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助
Ne te quæsiveris extra.[1]
人就是自己的命星；灵魂能
塑造一个老实而又完美的人，
光明、声势、命运全由它指导；
人的一切遭遇来得不迟也不早。
我们的行为如果善，就是我们的天使；如果恶，
就是悄悄儿从我们身旁走过的勾命阎罗。
——波蒙和弗莱契作《老实人的命运·尾声》
孩子扔到石头上，
叫他吮咂母狼奶；
冬天鹰狐来护养，
手定强壮脚必快。
不久前有一天，我读了一位杰出的画家[2]写的几首诗，它们立意新奇，不落窠臼。灵魂总是从字里行间听到一种告诫，先别管题材如何。这些诗句所灌输的情感比它们包含的任何思想更有价值。相信你自己的思想，相信你内心深处认为对你适用的东西对一切人都适用——这就是天才。如果把你隐藏的信念说出来，它一定会成为普遍的感受；因为最内在的在适当的时候就变成了最外在的——我们最初的思想会被“最后的审判”的号角吹送到我们耳边。心灵的声音尽管每个人都非常熟悉，但是我们认为摩西、柏拉图和弥尔顿的最大功绩就在于他们蔑视书本和传统，不是自己想到的东西不说。一个人应当学会发现和观察从内部闪过他心灵的微光，而不是诗人和圣贤的太空里的光彩。可是他擅自摒弃了自己的思想，就因为这是他自己的东西。在天才的每一部作品中，我们认出了我们自己抛弃了的思想：它们带着某种疏远的威严回到了我们的身边。伟大的艺术作品对我们的教益不过如此而已。它们教导我们：正当对方呼声最高的时候，要心平气和、坚定不移地坚持我们自发的印象。要不，到了明天，一位陌生人将会非常高明地说出恰恰是我们一直想到和感到的东西，我们将被迫从别人那里取回我们自己的见解，并羞愧难当。
每个人在求知期间，有一天会得出这样一种信念：嫉妒等于无知，模仿无异于自杀，一个人不管好坏，必须把自己看做自己的命运，虽然广阔的宇宙不乏善举，可是若不在自己得到的那块土地上辛勤耕耘，一粒富有营养的粮食也不会自行送上门来。蕴藏在他身上的力量实际上非常新奇，因此除他而外，谁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本领，而且不经过尝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一张面孔，一个人物，一件事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另一个人却没有留下任何印象，这不是平白无故的。记忆中的这种雕刻不能不说没有前定的和谐。眼睛被安置在一道光线应当照到的地方，这样它才可以看到那道光线。我们还不能充分表现自己，而且对我们各自所代表的那种神圣的观念感到惭愧。完全可以认为，这种观念非常适当，一定会产生良好的结果，因此应当忠实地传达，不过上帝是不愿意让懦夫来阐明他的功业的。一个人只有尽心竭力地工作，方能感到宽慰和欢乐；如果他说的或做的并非如此，他将得不到安宁。那是一种没有解脱的解脱。还在尝试之中，他的天才就抛弃了他，没有灵感眷顾，没有发明，没有希望。
信赖你自己吧：每一颗心都随着那根铁弦颤动，接受神圣的天意给你安排的位置。接受你的同时代人构成的社会，接受种种事件的关联。伟大的人物向来都是这么做的，而且像孩子似的把自己托付给他们时代的精神，表明自己的心迹：绝对可信的东西就藏在他们的心里，通过他们的手在活动，在他们的存在中起着主导作用。我们现在都是成人，必须在最高尚的心灵里接受那相同的超验命运；我们不是躲在保险角落里的幼儿和病夫，也不是在革命前临阵脱逃的懦夫，我们是领导，是拯救者，是恩人，听从全能者的努力，向着混沌和黑暗挺进。
关于这个问题，大自然在儿童、婴儿甚至畜生的面孔和行为上给了我们多么神奇的启迪！那种分裂和叛逆的心灵，那种对一种感情的不信任的态度（因为我们的算术已经计算出对抗我们目的的力量和手段），他们是没有的。他们的心灵是完整的，他们的眼光还未被征服，当我们盯着他们的面孔时，我们反而惴惴不安起来。幼年不顺从任何人：人人都得顺从它，所以当大人逗着婴孩玩时，一个婴孩一般会使其中的四五个大人变成婴孩。同样，上帝也赋予青少年和成年其本身应得的泼辣和魅力，使它令人羡慕、和蔼可亲，使它的要求不容忽视，如果它愿意尊重自己的话。不要因为青年人不能跟你我讲话，就认为他没有能耐。听！在隔壁房间里，他的声音清楚而果断。好像他知道怎样跟他的同龄人谈话。不管他羞怯还是大胆，他会知道怎样使我们长者变得无关紧要。
