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十年

1976年，“文革”结束后，我被摘掉了“帽子”，迎来人生第二春。此时我虽然已经四十有五，两鬓斑白，但踌躇满志，决心大干一场。

1980年，位于运城市闹市区的国营清真食品店，在雨后春笋般崛起的个体、私营经济的冲击下一蹶不振，濒临倒闭边缘。面对如此困局，运城市副食公司一纸调令将我从冷食部调到清真副食店出任主任。

此时，这个小店共有13名回族和汉族店员，虽然店址地理位置优越，但整个小店暮气沉沉，店员懒散缺乏激情。我看到了症结所在，上任第四天就公布新规定：从今往后，副食店实行以岗定责，劳效挂钩，按劳分配，打破大锅饭，这一举措立即激起了员工们的热情。

一个月后，发工资的时候，按照新的规章制度，职工们分别拿到了效益挂钩的工资，收入较多的职工暗暗高兴，收入少的职工暗下决心。短短几个月，这个破产边缘的小店月销售额由之前的1.1万元上升到1.6万元，到当年年底盈利6490元，一举扭亏为盈。

但我并不满足于此。运城市是回民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我发现运城市没有一家清真副食加工厂，回民副食供应非常紧张，每逢节日，因买不到清真商品，群众意见比较大。看到此状，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自己创办一个清真食品加工厂，这个想法立刻得到了公司上下的赞同和响应。

清真食品加工厂的建成让清真食品店如虎添翼，经济效益连年翻番。到1984年，该店完成销售额44.6万元，超计划9%；完成利润2.5万元，超计划25%。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店一跃成为运城市副食公司的明星，而我所带领的团队还被山西省政府授予“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

1984年10月2日，是我铭记一生的一个日子。作为少数民族先进代表，我受邀赴京参加了国庆三十五周年观礼，并与国庆观礼代表一起，在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合影留念。

一个小小的纸烟贩子，能够步入人民大会堂，能够见到国家领导人并和他们合影留念，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誉，也是对我最大的肯定。

离京后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出更大的贡献，报效国家，报效党的关心和厚爱。当时，运城清真食品厂解决了运城地区回民的食品问题，但住的问题仍待完善。我向运城市委市政府提出在副食店原址建设一座清真大楼的建议，立刻得到了地、市领导的赞同。

两年后，一座样式新颖的三层清真综合服务大楼建成。大楼上不仅开设了服饰商场和加工厂，而且增设了清真饭店和旅馆。在清真大楼开业典礼那天，运城市广大回民奔走相告，纷纷夸赞清真副食店为他们办了一件大好事。

此后，我又接连发力，在资金严重短缺的境况下，四处融资，建立起了运城啤酒厂，企业主打的“金浪”啤酒一举成为当地畅销产品，供不应求。而我在短期内建成的“布局整齐，结构合理”的啤酒生产线，一时间成为行业标杆。

可以说，在我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都离不开党的教育和关爱，离不开党的信任和支持，我做出的每一分成绩都是一心一意跟党走的结果，只有心怀国家、爱党敬业才能无愧于一名工商业者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