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苦难序曲

一、祸从口出

冯：好。我们的谈话单刀直入。你是哪年被抓起来的？在中央美院吗？

韩：不，是在安徽的淮南瓷器厂。可是我的祸根在中央美院。

冯：张贤亮的祸根是他写的一首诗《大风歌》，他写这首诗时十七岁，为此他先后五次入狱，坐了二十二年牢。你呢？为了什么？

韩：言论，爱说牢骚话。

冯：自从1957年“反右”开始，知识分子的灾难多半因为言论。你在中央美院那时是学生，还是教师？

韩：开始是学生。我1955年从济南考进中央美院，转年成立中央工艺美院时，我被安排到中央工艺美院上学。我的老师是庞薰琹、柴扉、郑可。庞薰琹是我的恩师。

冯：他们都是杰出的艺术家和美术教育家。你当时只是一个青年学生，会在什么时候发表“问题言论”？19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吗？

韩：“反右”在美院翻天覆地，许多教授都被打成“右派”，包括我几位老师庞薰琹、郑可等都成了“右派”；工艺美院总共才八十一人，十八人被打成“右派”。连设计国徽的高庄也成了“右派”。当时我年纪太轻，又是学生，还轮不上我们。再说我是穷人家出身，十三岁就参军了，自信对国家对革命忠心不贰，脑袋里的“政治”很简单，就是共产主义吧。能说什么反动话特务话吗？可是自从“反右”之后，脑袋里的想法就多了一些，看不惯的事情便发议论。“大跃进”中虚的假的看不惯，把知识分子全弄下去劳动看不惯。我向来管不住自己的嘴，心里有话就得往外说。比如我说全民大炼钢铁时炼的钢都是废铁渣子，是我编的吗？再比如，我们跑到白洋淀写生时听当地农民说闹饥荒时饿死了很多人，死人用船往外运，这也不是我造出来的，老百姓会瞎编吗？

冯：拿这些话定罪就有点荒唐了。

韩：更荒唐的事还多着呢。比方，班里上辩论课。安排我和另一个同学做“反方”，大家做“正方”，辩论的题目是“美国搞原子弹好不好”。反方就是“敌方”，要极力说原子弹好，这样才好激发大家做出更有力的反驳。实际上我们也认为原子弹不好，可是我们不是扮演敌人吗？大家说原子弹怎么怎么不好，我就说“你再说我们老美不好就扔个原子弹炸你们”。没想到，这些扮演反方的话，最后都成了我美化美帝国主义、仇恨人民的反动言论。

冯：当时就这么定性了？你不会申辩吗？

韩：申辩？和谁申辩？你根本连知道也不知道，这些话就全记在档案里了。我档案里乱七八糟吓人的东西多着呢，不过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

冯：这可有点可怕，这说明暗中一直有一支笔记下你的一言一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韩：倒霉的时候，“四清”。到了“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和清组织”的时候，这些掖在档案里的东西，就当做罪状全端出来了。“四清”是“文革”的前奏，已经开始无限上纲了，一上纲，全是罪大恶极！比如说“大炼钢铁”炼的是废铁渣子，那就是反对“三面红旗”。“三面红旗”谁提出来的？毛主席！那就是明目张胆、丧心病狂地反对毛主席。你说问题有多严重？平常的牢骚话在运动里问题就大了。

冯：“四清”是1963年，那时你二十七岁，应该已经从中央工艺美院毕业了。

韩：我1959年毕业。毕业后因为我画得好，不少作品已经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了，在学院是公认的高材生，就被留在装潢系做老师。可是自从1957年“反右”以后，对“问题言论”的告密多起来了。我做老师期间，一直就是被告密的对象。

冯：因为1957年的“右派”都是“祸从口出”。有一点我不明白，“反右”时你的老师们全都是因为言论问题被打成“右派”，你怎么没有从中吸取到教训？是不是你认为自己出身穷苦，少年参军，“根正苗红”，不可能把你看做“反动派”？

韩：可能有吧。最主要是我脑袋里没政治，对政治也不敏感，脑袋里全是画。当时，中国最棒的画家一多半都挤在中央美院和中央工艺美院两座学校里，齐白石、徐悲鸿、李苦禅、江丰、吴作人、蒋兆和、张光宇、郑可、庞薰琹、叶浅予、周令钊、黄永玉等，都是教授，可厉害了，有的还给我们讲过课。那时我画画的劲头十足，想当画家，当个很棒的画家，没把说几句牢骚话当回事。我只听人说我是“只专不红”，我申请入团一直不要我，可是没听人说过我反动。

冯：你对政治不敏感，不见得政治对你不敏感。搞艺术的用艺术的眼光看政治，搞政治的用政治的眼光看艺术家。政治的判断是利与害，艺术的判断是美与丑。但是当你说某些政治是丑的，它就会把你当做有害的。你是什么时候出事的？