小孩子不愁没有饭吃，而且像贵族老爷一样不屑于做点什么或说点什么去讨好他人，这种泰然自若的气质正是人性的健康态度。孩子在客厅里如同剧院廉价座位上的观众，没有约束，不负责任，躲在自己的角落里观察着那些从眼前经过的人和事，以孩子的迅速、简要的方式对他们的功过审讯，宣判，他们有的好，有的坏，有的十分有趣，有的傻里傻气，有的能言善辩，有的令人讨厌。他不考虑后果，不计较得失，所以能做出一种独立、真诚的裁决。你得讨好他，他却不讨好你。可是成年人则不然，可以说他被自己的意识关进了监狱。他一旦有什么显赫的行动或言论，当下就等于身陷樊笼，成千上万人在注视着他，有的同情，有的愤恨，他们的感情他不得不予以考虑。在这里没有忘川。他多想恢复他的中立地位啊！所以谁能避开这种种誓约，或者虽已履行，现在又能以原来那种不受影响、不囿偏见、不受贿赂、不畏强暴的纯真来履行，谁就一定令人敬畏。他常常对目前的事态发表看法，这些见解显然不是一己的私见，而是警世的通言，所以如雷贯耳，闻之生畏。
这些是我们离群索居时听到的声音，可是一旦我们进入世界，它们就逐渐微弱，乃至杳然无声了。社会处处都在密谋对抗每个成员的阳刚之气，社会是一家股份公司，每个成员达成协议：为了更有把握地向每个股东提供食品，就必须取消食者的自由和教养。顺从是求之不得的美德，自助则是它深恶痛绝的东西。社会喜欢的不是实情和创造者，而是名义和陈规陋习。
所以谁要做人，决不能做一个顺民。谁要获取不朽的荣耀，决不可被善的空名牵累，而必须弄清它是否就是善。归根结底，除了你自己心灵的完善，没有什么神圣之物。来一番自我解放，回到原原本本的你那儿去，你一定会赢得全世界的赞同。我小的时候，有一位良师益友总是用教会古老的教条纠缠我，我还记得我是怎样不假思索予以回答的。我说，如果我是完完全全按内心生活，那我跟神圣的传统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朋友启发说：“这些冲动也许从下而来，而不是从上而来。”我回答说：“我看未必。不过如果我是魔鬼的孩子，那我就按魔鬼生活好了。”在我看来，除了我天性的法则，再没有什么神圣的法则。好与坏只不过是一些名目，这儿那儿随便可以挪用。凡符合我的性格的东西就是正确的，凡违背我的性格的东西就是错误的。一个人在所有的反对势力面前立身行事，仿佛一切都虚有其名，昙花一现，只有他是例外。想到我们轻易地向标记和虚名、向大社会和死体制投降，我真感到无地自容。每一个举止得体、谈吐优雅的个人与其说一身正气，不如说在影响我，摆布我。我应当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路，千方百计说出粗犷的真理。假如恶意和虚荣穿着慈善的外衣，会行得通吗？如果一个愤怒的、一意孤行的人僭取了恢弘的废奴事业，带着来自巴巴多斯[3]的最新消息来找我，为什么我不应该对他说：“疼你孩子去吧，疼你的伐木者去吧：要和善、谦虚，要有那种风度，千万不要用这种对千英里之外的黑人表现出的难以置信的软心肠粉饰你那咄咄逼人的野心。你对远处的爱就是对家里的恨。”这样向人致意尽管显得粗暴无礼，可是真话比假仁假义更得体。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不然就等于零。仁爱论在呜咽哀鸣之时就一定要把仇恨论宣扬为它的对策。当我的精神召唤我的时候，我就避开父母妻子和兄弟。[4]我要在门楣上[5]写上“想入非非”。我希望它最终要比想入非非好一点，可是我们不能把一天的光阴耗费在解释上面。别指望我会说明我为什么想群居或为什么想独处的原因。也不要像当今的善人所做的那样，给我讲什么我有义务改变所有穷人的处境。他们是我的穷人吗？我告诉你，你这愚蠢的慈善家，我舍不得把分文送给那些不属于我，又不包括我的人。有一个阶层的人，由于有种种精神上的共鸣我可以由他们随意调遣；为了他们，如果必要，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可就是不干你那名目繁多的廉价的慈善活动，不搞那愚人学校的教育，不建造那徒劳无益的教堂，况且现在已经造起了不少，都没有什么用场。不给酒鬼们施舍，不搞那千重万叠的救济团体——虽然我不无羞愧地承认：我有时候也不得不破费一块钱，可那是一块缺德的钱，不久以后，我就会有勇气不给的。
