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金山遥梦几时圆：从中国到加拿大》：中国人初识加拿大

加拿大（Canada）素有“枫叶之国”之美誉。位于北美洲最北端，西抵太平洋，东迄大西洋，北至北冰洋，东北部和丹麦领地格陵兰岛相望，东部和法属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相望，南方与美国本土接壤，西北方与美国阿拉斯加州为邻。领土面积为998万平方千米，位居世界第二，国土大部分位于北极圈之内。

加拿大由十个省和三个特别行政区组成，从西到东十个省分别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ritish Columbia）、艾伯塔省（Alberta）、萨斯喀彻温省（Saskatchewan）、曼尼托巴省（Manitoba）、安大略省（Ontario）、魁北克省（Quebec）、新不伦瑞克省（New Brunswick）、爱德华王子岛（Prince Edward Island）、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和纽芬兰省（Newfoundland）。三个特别行政区位于加拿大地广人稀的北部，自西向东分别为育空区（Yukon）、西北区（Northwest Territories）、拿努武特区（Nunavut）。加拿大是英联邦国家之一，实行联邦制、君主立宪制及议会制，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为国家的元首和象征，但无实际权力。首都是位于东部安大略省的渥太华，国庆节为每年的7月1日。官方语言有英语和法语两种，是典型的双语国家。

加拿大是移民国家，全国人口3700多万，主要为英、法和其他欧洲国家后裔，土著居民（印第安人、梅蒂人和因纽特人）约占3%，其余为亚洲、拉美、非洲裔等。华人是加拿大除了英、法两个立国民族之外的最大族裔群体，将近180万。[6]

加拿大人口主要集中在南部五大湖沿岸，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69.1%。而在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温哥华这三个加拿大最大城市居住的人口，占总人口的35%。[7]著名城市有多伦多（Toronto）、温哥华（Vancouver）、蒙特利尔（Montreal）、维多利亚（Victoria）、卡尔加里（Calgary）、埃德蒙顿（Edmonton）、温尼伯（Winnipeg）、汉密尔顿（Hamilton）、滑铁卢（Waterloo）等。华人主要聚居在大城市，尤以多伦多和温哥华二市华人最为集中。多伦多是加拿大华人最多的城市，有70万华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12%。[8]温哥华是加拿大华人比例最高的城市，有近50万华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20%，一跃成为该市最大的少数族群。[9]

如今，中国和加拿大交往日益密切，华人在加拿大经济、贸易、科学、产业、政治、外交、文化、艺术、体育等多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历史上，华人走进加拿大，却是一条漫长而久远的道路，充满了坎坷、奋斗和希望，这些也在从无到有、从边缘到繁荣的加拿大华人文学中留下了光脉流痕，值得跟随着华人移民加拿大的脚步去追寻和解密。

（一）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上的加拿大

中国人初识加拿大，可溯及明朝，约在16世纪下半叶欧洲耶稣会士来华期间。对加拿大的认识是和对美洲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当时，美洲叫“亚墨利加洲”。清朝魏源（1794—1857）在《海国图志》卷59“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沿革总说”中写道：“此洲明代始有闻，故前史无可考。今述沿革，自明代西人之书始。”[10]

明朝人初识美洲和加拿大，主要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欧洲人的航海大发现，二是西欧耶稣会士带到中国的世界地图。1405—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1487年葡萄牙人迪亚士发现好望角，1492年西班牙人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开辟出印欧航线，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麦哲伦完成环球大航行，等等，都迅速拓宽了欧洲人的视野，也激起了其领土和文化扩张的热望。《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和《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神秘、富庶的文明古国“契丹”，终于不再遥不可及。于是，西欧的耶稣会士，乘桴浮于海，络绎东来。

