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登坛拜将

吴三桂崛起之时，庞大的明王朝正处在急速崩溃中。天启七年（1627），在陕西澄城县爆发了农民抗粮的武装斗争，它如星星之火，点燃了明末农民战争的燎原大火。崇祯初年，天下群雄并起，各路农民起义军已深入到中原腹心地区，他们活动在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四川、湖北等省，向明朝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后来成为明末农民起义军主要领袖的李自成、张献忠等也在这时先后参加了起义，在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至崇祯九年（1636）前后，全国农民大起义已成燎原之势，明朝穷于应付，它的将士疲于奔命，扑灭一处，另处又起；打跑一股，另股又出现在明兵面前。明兵防不胜防，打不胜打。明朝被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拖得苟延残喘，它像一个久病的巨人，已临近精疲力竭、摇晃不定的可悲地步！

在山海关外，新建的满族贵族政权，在经历努尔哈赤开基立业后，皇太极大胆变革，已变得空前强大。皇太极于天聪十年（崇祯九年，1636）四月在沈阳正式即帝位，变国号为“大清”，气象一新。他和他的兄弟子侄、文臣武将比任何时候都充满了夺取全国政权的信心。明朝仅凭借着宁锦防线，还在奋力挣扎着，勉强维持着辽西残局。

但是，曾在辽河两岸和这条走廊上同清（后金）兵激战、顶住它进攻的一大批将领、运筹帷幄的统帅，诸如杨镐、杜松、刘、袁应泰、熊廷弼、王化贞、袁崇焕、孙承宗、满桂、赵率教、何可纲、毛文龙等，就像夜空中的一颗颗流星一样，转瞬消逝了。他们或战死于疆场，或失意于官场而遭排斥，多数则死于党争，成了明末黑暗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时，在辽西惟剩祖氏一家和他们的亲兵家丁，始终坚持固守辽西，所幸朝廷不敢触动祖氏，故能保全而没有受到伤害。吴襄与吴三桂父子作为祖氏姻亲，命运所系，共撑残局，同度艰难。吴氏父子在明朝统治集团中政治与军事地位变得日益突出，终于一跃而扮演了辽西最后一幕的主要角色。

崇祯十二年（1639）七月，提升的机会又一次降临到这位幸运的青年将领的身上。这年，三桂刚二十七岁，喜报传来：他被任命为宁远团练总兵。还在崇祯五年（1632）他仅是个游击，而在此后的六年中，他很快由游击升到参将，再升到副将，由副将升到总兵，也只隔了四年时间。这个晋升速度，应该说，还是相当快的。对于三桂来说，可谓少年得志，平步青云。跟他同时代的所有辽西将领相比，以他这个年龄，竟升到总兵官这一要职，大概他是第一人吧！他的好友姜新大为感叹：“仁兄廿七登坛，儒门出将，父子元戎，讵谓奇遘哉！”

自明清战争以来，特别是战事发展到辽西以后，宁远已成为明朝防御清兵的一大军事重镇，与锦州并重，是宁锦防线的重要一环。先有袁崇焕、孙承宗力主筑宁远，两次获得大捷，给清（后金）兵以重创。袁崇焕冤死，祖大寿继任守此，后又调到锦州驻防。吴三桂则继袁崇焕、祖大寿之后，驻防宁远，已显示出朝廷对三桂的倚重。关外八城，以锦州、宁远两城最为重要。监军、巡抚、道台等官都在此城设衙办公，三桂以总兵官驻守于此，也就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

吴三桂升任总兵官要职，开始跻身于封疆大吏、朝廷显官的行列，这为他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政治基础。他的锦绣前程，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促成的。一是，应当承认，三桂确有才能，这在他的同辈人中已受到广泛称赞，在朝廷中也颇受赏识。人们都说他才华出众，“聪俊绝人”、“聪明自然超群”，自少年已“勇冠三军，边帅莫之及”，他的勇略使“夷夏震慑”，堪称是“智勇兼备之大将”。连清朝人也承认在明边将中惟三桂“敢战”。诸如此类的称颂，不无溢美之辞，但平心而论，三桂实为一将才，非是庸碌之辈可比。他就是凭借个人的才能，为自己获取越来越多的功名利禄。所以，不论来自哪些人的赞扬，并不都是毫无根据的吹捧。

