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6
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两个月的乡村幽居生活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当时有这种感觉）过去了。但这两个月所体验的感情、激动和幸福足足抵得上一生。我们俩关于村居生活的梦想实现得完全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不过，我们的生活过得并不比我们的梦想差。没有我出嫁前所想象的那种认真的劳动，没有为了承担义务而自我牺牲，也没有为别人而生活；有的只是彼此相爱的自私感情、被爱的欲望，老是无缘无故地感到快乐，并且忘记了世上的一切。不错，他有时到书房工作，有时进城办事，或者为农活奔忙，但我看出，他离开我时是多么痛苦。后来他自己也承认，只要我不在，世上一切对他都是没有意思的，他不明白怎么能去干那种事。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看书，弹琴，陪伴婆婆，到学校教书，而我做这一切都只是因为同他有关，并能博得他的称赞；但只要想到什么同他无关的事，我的手就垂下来，而且一想到世界上除了他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就觉得可笑。也许这是一种不好的自私的感情，但这种感情使我感到幸福，并且使我高出于全世界之上。对我来说，世界上只存在他一个人，而且我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完美无缺的人；因此我不能为任何其他事物活着，我只能为他活着，并且做一个他所希望的那样的人。他则认为我是世界上具有一切美德的十全十美的女人；我也就竭力要在世界上最完美的男人面前做一个这样的女人。
有一次，我正在祷告上帝，他走进我的屋里来。我回头望了他一眼，继续祷告。他在桌旁坐下，不来打扰我，接着他翻开一本书。但我觉得他在望着我，又回头看了看。他微微一笑，我也笑起来，祷告就做不下去了。
“你已经祷告过了吗？”我问。
“祷告过了。你继续祷告吧，我走了。”
“你也来祷告，好吗？”
他没回答，想走，但我把他叫住。
“我的宝贝，为了我，同我一起祷告吧。”
他站在我旁边，笨拙地垂下手，神态庄重，结结巴巴地念起来。他偶尔向我转过身，在我脸上寻找赞许和帮助。
他一念完，我笑了，拥抱他。
“都是你，都是你！我仿佛变得又只有十岁了。”他说着涨红了脸，吻着我的双手。
我们的房子是乡间一所古老的住宅，祖祖辈辈住在这里，彼此尊敬爱护，这里处处洋溢着正直良好的家庭传统。我一进门，这种传统仿佛也就成了我的传统。家里的陈设和规矩都是由塔季雅娜·谢苗诺夫娜按照老传统安排的。虽不能说一切都很雅致美观，但从佣人到家具和食物，一切都很丰富，一切都很整洁，厚实，井井有条，令人尊敬。客厅里对称地摆着家具，挂着画像，地板上铺着自织的地毯和花条布地毯。起居室里摆着一架旧三角钢琴、两个式样不同的小衣柜、几把沙发和几张包黄铜带镶嵌的小桌子。我的书房是由塔季雅娜·谢苗诺夫娜精心布置的，里面摆着不同时代和不同式样的精美家具，其中有一架古老的穿衣镜，起初我不好意思照，后来却成了我十分宝贵的东西。塔季雅娜·谢苗诺夫娜的声音虽然听不见，但家里的活动就像一架上足发条的时钟那样进行着。仆人虽然嫌多，但他们都穿着没有后跟的软靴（塔季雅娜·谢苗诺夫娜认为鞋底的嚓嚓声和鞋跟的橐橐声是世界上最讨厌的声音），并以自己的职责自豪，他们在老夫人面前战战兢兢，对待我和我丈夫毕恭毕敬，高高兴兴地干着各人的事。每星期六家里照例要擦洗地板和拍打地毯，每月第一天都要做圣水祭礼拜，每逢塔季雅娜·谢苗诺夫娜和她儿子的命名日（这年秋天又第一次加上我的命名日），都要大宴四邻。而这一切都是从塔季雅娜·谢苗诺夫娜记事的时候起就一直沿袭下来的。丈夫从不过问家务，他只管理农事和农民，在这方面花去很多时间。他起得很早，连冬天都是如此，因此我醒来总是见不到他。他通常在喝早茶的时候回来（我们俩总是单独在一起喝茶），他在操劳和处理了不愉快的事情后心情就特别好，我们把他这种心情叫作狂欢。我常常要他告诉我，他早上做了些什么，他就对我说一些荒唐可笑的事，说得我们俩都笑得要死。有时我要他讲些正经事，他就忍住笑讲起来。我看着他的眼睛，看着他翕动的嘴唇，什么也没听明白，我只要能看见他，听到他的声音，就快活了。
