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朵云轩拍卖的时代背景

朵云轩经营的文房四宝在海内外一直享有盛誉，深受书画家的推崇；朵云轩运用木版水印技艺印制的大量笺纸和复制的名家名作，具有极高的艺术品位和逼真的艺术效果；朵云轩丰富的文物艺术品特别是中国书画藏品及其经营轶事成为人们久久传颂的谈资。上述三大经营特色和亮点成就了朵云轩在业界的重要地位。

朵云轩大楼一楼商场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明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为了创汇支持国内建设，朵云轩经营的大量书画商品被征调到诸如香港集古斋等对外窗口经销。在国家乃至企业的转折期，朵云轩的经营方式开始逐渐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向依据市场需求进行调整的转型。

当时，随着国内经济体制转型和文物艺术品市场的逐步放开，一方面，国家文物政策规定，各省市国营的文物商店是文物经营的主渠道，可文物商店的传统经营思维束缚了经营方式的转变。然而，随着市场的放开，随着个体经营者的不断涌现，对文物艺术品未来的预期，使得拥有艺术品的藏家和物主不愿把藏品出售给国营企业，文物艺术品的征集收购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香港、台湾等地的古董及书画经纪人纷纷涌入内地，辗转各地搜寻古玩字画，凭借着其业务眼光和成熟的艺术品营销手段，个个赚得盆满钵满。笔者曾亲耳听到一位台湾画商说过，当年他来大陆到朵云轩采购当代海派书画家作品，开始是5元一幅，后来是10元一幅，再后来是15元一幅。都是几百件几百件地买。一般情况下，花几十万就能带走成百上千件名家字画，真是物超所值。而朵云轩好不容易征收来的货品通过门店销售，却卖不出好价钱。

“如何做大朵云轩的规模，提高书画经营的业绩”的课题摆在了时任上海书画出版社（朵云轩）社长、党委书记祝君波同志的面前。

事有凑巧，1991年冬天与祝君波熟识的香港九华堂堂主刘滦先生来上海，传递了香港的文物经营生态发生重大变化的信息。苏富比、佳士得两家世界顶级艺术品拍卖行进军香港，以此为腹地瞄准内地市场，以其在世界范围征集的高端中国文物艺术品集聚香港进行拍卖，吸引了众多内地高端客户。香港当地几位实业家已创办了一家华资拍卖公司——永成古玩拍卖有限公司，创办者擅长古玩杂项，而对中国书画则比较陌生，希望与朵云轩合作，强强联手创出自己的品牌。

祝君波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商机，但毕竟是与境外公司的合作，朵云轩没有以往的经营经验可资参考，这一步究竟该如何跨出？

20世纪90年代前后，国内外局势变化在对于国内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如何继续推进、如何克服瓶颈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南方谈话，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市场经济的论述。鼓励人们积极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大胆闯，大胆试。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犹如一场及时甘霖，使企业经营者坚定了按市场经济中商品的本质属性进行运营的信心，这不仅成为国内各行业改革的强大动力，也是朵云轩与境外公司开展经营合作的定心丸。

1992年4月26日，朵云轩与永成古玩拍卖有限公司首次合作的春季拍卖会取得巨大成功，其中朵云轩提供的多件书画都拍出了远高于朵云轩平日门市经营的价格，如图录第100号齐白石《双鸭芙蓉图》轴起拍价12万元，成交16万港元；第101号溥儒《山水》四屏估价10万元，成交18万港元。那时人民币与港币的兑换率约1∶1.18。通过拍卖会平台，有的平时在朵云轩门市只能卖数千或数万元的书画，到香港只是换了个买卖方式，成交价就翻上去好几十倍。祝君波等亲赴香港拍卖会的朵云轩3位同仁通过拍卖会还结识了不少藏家。拍卖会后，朵云轩的同仁们都非常兴奋，由此萌发了创办拍卖行的想法。

回沪后，朵云轩根据香港的行情进一步调整了思路，与永成第二次合作的拍卖会所提供的书画更加注重适销对路。1992年9月27日，永成秋季拍卖会取得总成交额超过1 000万港元的不俗业绩。朵云轩提供的17件书画成交224.5万港元，这比朵云轩平时卖掉几百件字画的收入还高，这更坚定了朵云轩要在内地自己举办拍卖会的信心。朵云轩与香港永成公司的合作共有四次，即1992年、1993年的各两次。

参加香港的拍卖会，包括考察了与永成差不多同时举办拍卖的佳士得、苏富比拍卖会，使人眼界大开，了解了一种艺术品新的推介平台，学习观摩到国际先进的艺术品经营方式，这是以后朵云轩创办专业艺术品拍卖公司的最佳镜鉴。同时，也不能不感受到“卧榻之侧”的无形压力，苏富比、佳士得拍卖行比较完善的艺术品拍卖模式、灵活的艺术品征集手段、广泛的人脉渠道和成熟的宣传策划方式，无一不彰显着朵云轩与之的巨大差距。有压力才会有动力，内地艺术品拍卖行业只有迎头赶上，才能牢牢掌握艺术品拍卖及艺术品市场的话语权和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