1551年，葡萄牙传道士沙勿略（St.Francois Xavier）抵达中国沿海一小岛，不久有上千葡萄牙人居住澳门，西欧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也流入中国。奥特利乌斯（Ortelius Abraham）在1570年绘制的《世界概略》（Theatrvm Orbis Terraum），即是由欧洲人绘制、传入中国的世界地图中最早的一幅。该图册收录了世界图、分海图、分国或分区图共66幅，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11]然而，明朝人最早目及世界全貌、初识加拿大之所在，却是在另外一幅流布中国更广、意义更重要的地图上。

这不免要说到1578年，两位日后在华大有作为的耶稣会士——意大利的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和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受罗马耶稣会派遣，偕来澳门。两人喜获明朝官吏特许，居留广东肇庆传道。

利玛窦实可谓给中国人上了世界地理的第一课，也于不知不觉中成为中加交流史上的先驱。他不仅给中国带来了西人地图，而且在中国制造地球仪，编绘中国的第一幅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让中国人始觉世界之大，寰宇之奇。《明史·天文志》卷25记载，“万历中，西洋人利玛窦制浑仪、天球、地球等器。”[12]

1584年，利玛窦在广东肇庆的教堂里，挂上他从欧洲带来的《万国舆图》，地图上显示的中国不居世界中心、“夷夏之分”不存，令所有看图者瞠目结舌。利玛窦在日记中写道：

在教堂接待室的墙上，挂着一幅用欧洲文字标注的世界全图。有学识的中国人啧啧称羡它，当他们得知它是整个世界的全图和说明时，他们很愿意看到一幅用中文标注的同样的地图。在所有大国中，中国人的贸易量最小，确实不妨说，他们跟外国实际上没有任何接触，结果他们对整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一无所知……当他们听说中国仅仅是大东方的一部分时，他们认为这种想法和他们的大不一样，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他们要求能够加以研读，以便做出更好的判断。[13]

利玛窦在汉语老师司宾的帮助下，将地图重新描绘，加上中文译注，题名曰《山海舆地全图》。1601年，利玛窦到北京后，和工部官员李之藻（1565—1630）将《山海舆地全图》放大重制，在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刻版刊行，这就是至今仍存的《坤舆万国全图》。这份世界地图被呈给万历皇帝后，万历皇帝下令用12幅丝帛织成全图，高7尺，宽3尺，装在6对大屏风里，每天坐卧起居都要欣赏。1602年版的《坤舆万国全图》是当时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利氏地图版本。

现根据1608年宫中太监的《坤舆万国全图》摹绘本（藏于南京博物院），简述该图对美洲和加拿大地域的标注。1608年版本的《坤舆万国全图》采用椭圆形等积投影，五大洲用色彩渲染，山脉以写景法描绘，着蓝绿色；河流用双线勾绘；海洋绘水波纹，晕以浅蓝色，还画有船只、鱼、兽。地图标注了当时已知的世界五大洲：“亚细亚”（亚洲）、“利未亚”（非洲）、“欧逻巴”（欧洲）、“亚墨利加”（美洲）和“墨瓦蜡泥加”（南极洲）。澳大利亚大陆其时尚未发现，故阙如。北美洲和南美洲分别被称作“北亚墨利加”和“南亚墨利加”，并对其作了文字注记：“南北亚墨利加并墨瓦蜡泥加，自古无人知有此处，惟一百多年前，欧逻巴人乘船至其海之地方知。然其地阔而人蛮猾，迄今未详审地内各国人俗。”在“北亚墨利加”中部，约今加拿大东部安大略省，赫然标注了“加拿大国”四字。自此向东，标注了农地、新拂朗察[14]、亦利多的兰地等数个地名，大体对应了北美洲阿巴拉契亚（Appalachian）一带、新法兰西（New France）、格陵兰岛（Greenland）等地名。自“加拿大国”四字向西，标注了亚外妈、沙瓦乃、多尔瓦瓦、多儿美、亚沙、多龙、亚泥俺国等十多个地名。虽然无法和当今地名一一对应，但它们代表了15、16世纪西人对今加拿大一些地区的初步认识。北极地区，以“地北极界地”名之。

