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朵云轩拍卖的台前幕后

常言道，聚沙成塔，集商成市。一个繁荣市场的基础，必定是众多行业的兴盛，拍卖也不例外。上海地区的文物艺术品拍卖在新世纪前后曾达到过自己的高峰，在全国名列前茅。那时，上海许多老艺术品拍卖公司各显神通，新拍卖公司相继成立，文物艺术品拍卖你追我赶，达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喜人局面。而后，与朵云轩几乎有相仿艺术品经营背景的上海文物商店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合作，创建新的专业艺术品拍卖公司，更是在上海地区形成与朵云轩两强争雄的市场格局。

可是近年来，上海地区的文物艺术品拍卖业绩与全国拍卖市场的第一方阵渐行渐远。上海作为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竞争要素齐备的艺术品市场理应创造出令人期待的拍卖业绩。可是，或许是上海人浸入骨髓的市场规则意识和理智秉性，不适合疯狂的炒作和虚幻的泡沫，或许是上海艺术品拍卖市场本身还有待于真正意义的健全和完善，近十年来随着艺术品拍卖的一轮轮热潮，文物艺术品落槌天价迭出，上海地区整个文物艺术品拍卖业绩不升反降，不少专业艺术品拍卖公司的偃旗息鼓，加之原先以物资拍卖为主业旁及艺术品拍卖的公司在严峻的市场竞争中的难有作为，上海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份额不断萎缩。陷入了本地藏家不送拍上海的拍卖公司，内地、香港乃至境外高成交额的艺术品由上海买家收入囊中的令人深思的怪圈。

与此同时，北京地区新的大型专业艺术品拍卖公司高调创建、文物艺术品拍卖纪录不断刷新，市场的集聚效应终于显现。北京，以顶级文物艺术品上拍率的不断提升和远高出各地的拍卖成交额傲视全国拍卖市场。上海，虽然握有文物艺术品拍卖的先机，但整体市场下滑，只能无奈目送文物艺术品拍卖中心的北移。北京渐成文物艺术品拍卖高地。

在香港地区，佳士得、苏富比两大拍卖行始终坚持其高端艺术品经营路线，其中国文物艺术品的成交额和成交率依然雄冠港地艺术品拍卖市场。

北京、香港及长三角地区成为目前国内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鼎足而三的地区。

时光如白驹过隙。我们把目光回溯到朵云轩拍卖公司创办初期。那时祝君波兼任董事长、总经理，配以懂专业的业务副总经理，可以说朵云轩拍卖的经营是祝君波“大胆落墨”，业务副总“小心收拾”，形成了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经营架构。公司的拍卖业绩处于行业第一方阵。祝君波1999年起除担任上海书画出版社的社长、党委书记外，又兼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社长、党委书记，到了2000年9月又被提任为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无暇分身的祝君波及时找来了80年代中期从朵云轩离职赴日本深造的张荣德先生担任拍卖公司的总经理，负责拍卖公司的日常经营。

从朵云轩拍卖公司的几任业务老总来看，张荣德更像是个职业经理人，这可能是其在日本的读书生活和字画鉴定生涯的经历所形成的特质，从其以后的从业角色来看，张确实较他人具有更强的职业意识和职业操守。继张担任公司业务主管的是公司一位副总经理。其中还有个插曲，2005年初改制后的朵云轩拍卖公司向社会公开招聘业务副总经理，曾有数人应聘，最后选择了一位懂行的外地文物商店的副总经理担任公司的业务老总。新任业务副总经理承担了当年的春拍工作，春拍过后估计是无法融入或说不能适应当时的公司氛围，同年9月该副总从公司离职，之后其担任了初创的北京保利拍卖公司的副总经理。

外引专业人才的不成功，使公司又重新采用了在内部选择业务主管的办法，还是由原来的副总经理继续接手公司的业务工作。2009年初，公司董事会按照新的经营要求聘任了一位没有任何经营管理经验但业务审鉴能力较强的业务员担任业务副总经理。新任业务主管励精图治，又恰逢拍卖市场步入“牛市”，公司拍卖业务风生水起，创造了好多新纪录。

公司业务主管的不断变更，对公司整体业务架构的确立和经营理念的稳定是不利的，其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公司缺乏连贯的经营目标和业务架构的不完整，更麻烦的是每次随着业务老总的变动势必被带走或丧失一批核心客户。这些对于一个竞争性极强行业中的拍卖公司是致命的。这或许是朵云轩拍卖公司这些年来与行业第一方阵渐行渐远的一个原因。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城市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人们在丰衣足食之余，热衷于收藏艺术品，有的将之作为股市、房市之外的新的投资项目。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原先小宗的艺术品收藏一下子成为全民关注的热点。目前大陆的艺术品拍卖机构犹如过江之鲫，层出不穷。据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统计，截至2017年底，不计台、港、澳地区，全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公司多达396家，较2013年净增13家（新批46家，吊销文物经营许可证30余家），仅上海地区就有71家。

朵云轩拍卖公司从创办之初至今都是完全的国资企业，国企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也会受到体制、机制的局限。朵云轩拍卖公司在竞争中手脚难以伸展，在经营手段方面不似其他所有制的拍卖公司那样可以腾挪变化。

比如，根据中拍协（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的简称）自2011年起每年公开发布的对上一年度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统计年报》，2010年以来，在全国同行中朵云轩拍卖公司的所得税贡献一直排在前五位，在拍卖成本耗费可控的情况下，所得税额一方面说明公司的盈利水平，另一方面也说明作为国企承担利润指标是必定的。这与民营或个人承包的企业账面上税前利润不高，但个人或企业都过得很滋润的情况相比可谓天差地别。

又比如，在拍品征集中常常会碰到委托方提出的各种苛刻条件，如“买断”，如“保底”（也是一种买断，与先期买断的差别在于拍卖事后，即拍卖场上没有达到委托人底价的，拍卖公司应以底价买断），如“负佣金”（委托人不但不付佣金，还要求在拍品成交结算后获取买方佣金的一部分）。拍卖公司作为中介平台，根据法律规定是不能买断的，也不可能“保底”，但民营或个人承包的拍卖公司可以个人名义买断然后上拍，或者权衡整批拍品征集效果而同意保底。对其而言钱都是自己的，无非是这个口袋到那个口袋，只要总体盈亏达到预设目标即可。而国企的资本金是国家的，个人不可能越俎代庖，国企人员不能触碰法律底线。对于负佣金，民营或是个人承包的企业都能做，道理同上，但国企不可能做。对于国企的财务审计是完全按照公开的法律和拍卖规则来的，负佣金不但是违规的，而且还存在“国资流失”的严重问题。

再者，国营企业强调“三重一大”原则，简言之即重大事项或大额资金使用必须开会确定。而在实际经营工作中，市场经济中时间就是金钱，时机稍纵即逝。这或许又可从另一方面说明朵云轩拍卖的应变能力不及其他所有制拍卖企业的原因。

在拍卖行业竞争异常严酷的今天，一个公司拍卖业绩的高下和影响力往往取决于拍场上重量级拍品的多寡，一些能造成社会热点的拍品必定是各家拍卖公司趋之若鹜的，而往往在这些拍品的征集方面，朵云轩总是逊人一筹，个中原因不言而喻。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近十多年来，朵云轩拍卖因各种原因使得关键的业务活动丧失先机，拍卖业绩随着上海文物艺术品拍卖的整体下滑而逐渐步入慢车道，本身体制机制的短板和孤掌难鸣的无奈，错失了公司更进一步发展的大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