韩：刚才我说了，“四清”。

冯：就在中央工艺美院吗？

韩：不，在安徽。

冯：怎么会在安徽？你下去搞“四清”了吗？还是犯了什么错误被贬到安徽去了？

韩：你这个“被贬”的说法沾边，可表面不是。1963年安徽要建立美术学院，派省委宣传部部长赖少奇来到工艺学院请求支援，说是派个艺术上得力的人去帮助他们铺摊子，最多三年，建好后就回来。学院领导把我的画拿给他们一看，他们很高兴，马上表示欢迎。学院领导就决定派我去。我还觉得挺光荣呢，哪里知道这是借故把我一脚踢出工艺美院。

冯：因为他们掌握了你的“言论问题”，这是变相的一种发配？

韩：对了！可是我完全不知道。我那时刚结婚，婚后第八天，就带着老婆和三个学生到安徽合肥的轻工业研究所报到，我一心想着铆足劲儿大干一场，帮他们把美术学院漂漂亮亮立起来，然后尽快返回北京。这时候我在北京干得正起劲呢，许多人都来找我画画。连夏衍、范瑾、冯牧都找我为他们设计封面，田汉的剧作《窦娥冤》也是我画的封面。对了，一次邓拓看到我的装饰画，还配了一首《踏莎行·寨歌》。我真想快去快回，返回到北京文化的氛围里，北京的文化氛围比哪儿都浓。可是一年后安徽这边的美术学院还没有影子，“四清”运动就来了，居然把我弄了起来。

冯：为了什么？

韩：首先是在中央工艺美院档案里的事，“四清”一来给一条条全亮出来了，我一听就傻了，平日里的牢骚话全被人记下来了。这都是谁告的密、谁记下来的呢？我感觉后脊梁冒冷气。别看这些话平时找不到头上，临到运动里一上纲，句句够喝半壶的。这时我才明白，原来我韩美林是背着一大箱自己的黑材料跑到安徽找死来的。好像人家事先在这儿给我挖好一个坑，再把我推过来。

冯：那就别叫冤了，这就是命中注定。

二、里通外国

冯：“四清”整你，除了言论，还有别的什么事吗？

韩：还有一个问题。这问题不在北京，是在安徽，非常严重，比言论问题大百倍，死罪，但根本不存在。

冯：我听不懂。

韩：这件事情得分两头说。一头是孔雁和她的男朋友。孔雁是我们轻工业研究所的一个女技术员，上海人，气质不错，喜欢艺术，跟我聊得来，关系挺好。她的男朋友姓赵，在国防科委搞原子弹研究。他从研究基地出差去上海，身上带着绝密材料，在前往上海途中拐个弯儿来合肥看他的女朋友孔雁。他这行动是私自决定的，没告诉他的单位，致使在上海接站的人没接到他。可是他身上有保密材料呵，接站的人没见到他，失联了，事情就大了。虽然他在合肥只待了一两天，因为他瞒了组织，被引起怀疑，怀疑他泄密或贩卖情报。

冯：可是这事与你有什么关系？

韩：这要说事情的另一头。就在这两天正巧我去上海探亲，看我的母亲。我在中央工艺美院上学时，有个同学叫谢列克，是波兰的留学生。谢列克和我关系不错，他有个爱好与我相同，就是集邮。我与他多年没见，这次我来上海探亲，到集邮商店逛逛，没想到与他不期而遇，老同学见面很亲热。那时他在上海波兰领事馆工作，我也不清楚。我们就跑到一家咖啡店里去喝咖啡，叫安全部门注意上了。

冯：那时社会相当封闭。外国人都被视做“敌人”，总和外国人混在一起就会被认为不会有好事。你和一个金发碧眼的人闹得挺热乎，当然叫人怀疑上了，盯上了。

韩：这就是事情的两头，一边是携带国家机密情报的人失联了，一边是与外国使馆的关系不清不白，都是疑点，都不是小事。

冯：可是这两头并没任何关系呵。

韩：可这两头都与孔雁有关系，也都在上海。

冯：你见到孔雁的男朋友了吗？

韩：我根本就不认识孔雁的男朋友，直至今天也没见过他，连他长什么模样，名字叫什么也不知道。

冯：那会有什么事？

韩：你听我说。这两头都跑到了我们合肥的轻工业研究所来调查。国防科委和公安部来调查孔雁的男朋友“泄密”的事，上海的安全部门来调查我与外国使馆人员“秘密接头”的事，由于我和孔雁关系不错，他们就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

冯：我不明白，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

韩：很简单，就是说孔雁的男朋友在上海“失联”时，把绝密的材料交给我，我在与谢列克喝咖啡时，偷偷把情报给了波兰大使馆。你说说这是不是有点像间谍影片了？

冯：这事如果是真的，就是死罪了。

韩：特务，出卖国家重大机密，叛国。

冯：可这完全是假设，是虚构，子虚乌有，没有事实根据呵。

韩：那时根本不需要事实，怀疑你就整你，逼你承认。你愈说没有，整得愈凶，给你的压力愈大。

冯：他们没凭据怎么整你？

韩：凭据就是怀疑。“四清”期间他们不是把我的档案全折腾一个够吗，还发现我在工艺美院时，与另外几个外国学生关系“不一般”，一个伊拉克的，一个蒙古的，好像还有一个保加利亚的；其实不过是他们喜欢我的画，与我关系不错，没想到这些关系也早被作为疑点，记在我的档案里。

