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蛰伏已久的朱棣终于走出燕王府，誓师起兵，南下讨伐朱允炆，向自己的皇位挺进。

《明成祖朱棣像》轴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这场决定王朝未来命运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

三年后，朱棣率领军队冲入南京紫禁城的时候，朱允炆去向不明。《明史》说：“燕兵入，帝自焚”；又说：“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不知所终”，似乎在暗示朱允炆并没有死去。朱允炆是死是活，从此成为明朝最神秘的事件，一直争论到今天。

随着朱棣在龙椅上缓缓坐定，永乐时代的大幕，已徐徐拉开。

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朱棣下诏改北平为北京；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又下诏以明年（即永乐五年）五月建北京宫殿，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

圣旨宣读完毕，我猜想宫殿上下一定会陷入一片寂静，好似有一块冰被放置在空气中，空气似乎变成一个巨大的固体。那时已是初秋，史书上写，是闰七月，南京城最热的时分，但当时在场的人，却仿佛坠入了寒武纪，分明看到空气中的冰块凝结着新的空气，一点一点地膨胀，变成一个庞然大物，重重地向每个人逼近。我猜想现场的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血流骤然停止，大脑严重缺氧，四肢变得麻木。时代的巨大变化，犹如一辆急剧翻转的过山车，让人猝不及防。

在北京营建新皇宫的原因，《明太宗实录》里不着一字，以至于清朝康熙皇帝曾经不无挖苦地说：“朕遍览明代《实录》，未录实事，即如永乐修京城之处，未记一字。”

在永乐皇帝以前，北京从来不曾做过汉族中央王朝的定都。

在永乐四年，明成祖永乐皇帝发布这道谕旨的时候，北京还是一座偏远荒蛮的小城。那时的北京，虽然空气清澈，没有雾霾，但永定河经常泛滥，土地荒寒，更加上战火不断，往往几百里不见人烟，以至于永乐皇帝登基之后，还要组织大规模移民。在中国历史上，汉族王朝的帝都，始终不离黄河左右，在长安—洛阳的轴线上迁徙。隋代开凿大运河，打通了帝国南北经络，长江以南地区成为丝绸、茶叶、瓷器、冶铁、铸铜等重要产业基地，宋室南迁，更使长江以南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成为“大中国经济圈的主要生产基地”，明朝立都南京，亦基于此。

北京的古名叫幽州。在夏代，有一个伟人画了一个圈，把北京（幽州）圈划在“中国”的区域之内，那个伟人就是夏禹。夏禹治水之后，把天下分为九州，幽州就是其中之一。当然，有之前的一代代中国人歌于斯、哭于斯、聚于斯、合于斯，夏禹画出那个圈，才不费吹灰之力。

两汉、魏、晋、唐代都曾设置过幽州。但历朝历代，北京都是中原王朝的边陲之城，一直处于中原游牧民族与北方草原部落势力的交叉点上。这座历史上著名的“边关”，仿佛一直停留在寒武纪，楼船夜雪，铁马秋风，千年的风雪，已将这座城池浸透，在砖石间凝结成一层又一层无法消融的冰花。唐代，一个名叫陈子昂的无名军曹，面对这座古城，吟出一首《登幽州台歌》，他诗里的那个幽州是那么的苍茫、幽远、悲怆，即使在繁花似锦、歌舞升平的盛唐，也读不出一点安乐的味道。五代十国时，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当作礼物，毕恭毕敬地送给辽国，让北方草原王朝的势力范围突破长城防线，拓展到长城以南，长城也历史上第一次失去了防守意义。收回燕云十六州，从此成为宋朝皇帝最强大的梦想。石敬瑭这个大礼包，就包括了北京（幽州）在内，北京自此由大宋王朝的北方城市，变成了辽帝国的南方城市。

