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沧桑 话沉浮
▼人物简介
刘世增，男，1921年生，天津市人。1941年至1949年，任天津市复兰钰棉纱庄职员、会计，天增棉织厂经理。1949年后，历任华龙增记织染厂经理，华龙棉织厂经理，天津市和平区副区长，天津市纺织局第三棉织公司副经理，天津市工商联副秘书长、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天津市工商联经济咨询服务中心理事长。全国政协第七届委员会委员、第八届委员会常委，天津市第九、十、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
我叫刘世增，天津解放时我在城中看见打炮，但天津没有太大的损失，解放军特意使用不会爆炸的炮弹，着弹点很集中，但是没有声响，目的就是为了给国民党军队造成心理压力，但又不会毁坏城市设施。当时，耀华中学是最后的交战地点，国民党军队都集中在那里，耀华中学的战斗胜利了，天津市宣布解放。解放之后，天津暂时实行军事管制，时任市长黄敬开始着力恢复工商业，帮助全市工商业实现正常经营，让市民生活得到基本保障。解放前，天津有140多个同业公会，其中有商会还有工业会，但刚解放时老商会基本都停止活动了。当时天津市工商业比较集中，影响也很大，要恢复工商业经营，就要恢复商会组织。九大盐业公司总经理李烛尘作为天津的工商界代表到北京开会，得到毛主席的接见。李烛尘解放前是工业会会长，劳笃文是商会会长，他们就请示上级，能不能把工业商业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组织，不再单独区分，可以称为“工商业联合会”，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了上级的认可，140多个同业公会共同组成了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这在全国是第一家。李烛尘当选为天津市工商联第一任主委，他还当选为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团成员。
“文革”后，工商联组织开始慢慢恢复，那时候提出来工商联有用武之地，里面都是能人、可以干事的人，都是大企业家，久大、永利都是天津的大厂，现在世界各国还在使用的中国侯式制碱法就是永利过去的总经理侯德榜发明的。当时在国外的中国技术人员也有很多，后来很多人都回来了。天津也需要像上海一样把这些人能人调动起来。当时天津遇到了很多困难，主要是因为唐山大地震的影响，房子倒塌了很多，很多人只能住在临时建筑里，天越来越冷了，光用塑料布遮风挡雨可不行，天津市政府就希望工商联能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当时天津市有19万名待业青年，这些人没考上大学，也没有工作，整天无所事事，在马路上游荡，不利于社会治安，也容易引发社会问题。因此，天津市政府希望工商联的会员能开办一些企业，解决待业青年的工作问题和生活问题。
一个是帮助受灾群众修房子，一个是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当时的大问题，哪一个问题处理不好，都会影响社会稳定，造成的后果将难以想象。那么，这两个任务交给工商联以后，工商联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先请各区工商联的代表来开座谈会，大家一起想办法、出主意，一起寻找身边可以利用的资源。座谈会以后，大家就开始行动，市里主要是组织协调、推动工作，并及时总结推广好的做法；各区结合自身实际，各干各的，先干起来，再摸索调整，只要干就会有成果。要想把这些工作干好，人是第一位的，当时工商联缺人，因为很多原来的会员、工商业者都在工厂里，工商联去要人、去调人，对方根本就不放，所以我们就找到轻工业局等主管部门，请他们出面解决人事问题。市里的相关单位都非常配合，很多人都陆续回到工商联岗位，让工商联的工作顺利运转起来，这样才能完成好市政府交给的两项任务。这些人真有办法，发挥各自的特长，把很多工作都推动了，比如在解决待业青年问题中，他们就发动待业青年做小生意。工商联的人帮助待业青年分析市场需求，指导他们做好经营，并传授给他们好多窍门，让他们的生意既能做起来，也能长期做下去，真正达到解决就业问题的目的。南开区工商联的丁主委说做小生意用不了多少本钱，待业青年容易起步，而且国家也能帮助解决一些启动资金的问题，虽然小买卖不大，但是能赚钱、能解决问题。