冯：看来，在你的档案里，你绝对不是好人。

韩：你认为你对国家忠诚不贰，自己纯洁得像一张白纸，你在人家眼里却是一张画满了污点的纸，甚至是黑纸。但你不知道，你还傻乎乎地以为人家信任你呢。

冯：他们把你与这几个外国留学生的关系，同这件疑案全都联系在一起了。

韩：何止联系在一起，这些全是我里通外国做特务的“重要线索”，我和每个留学生的关系全要查个底儿掉。

冯：又是反动言论，又是里通外国，问题相当大了。

韩：我“里通外国”是重大疑案，公安部、国防部和安徽公安厅联合立案侦查，省委书记亲自坐镇，势头极猛。我又是从北京来的，被看得很重，成了整个安徽轻工业厅和文艺界头号的运动对象。狠整我死整我，恨不得把我整成蒋介石。

冯：搞运动就是要整出人来，人物愈大成绩愈大。那时的政绩不是GDP多少，是整出的人多少。你害怕吗？

韩：当然怕，我可不是英雄。我当时只有二十几岁，从来没碰过这种政治上的事，这样的来头和架势，遇到这样排山倒海的压力。

冯：什么样的压力？

韩：审讯，像审犯人那样审讯，逼着你招，按照他们想象的那样一条条全认了。我能承认这些根本没有的事吗？我这人嘴硬，我不认；他们就开批斗会，给我施压，而且一次次加大压力，这种场面我没经过，还有一个个人站出来当场揭发我。

冯：哪些人揭发你，揭发你什么？

韩：没有的也揭发。有个上海人说他脸上的疤是1939年被我从楼上推下来摔的。1939年我才三岁。那时他在上海，我在济南。这种荒唐透顶的谎言也在大会上揭发，大伙还跟着喊口号，打倒我。

冯：他为什么“揭发”你，出于什么目的？

韩：我理解这个人，他出身资本家，运动中他也有压力，他必须争取表现，那就得狠狠打击我。我不能理解的是，我的一个学生也跳出来揭发我，虽然他的动机也和他出身不好有关，他是地主出身，可是我平时待他特别好。有了稿费粮票常拿出一些放在他的枕头下边，平时心里话常跟他念叨，当然也就会有一些牢骚话、对社会不满的话对他说说。批斗会的头一天，他悄悄对我说，你放心，我决不会检举你。没想到，第二天批斗会上第一个跳上台揭发我的就是他。说我有一次看到报上刊登毛主席在招手的照片，就说“如果他知道大跃进时饿死多少人，就不会这么高兴了”。这话确实是我说的。可是，当时屋里只有我俩，他不说，没人知道。他的揭发给我增加了一条重罪。

冯：你这几句话在当时确实够得上“反动言论”了。我的一个朋友，湖南人，教语文的，运动中对他揭发最致命的就是平日最贴近他的学生，对他最知根知底，伤害也就最深。

韩：更深的是我老婆。她把枕边的话全检举出来了。

冯：你真是万劫不复了。

韩：我对这个事太绝望了。像我这样一个穷人家出身并参了军的人，一个纯洁的人，竟遭到这种事，这算是革命对我的一种奖赏吧。我哥哥那边也声明和我划清界限，不准孩子再叫我二叔。可是，当我老婆提出和我划清界限时，我感到万念俱灰！我的家完了，心里的抱负也完了。我曾经有那么大的抱负，想当个好画家，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这下子全毁了。天天批斗会后，把我关进一个小屋写检查、认罪材料，公安厅的人在门外守着我，我已经没什么指望了，我想死。

冯：你有过行动吗？

韩：自杀吗？有，我自杀过。一次上厕所，我看见地上堆了一堆石灰，又脏又臭，还有蚂蚁和虫子，我大把大把抓起来往肚子里吞，吞得真不少呀，我想用石灰把我烧死，可是没想到石灰时间长了，变质了，不会烧人，反而有钙，嘿嘿，倒给我补钙了。我没死成，可是我的志向破灭了。你知道一个人的志向破灭是什么滋味吗？

冯：如果从社会意义上说，我也尝过。但没有你经历得这么残酷。你“四清”运动的这些事最后是怎么了结的？

韩：里通外国的事没法证明，连我见过孔雁的男朋友的说法也证明不了，最后只能不再提了，听说后来孔雁的男朋友调离了原单位，孔雁也从研究所调走了。但是我的言论问题跑不了，结论是“内定反革命分子，帽子拿在群众手里”，下放到淮南瓷器厂劳动改造。

