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比石头厉害多了

有个成语叫一言九鼎，意思是一句话抵得上九只鼎重，比喻一个人说话很有分量，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那么，为什么是九鼎，不是十鼎、十一鼎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传说——禹铸九鼎。

很多人听过大禹治水的故事，大禹不仅治过水，还铸过鼎。相传在治水成功之后，走遍天下的大禹根据他所搜集到的资料和了解到的情况，把天下重新进行划分，由此诞生了“九州”。这便是夏朝最初的行政版图。

划分九州之后，大禹便主持铸造了九只巨大的青铜鼎，用来分别代表他所划分的这九个行政区域。根据九州各地方不同的情况，大禹命人把每个区域最具特色的动物图像分别绘制到代表这个区域的大鼎上，此外，各个地区的金属也都包含在其中。九鼎便这样诞生了。

在中国历史上，大禹所铸造的这九鼎是抽象权力第一次通过具象物质形式的呈现，这在中国文明史上是一件极具意义的事情。九鼎也因此被赋予了非常特殊的意义，它们不仅是艺术品，而且是一种权利和信仰的象征。

但是，大禹是否真正铸造了九鼎还无定论。

据说春秋时期，楚庄王好奇地向周天子派来的使者打听过周王室存放的九鼎到底有多重多大。当时这个使者回答楚庄王：“在德不在鼎。周室的九鼎乃是夏朝初建时所铸造。夏桀昏乱，鼎迁于商。后来商纣暴虐，鼎又迁于周。如今周德虽然衰败，但天命未改，鼎之轻重，还是不可问啊！”

从使者的这段话里能看出，九鼎的象征意义远远要超过它本身的意义，它不仅是一种权利的象征，更是一种对天命皇权的信仰。此外，至少周人是承认九鼎始铸于夏朝。

根据夏朝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说，他们已经掌握青铜器铸造技术并非不可能。

许多古代文献有夏朝使用铜器的相关记载，比如传说中大禹就曾用铜器开凿了龙门；大禹的儿子启也曾派遣手下到山上去开采铜矿，并运送到昆吾进行冶炼。这里提到的昆吾原本是一个善于制造陶器的部落名称，后来昆吾这个地方成为夏朝的青铜器冶炼铸造中心。

除文献记录之外，一些考古发掘材料也证明了夏朝的确是存在铜器的。

比如河南洛阳偃师发掘的二里头遗址中发现夏朝的青铜器。二里头遗址是夏朝晚期一处都城的遗址。在这里，考古人员发现了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以及墓葬等遗迹，并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玉器、骨角器、蚌器和铜器等物品，其中就包括目前所知的我国最早的青铜器——青铜爵。

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文物为我们研究夏朝时期的铸造水平提供了很大帮助，同时也更为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夏朝时候的冶炼工艺水平。

研究人员检验了二里头遗址中发现的部分铜器，发现这些铜器的成分组成平均含铜91.85%、锡5.55%、铅1.19%，锡与铅的含量都不高，可见当时的冶炼工艺还十分原始。但不管怎么说，这些铜器的确已经属于青铜器的范畴。

不过这些铜器基本上是夏朝晚期的产物，因此夏朝早期究竟有没有能力铸造青铜九鼎依旧还是一个未知数。

在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这些青铜器里，不仅有大量的生产工具，还有不少礼器和武器。这些青铜工具的造型大多还很简陋。从外观设计来看，基本上都是仿造之前的石器、骨角器和蚌器制作出来的，包括小刀、锥子、凿子、鱼钩等，在外形设计方面没有太大的突破，只是把铸造工具的材料替换了而已。

青铜礼器目前只发现了铜爵和铜铃两种，铜爵的样子完全是仿造之前的陶爵来铸造的，表面也没有任何的花纹或装饰，十分朴素。但不管怎么说，单从铸造技术上来看，想要制作一个空心的容器比制作实体的工具、兵器等要困难得多。因此，看似朴实无华的铜爵，实际上更能反映当时的铸造工艺水平。

青铜器的出现意味着夏朝已经迎来了青铜时代，其原始的社会生产力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青铜本身其实就已经代表了一种强大的生产力，它的出现意味着当时的农业水平和手工业水平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社会有了更进一步的分工。但即便如此，夏朝依旧还处于青铜时代初期，青铜器还不足以完全替代石器、骨角器或蚌器的使用。

不管是从硬度还是从杀伤力上来看，青铜都比石块要厉害得多，但青铜器当时还是无法完全替代石器当武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单是从产量方面来说就是一道难以攻克的关卡。

此外，一直到夏朝末期，制陶业仍旧是最主要的手工业。在二里头遗址中发掘出来的大批陶器中，主要以砂质、泥质灰陶和灰褐陶为主，也有部分的黑陶和白陶等，有的陶器上还绘制了朱色的图案，有的甚至还有红、白、黄三色并用的云纹彩绘，可见当时夏朝制陶业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了。

玉器、石器和木器的制作水平在夏朝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许多出土的玉质装饰品上都雕刻着规整的兽面纹，有很高的工艺水平，而石器和木器的制作也比从前要精细得多。骨角器在夏朝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手工业，不仅可以用来制作工具和武器，还能用来制作一些生活装饰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