按照流行的评价，美德与其说是规则，毋宁说是例外。人和他的德行并不是一回事。人做出所谓的善举，如见义勇为、乐善好施之类，就像他们不参加日常的游行必须交钱补过一样。他们干这种事就算是他们生活在世界上的一种赔礼或辩解——就像病号和精神病患者交昂贵的膳食费一样。他们的德行就是苦修赎罪。我不想赎罪，只想生活。我生活是为了生活本身，不是为了观瞻。我倒宁愿它格调低一些，方能真实、平等，而不愿它光彩夺目，动荡不定。我希望它健全甜美，不需要规定饮食和放血。我要的是“你是一个人”这样的主要证据，而不是撇开人只讲他的行动。我知道，无论我做出还是避免这些所谓的高明行动，对我本人来说并没有任何区别。我不同意在我拥有固有权利的地方再购买特权。我虽然才疏学浅，我却实际存在着，因此不需要为了使我自己安心或使我的同伴安心而要人家给予保证。
我必须做的是与我有关的事，而不是人们所想的事。这一规定，在实际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同样严厉，所以完全可以用来区分伟大和渺小。因为你总会发现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他们对你的职责是什么了解得比你自己还清楚，因此这一规定显得更严了。在世界上，按世人的观点生活容易；在隐居时，按自己的想法生活也不难；可是伟人之所以是伟人，就在于他在稠人广众之中尽善尽美地保持了遗世独立的个性。
之所以反对顺从一些对你来说已经僵死的习俗，就因为这样做分散你的精力。它浪费你的时间，使人对你的性格印象模糊。如果你维护一座僵死的教堂，替一个僵死的圣经社会卖力，跟上一个大党要么投政府的赞成票，要么投它的反对票，像无能的管家婆一样摆你的餐桌——在这一切的掩盖下，我就很难发现真正的你。当然，多少精力从你自己的生命中抽走了。然而，做你的工作，我就会了解你。做你的工作，你就会充实你自己。一个人必须考虑：顺从这种把戏完全是捉迷藏。如果我知道你的派别，我就预料到你的论调。我听说一位牧师把该教会制定的一种制度的权宜之计宣布为布道的题目。他不可能说出一句新鲜自然的话，难道我事先不会知道？尽管他把制度的根据说得天花乱坠，他决不会去干那种事情，难道我不知道？他保证只看问题的一个方面——允许看的那一面，不是作为一个人去看，而是作为一个教区牧师去看，难道我不知道？他是一个受聘的律师，法官席上的那些派头都是空洞透顶的装腔作势。唉，大多数人已经用一块手绢蒙住了自己的眼睛，把自己拴到某一个通用的观点上。这种顺从使他们不仅在几件事上弄虚作假，不仅仅编造几句谎言，而是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弄虚作假。他们的每一个真理都不怎么真。他们的二不是真正的二，他们的四不是真正的四；因此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使我们懊恼万分，我们不知道该从哪儿着手叫他们改邪归正。与此同时，本性也急不可待地给我们穿上我们所依赖的党派的囚服。我们逐渐长成了一副面孔、一种身材，渐渐地学会了最温顺的蠢驴似的表情。特别是有一种禁欲修行的经历，它也成功地在一般历史中大显身手，我指的是“那颂扬的蠢脸”，[6]那强装的笑容，那是我们在跟人相处，在我们毫不感兴趣的谈话中搭讪时装出来的。肌肉不是自然地活动，而是由一种低劣不堪、专横跋扈的力量拨弄，紧紧地绷在脸的轮廓上，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由于不顺从，世人就对你横眉冷对，要对你横加鞭笞。因此一个人就必须懂得怎样判断一张愠怒的面孔。在大街上，在朋友的客厅里，他会遭人白眼。如果这种反感也像他自己的一样来源于轻蔑和反抗，他不妨哭丧着脸回家了事。可是群众的愠怒的面孔，同他们欣喜的面孔一样，并无深沉的原因，而是随风向的变化、报纸的操纵而转换。然而群情激愤比议院或学府的不满更为可怕。一个阅世深沉的坚强人物，忍受有教养的阶级的愤怒倒不难。他们的愤怒有理有节，因为他们胆小怕事，本身是不堪一击的。然而，如果在他们阴柔的愤怒之外，再加上大众的愤慨，如果无知贫穷之辈也被鼓动起来，如果社会底层愚昧野蛮的势力也被激发起来咆哮嚎叫、龇牙咧嘴，那就需要宽大的襟怀和宗教的修养大显神通，把它当做区区小事来对待了。