冯：这是哪一年？

韩：1964年5月。在合肥一次批斗后，直接送到淮南。

三、九区十八岗

冯：淮南瓷器厂在什么地方？

韩：合肥以北的八公山的地方，淮南，这个地方俗称九区十八岗，很荒凉，很野。

冯：这是什么样的地方，能说是很野？

韩：淮南这城市过去叫做“狗撒尿”的城市。城区很分散，这一片，那一片，早先人们在这里开矿形成的。哪儿有矿，就哪儿落脚，互不连着，单是火车站就有九个，一个区一个，散落在八公山下，俗称九区十八岗。八公山不高，名气并不小，成语“草木皆兵”就出自这儿，《资治通鉴》上有记载，你可以去查。这些地方的人没文化，民风剽悍，历史上出土匪，有句俗话叫做“九区十八岗，岗岗出土匪”。瓷器厂在蔡家岗的土坝子。

冯：一个小厂子吗？

韩：不，规模很大。两千多人。

冯：这么大的瓷器厂，生产什么？

韩：主要是大瓷碗。附近一些省农村使的碗都是这里做的，产量很大。

冯：是那种粗瓷的青花大碗吗？

韩：比那种碗还粗。上边的花不是画的，是喷的。这种碗有个歌儿“吃饭戴口罩，刷碗戴手套，放在屋里怕老鼠咬，放在院里怕麻雀叼。”为什么老鼠会咬、麻雀会叼？因为碗上的沙眼很大，大的像洞眼，米渣饭粒会留在里边，老鼠麻雀就找上来了。

冯：你在瓷器厂干什么呢，既然都是喷花，没有你画画的活可干了。

韩：画画？美得你。我是劳改对象，粗活、苦活、最重最吃力的活都给了我。我被分配到三车间，车间里五个人一组，只有我一个是男的，其余都是女的。女人拉坯、喷花。我运料、搬运、装窑。烧瓷碗时，一长条板案上放三十个碗坯子，六十斤重，要一条条扛进窑内摆好，摆好碗坯后就守在窑前捅炉子，人就像上了发条一刻不停，这种馒头窑的温度必须达到1200℃，车间温度在50℃以上。到了夏天，只有疯狂地喝水，反正水随便喝。我感觉我自己就像个碗坯子，不定哪一天烧成个碗就不受这个罪了。

冯：你过的生活怎样？

韩：不是人的生活，除去像牲口一样干完活睡觉，睡完觉干活，没人理我。我是反革命，谁敢理我？人人还要监视我。

冯：你的老婆也跟你到瓷器厂了吗？

韩：她已经与我划清界限了，还会跟着我来劳改？

冯：你先安静一会儿，我们先不谈这个了。我想知道这期间，你有没有遇到一点温情的东西，哪怕一点点？我的人生经验是，人在落难时，总是会碰到一些人情的温暖。这恐怕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老天的眷顾”了。哪怕就这一点点，都会给处在绝境中的我们以很大的支持。

韩：有。

冯：谁给你的？他是谁？

韩：一条狗。

冯：就是你那出名的“患难小友”吗？再说一说，这是什么样的一条狗？

韩：刚才我说了，我天天基本上是一个人干活，活着，没人理我。吃饭时我独自坐在一棵柳树下边吃，别人都离我远远的。这时总有一条狗走到我跟前，围着我转，看看我。它是厂里一位姓杨的师傅家养的。我想它是不是也挺饿，我就从碗里夹块肉皮、菜叶、面片给它，或者扔一小块馒头给它，渐渐它和我成朋友了。它长得不好看，深棕色，发黑，没什么模样，没人理它，它常摇着尾巴围着我转，跟我玩。我干活时，那些地方热极了，它非要跑过来陪着我，也不怕炉前的地面烫脚，还常常有火星子。它总来找我，有时我就跟它说两句话。

冯：还说牢骚话吗？说犯歹的心里话和不满的话吗？

韩：我说，它也不会揭发我。在当时，这世界上惟一不会揭发我的只有这条狗了。没想到吧，到头来把你当做朋友，你敢对它说心里话的，竟然是一条狗。

冯：这是你的幸运，也是那个社会的可悲。

韩：我那时确实体会到你说的“幸运”。

冯：你管它叫什么？

韩：儿子。

冯：噢？真叫它儿子吗？

韩：是呵，就叫儿子。

冯：你叫我体会到你对它有的一种伟大的感情，高过人间的情感，还使我想起作家周克芹曾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儿子是忠实的。

韩：我讲给你一个细节。我在淮南瓷器厂干了一年多，厂里看我人挺老实，还有我是画画出身的，喷的花儿也比他们强，渐渐成了车间里喷花技术的“权威”了，车间的头头对我就有一点信任感了，一次派我外出买一趟东西。那天我跑到火车站要上车——我不是说这城市有九个车站吗？从这边去那边就坐火车。临上车时，这“儿子”居然冒出来，叼住我的衣襟，死拽着我。我说我出去办事，当天就回来。它不干，我硬是摆脱它上了车。它就在车后边追，它哪里追得上火车呢？看着它呼呼地跑着追火车的样子，叫我感受到一种感情，这是一种什么感情？你说说。

冯：感情最高的境界是纯粹的感情。老天还算公平，在人间把你的感情肆掠一空时，把这只狗给了你，而且是绝对纯粹、毫无功利的感情。你失去了自己的女儿，老天给了你一个儿子。