“啊，我刚才说什么来着？你说一遍。”他问。但我什么也说不上来。他对我谈的不是他自己的事，也不是我的事，而是别的什么可笑的事。外面不论发生什么事，仿佛都不关我们的事。过了好多日子，我才了解他的工作，并对此发生兴趣。塔季雅娜·谢苗诺夫娜午饭前一般不出房门，独自喝茶，只打发人来向我们问好。在我们这个独特的幸福得发狂的小天地里，听到从她那另一个庄重规矩的角落传来的声音，觉得十分古怪，因此当使女交叠双手，不慌不忙地报告说，塔季雅娜·谢苗诺夫娜要她来问问，我昨天散步回来后睡得怎样，还要告诉我她腰疼了一夜，村子里那条该死的狗叫得她没法睡觉。她还说：“太太要我问您是不是喜欢今天的面包，她请您注意，今天不是塔拉斯烤的，而是尼科拉沙第一次试烤的，‘8’字形甜面包尤其出色，但面包干烘过头了。”我听了这些话总是哈哈大笑。午饭以前我们俩很少在一起。我独自弹琴，看书；他写信，有时再出去；但在四点钟午饭时，我们大家都聚集在客厅里，妈妈慢悠悠地从她的房间里走出来，接着几个常住我家的穷贵族和香客也都出来了。每天我丈夫总是照老规矩搀着母亲出来吃午饭，但她总是要他用另一只手搀着我，因此每天我们总是你推我挤地走进门来。午饭时，妈妈总是坐主位，谈话总是彬彬有礼，甚至有点庄严。我和我丈夫的随便谈话常常愉快地打破午饭时这种庄严的气氛。有时他们娘儿俩还争吵，彼此取笑；我特别喜欢这种争吵和嘲笑，因为这最有力地表现出母子之间牢固的深挚感情。饭后，妈妈坐在客厅的大安乐椅上研鼻烟，或者裁开新书的页边，我们就念书给妈妈听，或者到起居室弹琴。这个时期，我们一起念了许多书，但我们最喜爱和最爱好的享受还是音乐，音乐每次都拨动我们新的心弦，使我们彼此仿佛又一次敞开自己的心扉。当我弹奏他心爱的曲子时，他总是坐到我几乎看不见的远远的沙发上，他由于害羞，总是竭力掩饰音乐对他的影响；但我常常出其不意地从钢琴旁站起来，走到他跟前，竭力在他脸上找寻激动的痕迹和他眼睛里不自然的光辉和泪花，他虽然竭力不让我看见，但没有用。妈妈常常想到起居室来看看我们，但她大概不愿使我们感到拘束，有时就故意不看我们，摆出一副严肃而冷淡的神气穿过起居室，但我知道她根本没有必要去自己的屋里又这么快回来。晚茶我常安排在大客厅里，这时一家人又聚集到餐桌旁。在明亮如镜的茶炊旁庄严聚会，由我把玻璃杯和茶杯分发给大家，这种聚会使我长时间感到难堪。我要拧开这么大茶炊的龙头，把玻璃杯放在尼基塔的托盘上，并说：“彼得·伊凡内奇请，玛丽雅·米尼奇娜请。”还问：“够甜吗？”还要给老保姆和资深的用人留下方糖，我总觉得我还太年轻，不够老练，不配享有这样的荣誉。“好，好，”我丈夫常常说，“真像个大人了。”这就使我更窘了。
晚茶后，妈妈就摆牌阵或听玛丽雅·米尼奇娜算命，然后她吻我们俩，给我们俩画十字，我们就回房去。但多半是我们俩一直坐到半夜，这是我们最美好最愉快的时光。他给我讲他的往事，我们一起制订计划，海阔天空地聊天。我们竭力压低声音说话，免得让楼上的人听见，去报告塔季雅娜·谢苗诺夫娜，而塔季雅娜·谢苗诺夫娜总是要我们早早地睡觉。有时我们饿了，就悄悄走到配菜间，请尼基塔给我们弄点冷餐，然后在我的书房里只点一支蜡烛吃夜宵。在这座古老的大房子里存在着传统的习惯和塔季雅娜·谢苗诺夫娜的严谨作风，我同他两人住在这里就像是做客似的。不仅塔季雅娜·谢苗诺夫娜，就是仆人、老使女、家具和图画，都使我产生敬畏的心情，意识到我同他住在这里不太合适，必须非常谨慎小心。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有许多事情——这种使人拘束的一成不变的秩序和家里一大批无所事事而又爱管闲事的仆人——都使人感到拘束和难受，但当时正是这种拘束使我们的爱情更富有生气。