使我们不敢自信的另一个恐惧就在于我们总是要求前后一贯；把我们过去的言行奉若神明，因为别人的眼睛除了我们过去的行为，再没有别的资料来推算我们的轨迹，而且我们也不愿意使他们失望。
可是你为什么要有头脑呢？为什么把你记忆的死尸拖来拖去，唯恐与你在某个公共场合发表的言论相矛盾呢？就算你自相矛盾，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智慧的一个标准似乎就是决不一味地依赖你的记忆，甚至也不大信赖纯记忆的行为，而是把过去带进众目睽睽的现在鉴定，并永远生活在一个新时代里。在你的形而上学里，你已经拒绝赋予上帝人格：然而当灵魂的种种虔诚意向到来之时，那全心全意地服从它们好了，尽管它们竟然赋予了上帝形体和色彩。就像约瑟把他的衣裳丢在淫妇手里那样，丢开你的理论逃跑吧。
愚蠢的一贯性是渺小的心灵上的恶鬼，受到小政客、小哲学家和小牧师的顶礼膜拜。如果强求一成不变，伟大的灵魂就一事无成。他还是去关心墙上自己的影子算了。现在你有什么想法，就用斩钉截铁的语言说出来，明天再把明天的想法用斩钉截铁的语言说出来，尽管它可能跟你今天说的每一件事相矛盾——“啊，那你一定会遭人误解。”——难道遭人误解就那么糟糕吗？毕达哥拉斯被人误解过，苏格拉底、耶稣、路德、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凡是有过血肉之躯的每一个纯洁和智慧的精神莫不如此。要伟大就要遭人误解。
我想谁也不能违反自己的天性。他风发的意气受他的存在规律的牵扯，犹如安第斯山和喜马拉雅山尽管重峦叠嶂，在地球的曲线中仍显得微不足道。无论你怎么估价、考验一个人，都没有什么关系。一个人的性格就像一节离合体或亚历山大体诗歌——把它顺着读，倒着读，或斜着读，拼出的字都是一样。上帝允许我过这种令人愉快、表示忏悔的林中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让我既不瞻前，又不顾后，只是把我真诚的思想逐日记录下来，我毫不怀疑，人们将会发现这种思想对称和谐，尽管我无意如此，也看不出它具有这种性质。我的书应当散发出松树的芳香，回响着昆虫的嗡鸣。我窗前的燕子应当把它嘴上衔的线头、草茎也编织到我的网里。我们是什么样子，别人也会把我们看成什么样子。性格的教育作用远在我们的意志之上。人们总以为他们仅仅借助于外部的行为来传达他们的善与恶，殊不知善或恶每时每刻都在散发着一种气息。
行为尽管千变万化，但是总会有一种一致性，这样，每一个行动在它们关键的时刻都显得又诚实又自然。因为行为不管看上去怎样千差万别，但由于出于一个意愿，因此仍将表现得非常和谐。那种差异在思想保持一定距离、一定高度时，就看不出来了。一种趋势把它们都联为一体了。最好的船只的航程也是千曲百折的。如果从远处看这条航线，它就变直，接近了平均趋势。你真正的行动会把自己解释明白，还会把你其他真正的行动解释明白。你的顺从却什么也解释不了。独力行动吧，你独立的所作所为现在就会证明你是正确的。伟大则求助于未来。如果我今天非常坚定，把事情做对了，并且瞧不起人们的眼光，那说明我以前一定做对了很多事情，为的就是现在为自己辩护。不管将来如何，现在把事做对。如果永远蔑视外表，那你永远都可以把事做对。性格的力量是积累而成的。从前美好的岁月把它们的兴旺统统注入今天。什么东西造成了议会和战场上的英雄们的威严，它是如此令人心潮澎湃？是对昔日一连串伟大的岁月和胜利的意识。这些伟大的岁月和胜利合成一束光辉，把奋勇前进的行动者照亮。他好像由一队看得见的天使护送着。正是这种东西把雷霆送进了查塔姆伯爵的声音，把威严送进了华盛顿的举止，把美国投进了亚当斯的眼帘。对我们来说，荣誉令人肃然起敬，因为它不是昙花一现的东西。它一直是古老的美德。我们之所以今天崇拜它，就因为它不属于今天。我们热爱它，我们敬仰它，因为它不是捕捉我们的热爱与敬仰的陷阱，而是能够自力更生，因而具有一种古老纯洁的血统，即便表现在一个青年人身上，也是如此。