南开区好几个街道开始制作销售草提篮，这些提篮加工简单，市场需求量却很大，很快就帮助待业青年解决了生活问题。街道说这些“老资本家”真有本事，弄个草提篮都赚到钱了。后来又开始组建针织厂，主要是生产袜子。当时天津的棉纺织工业很发达，国营针织厂的袜子产量也很大，但是街道的小厂很灵活，每天每人生产十双八双就行，可以做到今天订货明天交货，特别适合小个体零售。街道小厂的技术也不差，女式长筒袜都能织，那时候刚流行女式长筒袜，工商联专门组织待业青年学习纺织技巧，很多袜子供不应求，买卖也就越做越大。街道小厂的利润越来越多，安置的待业青年也越来越多，很多小厂原来属于居委会，后来一步一步发展成为街道企业，有的还成为区属国营企业，给地方财政带来很多收入。当时也有一些讨论，政府能不能接手这些企业，主要是企业如何定性、政府如何投资的问题，因为这些厂子都是“老资本家”带着干起来的。后来大家认识转变了，做买卖的不一定都是资本家，只要企业赚了钱上交给国家，能够解决就业问题，能够发展地方经济就行。
另外，还有一些比较典型的安置待业青年的例子。如，解放以后，河西区工商联的陈祖赢找了一个祖传几辈的木匠，开了一个家具厂，没想到在“文革”中被当成“资本家”，批斗得很厉害。后来，厂子停工了，那个木匠也不干了。工商联组织恢复后，陈祖赢说那个木匠有本事，我得把他找回来。那个木匠回来了，就可以继续把家具厂办起来，也就可以帮助更多待业青年找到工作，还能帮助他们学到手艺。因为“文革”的时候，学校里很多桌椅都被拆了、砸了，学校复课以后没有桌椅也没法上课，教育局到处找家具厂和木匠。陈祖赢就带着那个木匠和新收的学徒工去学校，把很多桌子、椅子、讲台都修好了，既解决了学校的复课问题，也让家具厂实际运转起来。后来，河西区工商联又招了很多青年学木匠、学油匠，给学校的课座椅和门窗刷油漆，让这些待业青年们学到了实实在在的手艺。当时一个区有很多学校，维修、翻新、制作的工作量很大，这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
我们还组织几个工商业者成立了维修组，专门帮助工厂维修机器，一方面可以创收，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企业解决生产难题。许京昌的表弟在一个做焊管的厂子上班，厂子里有台机器坏了，工人们修不好，去外面找技术人员也找不到，厂子里干着急也没办法，对正常生产影响很大。我们工商联的王连保是一位“土专家”，虽说只是小学毕业，但实践经验却非常丰富。我就带着王连保和方健去焊管厂，帮助他们修理机器，厂里的工人不相信我们能修好，说我们看八回也没用，我们心里都憋着一口气，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机器修好，让他们对工商联刮目相看。我们对着图纸一点一点排查，一看就是半天，对于很多元器件和线路，我们也是边学习边摸索，好在我们见过、修过的机器多，可以触类旁通。到第三次，我们就发现了一些毛病，一个转子有问题，有些轮子也松动了，我们就先协调厂里更换了这些零件。到第四次的时候，我们觉得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就心里有底地跟工人说，把你们厂长叫来吧。厂长过来了，我们给了他一张单子，上面列着损坏的零件，还有购买零件的地点、价钱，可以说一目了然了。我们还跟厂长说，工人说看八回也不管事，我们只用了八回的一半，就把问题找到了。零件买回来以后，我们给装好、调试好，机器马上就运转起来了，我们又把操作和保养的注意事项列出来，交到厂长手里，也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在修理的过程中，我们不给厂里增加任何额外的麻烦，连喝的茶水都是自己带去的。修好机器以后，厂长连声说谢谢，说我们帮助解决了大问题，还是工商联有能人啊！我们这些工商业者，都是某一个领域的行家里手，都有自己的绝活。
解决了部分待业青年的工作之后，我们进一步把工商业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当时河东区条件比较好，干脆就自己成立了公司。后来，我们成立了建联投资公司，用工商联的资金去投资，挣了钱我们也不要，只要收回投资成本就行，这样既进一步解决了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也给地方政府增加了税收。在解决待业青年问题上，我们工商联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后来经过统计，各区基本上都安置了6000～9000名待业青年，给政府减轻了很大的压力。全国各地都到天津来参观学习，学习我们的经验做法，全国推广以后，也帮助了很多地方，这是我们工商业者感到自豪和骄傲的地方。
我在天津市工商联工作多年，给工商联做了一些实事，我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与支援“老少边穷”地区建设。我去了很多地方，就内蒙古我就去了4次，每次都要待两个月左右，帮助内蒙古创办企业、发展经济，我还把天津的狗不理包子铺带到内蒙古，让狗不理包子红遍包头、呼和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