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千姿百态的中华风情

悠悠历史五千年，

56个民族风情璀璨，

我们追溯华夏民族绵延生息的事象，

尽展源远流长多姿多彩的风俗画卷。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伟大民族之一，中华民族的历史有上下五千年之久。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勤劳、勇敢、智慧非凡的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比丰厚的物质财富、无比灿烂的文化和无比光辉的历史伟绩。而社会风俗是历代相沿积久、约定俗成的风尚、礼仪、习惯的总和，是人们在衣食住行、婚丧生老、岁时节庆、生产娱乐、宗教信仰等方面广泛的行为规范和文化心理，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

民族风俗包括服饰风俗、饮食风俗、住居风俗、节日风俗、婚姻风俗、生老风俗、丧葬风俗、信仰风俗等，斑斓多姿，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还增加了民族凝聚力。

习惯上，人们往往将由自然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行为规范差异，称之为“风”；而将由社会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行为规则之不同，称之为“俗”。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反映的便是风俗因地而异的特点。

民俗就是这样一种来自于人民，传承于人民，规范人民，又深藏在人民的行为、语言和心理中的基本力量。我们置身其间却不为其所累，甘愿接受这种模式性规范。时间上，人们一代代传承它；空间上，由一个地域向另一个地域传播。

中华辞源

“中华”一词出现甚早，中国古代华夏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居四方之中，文化、科技发达；历史悠久，因此称该地为中华，此区后来被称为中原或中国。《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徵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中华民族”是我们常用的词，充满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感，这近代以来才有的民族学名称，泛指定居于中国领土上的所有民族。但这个族体已存在数千年之久，其族称的形成与发展也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大约在五千年前，当中华民族开始形成时，其族称为“华”。汉朝以后，开始出现“中华”的族称。至19世纪末，作为近代民族学术语的“民族”概念传入中国后，“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学词汇也应运而生。虽然“华”“中华”“中华民族”这些族称之间小有差异，但其内涵却是一致的，即指定居于中国领土上的所有民族。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中华民族”是家喻户晓的称谓，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文化特征。中原文化通过各种途径向周边辐射传播，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域外文化源源不断传入中原。兼收并蓄，博采众长，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赋予其统一性和多样性的鲜明特征。不以血缘论夷夏，成为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重要现象。文化的相互传播和认同，成为各民族亲近与交融的强大精神纽带。

关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社会学家费孝通这样解读：“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也许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过程。中华民族这个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还有它的特色：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的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汉代以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族称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又以“华夏”“中华”“中夏”“诸夏”“诸华”“神州”“中土”等代称出现。“夏”，在商、周以前有夏；“华”，是指华丽、兴旺；也有说上古华、夏同音，本一字。《左传》是现存最早出现华夏二字并称的文献，其中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之言；按《说文》中的释义，“华，荣”，“夏，中国之人”。《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尚书正义》注“华夏”：“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按照这里的说法，华是指华服，夏指有礼仪的大国，而“华夏”的意思就是“身穿华服的礼仪之邦”。而汉语“中国”一词，最早指天下的“中心”——黄河流域黄河中下游的中原河洛地带，后逐渐带有王朝统治正统性的意义。近代以来，“中国”一词作官方正式称呼始于清朝。汉朝时则将其统治的中原地区称为“中国”，如《史记·孝武本纪》中的“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汉朝以来，“中国”一词逐渐演变成为正统的朝代的标志，例如在南北朝时期和宋朝，对峙双方都自称“中国”，而不承认对方是“中国”。但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并不把“中国”作为国名使用，而是使用自己独特的名称，如唐、宋、元、明、清等，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才将“中国”作为“中华民国”的简称正式使用，使其首次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简称“中国”，国字在古代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国家，一是指都邑。后来中国作为京师的含义渐渐不用，而作为全国的含义却通行起来。

从历史的角度，中国经历了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系列朝代和政权的连贯历史的整体。

从地理的角度，中国是位于欧亚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

从民族的角度，中国是以包含主体民族汉族和蒙古族、满族、回族、藏族、苗族、壮族、维吾尔族等55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国家整体。

从政治和行政的角度，是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陆和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的整体范围。

民俗释义

一是人民的风俗习惯。清朝薛福成《创开中国铁路议疏》：“民俗既变，然后招商承办……可以渐推渐广，渐续渐远。”

二是民众的生活、生产、风尚习俗等情况。《管子·正世》：“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

三是民众，百姓。宋代毕京《和范希文怀庆朔堂》：“几多民俗熙熙乐，似到老聃台上来。”