我希望现在我们已经是最后一次听到顺从和一贯。从此就让这两个词宣布作废，并变得荒诞无稽。让我们听到的不是开饭的锣声，而是一声斯巴达横笛的吹奏。[7]让我们再也不要点头哈腰、赔礼道歉了。一位伟大的人物要来我家就餐。我无意讨好他，我倒是希望他应当想讨好我。我要站在这里维护人性，尽管我想让它慈悲为怀，但我更要使它真心诚意。让我们冒天下之大不韪谴责当代那种圆滑平庸、沾沾自喜的作风，并把已成为一切历史结论的事实掷到习俗、贸易和公司的面前：哪里有人做事，哪里就有一个伟大负责的思想家和活动家在工作；一个真正的人不属于别的时间与空间，而是万事万物的中心。他在哪里出现，哪里就有天性自然。他衡量你，衡量一切人和一切事。在一般情况下，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使我联想到别的某件事，或别的某个人。性格，真实，使你联想不到任何别的东西；它就等于天地万物。人一定要顶天立地，使周围的一切环境显得无关紧要。每一个真正的人就是一个起因，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他需要无限的空间、人数和时间完成他的构想——而子孙后代就像一串随从，紧紧追随着他的脚步。一个名叫恺撒的人诞生了，多少年代之后我们有了一个罗马帝国。基督诞生了，千千万万个心灵在他的天才哺育下成长，忠于他的天才，久而久之，人们把他和美德与人的潜力混为一谈了。一种制度是一个人的延长了的影子，正如古代隐修会之于独修者安东尼，宗教改革之于路德、贵格会之于福克斯、卫理公会之于卫斯理、废奴运动之于克拉克森。西庇阿被弥尔顿称之为“罗马的巅峰”。一切历史都很容易把自己分解为少数几个坚强认真之人的传记。
那就让一个人认清自己的价值，把万物踩在自己的脚下。在这个为他而存在的世界上，让他不要像慈善堂的孤儿、私生子，或爱管闲事的人那样探头探脑，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然而一个街上的普通人望着一座高塔或一尊大理石神像，便自惭形秽，因为他发现自己身上不具备与造塔和雕像的本领相匹敌的价值。在他看来，一座宫殿，一尊雕像，乃至一本有价值的书，都具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傲岸神气，很像一套装饰华丽的用具，似乎对人这样说：“你是什么人呀，先生？”其实这一切都是归他所有，它们要邀得他的光顾，祈求他施展本领把它们据为己有。那幅画等着我去鉴定，它不是向我发号施令，而是由我来决定它是否值得称赞。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寓言，说的是一个酒鬼烂醉如泥，躺在街上，被人抬到公爵的府上，先给他梳洗、打扮，然后再把他安顿到公爵的床上，等他醒过来后，俨然被当做一位公爵，人们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并且向他保证，他一度显得神志不清。这个寓言之所以受人欢迎，就是因为它惟妙惟肖地象征了人的处境，人生在世，就是一名醉鬼，然而有的时候会清醒过来，运用他的理性，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位真正的王子。
我们读书就等于行乞、寄生。在历史中，我们的想象欺骗了我们。王国和贵族，权力和庄园，比起小家小户和日常工作中的小民百姓约翰和爱德华来，是一些更加堂皇的字眼。可是生活当中的事情对二者来说是相同的，二者的总数是一样的。为什么要对阿尔弗烈德[8]、斯堪德贝[9]和古斯塔夫[10]奉若神明呢？就算他们功德盖世吧，难道他们穷尽了天下的恩德？今天一个人的得失全靠你个人的行为，就像以前要靠追随他们的举世瞩目的脚步一样。一旦平民百姓按照独到的见解行事，光辉就要从国王的行为转移到志士仁人的行为上了。