关于美洲（包括北纬50度以北）有6条文字注记，其中4条描述了加拿大地域的气候、交通、地貌、动物等情况，非常珍贵，现选录于下：

1.此处以上未有人至，故未审其人物何如。

2.此洪湖之水淡，而未审其涯所至，依是下舟，可达沙瓦乃国。

3.此地大圹，故多生野马山牛羊，而其牛背上皆有肉鞍形，如骆驼。

4.自农地至花地，其方总名曰甘那托儿，然各国有本名，其人醇善，异方人至其国者，雅能厚待。大约以皮为裘，以鱼为业，其山内人平年相杀战夺，惟食蛇蚁蜘蛛等虫。

第1条表明了当时的人对加拿大的北部和高纬地区还无甚了解。

第2条中，洪湖疑指加拿大北部的哈得孙湾一带，接大西洋，南下渡此湾可到的沙瓦乃国，疑在今加拿大安大略省和曼尼托巴省。

第3条描述的背上有肉鞍形、如骆驼的牛，可能是曾经遍及北美大陆的野牛（bison）。

第4条中的“农地”疑是北美洲阿巴拉契亚东部一带，得名不详。“花地”是今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Florida）地区的简译，粤语“花”读若fa，“地”即da。Florida是西班牙语，源于拉丁词flōs，表示“花”。1513年4月3日，西班牙探险家庞塞·德莱昂（Ponce de León，1460—1521）在该地带登陆，恰值复活节，西班牙语作Pascua Florida，意为“开花的复活节”，即以此命名该地区。“甘那托儿”范围颇广，包括今加拿大圣劳伦斯河地区、美国东部沿海从五大湖到佛罗里达的阔长地带，16世纪基本上为印第安人所居，17世纪后，英、法、西班牙殖民势力渐入。

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上洲名、国名、地名的译法，有不少沿用至今，如亚细亚、欧逻巴、罗马、加拿大、古巴、巴布亚、大西洋、地中海、北极、南极等。可见，汉语中的“加拿大”一词至少有400年以上的历史了。

（二）艾儒略《职方外纪》中的加拿大

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是利玛窦的继任者。他于1610年（明万历三十八年）抵达澳门，1613年入北京，1625年受邀到福州传教，在福建居留长达24年。1649年（清顺治六年）卒，葬于福州。明末清初，中国的天主教信徒韩霖、张庚曾合著教义和来华教士手册《圣教信征》，共94页，上载艾儒略有“西来孔子”之称，著作多达44卷。[15]他和中国文士广泛交游，仅《熙朝崇正集》收入赠诗于他的闵中人士就有71人。[16]

在中国文人、天主教徒杨廷筠的帮助下，1623年，艾氏用中文撰写出版《职方外纪》，这是中国也是世界首部用汉语撰写的世界地理书。[17]《职方外纪》这一书名亦颇含作者用心。中国周代的官职中，有“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的“职方氏”，“职方纪”描述的是夷、蛮、狄、戎这些地方，但《职方外纪》的作者借书名暗示，这些地方之外还有邦国，世界要远大于当时中国人之所知。该书读者、钱塘人氏许胥臣慨叹：

昔张骞使西域，其足迹不能出葱岭、天竺外；元人穷河源，亦至昆仑而止。我朝陈诚、郑和逾流沙、涉沧溟，轩所记，皆在方内，琛球共贡之所及，然已足以见明德之覆被远矣！今泰西艾君乃复有《职方外纪》，皆吾中国旷古之所未闻，心思意想之所不到，夸父不能逐，章亥不能步者，可谓坱轧之极观，人间世之吊诡矣。[18]