不仅是我，就是他也从不流露不满意的样子，相反，他甚至对坏事装作没有看见。妈妈的侍仆德米特里·西多罗夫是个烟鬼。每天饭后我们在起居室时，他总是到我丈夫书房的抽屉里拿烟丝。这时谢尔盖·米哈伊雷奇就带着又惊又喜的神色踮着脚尖走到我跟前，指指德米特里·西多罗夫，向我挤挤眼，用手示意不要声张，而德米特里·西多罗夫怎么也没想到会有人看见他。这情景是有趣极了。等德米特里·西多罗夫没有发现我们而走了出去后，丈夫发现这事照例顺利结束，便高兴地说我很可爱，并且吻了我。有时他这种泰然自若、宽容姑息和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态度使我很不高兴，认为这是他的弱点，而没有看到我自己也有同样的毛病。“他简直像个没有胆量的孩子！”我想。
“唉，我的朋友！”有一次，我对他说，他的弱点使我惊讶。他就回答说，“我现在这样幸福，怎么还能对什么感到不满呢？与其让别人难堪，不如自己让步，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没有什么处境能使人感到不幸福。我们是多么快活啊！我不能生气，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只有可怜和好玩的东西。主要是，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不瞒你说，每当我听见铃铛声，或者接到来信，甚至早上醒来的时候，我都会感到害怕。我怕的是还得生活下去，我怕的是会发生什么变化，因为不可能有比现在更好的处境了。”
我相信他，但并不完全理解他的话。我感到快活，但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不可能有别种情况，而且大家都是这样的，如果说，别的地方还有别种幸福，即使是不大的幸福，那也是另一种幸福。
就这样过了两个月。冬天带着严寒和风雪降临了。虽然他仍同我在一起，我却开始感到孤独，开始感到过的是老一套的生活，我身上和他身上都没有什么新东西，相反，我们仿佛又回到老路上。他开始比以前更努力工作，但不让我过问，因此我觉得他心里有个特殊的天地不放我进去。他那一成不变的沉着使我生气。我和以前一样爱他，也和以前一样因他的爱而感到幸福；但我的爱情停滞了，不再增加，而除了爱情，有一种新的不安感正在潜入我的心里。在经历了热恋之后，我觉得光是爱还不够。我需要活动，而不要平静的生活。我需要激动、冒险和为爱情而自我牺牲。我身上有过剩的精力，无法在我们平静的生活里用掉。我常常感到忧郁，我把它当做坏事竭力瞒着他；我心中又常常涌起一阵阵狂热的柔情和喜悦，这使他感到害怕。他比我更早发现我的这种精神状态，建议我进城去玩玩，但我要求别去，不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不要破坏我们的幸福。真的，我很幸福，我感到痛苦的只是，这幸福没有花费我什么力气和牺牲，而我却渴望付出力气和牺牲。我爱他，看到我为他所做的一切；但我却希望大家都看见我们的爱情，不让我爱他，而即使如此，我仍然爱着他。我的理智甚至感情全都用上了，但我还有别的感情——青春和渴望行动的感情，在我们平静的生活中找不到使用的地方。为什么他对我说，只要我愿意就可以搬到城里去呢？如果他不对我说这话，也许我会懂得，这种使我烦恼的感情是荒唐的有害的，是我错了，我所追求的牺牲其实就在这里，就在我面前，就是克制这种感情。只要搬到城里去就能摆脱忧郁，这种想法浮上我的心头；同时，为了我而要他离开他所爱的一切，我又觉得内疚，觉得于心不忍。时间就这样不断流逝，雪越下越大，墙外都积满了雪，我们却始终是四目相对，整天厮守在一起，而外面的世界五光十色，人们喧闹、激动、痛苦、欢乐，根本没想到我们，没想到我们虚掷的时光。我觉得最糟糕的是，我们的习惯一天天把我们的生活冻结在一个固定的模式里，而我们的感情则变得很麻木。越来越顺从于四平八稳、没有激情的时间洪流。早晨我们喜气洋洋，午餐时彬彬有礼，晚上情意绵绵。“行善吧！……”我对自己说。“行善和过正直的生活，正如他说的，很好，但这种事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做，而有些事只有现在才能做。”我需要的不是行善，而是拼搏，我要让感情支配我们的生活，而不要让生活支配我们的感情。我希望和他一起走近万丈深渊，并且说：“再走一步，我就跳下去了，只要一动，我就完了。”他站在深渊边上，脸色发白，伸出他那双有力的手把我抱住，抱着我俯视深渊，我吓得心脏收缩，听任他把我抱到什么地方去。