二是，他晋升如此之快，也是靠了内外交结，多方提携的结果。在那个时代，一个人的前程不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有后台的强有力的支持。就是说，要寻找一个或几个有权势的人物做自己的后台，就会保证步步高升。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做官。恰是说中了问题的要害。三桂的晋升的途径也不出这个范围。他有舅父祖大寿兄弟为后盾，加意培养，不断地给予他立功创业的机会，不时地向上司或朝廷为他请功、晋职。这一点，三桂的姨夫裴国珍看得很清楚。三桂提升总兵时，他说：“贤甥登显职，皆由于祖镇台（祖大寿）。”不过，只靠祖大寿兄弟几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三桂与其父深通官场之道，他们并不惟祖大寿是赖，而是广交朝廷内外大员，建立起密切的政治关系，从而保证了他们父子仕途顺利，扶摇直上。三桂任总兵，就是由蓟辽总督洪承畴提名，约辽东巡抚方一藻共同推荐，经总监关宁两镇御马监太监高起潜同意，并由他向朝廷报告，经崇祯批准的。这三个人，地位相当重要。方一藻为辽东地区行政最高长官，洪承畴为一方统帅，而高起潜虽说是宫廷中掌管御马的太监，却是由皇帝“钦命”，位在诸将帅之上的“监军”。三桂与他们都有着特殊的关系。方一藻巡抚辽东时，三桂即“拜其门下”，与其子方光琛“缔盟为忘形交”。洪承畴以兵部尚书出任蓟辽总督，三桂“又拜其门下”。洪氏幕僚谢四新博学，深得其信用。三桂与之“纳交最厚”。高起潜对于三桂来说，更是一个强有力的后台人物。明末，宦官操纵权柄，凡为官为将的，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很难立足于朝廷。特别是皇帝信任宦官，派到各地“监军”，而“在边镇者，悉名监视”。高起潜“以知兵称，帝（崇祯）委任之”，“监视”宁远、锦州及山海关诸军。不论哪一级将官，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处于“监军”严密监视之下，稍有得罪，不惟丢官，甚至有掉脑袋的危险。三桂拜高起潜为“义父”，他们之间的关系必定要超过同方、洪等人的关系，毫无疑问，会得到他们格外庇护，给三桂加官晋爵只是时间问题。这些权势显赫的人物都成了三桂的后援。所以洪承畴一提名三桂任总兵，正合高起潜心意，他亲自写“题本”，立即被批准，与三桂同时提名的还有刘肇基任总兵，却没有获准（至次年才通过）。洪承畴出关将“虚冒”钱粮的千总刘某处死。此千总为“高起潜私人”，高对洪大为不满，因此洪提名与高没有多少关系的刘肇基，高不予支持，即成罢论。可见高起潜权势之大！