《职方外纪》的内容，远比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详细准确。据艾氏自序，该书参照了西方“手辑方域梗概”，还“赖后先同志，出游寰宇，合闻合见”[19]。这些“后先同志”包括来华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邓玉函（Joannes Terrenz）、鄂本笃（Bento Goes）等，其中庞、熊二人曾在北京把西班牙海员制作的世界地图增译成中文，内有西班牙和美洲的丰富材料，邓、鄂二人则提供了印度、中亚地理的最新知识。《职方外纪》在此基础上写成，无论之于西方，还是之于中国，都是当时一部最新最全的世界地理手册。该书不仅有世界地图，还有各大洲的洲图，各大洲展布形态也与现代世界地图近似。全书包括“亚细亚”（亚洲）、“欧罗巴”（欧洲）、“利未亚”（非洲）、“亚墨利加”（南、北美洲），还有利氏地图中阙如的“墨瓦蜡尼加”（大洋洲）。各大洲和海洋不仅有总说，而且有国家分论，共介绍了大陆国家42个、岛国（屿）21个及海洋名称27个，是17世纪中国最为详尽的世界地理图书。

在北美洲和加拿大部分，《职方外纪》如是描述：

亚墨利加，第四大洲总名也。地分南北，中有一峡相连。岭南曰南亚墨利加，南起墨瓦蜡泥海峡[20]，南极出地五十二度，北至加纳达[21]，北极出十度半，西起二百八十六度，东起三百五十五度。峡北曰北亚墨利加，南起加纳达，南极出地十度半；北至冰海，北极出地度数未详；西起一百八十度，东尽福岛[22]三百六十度。地方极广，平分天下之半。

……在北亚墨利加者有墨是可[23]，有花地[24]，有新拂朗察，有拔革老[25]，有农地[26]，有寄未利[27]，有新亚比俺[28]，有加里伏尔尼亚[29]，有西北诸蛮方[30]。其外有诸岛，总名[亚]墨利加岛。[31]。

在北亚墨利加部分，分述了花地、新拂朗察、拔革老、农地、寄未利、新亚比俺、加里伏尔尼亚、西北诸蛮方等地区。下将涉及加拿大的介绍摘录于下：

北亚墨利加之西南有花地，富饶，人好战不休，不尚人事，男女皆裸体，仅以木叶或兽皮蔽前后，间饰以金银璎珞。人皆牧鹿，若牧羊然，亦饮其乳。

有新拂朗察，往时西土拂朗察人[32]所通，故有今名。地旷野，亦多险峻，稍生五谷，土瘠民贫，亦嗜人肉。

又有拔革老，本鱼名也。因海中产此鱼甚多，商贩往他国恒数千艘，故以鱼名其地。土瘠人愚，地纯沙，不生五谷。土人造鱼腊时，取鱼头数万，密布沙中，每头种谷二三粒，后鱼腐地肥，谷生畅茂，其收获倍于常土。

又有农地，多崇山茂林，屡出异兽。人强力果敢，搏兽取皮为裘，亦以为屋其缘饰。以金银为环，钳颈穿耳。

近海有大河[33]，阔五百里，穷四千里不得其源，如中国黄河之属。

北亚墨利加之西为既未蜡[34]，为新亚比俺[35]，为加里伏尔泥亚[36]，地势相连属，国俗略同。男妇皆衣羽毛及虎貂熊罴等裘，间以金银饰之。

其地多大山，一最大者高六七十里，广八百里，长三四千里。山下终岁极热，山半则温和，至山巅极冷。频年多雪，盛时深六七尺，雪消后一望平涛数百里。山出泉极大，汇为大江数处，皆广数百里。树木茂盛，参天蔽日。松实径数寸，子大于常数倍。松木腐烂者，蜂辄就之作房，蜜莹白味美。采蜜者预次水边，候蜂来，随之而去，获蜜甚多。独少盐，得之如至宝，相传饴之不忍食。狮象虎貂等兽动辄成群，皮亦甚贱。雉有大者，重十五六斤。地多雷电，树木多被震坏。有小鸟如雀[37]，于枯树啄小孔千数，每孔辄藏一粟，为冬月之储。