世界一直被国王们引导着，他们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各个国家的注意力。这一巨大的象征谆谆教导说，人与人应当相互尊重。国王，那高尚或伟大的业主，按他自己的法律在人们中间活动，制定他自己衡人度事的标准，推翻别人的标准，谁做了好事给的报酬不是金钱，而是荣誉，并且以朕代法。对于上述种种做法，人们处处听之任之，他们所表现出的耿耿忠心就等于一种象形文字，大家模模糊糊地用它象征他们关于自己的权利和体面，也就是每个平头百姓的权利的意识。
一旦我们开始探究自信的根由，一切原始行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魅力就迎刃而解了。那受信赖的人是谁？一种普遍的依赖所基于的原始的“自我”又是什么？那没有视差，没有可测元素，使科学为之茫然的星星把美的光芒甚至射进了猥琐卑劣的行为中，只要那里露出些微独立的痕迹，可它的性能是什么呢？这种探究使我们追本穷源，原来那既是天才的本质，也是美德和生命的本质之所在，我们称之为“自发性”或“本能”。我们把这种基本智慧叫做“直觉”，尔后的教导则都是“传授”。在那种深邃的力量、也就是无法分析的终极事实中，万事万物发现了它们共同的根源。因为生存感在静谧的时刻从灵魂里冉冉升起，我们却不知不觉；它跟万物，跟空间、跟光、跟时间、跟人不仅没有什么不同，反而跟它们合而为一，而且，显而易见也是从它们的生命与存在所产生的同一个根源上产生的。我们先分享万物赖以存在的生命，然后把万物看成自然界里的种种现象，而忘记了我们和它们具有同一个起因。这就是行动和思想的源泉。这就是产生赋予人智慧，只有不信上帝和无神论才予以否认的灵感的肺。我们躺在无边的智能的怀抱里，它使我们成为它的真理的接受器和它的活动的器官。当我们发现正义、发现真理时，我们不主动做任何事情，而只是让它的光辉通过而已。要是我们问这从何而来，要是我们企图窥探造成万物起因的灵魂，一切哲学就成问题了。它的存在或不存在就是我们能够证实的一切。每个人都可以区别他心灵的有意的行为和他的无意的知觉，而且知道一种绝对的信仰应归因于他那些无意的知觉。他也许在表达那些知觉时会出差错，可是他知道这些东西，就像白昼和黑夜一样，是不容争议的。我蓄意的行动与获得不过是在漫游罢了——毫无根据的幻想，最轻微的自然感情，驾驭着我的好奇和崇敬。没有思想的人在陈述知觉和陈述见解时同样容易产生矛盾，或者更容易产生矛盾；因为他们区分不了知觉和观念。他们满以为我想看见这件事就看见这件事，想看见那件事就看见那件事。然而知觉不是异想天开的，而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看见了一种特性，我的孩子们随后也会看到，最后，全人类都会看到——虽然碰巧在我之前没有人看到过它。因为我对它的知觉如同太阳那样，是一件明晃晃的事实。
灵魂和神灵的关系非常纯洁，所以企图插足其间予以帮助反而有亵渎之嫌。情况一定是这样的：上帝说话的时候，他应当传达的不是一件事，而是所有的事；他应当使他的声音响彻全世界；他应当从现在思想的中心散播出光明、自然、时间、灵魂，把全体从头开始，重新创造。每当一个心灵单纯、并接受了一种神圣的智慧的时候，旧事物就会消亡——手段、导师、经文、寺庙，全都崩溃了；这个心灵生活在现在，把过去与未来全都并入现在的时刻里。万物都因为与它休戚相关而显得神圣无比——而且彼此不分高下。万物都被它们的起因融进它们的中心，而且在普遍的奇迹中，一个个微小、特殊的奇迹就消失了。因而，如果一个人声称了解上帝，并谈起对上帝的看法，而且使你回想起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国度的某个沦亡了的古老民族的用语时，别相信他的话。橡树是橡实的圆满与完成，难道橡实就比橡树优越？父亲把自己成熟的存在浇铸到孩子身上，难道父亲就比孩子高明？因而，为何如此崇拜过去呢？过去的一个个世纪都在密谋反对灵魂的健全与权威。时间与空间只不过是眼睛造成的生理颜色，而灵魂却是光明；它在哪里出现，哪里就是白昼，它在哪里消失，哪里就是黑夜；而历史是一种无礼的行为，一种伤人的举动，如果它不仅仅是关于我的存在和形成的一种令人愉快的寓言的话。