由于有高、洪、方等三人的一致支持，吴三桂轻而易举地登上将坛，身挂帅印，达到为将者所企望的地位。三桂入选总兵，除了必不可少的社会关系，也是当时军事的需要。洪承畴原任陕西三边总督，同李自成农民军周旋十余年。当辽东军事时局日益恶化，明军防御吃紧时，于崇祯十二年（1639）初被调到这里，出任明军的统帅。他一到任，就检查各处兵士训练，兵力配置及将领优劣等情况。他阅示山海关内外，发现明兵的训练不足。来自前线的侦察情报，使他感到“虏情紧急”，而明兵“必刻期”尽速完成训练，以应付同清兵的不可避免的战斗。此时，急需“选举辽东练兵大将”，“速图整练”军队，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他与高、方等选中吴三桂，来负责“统练辽兵”，包括演习刺杀、熟练使用各种武器，布阵、进退方法、掌握战斗号令，等等，这对于每个士兵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关系到战役战斗的胜败。担任此项任务训练的人，不仅要有实战经验，而且应当通晓兵法，以此而论，吴三桂倒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洪承畴提出一项练兵计划，业经高起潜同意，朝廷批准，即从现有辽兵中抽出一万，分驻中后所与前屯卫两处，正居关外八城的适中之地，责成吴三桂和监纪通判朱国梓“详审安插，分合操练”。三桂的部下辽人游击董永显，“管领内丁，胆勇超众，屡次建功”，也被选中，由游击提升到后勤中营管参将。洪承畴认为，宁远、锦州各有“总镇”（即总兵官）驻扎，再于各冲要之处布置劲兵，使宁锦一线首尾相应，八城不单虚，山海关则“益厚保障”。三桂即照其部署，与朱国梓分练辽兵。他“日日言练”，提出：“不独练人，尤宜练（武）器，必人与器相合，器与人相合，而后可以言练。”他严格进行训练，兵士的战斗素质明显提高，仅用两年的时间，三桂与其他负责训练的将官已练兵三万，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劲旅。

吴三桂任团练总兵，不限于练兵，同时也参加对清兵作战。

这是在三桂提升总兵的第二年，也就是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1640）五月十八日，明兵与清兵在杏山（今辽宁凌海杏山）附近的夹马山发生一场遭遇战。原来，在杏山西五里台居住的蒙古多罗特部民，共有三十家，六十余人。他们秘密约降清朝，请求清兵前来接应，保护他们免遭杏山、松山、锦州等处明兵的堵击。正巧皇太极亲历锦州一带巡视，当即指令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多铎、多罗郡王阿达礼等一批骁将率护军一千五百人前去迎接这批蒙古人。清兵为躲过明兵的阻击，便于十七日夜偷过锦州城，次日即十八日，天还没亮，顺利到达杏山西五里台。护卫蒙古人急速回返。黎明，被明兵发现。驻防杏山的辽东分练总兵刘肇基率军出城迎战。他于七日奉命率五千余精锐兵马自前屯卫起行，十一日赶到杏山“安插”。他闻警，即从所部五千人中抽调三千人马，从原驻守此城的明兵中调出三百人，共三千七百人，投入战斗。吴三桂在离杏山北十余里的松山附近驻防，一得到警报，立即出动三千人马，“长驱直过杏山”。锦州总兵祖大寿会游击戴明率马步兵七百赶来会战。很快，明兵集结七千余人马，进逼清军。清将济尔哈朗为避开城下明步兵，引诱其骑兵出战，便把所部撤退到离城九里的夹马山地方，扎住阵脚，明骑兵紧紧追随，至阵前，明百余骑兵首先出击，呼喊冲来。济尔哈朗纵兵还击，分队冲入。紧接着，济尔哈朗挥众将冲入阵中搏战，清护军皆系精锐，勇猛异常，更兼有济尔哈朗、多铎、阿达礼一批悍将，特别能冲锋陷阵。三桂虽然不示弱，表现了高超的战斗技能，却敌不住对方的凶猛攻击。清兵以他为目标，迅速把他围在中间，他拼命冲杀，“与贼血战”，却无法出围，幸亏刘肇基及时援救，才使他脱离危险。明兵且战且退，在杏山城下，清兵不敢恋战，乘机回兵，明兵亦不敢拦截，任其通过。此役明兵“失亡千人”，副将杨伦、周延州、参将李得位等被俘，当场斩首。三桂奏报：此役明兵“大获全胜”，不尽符合实际。从副将杨伦等人被擒，亦可看出明兵损失不小。清兵损失与明兵大致相当。六月十五日，皇太极从沈阳发来一万兵马增援；十七、十八日又“发披甲兵”，虽说是“发兵换班”，确“因杏山上阵损伤故”。显见清兵为迎护蒙古多罗特部民付出一定代价。