这种精神状态甚至影响了我的健康，我开始神经衰弱。有一天早晨我的健康状况特别坏；他从管理处回来，情绪不好，这在他是很难得的。我立刻发现这一点，问他出了什么事。但他不愿告诉我，说这事不值一提。后来我才知道，县警察局长对我丈夫没有好感，把我家农民叫了去，向他们提出非法的要求，并且对他们进行威胁。对此我丈夫不能容忍，不能把它只看作一件又可怜又可笑的事，他大发脾气，并因此不愿跟我谈这件事。但我认为他不愿跟我谈，是因为他把我看作小孩子，不能理解他的心事。我扭头不理他，吩咐用人去请玛丽雅·米尼奇娜来喝茶，她当时正在我家做客。我很快喝完茶，然后把玛丽雅·米尼奇娜拉到起居室，同她大声谈些我根本不感兴趣的废话。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偶尔对我们瞧瞧。他的目光不知怎的对我影响很大，我越来越想说话，甚至越来越想笑：我觉得我说的话和玛丽雅·米尼奇娜说的话都很可笑。他对我什么也没说，就走到自己书房里，随手关上门。我一听不见他的声音，我的愉快心情顿时消失，连玛丽雅·米尼奇娜都感到惊讶，问我出了什么事。我没有回答她，坐到沙发上，直想哭。“他在想些什么呀？”我想。“一定是些小事，但他认为了不起，他要是告诉我，我一定会让他明白，这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嗐，他总以为我不懂，故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来蔑视我，表示他对待我总是正确的。然而，我感到寂寞空虚，我要生活，我要生活，我不要老待在一个地方虚度年华，我这种感觉又何尝不对呢。我想前进，希望每天每时每刻都能遇到新鲜事情，而他却想停滞不前，并且迫使我也留在原地不动。他这样做真是太方便了！要做到这一点，他不用带我进城；要做到这一点，他只要像我一样不勉强自己，不克制自己，而是随随便便过日子。他这样劝我，但他自己并不随便。问题就在这儿！”
我感到心里在流泪，我生他的气。对这种情绪我自己也感到吃惊，我就去找他。他坐在书房里写东西。他听见我的脚步声，若无其事地回头对我瞧瞧，继续写字。我不喜欢他这种目光；我没有走到他身边，却走到写字台旁，打开一本书来看。他又停下笔对我瞧瞧。
“玛莎！你不高兴吗？”他问。
我用冷冷的目光回答他，仿佛说：“问什么！何必这样客气？”他摇摇头，胆怯而温柔地微微一笑，但我没有用笑脸来回答他的笑脸，这在我还是第一次。
“你今天怎么啦？”我问，“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没什么！一件不愉快的小事，”他回答，“但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有两个农民进城去……”
但我没让他把话说完。
“喝茶的时候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当时很生气，准会对你说出蠢话来。”
“可当时我很想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你总认为我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事都帮不了你的忙？”
“我怎么认为？”他扔下笔说，“我认为我没有你就活不下去。你不仅处处帮助我，而且什么事都是你在做。亏你想得出！”他笑了。“我是靠了你才能生活。我觉得就因为你在这儿一切才那么美好，我需要你……”