韩：是，你说得对。

冯：我想知道你还画画吗？

韩：画。

冯：你不是所有绘画的抱负和志向都被毁灭了吗？

韩：可是我忍不住呀，我好像本能地在画。

冯：我刚才说过，其实只是在社会意义上毁掉了你的志向，但在艺术上、你的天性上，你绘画的“抱负与志向”依然存在。这才是最重要的。

韩：是的，谁也别想毁掉我画画的本性。我是为了画画才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冯：你说的是艺术家的天性，这也是艺术无法在血缘上遗传的原因；但这种天性只属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韩：可是有人想改变艺术家的天性，想叫咱们按他的意思画画。

冯：那就看你是否守得住自己了。被扭曲可能比被毁灭更糟糕。这期间你画什么画？

韩：心里冒出什么就画什么。画可爱的形象，也画某些人丑恶的嘴脸，还有各种构思、构图、设计、草图。

冯：你用什么材料画？

韩：到处拾来的、找来的纸片子。

冯：笔呢？

韩：自制的，我用狗毛绑的。我还把这些画订成一个本子，在封面上写了两个字——纳步。

冯：为什么取名叫《纳步》？

韩：就是留下艺术的脚步。

冯：单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在这种境况下，你对自己的艺术还是有想法的。

韩：这本《纳步》的命运也挺奇特。我们厂里有个工人叫小潘，他喜欢画画，把《纳步》借去了，“文革”一来，我被抓起来后，他就把这个画本拆开，将画页藏在他家镜框子后边，等我后来放出来，他又装订好还给了我。

冯：“文革”一来，你马上被抓了吗？

韩：不是马上。我们淮南这地方偏远，和北京、天津、上海不同步。“文革”初期，我们厂立刻就完全乱了，工人起来造反，没人管事了。我常常被造反派叫去写大字报。反正写毛笔字谁也写不过我。叫我写什么就写什么。那时候有些人不是闹着给自己平反吗？我脑袋里冒出个想法，我也应该给自己平反，这就想到了中央工艺美院的同学蔡小丽，她人很正派，人性也好，对我很了解，她人在杭州，我想找她给我写个证明，证明我是好人。

冯：其实你这个想法很幼稚。

韩：我从来没成熟过，也不想成熟。那时单位没人管，我就买张票跑到杭州找到蔡小丽，把来意一说。她犯难了，不知怎么写，也不知写给谁，我想了想才明白自己并没有想好，我叫人家写什么，怎么写，写给谁呢？这证明根本无法写，只好作罢。不过，这次在杭州叫我看到令人震惊的一幕：批斗盖叫天！我爱看京剧，盖叫天在我心里就是个神。可是这会儿当街正在烧他花花绿绿的戏装，火光浓烟往上冒，盖叫天当时也八十多了，人快不行了，给放在一张藤椅上，呆傻似的仰面而坐，两眼无神，嘴张成一个洞，脑袋剃成阴阳头，半人半鬼，完全没有我心中那个“武松”的形象了。一群造反的红卫兵围在四周狂呼乱喊。这么一个巨人都这样了，天下已经大乱了，到处游街抄家，想想自己，不知道将会有什么在等待着我。

四、1967年4月7日

冯：我研究过你的各种材料，其实此前你所经历的一切，还只是一种“序曲”与“前奏”。你真正的苦难史应该是从“文革”开始的，对吧，记得是什么时候吗？

韩：1967年4月7日。

冯：记得这么清楚。

韩：如果轮到你，这辈子也不会忘。这个日子像刀戳在我心里。

冯：在你从杭州回来后不久吧。

韩：我是接到通知回来的，当时有预感，浑身充满一种不祥的敏感。我去杭州的时候，还特意跑了一趟上海看我的母亲。那时我嫂子在医院工作，我说我睡不好觉，找她要安眠药，要了几次，凑上几十片带在身上，准备遇到大难想寻死的时候用，这事后边再说。回来后，听说厂里不少有历史问题的人都挨斗了。连厂长戴岳也给揪出来了。几天后，我跟一个技术员去蔡家岗百货公司买东西。正走在路上，厂里一位运动里闹得挺欢的师傅骑车追来，说：“韩美林，厂里有点事叫你回去。”我边走手里还边用小刀刻着一个木头小人儿呢。我们就扭身返回去。那位师傅骑车一直跟着我，实际是盯着我，这时候我就感觉事情不妙了。

我还没到厂门口，差着八十米吧，就见好大一群人，总共有好几百人，像列队一样在门口等着我。我一来，都用眼瞪着我，我一看完了。

冯：请你讲得再细一些。

韩：我下意识把手里的木雕人和刻刀揣在兜里。一群人就拿着杠子上来，噼里啪啦一顿揍，再一踹我就跪下了，然后拿铁丝把胳膊和手拧上了，把我连踢带打弄进厂，到了办公楼的二楼上。刚到楼上，一个厂里出名厉害的，瘦高个子，斗鸡眼儿，守在楼梯口一个耳光把我从二楼扇到一楼，再拽上来，向右拐个弯儿，再左拐个弯儿，进了保卫科办公室，一脚又把我踹得跪在地上，一条杠子把我的腿和脚都压上了，叫我“交代罪行”。这时我一看，保卫科长、军代表、工宣队长都在，就知道今天大难临头了。