民俗由来

民俗是人民传承文化中最贴切身心和生活的一种文化——劳动时有生产劳动的民俗，日常生活中有日常生活的民俗，传统节日有传统节日的民俗，社会组织有社会组织民俗，人生成长的各个阶段也需要民俗来进行规范——结婚人们需要有结婚典礼或仪式来求得社会认同，在人的精神意识领域也有民俗——许多生活中的禁忌就是如此：大年三十至初二，家中不许扫地，如果进行打扫就会破坏来年的财运。

民俗现象虽然千差万别、种类繁多，但是它也并非无所不包。民俗，正如它的名字，它深植于集体，在时间上，人们一代代传承它；在空间上，它由一个地域向另一个地域传播——压岁钱的风俗年年如此，而且各地盛行就是例证。当然，民俗也不是铁板一块，它在传承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版本，不然为什么过年时北方吃饺子，而南方却吃年糕呢？民俗学家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民俗的变异”。虽然民俗常常因为时过境迁而不断改变，却自有分明的类型或模式，比如南方的吊脚楼与北方四合院就是两种不同类型民居建筑。

民俗属性

民俗的根本属性是模式化、类型性，并由此派生出一系列其他属性。模式化的必定不是个别的，自然是一定范围内共同的，这就是民俗的集体性：民俗是群体共同创造或接受并共同遵循的。模式化的必定不是随意的、临时的、即兴的，而通常是可以跨越时空的，这就是民俗具有传承性、广泛性、稳定性的前提：一次活动在此时此地发生，其活动方式如果不被另外的人再次付诸实施，它就不是民俗；只有活动方式超越了情境，成为多人多次同样实施的内容，它才可能是人人相传、代代相传的民俗。另一方面，民俗又具有变异性。民俗是生活文化，而不是典籍文化，它没有一个文本权威，主要靠耳濡目染、言传身教的途径在人际和代际之间传承，即使在基本相同的条件下，它也不可能毫发不爽地被重复，在千变万化的生活情境中，活动主体必定要进行适当的调适，民俗也就随即发生了变化。这种差异表现为个人的，也表现为群体的，包括职业群体的、地区群体的、阶级群体的，这就出现了民俗的行业性、地区性、阶级性。如果把时间因素突出一下，一代人或一个时代对以前的民俗都会有所继承，有所改变，有所创新。这种时段之间的变化就是民俗的时代性。

七大风俗文化圈

我国风俗文化依据自然环境中地形、气候、物产的差异，大致划分为七个风格文化圈：

东北风俗文化圈：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北部及内蒙古东部，特点是满汉民族风俗的大融合。

游牧风俗文化圈：包括内蒙古大部，辽宁、河北、陕西三省的北部、宁夏北部及新疆，特点是强悍勇武的民风。

黄河流域风俗文化圈：大致北起长城，南界秦岭、淮河，西抵青海湖东，东及黄海，是我国传统文化发祥地，其特点是重乡土情谊。

长江流域风俗文化圈：大致位于秦岭、淮河以南，西到青海高原东侧，东、南均迄于海，具有发展快速突兀起伏的特点。

青海风俗文化圈：特点是藏族风俗同藏传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云贵风俗文化圈：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风俗文化千姿百态。

闽台风俗文化圈：一海之隔，方言相同，习俗相仿，特点是保留中原古代风俗文化现象，为中国风俗文化的活标本。

民族风情异彩纷呈

民族风情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多元性和原生态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历史悠久、地域广大，质朴中藏着博大；由于民族众多，各具特质，古朴中透着别致；由于各民族聚居地势环境的巨大差异，又让各地民俗文化于神秘中透着诱惑。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中国的民风民俗在产生及发展过程中，深深地烙上了民族和地域的印记。狗拉爬犁只能是白山黑水间的交通工具，牛皮筏渡河则是黄河上游古老的渡河方式；悬弓、抓周是满族的古老习俗，上刀梯、跳云台属于惊险的瑶族度戒礼；北方四合院与南方吊脚楼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民居建筑，蒙古包是蒙古等游牧民族传统的住房古称穹庐；烤全羊是蒙古族习俗，打糕冷面是朝鲜族美食；门巴戏是藏南地区的酬神歌舞，九曲黄河阵是黄河岸边的古老游艺……这些民族和地域的印记，恰恰是中华民俗中最精彩的部分。

“抓周”风俗

满周岁行“抓周”礼的风俗，在民间流传已久。宋代吴自牧《梦粱录·育子》载：“其家罗列锦席于中堂，烧香秉烛，金银七宝玩具、文房书籍、道释经卷、秤尺刀剪、升斗戥子、彩缎花朵、官楮钱陌、女工针线、应用物件、并儿戏物，却置得周小儿于中座，观其先拈者何物，以为佳谶。”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育子》谓此为“小孩之盛礼”。

