鲜明地方特色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就是“楚辞”。“楚辞”和《诗经》迥然不同,它不是集体的歌唱,而是个人的创作;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浪漫主义的;不重自然的写实,而重主观的抒情;不是表现的北国风光,而是表现的南方景象;不是单一的比兴,而是整体的象征;句式不是板滞的四言,而是灵动的杂言;篇章不是回环复沓的短章,而是结构宏大的巨制;风格不是自然质朴,而是弘博丽雅。楚辞鲜明的地方特色,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有经典的概括:“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见《宋文鉴》卷九十二)因为楚辞这种新诗体的代表作,乃是“逸响伟辞,卓绝一世”(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的《离骚》,故后人又称其为“骚体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往往“风”“骚”并称,以“风”来指代《诗经》,以“骚”来指代楚辞。考“楚辞”这一名称,最早见于西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张汤传》载:“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文献,把楚国人屈原、宋玉所创作的骚体诗和汉代人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等人所创作的拟骚诗汇编成集,共十六卷,定名为《楚辞》,从此,“楚辞”遂又成为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东汉安帝元初初年,王逸给刘向所编的《楚辞》作注,又加进他自己写的一篇《九思》,而命名全书为《楚辞章句》,为十七卷。刘向编的十六卷本《楚辞》久已亡佚,只有王逸的十七卷本《楚辞章句》流传至今,这就是现存最古的《楚辞》注本。《楚辞》一书是中国文学的古老经典,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文献分类法,《楚辞》属于“集部”,向来被称为“集部之祖”。打开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其中“集部”类的第一部书就是《楚辞》。故四库馆臣称:“集部之目,《楚辞》最古。”(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八“集部总叙”)由于《楚辞》一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研究楚辞的历史绵延悠久,研究楚辞的论著汗牛充栋,并因此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楚辞学。
作为一种诗歌体式,楚辞源于“楚声”“楚歌”。在春秋时代,楚国的音乐和民歌被称为“南风”或“南音”。《左传·成公九年》记载,楚人钟仪在晋鼓琴而操“南音”,被誉为“乐操土风,不忘旧也”。战国时楚国的地方乐曲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曲目,还都可以从楚辞作品中看到。屈原的《涉江》《九歌》和宋玉的《九辩》,就是借旧题写的新诗。屈原以前的楚地民歌,有刘向《说苑·善说》篇所载楚康王时代(前559-前545年在位)翻译的越族渔家姑娘唱的那首著名的情歌《越人歌》:
稍后数十年,又出现了《孟子·离娄上》所引、传为孔子所闻的《孺子歌》:
这两首诗歌都使用语气词“兮”,与后来的楚辞的基本形式相同,乃是楚辞的先导。但这样的民间小调犹如涓涓细流,倘若不被伟大的诗人屈原学习和采用,并创造出“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文心雕龙·辨骚》)的《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诗作,就不可能形成中国诗歌长河中骚体诗创作的狂潮,成就“一代之文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屈原的出现,是中国诗坛一次辉煌的日出。
屈原这人,诗人气质很重,多愁善感,富于激情,既理智清醒,又感性迷狂。他的生活、为人,都是诗化的。他爱穿奇装异服,服饰新潮、前卫,年既老而不衰。他制芰荷以为衣,集芙蓉以为裳,头戴着高高的帽子,耳缀着亮亮的明珠,身佩着长长的宝剑,腰系着馥郁的香囊,“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离骚》),遍体鲜艳,华美芬芳,走起路来还有佩玉叮当作响。他“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爢以为粻”(《离骚》),“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吸飞泉之微液兮,怀琬琰之华英”(《远游》),“捣木兰以矫蕙兮,糳申椒以为粮。播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芳”(《惜诵》),“吸湛露之浮源兮,漱凝霜之雰雰”(《悲回风》),“登昆仑兮食玉英”(《涉江》),饮清露,含朝霞,吃花粉,食玉英,不食人间烟火,俨然云外神仙。饮食芳洁,十分讲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离骚》)所服(服饰和服食)都与世俗之人不一样。他还上天下地,沟通天人,时而飞行天上,时而驰骋人间,能向远古的神女表白感情,能请上古的神巫占卜降神。这一切当然都是象征,是隐喻,并非写实,是以服饰和服食的芳洁来表明自己品性的高洁,用上天下地来表现自己的苦苦求索,用追求神女来象征追求明君,用占卜降神来表现自己内心中的矛盾冲突。但这样的奇思幻想竟出自一位曾担任左徒的高官笔下,却实在令人拍案叫绝、叹为观止!要知道他在位时每天一定都有繁重琐碎的政务,周围又有那么多的奸佞小人影响心情,然而他仍然有天真孩童般的满脑子奇想,花季少女般的一系列追求,这是多么难得的灵性和诗情啊!
