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金

金代是古代中国东北女真族（主要族源来自靺鞨）建立的王朝，于5年在今黑龙江省阿城南建国。1125年，金兵擒辽天祚帝，1127年灭北宋，占领华北大部，南临南宋、西接西夏。1234年金为蒙古、南宋联军所灭。

金代整合了华北、东北等地原有的文化传统，即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女真族的某些文化传统，同时充分吸收了辽、宋的文明要素，使其发扬光大。汉文化要素对金代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金在灭辽和占据宋代北方一些地区以后，将一大批工匠掳到女真内地。同时，金人在统治区大量运用本地工匠，承袭了辽和北宋的手工传统。金代立国后，先建都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又迁中都大兴府（今北京），最后迁至南京（今河南开封一带）。金中都最具代表性，其规模宏大，宫殿用汉白玉为台基栏杆，屋顶铺盖绿色琉璃瓦，奠定了元、明宫殿建筑的基本风格。现存重要的金代建筑有大同善化寺的三圣殿和山门、五台佛光寺文殊殿、朔县崇福寺、繁峙岩山寺等，这些建筑体现出对前代风格的继承（图5－79）。金代统治者崇尚儒家，他们修复了曲阜孔庙，也修缮了岳庙、渎庙和后土庙。此外，金代建筑还体现出了渤海遗风，如大木作重大量采用减柱移柱的手法，对此后元代建筑产生很大影响。金代石砌拱桥的建造继承了隋赵州桥的弓形拱砌筑技术，并发展出连拱技术，取得了较高成就，著名的实例是位于今北京丰台区永定河上的卢沟桥（始建于1189年）（图5－80）。

金代金属工艺比较发达。铁器和铜器制造取得了较高水平。铜器中以铜镜最为著名，有双鱼镜、观音纹阳燧镜、双兽连珠镜、莲花八乳镜、四手观音双面镜等。金代金银器也有出土。金银饰件又有耳坠、钗、指环、腰佩、鞍饰和各种金花饰件，器物有碗、盒等。中兴金墓中的腰佩，由小银盒、数串玛瑙珠和多面体水晶球组成，以金叶包托，还刻以缠枝花纹，显示出高超的技艺。

金代陶瓷承继辽、北宋窑业，并出现了一些创新。北宋定窑、磁州窑、钧窑、耀州窑继续发展，产品种类、装饰技法和纹样等方而都获得长足进步。高档瓷器采用覆烧，胎骨细密，胎釉润滑细泽，制作规整精巧；低档瓷器则往往采用砂圈叠烧的新工艺，即在器物内底刮去一圈釉，然后使另一器皿的足放在无釉圈内砂圈上叠烧。此类低档产品成本低，推广极快。磁州窑系的高温泥浆釉彩技术在金代出现了一个高峰。孔雀蓝釉和红绿彩（瓷胎上二次烧成的釉彩）的大发展，也是值得一提的（图5－81）。此外，金代三彩器颇具特色，其釉色多以绿色为基调，兼用黄色，通常以黄绿为地，在纹饰中以透明釉显现化妆土的白色（图5－82）。金代陶瓷釉彩即装饰技法的发展与同时代伊斯兰釉陶的发展有着某种联系（图5－83）。

图5-81扒村窑红绿彩女坐像金代上海博物馆藏

图5-82花瓣口三彩刻花瓶金代征集品首都博物馆藏

图5-83磁州窑白釉黑花梅瓶金代河南省博物馆藏

图5-84玉“秋山”饰金代故宫博物院藏

图5-85玉“春水”饰金代故宫博物院藏

金代统治阶级大量吸收宋、辽的典章制度，广泛使用玉器。金代玉器多用于礼制、祭祀和皇家贵族，平民禁止用玉。金代玉器承袭了辽代的秋山玉和春水玉（图5－84、图5－85），与契丹人略有不同的是，女真贵族看重春天狩猎，侧重于春水玉。金代玉器具有高超的镂雕技艺，层次分明，题材丰富，通常以镂雕表现层次，以浮雕突出重点，以阴线刻划细部，标志着中国玉器工艺的一大高峰。

金代漆器承继辽、北宋工艺，并有所发展。山西大同金墓出土的剔犀奁，通身剔刻香草纹，是迄今所见当时最大的剔犀漆器。此漆奁中，有彩漆碗1件，它以褐漆为地，上绘白梅朱枝、黄蝶、绿竹等，笔法娴熟，显出没骨画法的特点。

金代砖雕迎来了高峰。表现内容多与杂剧有染，也有表现花草鸟兽的品种。雕砖涂色十分普遍（图5－86）。就地域而言，金代砖雕最发达地区在今山西，该地区也是金代陶瓷业发达地区，这显然为造砖奠定了基础。

金代丝织业主要继承了北宋的传统。金廷沿宋制设少府监、文绣监，掌管绣造宫廷御用的服饰，织染署掌管染织。据记载，金代丝织品中绢比较出众，甚至出口南宋。而从出土文物看，金代丝织品中的罗也比较发达。金代的刺绣，绣工精细，针法纯熟。同时，金代纺织品也继承了契丹人喜好用金的传统（图5－87）。

金代印刷业十分发达，刻书活动有着相当规模。中都（今北京）和平阳府（今山西临汾）是著名的刻印书籍的中心。印制佛经《赵城藏》是金代印刷业的一项伟大成就，其画风豪放有力，木刻刀法明快洗练。甘肃西夏遗址中发现的《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俗称《四美人图》）及《义勇武安王位》（关羽像）两幅金代木版印刷品，为现存早期的木版年画。金代木版印刷也常用于书籍插图，明显的例子见于平阳刻《补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