北亚墨利加地愈北，人愈野，无城郭、君长、文字，数家成一聚落，四周以木栅为城。其俗好饮酒，日以报仇攻杀为事。即平居无事，亦以鬬为戏，而以牛羊相赌。凡壮男出战，则一家老弱妇女咸持齐以祈胜；战胜，则家人迎贺，断敌人头以筑墙。若欲再战，临行，其老人指墙上骷髅，以相勤勉。其女人则砍指骨连为身首之饰；人肉则三分之，以一祭所事魔神，以一赏战功，以一分给持齐助祷者。若获大仇，则削其骨，长二寸许，凿颐作孔，以骨栽入，露寸许于外，用表其功。颐有树三骨者，人咸畏之。战之时，家中所有宝物皆携而去，誓不反顾，以期必胜也。其尚勇好杀如此。盖由地本富饶，人家星列，又无君长官府以理法断其曲直，故小小争竞，便相攻杀也。

此地多人力，女人亦然。每迁徙，凡什物器皿粮糗子女，共作一驼负之而行，上下峻山，如履平地。坐则以右足为席。男女皆以饰发为事，首饰甚多，亦带螺贝等物。男女皆垂耳环，若伤触其耳及环，则为大辱，必反报之。所居屋卑隘，门户低甚，以备敌也。昔年极信邪魔，持齐极虔，齐时绝不言语，一日仅食菽一握，饮水一杯而已。凡将与人攻战者，或将渔猎耕获者，或将喜乐宴饮者，或忽遇仇家者，辄持斋，各有日数。耕者祀兔与鹿，求不伤稼；猎者祭大鹿角，以求多获。鹿角大者长五六尺，径五六寸也。有大鸷鸟，西国所谓鸟王者，巫藏其干腊一具，数百年矣，亦以为神，猎者祭之。巫觋甚多，凡祈晴雨，则于众石中寻取一石仿佛似物形者，即以为神而祭之，一日不验即弃去，别求一石，偶值晴雨，辄归功劳。岁获新榖，亦必先以供巫，其矫诬如此。

近欧逻巴行教士人至彼，劝令敬事天主，戒勿相杀，勿食人，遂翕然一变。又强毅，有恒心，既改之后，永不犯也。俗既富足，又好施予。人家每作熟食，置于门首，往来者任取之。[38]

如果说，利玛窦的世界地图首次使中国人一览世界之基本面貌，强烈冲击了中国人传统的地理观念，那么，《职方外纪》则更令中国人“望图兴叹”，带来了更为强烈的第二次冲击。“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接受了西方的世界地理观念，对后来中国地理学的发展，特别是世界地理观念的形成，起了深远的影响。”[39]不仅如此，他们在精神上亦率先挣脱了大汉文化主义的樊笼，养成了放眼海内外的胸襟。当时，读过《职方外纪》的海虞县文人瞿式榖写道：

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曷征之儒先，曰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谁谓心理同而精神之结撰不各自抒一精彩，顾断断然此是彼非，亦大踳矣。且夷夏亦何常之有？[40]

据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称，“《职方外纪》出版后，先后被收入《四库全书》[41]《守山阁丛书》《天学初函》《墨海金壶》《边地舆地丛书》。清朝官修《明史·艺文志》地理类书目中也列有其名。”[42]此书地位之重要，由此可见。它丰富了利玛窦带给中国人的世界知识，对北美和加拿大地区的介绍更进一层，为明清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提供了瞭望的平台，也挑战了数千年来“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的民族心理。