“是的，这我知道，我是个需要宠爱的好孩子。”我说话的语气使他吃惊，他看着我，仿佛还是第一次看见我似的。“我不要你的冷静，你够冷静了，太冷静了。”我添加说。
“哦，你瞧，是这么一回事，”他慌忙打断我的话说，显然不让我把话说完，“不知道你会怎么看待这件事。”
“我现在不想听。”我回答。虽然我很想听他说，但能破坏他心里的平静，我感到很痛快。“我不要游手好闲，我要过真正的生活，”我说，“像你一样。”
他的脸色变化迅速，反应很快，这时现出痛苦和紧张的神情。
“我要跟你平等生活，跟你……”
我没法把话说完，因为他的脸上现出十分忧郁的神色。他沉默了一会儿。
“你跟我一起生活，什么地方不平等？”他说，“是因为同县警察局长和喝醉酒的农民打交道的是我，而不是你……”
“不光这一件事。”我说。
“看在上帝分上请你理解我，我的朋友，”他继续说，“我知道，担惊受怕总是痛苦的，我有生活经历，这滋味我尝过。我爱你，因此我不能不希望让你避免这种痛苦。我活着就是为了爱你，因此你也不要来妨碍我的生活。”
“你永远正确！”我眼睛不瞧他说。
我感到气愤的是，在我烦恼和悔恨的时候，他还是那样心安理得，若无其事。
“玛莎！你怎么啦？”他说，“问题不在于是你正确还是我正确，而完全是另一回事；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别急着说，你先考虑一下，再把你的想法告诉我。你对我有意见，你大概是对的，但你得让我明白我错在什么地方。”
但我怎么能把我的心里话告诉他呢？他一眼就能知道我的心事，我在他面前又成了孩子，我做的事没有一件他不了解或没有预见到。想到这一点，我更加激动。
“我对你毫无意见，”我说，“我只是感到无聊，我不希望无聊。但你说非这样不可，结果又是你正确！”
我说完这话，瞧了他一眼。我的目的达到了，他的平静消失了，脸上现出恐惧和痛苦的神色。
“玛莎，”他激动地低声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可不是儿戏。现在正在决定我们的命运。我请你什么也别回答，先听我说。你为什么要折磨我？”
但我打断了他的话。
“我知道又是你对。别说了，总是你对。”我冷冷地说，仿佛说话的不是我，而是我心里的魔鬼。
“你真不知道你这是在做什么！”他声音发抖地说。
我哭了，我感到好受些。他坐在我旁边，一言不发。我开始可怜他，我感到害臊，对我的行为感到悔恨。我没有看他。我觉得，在这一刻他应该严厉地或者困惑地望着我。我回头一看，原来他正用亲切温存、仿佛请求原谅的目光凝视着我。我拉住他的手说：
“请你原谅！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对，但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说了实话。”
“什么？”我问。
“我们得去彼得堡，”他说，“目前我们在这儿没事好干。”
“随你的便。”我说。
他拥抱我，吻了吻我。
“请你原谅，”他说，“我对不起你。”
那天晚上，我为他弹琴弹了好久，他在屋里来回踱步，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他有自言自语的习惯，我常常问他在嘟囔些什么，他总是想一想，然后把他说的告诉我：他多半是在念诗，有时说些毫无意思的废话，但从这些废话里我能知道他的心情。
“你刚才在嘟囔些什么呀？”我问。
他站住，想了想，微微一笑，然后背了莱蒙托夫的两句诗作为回答：
“是啊，他是个不平凡的人，他什么都知道！”我想，“我怎么能不爱他呢！”
我站起来，拉着他的手，同他一起来回踱步，竭力使我们的步调一致。
“行吗？”他瞧着我笑眯眯地问。
“行。”我低声说。我们心里都充满了愉快的感情，我们的眼睛都笑了。我们的步子越迈越大，脚尖越踮越高。我们就这样迈着大步，使格里戈利生气，使在客厅里摆牌阵的妈妈大为惊讶。我们就这样穿过各个房间，走到餐厅，在那里站住，四目相视，哈哈大笑。
两星期后，在圣诞节前，我们来到了彼得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