接着，在七月间，吴三桂又参加了两次战斗。

这时，皇太极正在积极谋划攻取锦州，早在三月间，已采取第一个实际步骤，派遣济尔哈朗与多铎为左右翼主帅，率部进驻锦州北九十里的义州，作为清兵进取锦州的战略基地。他们一面筑城，一面屯种；同时，不断向锦州地区出击，袭扰明宁远、锦州驻兵。锦州地区的军事形势变得日益紧张起来。明朝的战略家们对清兵意图已有所察觉，崇祯指令辽东督抚与各镇臣速筹应急方略。辽东新任巡抚丘民仰会同吴三桂、祖大寿、刘肇基等“昕夕商榷”，谋划战守之策。蓟辽总督洪承畴提出：“今日筹辽非徒言守，必守而兼战，然后可以成其守；而战又非浪战，必正而出之以奇，然后可以守其战。”这就是，对付清兵不能单独防守，要守战兼顾，才能守得住；战又不能总是正面交锋，还要采取多种作战方式，如奇袭、打埋伏等，才能见效。这一方略，成为明兵作战的指导方针。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明兵开始对清兵主动出击，展开各种形式的进攻。七月八日夜，吴三桂指挥马步兵五百自松山奇袭锦州附近的清兵镶蓝旗营地。清将贝子罗托等人仓皇率兵出营，双方在黑暗中展开一场混战。三桂的意图，是对清兵进行骚扰。当大批清兵出动时，便急速引兵撤退。清将一时不知明兵究竟有多少，害怕误中埋伏，不敢追赶。据清方报道：次日见战场留下八具尸体，马九匹。又据吴三桂给朝廷的塘报称：“贼于初八日夜被我袭击，旋即移营。”从双方战后报道可以看出，明兵与清兵伤亡很小，战斗时间短促。如果三桂的报道属实，清兵真的移营，那么，这次小股夜袭达到了目的。

继八日夜突袭清军之后，蓟辽总督洪承畴会同三桂、东协总兵曹变蛟、援剿总兵左光先、辽东总兵刘肇基四镇统帅共议，组织了一次对清兵的新的进攻。另调山海关总兵马科率部助战。清官方记载，明出动马步兵四万至杏山。战斗在松山与杏山之间展开。根据明清战后的报告，我们可以窥见此次战役的大致情况。

十日夜，三桂、曹变蛟等各挑选数十员勇将“带领精锐马兵”，进至离杏山城十里地方，在山洼地埋伏起来，并各派出哨探在周围山上潜伏瞭望。

第二天（十一日）晨，三桂率领副将以下将官五十余员，“齐出杏山城，整列队伍”，令骑兵居前，便于冲击；步兵火器居后，以备堵击。明兵力多少，未见记载，但从三桂亲自出马，将官如此之多，可以判断明兵当在四五千人。这时，担任侦察的大拨都司张成报告：清兵两万余骑从汤河子向西南奔来。三桂闻讯，即亲统副将于永绶、张鉴等领骑兵飞驰至五道岭，与先埋伏在这里的明兵会合，准备迎击。清兵已发现明兵，便向五道岭疾驰，直抵张官屯。这支清军由善战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肃亲王豪格、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等统领，“蜂拥”般向明兵冲来。三桂一声令下，以逸待劳的明兵呐喊着冲上去，“跃马冲砍”。清兵退至夹马山，各镇官兵“飞驰夹击”。三桂挥军冲杀，兵士皆“胆勇倍奋，士气益鼓”，又有炮火轰击，枪箭交加，激战数回合，清兵死伤甚多。吴军为争得功劳，纷纷下马割死伤清兵的首级。三桂发现山头还有大量清骑兵“密布”，料定是接应前军的，他惟恐部属忙于割首级误事，下令：不许下马，只以“恶砍”为功。鏖战多时，清兵已感不支，逐渐败下阵来。在山头接应的清兵不敢出战，急忙保护驮拉“死尸”，向北遁逃。在战斗进行时，坚守锦州的副将祖大乐率数十员将官出锦州三十里，与三桂等四镇兵汇合，以策应他们。因风沙蔽天，不便追剿，依次收兵，齐回杏山。此役明将士阵亡十一人，受轻重伤的，有六十五人，被射死的马五十六匹。清兵伤亡多少？明清官方皆不见载。多尔衮向皇太极隐瞒实况，只说：清兵“追至（杏山）城壕，掩杀之，获马七十匹”。也不提明兵伤亡情况。显见此次战斗虽说规模大，而彼此伤亡并不重，都在一定程度上各自夸大本军所取得的胜利。实际上，此战为明诸镇“合击”，兵力占有明显优势，“凡三战，松山、杏山皆捷”。经此打击，清兵失利，“退屯义州”。