冯：你很怕吗？

韩：实话对你说，刚开始怕，后来不怕了。人到这时候了，怕也没用，也不知道怕了。我心想，我的言论该交代都交代了，也不是国民党特务，没干过亏心事。还交代什么呢？专政就专政吧，我就豁出去吧，我说“我都交代了”。身后一个小子，上来就踩压在我腿上的杠子，过去只知道日本鬼子对抓来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员踩杠子，这一踩我才知道踩杠子是什么滋味，浑身从下往上冒凉气，那种凉真是没法形容，而且疼得钻心，汗噼里啪啦下来了。这小子说：“叫你嘴硬，给你再修理一下”，然后用木棍往我脚面死死一戳再用劲一拧，死疼死疼，我脚骨头就碎了。

冯：怎么知道碎了？

韩：很久以后照相才知道，六根骨头碎成四十多块。我疼得大叫：“我操你妈呀！”再想叫想说，嘴不行了，已经充血，说不出来了。他们说：“你跟三家村四条汉子什么关系，跟邓拓什么关系，你给他们画画，你跟他们勾着。”这时我才知道北京中央工艺美院那边又把我一批新的材料转来了。原先认识田汉、夏衍、邓拓算什么问题，他们不都是大作家艺术家吗？谁知道“文革”一来他们是天天写在报上最大的“敌人”！我韩美林上辈子造多大孽，这辈子身上什么东西都能转化为反革命的证据！

冯：这是你的命运，可是——只有我们这代才会有这样的命运。与三家村的邓拓和四条汉子的田汉拴在一起还好得了吗，你可真的是在劫难逃了。

韩：我当时想，我在劫难逃了，只有视死如归，横下心用我那破嘴只说一句：“我没什么可交代的。”那小子忽然从桌上的笔筒里“唰”地抽出一把锋利的刀，抓起我的手，在我靠近手腕肌腱的地方扎进去往外猛地一挑，咬着后槽牙说：“我叫你画，叫你画！”硬把我手上的筋挑了，血冒出来了。这一下，我没感觉疼，只想到我从此不能画了，什么理想、抱负、兴趣全完了，他毁了我！我朝他大骂：“我操你妈！”

我死命往上蹿，他们拿杠子压不住我的腿，就拿烟头烫我，把我胳膊用铁丝狠狠倒绑起来。你看看我的手吧，这是挑断筋的地方，这是烫的疤，都还留着。

冯：我不想叫你说下去了！你先别说了……

韩：我想说下去。我这人天生性格太硬。我从来不是软骨头，我什么也不怕的时候更硬。他打你，你愈怂，愈投降，他就愈欺侮你。有人说，就是因为你太硬，挨的揍受的罪才比别人厉害。这话也对。可是，我这性格不就是这么打出来的吗？

我接着往下说。他们打完我，就拉出去游街示众了。院子里边敲锣打鼓，集合队伍，喊口号，唱革命歌曲。还有一堆挨整的，头戴高帽子，都站在院子里。厂长书记也在里边，还有一个会计，上中学时集体参加过三青团，现在就是历史反革命了。这会计最后是被推到白灰里呛死的，我是亲眼看到的。

他们把压我腿上的杠子撤了，我已经站不起来了，两条腿感觉已经不是我的了。他们把我架下楼，游街就开始了。从厂子东门出去，绕一大圈，再从西门进厂。这时，满街都是游街的。街上的人往我们身上扔石块、石膏、泥巴、煤，还有人上来抽一嘴巴。满身都是扔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鼻子淌血，没有人样了。

我的腿已经木了，两只脚的骨头碎了，一双破皮鞋里全是血，脚肿起来，没法走了，我就把鞋脱掉。我也不知道自己这双脚这双腿怎么走了这么长的路。给我力量的不是人们对我的推推搡搡，而是走在我前边的两个老农民和两个孩子。

冯：你们厂的游街怎么会有农民和孩子？

韩：当时街上不少游街队伍，碰到一起就合到一起。这游街的农民和孩子都是从别的队伍合进来的，合进来就走在我们前边。两个农民一个是卖白菜的，一个是买白菜的，那时农民买卖自己的农产品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碰巧抓到了就拉进游街的队伍里来。他俩手里各拿着一面锣，前边卖白菜的农民敲一下锣，说一句：“我不该卖白菜”，后边买白菜的农民敲一下锣，说一句：“我不该买白菜”。那两个孩子是土坝子小学的学生，学校叫学生到校外边拾废铁，有一定的数量要求，孩子拾不到，就去工厂偷，每人偷了一根铁棍，叫人抓住了，也推到游街队伍里来。游街时叫这两个孩子背着偷来的铁棍，铁棍有二十多斤重，走长了，快给压得趴下了，腰弯成一个钩，还硬往前一步步走，这两个孩子的形象给了我力量。他们走得了，为什么我走不了。我走过的地方，都有两只脚的血印子。