屈原是个完美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而现实却又偏偏太黑暗,太残酷。他所处的时代,楚国统治集团已腐败到了极点。信谗弃贤是当时政治腐败的重要标志。“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离骚》)“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卜居》)政府官员不依法办事,为所欲为,是当时政治腐败的另一重要表现。“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离骚》)不注意道德修养,生活糜烂,道德败坏,是当时贵族个人生活作风腐败的反映。“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离骚》)官员们欲壑难填、贪得无厌,是当时经济腐败的突出表现。“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离骚》)面对楚国腐败的黑暗现实和国势陵迟的危险局面,屈原经常长吁短叹,泪流千行,忧心如焚,苦不堪言。他在诗篇中一再将历朝历代的明君与昏君、清官与贪官对比进行描写:“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昌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离骚》)通过这一系列的对比,以揭示“为官清,其政兴;为官贪,其政衰”的兴衰成败规律,为楚王提供历史借镜,其用心可谓良苦!针对楚国腐败的社会现实,屈原高唱:“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主张举贤授能,将德才兼备的人选拔来掌权;修明法度,将国家的治理纳入法治轨道。他坚持真理、充满理想,“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以改革图强为己任,上下求索,表现出英勇的献身精神。尽管遭受无数挫折和打击,然而屈原忠于祖国、热爱祖国的情怀至死不渝。“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骚》)诗人炽热的爱国之情感人肺腑。他爱美时像个少女,而斗争起来却是一位真正的伟男。“草宪”风波闹得那么大,就在于他出台的宪令包含有惩贪肃腐的重大主题,准备掀起一场“廉政风暴”,要和腐朽势力作殊死的斗争,因而触犯了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所以受到奸佞的诽谤,楚王的流放。“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但屈原“董道不豫”,坚持与楚国腐朽势力斗争到底!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生与死的考验中,他无所畏惧,视死如归。他不讳言死,也不怕死。“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以上《离骚》)“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怀沙》)“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惜往日》)“宁溘死而流亡兮,不忍为此之常愁。”(《悲回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渔父》)他以死明志,多次表明他甘愿为反抗黑暗、追求理想而献身!虽然屈原也知道:“骤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悲回风》)但现实太黑暗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只能以死抗争,别无选择!屈原之所以选择水死,是有象征意义的,就是为了表明自己清白,表明自己和腐朽势力势不两立!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葬身鱼腹之中,多么清白,多么干净!即使带有尘世的污垢,也被清清的江水洗刷得干干净净!总之,屈原举贤授能、修明法度的美政理想,忠于祖国、至死不渝的爱国感情,坚持真理、勇于求索的献身精神,代表着历史的进步要求和民族的精神脊梁,千百年来哺育和激励了无数的志士仁人和进步作家!“屈原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是永远值得我们骄傲的“民族魂”。
屈原是楚辞的创始人和代表作家,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位诗人,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作品思想深邃,情感浓郁,构思奇特,想象丰富,意境优美,文辞瑰丽,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他善于以经天纬地之才,表现各种矛盾与冲突,如《离骚》中表现的生与死、去与留的矛盾与冲突,《九歌》中表现的神与人、圣与俗的矛盾与冲突,《天问》中表现的古与今、明与惑的矛盾与冲突,莫不惊心动魄,震古撼今。屈原开创了中国诗歌由民间集体创作到作家个人创作的新时代。他拉开序幕,即满台精彩。其作品风格不但不重复前人,也不重复自己,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特征。《离骚》波澜壮阔,幽深隽永;《九歌》迷离飘渺,悱恻绮靡;《天问》恢诡谲怪,瑰丽奇矫;《九章》质朴清新,直率平实;《远游》高蹈飞升,道骨仙风;《大招》夸张渲染,立意高卓;《卜居》《渔父》则韵散结合,迹近赋体。继《诗经》的现实主义之后,屈原开创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的艺术表现力。他运用大胆的想象、神奇的夸张,交织以古老的神话、优美的传说、原始的宗教、民间的风俗,将历史与现实、神界与人间熔为一炉,创造了一幅幅激动人心的艺术画面,塑造了高大峻洁的自我形象,表现了诗人的崇高理想,形成了神奇谲怪的美学风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屈原重视诗歌意象的创造和组合,将《诗经》孤立的比兴手法发展为系统的象征艺术,形成了有机统一的意象系统。