有意思的是，北方游牧民族，却不止一次地把北京定为首都。北京仍然是战略前沿城市，只不过这一次转换到北方游牧民族的视角上。我们的视线，不再是中原北望，而是掉头向南，自林海雪原出发，伸展向中原的千里沃野。北京，是他们驻足南望时最近的“瞭望点”，是他们临近中原的“桥头堡”“前哨站”——在今天北京房山良乡，还有一座辽代砖塔（始建于隋代，辽代重建），朱棣发起“靖难之役”，就曾自它身边纵马驰过，然后，融入暮色苍茫的荒野，杀向灯火繁华的江南。它虽为佛塔，但辽代以后，一直用于作战。北宋据有北京（大名府）时，北宋军人用它观察辽国军人，而辽国据有北京（辽南京）时，辽国军人又以它观望南方军情。所幸的是，这座五层空心砖塔，历经千年战争风烟而依然伫立，如今成为北京地区唯一的楼阁式空心砖塔。

自辽太宗会同元年（公元938年）起，幽州就成为辽国的五个首都（五京）之一，称“南京”。金朝时，中都设在北京。元代以金的离宫（今北海公园）为中心重建新城，元世祖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改称大都，俗称元大都，亦称“汗八里”。它的浩大与繁华，让第一次走进它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张大了嘴巴，然后用他的威尼斯口音转告全世界，人世间居然有如此奇幻绮丽之城。体形硕大的元帝国，终于把北京养育成了一个国际大都会。

在这座城里，朱棣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时代，早已与这座城血肉相融。朱棣不喜欢南京，这座由父亲朱元璋几经犹豫之后选定的都城，虽依傍帝国的经济中心、富庶之地，但它太小、太秀、太阴柔，容不下朱棣的野心。烟雨江南、吴侬软语，那么容易瓦解一个帝王的意志，使他成为一个偏安一隅的井底之蛙。那时，朱棣的视野，已超越了以黄河、长江为中心的传统“中国”地区，而放眼整个大陆。那时的亚洲大陆东段，蒙古帝国的残余势力盘踞在北方，它的版图东起松辽平原，西逾阿尔泰山，南出燕山、阴山一线，势力不可谓不强大。永乐初年，这个蒙古帝国又分为东西两部，东部为“鞑靼”，西部为“瓦剌”。建立未久的大明王朝，被迅速裹入这样一个“三国鼎立”（即明朝、鞑靼蒙古、瓦剌蒙古）的大陆格局中。在朱棣的心底，更想做唐太宗那样的“天可汗”、忽必烈式的超级帝王。在资本主义海洋霸权建立以前，这一地区，一直是东西方世界的重要交通线。而北京这座城，虽远不如南京繁华，却是北方天际线下一座“众多民族杂居”“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国际性大都市”。况且，他也不愿在前两位皇帝的阴影之下亦步亦趋，他要塑造一个全新的帝国——一个超越“华夷”的共同体、一个“四方来朝”的盛世，那才堪称真正的“天下”。

我十分认同韩毓海先生的观点：世界史并非是随着西洋“发现世界”的航海才被揭开的，欧洲的海洋殖民和帝国主义活动，也并非世界史唯一的、根本的动力，——而在“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叙述中又常常被忽略的，乃是横贯欧亚的大陆强权之间的交往、交融、冲突和竞争，这些交融与竞争既构成了元、明、清三个中国王朝更替的大背景，也是世界史展开的另一个重要动力，其中：奥斯曼帝国、帖木儿汗国、金帐汗国、沙法维王朝与中国历代王朝之间长期的交往与博弈，亦是世界史研究者们必须考虑的头等大事，这也使得欧洲、西亚、中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深刻地嵌入到中国的地缘政治理念之中，使得中国的北方地区，成了一个被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称之为“内亚洲”或者“内亚－欧”区域中发生的，清朝兴起的根本原因，也只能从蒙古、东北亚和明朝之间的多方博弈中才能看出。

正如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所说：“成祖永乐颇有才能，只是除了夺取帝位及迁都北京的大动作之外，其他并无更张。”但仅仅迁都北京一项，就足以奠定他的历史地位，因为他的定都选择，使边缘成为中心，成为帝国的枢纽，才有三个世纪后（清代）东亚草原、高原地带第一次的大统一，使中华帝国同时拥有了整合草原帝国与中原帝国的两大平行体系，交互影响和运作，又进而成为一个跨民族、跨文化的共同体，使中华帝国成为东亚超级大国，它的实力甚至“超过了成吉思汗全凭武力建立的大帝国”。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其2017年制作的纪录片《紫禁城的秘密》（Secrets of China's Forbidden City）中说，朱棣定都北京，奠定了六百年后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