冯：我无法想象你当时的心情。

韩：可是这时奇迹出现了，就在这当口我的儿子突然出现了。

冯：儿子？你那小狗吗？它怎么会来了？

韩：是呵，它忽然从人群里蹿出来，扑到我身上，两个前爪子亲热地抓我，拉我衣服，从我裤裆下边钻过来，钻过去，用鼻子闻闻我的膝盖，我的腿，好像它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好像它知道我受苦，浑身上下又是土，又是血。我当时已不成人样了，它是怎么认出来的呢？可是就在这时，押着我的那些人轰它，怎么轰也轰不走，还朝他们吼叫，他们火了，挥起杠子打下去，儿子惨叫，几杠子都打在它腰上，下手极重，我猜是打断了脊梁骨。它叫着挤出人群跑了；但是，它的出现给我增添了力量。

冯：什么力量？

韩：情感就是力量。人性也是力量。

冯：可惜这种人性在人身上不存在了，是狗体现出来的。你儿子的脊梁真的断了吗？

韩：我从此再没见过它。

冯：你知道巴金先生听了你这只狗的故事，被感动了，想起自己爱犬的遭遇，写下他那篇著名的散文《小狗包弟》？

韩：知道。

冯：你后来没有一点它的消息了吗？

韩：有，咱们后边再谈。

冯：此时此刻你的世界里肯定没有艺术了。

韩：你不会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我还有一部“作品”。

冯：怎么可能？什么作品？

韩：画。

冯：想象的吧。

韩：不，是画的，我告诉你。游街回来后，我们几个被斗的“牛鬼蛇神”站在大礼堂前台阶上等着吃饭，饭后还要继续游街。这时，我的皮鞋不是一直提在手里吗？鞋壳里不是灌满了血吗？我忽然发现从鞋尖流出来的血淌在地上，那血的形状有点像个鸡头，我有了绘画的感觉，顺手用鞋尖蘸着血把这只鸡画了出来。

冯：这种时候你怎么可能还会去画画，而且是用血去画？能告诉我在那种情境里你从哪里产生的这种艺术行为？

韩：由着本性吧，因为我是画画的。

冯：现实那么残酷，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韩：艺术对于我是听其自然的。

冯：这是什么姿态的鸡？

韩：站立着的，雄鸡，好像是这样吧！

冯：美好的形象吗？

韩：当然，它是我心里的，与这现实无关。

冯：它是美好的，但是用血画的。如果这只鸡还在，那一定是“文革”时期最伟大的作品。它的伟大不亚于毕加索的和平鸽。可是我们无从找到它了。

韩：就在我画这只“血鸡”时，过来一群十二三岁的孩子，用柳条抽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叫我们喊他们“爸爸”，还踢我们。我们人都快给打烂了，哪里还受得住踢。

冯：那你们怎么办？

韩：孩子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只是他们的恶作剧。再说这并不能怪他们，是那个社会告诉他们我们是坏人。我们只好叫他们“爸爸”，不停地叫他们“爸爸”。

冯：下午继续游街吗？

韩：是，一天下来我们走了十里路，我也不知道自己两条破腿怎么走了这么长的路。游完街，就被送到公安局的看守所。进了看守所，被看守上来踹一脚便跪下，朝我喝叫：“现在宣布，拘留淮南瓷器厂反革命分子韩美林，你签字吧！”我签完字，我们厂里的人就走了，我归公安局管了。警察把绑我的绳子铁丝解了，我的手脚和身上，不是紫的就是黑的，然后被两个警察押着走过院子，进到里边。

进看守所先要登记，然后解下皮带，身上的东西掏出来，工作证，一点钱，还有那木雕人，都交出来；刻刀在游街时掉了。没想到，我在这里被拘押多年，等到出来时，我那条皮带由于沾了不少血，还有汗水，沤湿发霉，全都烂了。

五、九天

冯：你在看守所押了多少天？

韩：九天。

冯：这九天你是怎么度过的，受审讯吗？

韩：没人审讯我，而是一次次被拉出去批斗。

冯：你不是已经被公安局看管了吗，为什么还被拉出去批斗？

韩：我还没有被捕，再说那时已经无法无天，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再说，我已是案板上的肉了，谁都可以剁一刀。

冯：把你拉出去批斗的还是淮南瓷器厂吗？

韩：有时是回厂批斗，有时是外单位拉去陪斗。我已是淮南市的批斗明星。想想看，又是反动言论，里通外国，叛国卖国，又是三家村四条汉子的黑帮分子，在淮南哪有我这号的反动人物？有谁能和三家村四条汉子挂上钩？邓拓、田汉、夏衍，全和我有事。揪出我这号人物是多大的成绩？批斗我这号人物多过瘾？听戏还听名角呢。我还一次次被弄到合肥各大单位批斗。好像现在的“明星走穴”。可是，批斗最厉害的还是淮南瓷器厂。