正如王逸所说的:“《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楚辞章句·离骚序》)屈原作品中的意象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人的意象群,二是物的意象群,三是神的意象群。而每一类意象群内除了某些中性事物外,又有正反对立的两组。屈原“寄情于物”,“托物以讽”,以此来表现肯定或否定的意向和鲜明的爱憎,因而他作品中的意象大多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特别是屈原建构和营造的香草美人意象,芬芳华美,具有经典意义,滋润和沾溉了后世无数作家。屈原作品还常常用男女恋爱婚姻关系来象征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形成了朱熹所谓的“男女君臣之喻”。《离骚》前半篇诗人自比弃妇,后半篇以求女象征求君,均是“男女君臣之喻”整体构思的体现。这不仅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习惯,而且形象生动,表意隽永。《尚书·舜典》云:“诗言志,歌永言。”最早对诗歌的功能作出了明确的概括。比起“三代”人的重言志,屈原更重言情。他在《九章·惜诵》中提出了著名的“发愤以抒情”说。这是屈骚美学的灵魂和精髓,也是中国古代悲剧理论的重要主题。屈原乃有心做政治家,而无心当文学家。“愤怒出诗人”。由于在政治上“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屈原情不自禁地抒发自己的牢骚与愤懑,遂创作出了震撼千古的光辉诗篇,成为中华民族文学史上伟大的诗人。屈原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他的影响是深远的。王逸《楚辞章句叙》称:“屈原之词(同‘辞’),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也指出:“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宋玉等人大概只是屈原的后学。唐勒、景差的辞赋今均已佚。宋玉的作品有许多篇流传至今。除《楚辞章句》所收的《九辩》《招魂》两篇为楚辞体诗歌外,《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御赋》,均是赋体文学,且均是散体赋(详参拙著《宋玉研究》上编第五章“著述的真伪”,岳麓书社,2004年9月第1版,第86-111页)。
宋玉是一介寒士。这一身份非常重要。因为屈原是一位大起大落的高官,他传奇性的生活经历,大多数的人是没有的,后来的追随者硬要模仿屈原的创作,就很容易变成空洞的抒情。而宋玉作为一介寒士,他的这一身份和他表现的不平与感伤,倒是最为普遍的人生经历和人生感受。在中国文学史上,宋玉敏感地发现了自然与人生之异质同构关系,通过对自然与人生之双重感伤,开创了中国文学的“伤春”与“悲秋”主题,表现了“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感伤与哀怨,以及对时代、社会、人生的悲慨。
宋玉的《招魂》结尾开创了中国文学的“伤春”主题,内容如下:
宋玉的《九辩》开头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悲秋”主题,内容如下:
从此以后,“伤春”与“悲秋”乃成为中国文人易患的“季节性情绪低落症”和中国文学绵延不绝的永恒主题。这样的情绪、这样的主题未免低沉、沮丧,甚至消极,但却和封建时代众多落魄文人的情感息息相通,引发了历代文人的共鸣。宋玉的“伤春”与“悲秋”遂奠定了中国文学的感伤主义传统。
“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文心雕龙·时序》)“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文心雕龙·辨骚》)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宋历来并称,两人均被尊为“中国文学之祖”。刘师培说:“中国文学,至周末而臻极盛……而屈、宋楚辞,忧深思远,上承风雅之遗,下启词章之体,亦中国文学之祖也。”(《论文杂记》)陆侃如说:“谁是中国文学之祖?我毫不迟疑的说:屈原与宋玉。他们不但给予楚民族文学以永久的生命,并且奠定了中国文学的稳固的基础。”“古代若无屈、宋,则文学史决没有那样灿烂;而楚民族若无屈、宋,则楚文学也决占不到重要的地位。所以,凡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尤其研究古代文学的人——都不可不从屈、宋下手。”(《屈原与宋玉》)由此可见,屈原和宋玉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传世的《楚辞》,除收入了屈原和宋玉的骚体诗外,还收入了汉代的拟骚诗。汉代人用楚辞形式写作,大都用“代言体”,即作者代表屈原、用屈原的口气来叙事和抒情,这就不能不流于矫揉造作、因袭模拟。王逸《楚辞章句》中收入的汉人辞作,较有特色的是贾谊的《惜誓》和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其中《招隐士》尤为后人称道,原因就在于不是对屈原作品的简单模仿。其他几篇汉人辞作,大都辞气平缓,意不深切,有的甚至“如无所疾病而强为呻吟者”(朱熹《楚辞集注·楚辞辩证上》)。因此,本书干脆将这几篇汉人辞作删掉。
有机会与丁鲁教授合作完成这部《白话格律楚辞》,本人倍感荣幸。丁先生是著名的俄罗斯诗歌翻译家。他翻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叶赛宁抒情诗选》《涅克拉索夫诗选》《克雷洛夫寓言诗全集》享誉士林,深受广大读者喜爱。丁先生同时也是著名的新诗格律研究专家,他撰著的学术专著《中国新诗格律问题》被收入季羡林先生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丛书出版。丁先生还是著名的诗人,创作了许多白话格律诗。这部《白话格律楚辞》正是丁先生白话格律诗理论的艺术实践,凝集了先生的智慧、心血、修养和追求,也生动形象、逼真传神地传达了屈原、宋玉的艺术精髓。我相信,此书一定会受到古典文学工作者和广大诗歌爱好者的喜爱!丁先生是根据我对《楚辞》的校注与理解来翻译的,读者朋友如果在阅读《白话格律楚辞》时遇到对原文理解的疑惑,可以进一步阅读岳麓书社出版的拙著《白话楚辞》和《楚辞全解》。
2014年4月20日
于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