人总是胆小怕事、内疚于心的；他再也没有刚强正直的气质了；他不敢说“我认为”、“我就是”，而是一个劲地援引圣贤之言。他面对一片草叶和一朵盛开的玫瑰感到无地自容。我窗前的玫瑰花不管从前的玫瑰花或者比它们更好的玫瑰花；它们满足于自己的现状；今天它们与上帝同在。对它们来说，没有时间。有的只是玫瑰。只要它存在，每时每刻它都是尽善尽美的。没等叶蕾绽开，它的整个生命就已经活动了，在盛开的花朵里不见其多，在无叶的根子中也未见其少。它的天性得到了满足，它也满足了大自然，时时刻刻都是一样。然而人有延宕，有记忆，他不在现在生活，而是眼睛向后，哀悼过去，要不，就是对周围的财富不予理会，却踮起脚尖展望未来。如果他不跟大自然一起超越时间，在现在生活，他就不会快乐，不会坚强。
这一点应当是一目了然的了。然而看看多么坚强的智者竟然不敢听上帝本人的话，除非他说的是我并不了解的大卫、耶利米或保罗的语句。我们总不能永远对几篇经文、几篇传记定那么高的价。我们就像死记硬背老奶奶、家庭教师的语句的小孩子，等长大以后，又死记硬背他们碰巧看到的有才气、有个性的人们的语句——不辞辛苦地回忆人家说过的原话。后来，等他们具备了曾经说过这些话的人们的观点时，他们才算理解了那些人，才愿意把那些话丢开，因为时机一到，他们随时都可以把话说得一样得体。如果我们生活得真实，我们将会看得真实。那就像强者保持坚强一样容易，也像弱者保持软弱一样容易。当我们有了新的知觉时，我们将很乐意把窖藏的财宝像从前的垃圾一样从记忆上卸掉。当一个人与上帝生活在一起时，他的声音就像潺潺的溪水和沙沙的谷田一样甜美。
现在到了最后，关于这一论题的最高真理仍然未曾谈及，大概也无法谈及，因为我们所谈的一切只不过是对直觉的遥远的记忆。我通过现在最能接近的手段来表达的那种思想就是下面这样的情况。当善接近你的时候，当你身上有生命的时候，那不是通过司空见惯的渠道达到的，你是发现不了别人的足迹的，你是看不到人的面孔的，你是听不到任何名字的——那种渠道，那种思想，那种善，必定是新奇无比的。它必定把实例和经验统统排除在外。你走的路是从人那儿来的，不是到人那儿去的。一切曾经生活过的人都是它的被遗忘了的代理者。恐惧和希望同样都在它的影响之下。即使希望之中也有某种低下的东西。在幻想的时刻，没有什么可以称之为感激的东西，严格地来说，也没有什么可以称之为欢乐的东西。凌驾于激情之上的灵魂看见了同一性和永恒的因果关系，发现了真理和正义的自我存在，因为知道万事如意，便处之泰然。大自然无垠的空间、大西洋、南太平洋——漫长的时间间隔，一年又一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都无关紧要。这种我想到和感到的东西过去构成了每一种原先的生活与环境状况的基础，就像它们现在构成了我的现在的基础，构成了所谓的生和所谓的死的基础一样。
有用的只是生命，而不是已经生活过了。力一旦静止就不复存在了，它存在于从一种旧状态到新状态的过渡时刻，存在于海湾的汹涌澎湃之中，存在于向目标的投射之中。这是一个世界讨厌的事实，却是灵魂形成的事实，因为它永远贬低过去，把所有的财富变成贫困，把所有的信誉化为耻辱，把圣徒与恶棍混为一谈，把耶稣和犹大都推到一边。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瞎唠叨自助呢？因为有灵魂在，就有力量，它不是自信力，而是作用力。谈论他助只是一种可怜的表面的说话方式。还是说有依赖作用的事情吧，因为它起作用，存在着。比我更能服从的人主宰着我，尽管他不费举手之劳。我必须借助精神的引力围着他转。当我们谈到突出的美德时，我们认为它华而不实。我们看不到美德就是“顶峰”，也看不到一个人或一群人，只要对原理有适应能力和渗透能力，便肯定会借助自然规律，征服和驾驭所有城市、国家、国王、富人和诗人，因为这些都不是顶峰。
如同在每一个论题上一样，这就是我们如此迅速地在这一论题上所取得的终极事实：一切转变为永远神圣的“一”。自我生存就是终极因的属性。它程度不同地进入了所有较低级的形式，按照这种程度它制定了衡量善的标准。真实的万物的真实程度取决于它们所包含的优点。商务、农牧、狩猎、捕鲸、战争、雄辩、个人影响都是重要的东西，并且作为自我生存的存在和不纯行动的实例赢得了我的敬仰。在自然界，我看到同一个规律在为保护和发展而发挥作用。在自然界，能力是衡量正当的基本标准。大自然不允许任何无自助能力的东西滞留在她的各个领域。一个行星的起源和成熟，它的平衡和轨道，劲风过后弯倒的树又挺起身来，每一个动植物的生命力，凡此种种，都是这种自给自足的，因而也是自助的灵魂的表现。