冯：怎么厉害？

韩：想出最厉害的办法整你。叫我们十几个被批斗的人，分别跪在工厂东西大门的门口。

冯：示众吗？

韩：叫上下班的人往我们身上吐唾沫吐痰。

冯：有人吐吗？

韩：怎么没人吐，唾沫、黏痰，还有人擤鼻涕。吐得满身满脸都是，黏黏的，厚厚的，太厚了就往下流，简直都成“鼻涕人”、“唾沫人”了。一天下来，人是臭的。

冯：有的人认识你，他们也会往你身上吐唾沫？

韩：吐不吐是对阶级敌人的态度。我韩美林是破鼓乱人捶。可是也有有人性的，扭头过去了。和我一班干活的女工，就故意说话装着没看见我跪在那儿。有个姓黄的女孩，陶瓷学校毕业的，她和我并不熟，不但没啐唾沫，还朝我点了点头。不过这一点，叫我记了一辈子。

冯：虽然人们不是“文革”的发动者，但每个人都在用自己人性的本质和品德参与着“文革”。

韩：批斗我时，造反队用石膏给我写了一块几十斤重的牌子，上边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家村黑爪牙、里通外国的黑特务韩美林”，“韩美林”三个字上边还使红笔打上叉。这块牌子用铁丝挂在我脖子上。牌子重，铁丝勒进肉里；我脚骨还是碎的呢，怎么也站不住，身体一晃，就说我不老实。这时，一个造反队员上来朝我大骂，说要砸烂我，一棒子打下来，把石膏牌砸个粉碎。他就去找块纸板，做块牌子，写上我的罪名，再挂在我脖子上，我就舒服多了。这个造反队员姓方，是从淄博调来的陶瓷工人，我心里明白，他是有意把石膏牌子打碎的，他变个法子救我。

冯：我就用这种法子救了一位邻居老女人，红卫兵用火烧她时，我给她搂头盖顶浇一桶水，说是叫她“清醒清醒自己的罪恶”，实际是将她身上的火浇灭了。这件事，我写进我的“文革”回忆录《无路可逃》里。那时，很少有张志新那样的公开站在“文革”对立面的英雄，一般有良知的人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不同流合污，保持沉默；一是用智慧迂回抵制。这就是“文革”冷峻的现实。

韩：在这些批斗会中有两场给我的印象很特殊。一场在淮南市文工团。那天批斗会的感觉十分特别，文工团都是演员，男女演员都年轻漂亮，喊口号的声音清脆响亮，念批判稿时声音顿挫有力，很像朗诵。对我的态度也不那么凶。在批判会上，当把我的“黑画”展示给大家时，居然有人还挺欣赏。文工团里有搞美工的，我听见他们在说“画得真不错呵”。我是中央工艺美院的高材生，在淮南这么偏远的地方当然很难看到我们这样水平的画。

冯：你的家在“四清”时不就被抄了吗？怎么还有画？

韩：从“四清”以来，我家被抄了七八次，哪里还有画？是从省公安厅和轻工业厅临时借来的，为了叫群众批判的。公安厅不懂画，认为我画的都是“黑画”，拿来批判就是了，其实都是很好看的装饰画，往这儿一摆，等于给我办展览了。中午吃饭时，一个很漂亮的女演员给我拿来一碗面，里边还放了一些肉。等到我回到拘留所，觉得口袋里有东西，掏出来一看，居然是十块钱和二十斤粮票，肯定就是那个女演员偷偷塞在我的口袋里的。如果所有批斗会都开成这样多好。我当时真想淮南文工团再来拉我去斗一次。

冯：你说两次批斗会很特殊，另一次在哪儿？怎么特殊？

韩：是淮南文艺界搞的，这次气氛就完全不同了，很紧张。同时批斗的六个人里有淮南文化局的局长。我是反动权威，因为我是从北京调来的。批斗会上一个小伙子蹿得特别高，大声念完“最高指示”之后，就带领全场高呼口号，可能他脑袋里的弦绷得太紧了，一下子把“打倒刘少奇”，喊成“打倒毛主席！”顿时全场大乱，出现一个现行反革命，立刻五花大绑把他推上台，说挖出一个“和韩美林一样的现行反革命”。哪是挖出来的，是他自己蹿出来的。

更离奇的是下边，一个主持会的老领导，也紧张起来了，愈怕把话说错愈出错，他竟然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说成“千万不要阶级斗争！”当他意识到他把话说反了，犯了大忌时，急得一边哭一边“啪、啪”扇自己耳光。于是又冒出来一个反革命。

我弯腰低头站在台上，心想怎么一连出两个闹剧，莎士比亚也写不出这种戏剧来呀，我扑哧一笑，叫人看见了，他大喊：“我检举，刚才韩美林笑了！”我跟着挨了第三顿揍，但这样荒唐的批斗会也是很稀罕的了。

冯：我想问你，在这一连九天的批斗之后发生了什么？

韩：第九天的批斗会在看守所的门前举行，批斗会结束，我因反革命罪被宣布正式逮捕。这一天对于我，好似在人间与炼狱之间划一条界限。我前边遭受的其实还都是人间的苦难，从这天才开始真正经受炼狱的磨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