清末民初，北京民间仍然盛行这种小儿“抓周”礼。虽然，小儿周岁并不搭棚办酒席，也不下帖请客，但凡近亲们都不约而同地循例往贺，聚会一番。一般不送大礼（如贺幛、金银首饰），仅是给小孩买些糕点食物或玩具。另外，在习惯上，凡与小孩初见的长辈们，都用一挂白线，拴上钱币，给小儿套在脖子上，谓之“挂线”。（此礼平时也适用）

“抓周”的仪式一般都在吃中午那顿“长寿面”之前进行。讲究一些的富户都要在床（炕）前陈设大案，上摆印章、儒、释、道三教的经书，笔、墨、纸、砚、算盘、钱币、账册、首饰、花朵、胭脂、吃食、玩具。如是女孩儿“抓周”还要加摆铲子、勺子（炊具）、剪子、尺子（缝纫用具）、绣线、花样子（刺绣用具）等。一般人家，限于经济条件，多予简化，仅用一铜茶盘，内放私塾启蒙课本：《三字经》或《千字文》一本，毛笔一支、算盘一个、烧饼油果一套。女孩儿加摆铲子、剪子、尺子各一把。由大人将小孩儿抱来，令其端坐，不予任何诱导，任其挑选，视其先抓何物，后抓何物。以此来测卜其志趣、前途和将要从事的职业。

如果小孩儿先抓了印章，则谓长大以后，必乘天恩祖德，官运亨通；如果先抓了文具，则谓长大以后好学，必有一笔锦绣文章，终能三元及第；如是小孩儿先抓算盘，则谓将来长大善于理财，必成陶朱事业。如是女孩儿先抓剪、尺之类的缝纫用具或铲子、勺子之类的炊事用具，则谓长大善于料理家务。反之，小孩儿先抓了吃食、玩具，也不能当场就斥之为“好吃”“贪玩”，也要被说成“孩子长大之后，必有口道福儿，善于‘及时行乐’”。总之，长辈们对小孩儿的前途寄予厚望，在一周岁之际，对小孩儿祝愿一番而已。

通过小孩儿抓周，在客观上检验了生母、看妈、奶妈对小孩儿是如何带领的，是如何进行启蒙教育的。因此，有些家长并不迷信，但仍主张让小孩儿抓周，也是这一风俗得以持久在民间流传的原因之一。

风俗歌

风俗歌也称“风习歌”“习俗歌”。由传统习惯支配，在相沿积久的特定风俗活动中传唱，并直接反映该风俗活动基本内容和特征的一类民间歌曲。中国各地、各民族都普遍流传各具特色的风俗歌。

分类流传在中国各地各族中的风俗歌，可划分为季节性风俗歌和非季节性风俗歌两类。

● 季节性风俗歌

在特定年节、时令风俗活动时传唱，具有季节性。

下述节日、节气期间传唱的各种风俗歌，流行区域较广，具有一定代表性。

春节正月。有春节贺年时传唱的“过年调”（“年歌”“拜年调”）、“赞狮”“赞龙”“送春牛”；欢庆元宵节时传唱的“灯歌”，敬神祭祀时传唱的“赞土地”等。

春三、四月。有谢土地神和敬财神时传唱的“谢土地”“送财神”，春游活动期间传唱的“踏青”“荡秋千”“风筝调”等。

五月仲夏有端午节祭祀时传唱的“端鼓腔”“端午歌”，赛龙舟时传唱的“龙船歌”，消灾免疫祭祀时传唱的“送瘟船”，天旱祈雨时传唱的“求雨歌”等。

七月乞巧、中元节有乞巧节（七夕）妇女祭拜织女时传唱的“请七姐”；中元节（盂兰盆节、鬼节）祭亡灵时传唱的“祭孤调”“叫夜歌”等。

八月，秋后有中秋节夜妇女拜月时传唱的“踏月歌”（“月姐歌”）、“摸秋歌”；秋后朝拜林岳庙宇时传唱的“拜香歌”“朝神歌”等。

各少数民族特定节日活动中传唱的有关风俗歌。

● 非季节性风俗歌

不受年节、时令限定，在婚姻、丧葬、祭祀、礼仪等特定风俗活动中传唱的民歌。各地区和各民族中普遍流传的有下述四类：

“婚姻歌”主要包括“婚礼歌”“哭嫁歌”“伴嫁歌”“贺新郎歌”“喜曲”等。

“丧葬歌”主要包括“丧歌”“葬歌”“悼歌”“孝歌”“挽歌”“丧鼓”等。

祭祀歌主要包括“巫歌”“神歌”“祭祖歌”等。

礼仪歌主要包括“茶歌”“宴席曲”“贺新房歌”“拦路歌”等。

风俗歌的音乐体裁多种多样，非季节性风俗歌大多为山歌、小调和歌舞曲体裁。其中一部分已被划入其他歌类，如元宵节期间传唱的歌舞性的灯歌，其繁多的歌目已划入歌舞音乐一类。五月端午节赛龙舟时传唱的“龙船歌”，其音乐体裁多数属劳动号子类型，其演唱形式和音乐结构形式，基本上与船夫号子类同。非季节性风俗歌除少部分属于音乐体裁外，大多数是地方特色鲜明、民族风格浓郁的、歌舞及说唱音乐体裁。