崇祯十四年（1641）初，“自锦（州）城东、南、北三路，奴骑充斥，势殊猖獗”，逐渐形成对锦州的包围之势。明将官担心锦州被围，一旦缺粮，就无法坚守下去。眼下，运粮比增兵更为急需。可是，负责运粮各官“惊心奴儆”，不敢往锦、松、杏等前锋三城运送，仅运至宁远以西各城，致使宁远西各城储粮猛增至一万石，前锋锦州、松山、杏山三城各仓只存米二千石。从朝廷到前线将士都为此万分焦急。蓟辽总督洪承畴与辽东巡抚丘民仰（于崇祯十三年三月擢升右佥都御史，代方一藻巡抚辽东，驻宁远）、三桂等再三商酌，决定冒险向锦、松、杏三城运米，“以实根本”。正好赶上春节，他们便“以新年过节，出其不意”将粮运去。此项任务交由三桂完成。正月初二、初三两天，以牛骡驴车三千四百辆，装米一万五千石。初六日，三桂亲自“督运米车”出发。此计果然躲过清兵的监视，于次日中午，顺利到达锦州。当即卸车，至当天晚上二更时分全部卸完。八日，空车又安全地返回宁远。此次运米，往返“并未遇警，绝无疏失”。至初九日，清兵才有觉察，出动两万余骑分为四股追击，企图夺粮，遭到沿途守护的明军炮击，一无所获，“仍从原路北遁回营”。此次运粮成功，“俱蒙诸上台筹画周详，而更蒙（吴）练镇防护谨毖所致”。

吴三桂冒险督运粮食，显见他的胆略远在众将官之上。在人们视锦松等为险途而畏缩不前时，他却敢于承担责任，实心任事，一举成功，因而受到朝廷和周围将领的赞扬。由于锦州得到了给养的补充，更坚定了全城将士守城的信心，并长期坚持下去，虽被清兵围困，亦毫无所惧，这与给养充足有直接关系。

自从三桂被提升总兵官以后，效力朝廷更倍于前，“忠可炙日，每逢大敌，身先士卒，剿杀虏级独多”。朝廷给予他的这几句评语，不仅概略地反映了他在这一阶段的军事活动情况，而且把他的功绩置于所有将官之上，也可看出他的地位明显提高。朝廷表彰他勇敢杀敌，屡建战功，但最根本的是赞扬他对朝廷表现出无限的忠心，夸为“忠可炙日”。三桂得到明廷的信任和器重，其父亦身居显官，其亲属无不富贵，这自然使吴氏及与吴氏有血缘关系的宗族跟朝廷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三桂当然明白，只有忠实于朝廷才能得到他追求的功名富贵。因此，他凭一股青年人的锐气为朝廷效力，在他看来实属天经地义。他在升任总兵官前前后后的表现，都说明他在为保卫大明江山而战斗。就个人而言，如同历代那些有作为的青年人所怀有的志向一样，他要建功立业，获得他所追求的一切荣誉。这就是正在蓬勃向上，在前程似锦的道路上疾驰的吴三桂的基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