（三）魏源《海国图志》中的加拿大

明清期间，欧洲传教士纷纷来华，可考者约500人之众。在传教士的努力下，明朝的中国人尤其宫廷和士大夫阶层已经对加拿大地区略有认识。明末和清朝，“夷人”绘制的更多地图和地理著述流传于中国，著名者如上述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1602）和艾儒略的《职方外纪》（1623），以及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 Verbrest，1623—1688）的《坤舆图说》（1674）、法国人蒋友仁（Benoist Michael，1715—1774）翻译、钱大昕润色的《地球图说》（1799）、西方首位来华新教牧师英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外国史略》（1807）、美国首位来华传教士裨理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的《美理哥国志略》（1838）、澳门土生葡人汉学家玛吉士（José Martinho Marques，1810—1867）的《地理备考》（1852），等等，殊难尽列。

中国人自己的地球知识也日益丰富而细化，拥有了一批记录、描绘异邦和世界概貌的地图和地理典籍。其中影响最大者，当推魏源的《海国图志》（1842）。此书参照中外图籍达20多种，[43]因此，就北美洲和加拿大而言，《海国图志》里的地图和文字描述更加接近实际情况。涉及加拿大的许多地名，绝大多数都能和今天的相关地区一一对应，加拿大被称作“加拿他”。将当今的世界地图和该书中的《北亚默利加州全图》《英吉利属加拿他国东边各部图》对照比较[44]，便可以一目了然。

除了提供较为详细的加拿大地图外，魏源在《海国图志》卷59中，还辑录了当时中外主要地理图籍中有关加拿大的介绍，涉及其方位、地理、气候、行政、历史、人口、习俗、经济、外交等诸多方面，翔实齐整，远非同类著作所颉颃。《海国图志》代表了鸦片战争后中国士人海外知识的最高程度，也代表了其对加拿大认识的最高层次；有关章节连缀阅之，或可比作当时中国的“加拿大百科全书”。现将书中有关加拿大的文字略录于下（引《职方外纪》处见上文）：

《万国地理全图》曰：北默利加，冰海周绕北极，沿海墺湾，石山巉岩，天气最寒，夏亦飞雪，秋先结冰。冬月全系长夜，星露满天；五六月间，则太阳不落，其冰渐消，浮于海面，若叠山然。列西国冒危，连年调船前往其境，幸到北极者，厚许赏给。此等船冬停冰中不动，水手以雪盖船。每年英吉利、荷兰等国，驾船遍驶，以捕鲸鱼、海犬、海马等兽，煮肉而收其油。夏时各国巡船百余，所获鲸鱼及骨价银计二百万有余两，但百千水手或覆舟，或被鲸拉溺深渊，好利习危，不顾生命。此海鱼鳖无数，居民捕以为食，而衣海犬之皮。穴处土中，人甚矮陋，冬时昼夜烧油自照。[45]

《美理哥国志略》曰：维时有法兰西国人，亦开垦新地之北，名为新法兰西，后亦名干那大[46]。于是渐次自北而西而南皆有民居，建炮台，意以防虞新英吉利人也。由是英吉利镇守费治弥亚之总制修书于法兰西之将军，令毋庸多设炮台，法兰西将军不允。其往来传信者，则本地人华盛顿也。于是总制传檄邻部，并奏于王。于康熙二十年，王遣大将率兵船数十、军民数千至费治弥亚[47]，交战三载，胜负未分。迨二十四年，法兰西之大将曰满鉴，英吉利大将曰吴里富，对垒于贵壁[48]，两将皆受炮伤，同营皆死，旋英吉利取胜。于是逐客民、毁炮台，夺其土为附庸，于康熙二十五年班师回国。此英吉利初居美理哥地之原始也。[49]

《外国史略》曰：英吉利藩属地在此州者曰上、下加那地，北极出地自四十二度至五十七度，偏西自六十一度至八十一度，长四千六百里，阔约一千里，广袤方圆万四千二百里，居民百十四万。北至冰雪地，南连花旗国，东连新本西威部及大西洋海，西及花旗国并荒地。其山自海滨入内地千余里，中多平坦，西则密林。罗陵士河岸肥沃，居民聚集，以为乐国……初佛兰西开此地，后英人攻据之，于乾隆年间分为上下部。地广民稀，天气甚冷，遂招远氓开垦……居民六十万，佛兰西苗裔居五分之四，近四余年所入新氓约三十万，人户日增。都会曰贵北城[50]，居民四万，在罗陵士河滨，通商大市也，运出木材不可胜数。门地屿[51]在罗陵士河中，亦通商。大半崇天主教……[52]