曲式结构风俗歌的曲式结构，大致有三类：

简短的单乐段和复乐段结构。大部分小调体裁和歌舞音乐体裁的风俗歌属于此类。

组歌或套歌型的联曲体一部分“龙船歌”“婚嫁歌”“丧歌”“礼仪歌”属于此类。

变唱性叙事长歌体裁。礼仪歌中一部分“古歌”“酒歌”属于此类。

季节性风俗歌和非季节性风俗歌虽然音乐体裁形式多有共同之处，但二者音乐风格仍有一定差异。以汉族风俗歌为例，一般为山歌、歌舞体裁的季节性风俗歌，音乐风格多清新、雅致、抒情，音乐性格相对较单纯、统一；而同类体裁的非季节性风俗歌，音乐风格则多粗犷、深邃、酣畅，音乐个性相对纷繁、突出，其中既有激情豪爽的喜曲，也有悲痛欲绝的哀调，还有悠扬深沉的长歌。

风俗歌的演唱形式除少数是独唱外，其余多数是对唱、齐唱、一领众唱以及多声部重唱与合唱。主要是在群众性场合歌唱。中国南方十多个少数民族中流传的，其中不少属于风俗歌范畴。

民俗信仰集萃

民俗中的信仰和崇拜是一个绚丽多彩的世界，直接起源于人类的原始时代，展示了一个民族的性格，体现出一个民族的精神，维系着一个民族的感情。中国人常常自豪地说，我们是华夏子孙！信仰和崇拜的产生与盛行，是先民们精神上的需要，也是情感上的需要。

● 天体崇拜日月星

天体中带给人们光明，带给人们热量，星辰可以指明方向，分辨季节，通过观察日、月的运行，人们可以制订历法。天体崇拜起源也非常早，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常能看到太阳崇拜的遗迹。中国人对星体的认识相当早。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曰：“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中国人最崇拜的星星是北斗星。它围绕北极星旋转，而天上众星又围绕它旋转，因此认为北极星是天的中央，是天帝所居，也是夜间指示方向的极好标志。通过北斗斗柄的位置可判断季节与气候的变化。道家还为北斗七星创造了一个共同的母亲，这就是“斗姆”。

● 山水神崇拜

对自然与自然力的崇拜是人类原始宗教的共同特点。对于上古先民来说，自然既是他们生存的依托，又是威胁他们生命的险境，它是那样的深不可测、威力无穷。先民们拜倒在它的脚下，大到山川日月，小至门户灶厕，皆被视为有神灵主宰，尤其是对山与水的崇拜最为普遍，影响也最大。在中国先秦典籍中已有帝王祭祀山川的记载，虞舜曾五年一巡狩，“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各诸侯国也都祭祀自己境内的名山大川。秦以后，天子封禅泰山、祭祀逐渐形成定制。

● 人造物门神等的崇拜

门神、灶神、谷神、灵物、井神、房基神等人造物的崇拜，是人类对依附于人造物上面的神灵所施行的信仰。人造物神多源于早期的人类创造，同时，这些所谓的具有神灵的人造物多集中于对人类生活作用最大、在信仰层面上最为敏感的人造物上。

● 中国龙图腾

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与传说中，龙是一种神异动物，具有九种动物合而为一之九不像的形象，为兼备各种动物之所长的异类。具体是哪九种动物尚有争议。传说多为其能显能隐，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登天，秋分潜渊，呼风唤雨。龙的灵性可以用喜水、好飞、通天、善变、灵异、征瑞、兆祸、示威来概扩。封建时代，龙是帝王的象征，也用来形容至高的权力和帝王的东西，如龙种、龙颜、龙庭、龙袍、龙宫等。

龙在中国传统的十二生肖中排第五，其与白虎、朱雀、玄武一起并称“四神兽”。

龙成为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文化的象征。对每一个华夏儿女来说，龙的形象是一种符号、一种意象、一种血肉相连的情感。“龙的子孙”“龙的传人”这些称谓，常令我们激动、奋发、自豪。龙的文化除了在中华大地上传播承继外，还被远渡海外的华人带到了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国的华人居住区或中国城内，最多和最引人注目的饰物仍然是龙。因而，“龙的传人”“龙的国度”也获得了世界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