《地球图说》英吉利属国在北美利加州者，东界西洋，南界花旗，西界俄罗斯属国，北界冰洋。专猎野兽，故皮毛为重。有大城二：曰贵北，曰门答亚利亚。大江二。土产面粉、牛脯、皮货、木料、煤炭。所进之货，火酒、火药、毡毯。东方有二岛，名新著地、新苏各兰，专捕兽渔鱼以为生计，荒寒不毛。北墨利加洲内英吉利属地最大，亦最跷薄也。

北墨利加之英吉利新地，东界阿兰底海，西界俄罗斯属地，南界育柰士迭，北界冰海，本佛兰西人也。始耶稣千四百九十七年，明宏治十年，佛兰西人操舟由鲜罗伦士河直至各地，辟土兴屯，经营百余载，始创建部落曰新佛兰西，设埠通商。又经百载，地辟民稠。当耶稣千七百年，康熙三十九年，英吉利人始来其地，横行割据，遂构兵戎。自千有七百五十六年后，乾隆二十一年，血战者八年，竟为英吉利所夺。是时北墨利加洲已全并于英吉利。既而横征暴敛，各部咸怨，誓众倡义，尽逐英吉利官吏，自合并为育柰士迭国[53]，并英吉利所自恳之部落亦皆叛英而归育柰士迭国。于是英人所有者，仅佛兰西所旧垦之阿巴加那达[54]、罗阿加那达[55]、纽墨兰士稔、那洼士葛底阿、纽方兰岛、勃林士遏岛、甲墨里顿岛七部落而已。此七部仍佛兰西旧制，徭赋轻简，故免于背叛……[56]

总之，根据明清出现在中国的世界地图、地球仪及地理典籍，加拿大已为当时的宫廷和知识阶层所知，而且经历了了解渐多的过程。“加拿大”一名，自从由利玛窦首次中译并标在他绘制的《坤舆万国地图》上后，就一直为中国人采纳，沿用至今。可以说，没有西欧传教士的牵线搭桥，中国人就不会在明清放眼世界，更遑论万里之外、地僻天寒的加拿大。英国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就说过，“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事足以和17世纪时耶稣会传教士那样一批欧洲人入华相比，因为他们既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那些随着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科学。”[57]

由于加拿大直到1867年才立国，且不像欧美列强汲汲于海外扩张，所以，加拿大人晚于西方诸强来华，而且一开始均以个人、民间的方式。另一方面，从中国角度而言，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清朝自上而下延续着天朝帝国的理念，不鼓励海外冒险。同时为防海上反清势力，实行海禁和迁界政策，严禁海外贸易和移民。雍正皇帝曾曰，“朕思此等贸易外洋者多系不安分之人。若听其去来任意，不论年月之久远，伊等益无顾忌，轻去其乡，而漂流外国者愈众矣。嗣后应定限期，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朕意不许令其复回内地。”[58]1740年，荷兰人在爪哇屠杀华侨1万多人，乾隆皇帝不加保护，还以其弃置祖庐、背叛祖国而大加斥责。光绪年间的法律也规定，“凡官员、兵民私自出海贸易及迁居海岛居住耕种者，均以通贼论，处斩。”[59]所以，清政府不积极海上探索，更无意和远在大洋彼岸的加拿大主动发生关系。在《清史》之“邦交志”所列的18个邦交国中也没有加拿大。

中加两国甚少往来的此种状态，迟至19世纪中叶才被彻底打破。一方面，加拿大传教士随着西方到海外传教的热潮，络绎来华；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华人，尤其是华工，抱着“金山梦”到加拿大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