这样，一切都在集中：让我们切勿飘游，让我们跟这动因一起呆在家里。让我们仅仅宣布一下这神圣的事实，叫那强行闯入的一堆乱哄哄的人、书和制度瞠目结舌吧。叫入侵者把鞋从脚上脱下来，因为上帝就在这里。[11]让我们的单纯裁判它们吧，让我们对自己规律的顺从在我们天生的财富旁边演示自然和命运的贫困吧。
然而我们现在是群氓。人对人没有敬畏之心，他的天才没有得到规劝留在家里，使自己与内心的海洋交流，而是走到户外从别人的缸里讨一杯水。我们必须独来独往。我喜欢礼拜式开始前沉默的教堂胜过任何讲道。那些人看上去多么遥远，多么冷淡，多么贞洁，用一块围地或一座圣殿把彼此圈住！所以让我们永远坐着。我们为什么应该装出我们的朋友、妻子、父亲或者孩子的那副糊涂样子，就因为他们围在炉边坐着，据说和我们有同样的血统吗？所有的人都有我的血统，我也有所有的人的血统。我并不因为这，就要承袭他们的暴躁或愚蠢，甚至到为它感到羞愧的地步。然而你的孤立决不是物质上的，而应当是精神上的，也就是说，一定要崇高。有时候，全世界似乎都在密谋用夸大了的琐事纠缠你。朋友、客人、孩子、疾病、恐惧、匮乏、施舍，一起拥来敲你那私室的门，说道——“出来，到我们这儿来。”然而，保持你原来的状态，千万别出来卷进它们的纠纷。人们打扰我是蛮有能耐的，我只好漠然置之。不通过我的行动，谁也别想接近我。“我们爱什么，我们就有什么，可是由于贪心不足，我们反而失去了这种爱。”
如果我们不能立即具备服从与信任的神圣感情，至少让我们抵抗一下对我们的诱惑吧，让我们进入战争状态，在我们的撒克逊胸怀里唤醒雷神和战神、勇敢和坚定。只要说真话。这一点在太平之世就可以做到。制止这种假殷勤和假慈善吧。再不要满足跟我们交谈的受骗的和骗人的人们的期望了。对他们说，父亲啊，母亲啊，妻子啊，兄弟啊，朋友啊，迄今为止，我一直跟你们表面上生活在一起。从此以后我要做真诚的人。现在让你们知道，从今往后凡是低于永恒法则的法则我决不服从。我只要亲近，不要盟约。我将努力赡养父母，抚育子女，做一个妻子的忠贞的丈夫——可是我必须按照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方式供养这些亲属。我不服从你们的习俗。我必须成为我自己。我再也不能为你而毁了自己，或者毁了你。如果你看中我的本质而爱我，我们将会更幸福。如果你做不到，我仍然愿意设法给你你应该得到的东西。我不愿意把自己的好恶隐藏起来。我愿意真心希望：凡是深沉的东西就是神圣的东西；我愿意真心希望：在太阳、月亮面前，凡是使我由衷地高兴的事，心灵委派的事，我都愿意做。如果你高尚，我会爱你；如果你不是这样，我不愿意献假殷勤去伤害你，也伤害我自己。如果你诚实，可是又跟我的诚实不是一回事，那就忠于跟你志趣相投的人，我也愿意去寻求我的同道。我这样做不是出于自私，而是出于谦恭和真诚。不管我们在谎言中生活了多久，在真诚中生活同样符合你的利益，符合我的利益，符合所有人的利益。难道这话今天听起来相当刺耳？你很快就会爱上你我的天性所要求的东西，而且如果我们追随真理，最终它会把我们安安全全地领出去——然而，这样做你也许会给这些朋友造成痛苦。是的，然而，我不会出卖我的自由和力量去顾全他们的感情。况且，当人们向外一望，窥进绝对真理的领域时，人人都有自己理性的时刻；到那时，他们会证明我是对的，而且会做同样的事情。
人民大众认为你摒弃大众的标准就等于摒弃所有的标准，是地地道道的道德律废弃论；荒淫无耻之徒会借哲学之名为他的罪恶贴金。然而，意识的法则常在。有两种忏悔，我们必须做其中的一种才能赎自己的罪。你可以用直接的方式，也可以用反射的方式证明自己无罪，从而完成你的一系列职责。考虑考虑你是否满足了你和父亲、母亲、表兄弟、邻居、城镇、猫、狗之类的关系，其中的任何一个是否能够责备你。然而我也可以忽略这种反射的标准，赦免我自己。我有我自己苛刻的要求和完善的循环论证。许多职务都被称之为职责，意识法则可拒绝这种称谓。然而如果我清偿了它的债务，它就使我能够摒弃大众的准则。如果有人以为这个法则太宽松，那就有一天让他去维护它的戒律好了。
谁丢掉人的普通动机，敢于相信自己会做一名监工，那就需要他具有某种神力。他的心地要高尚，他的意念要忠诚，他的目光要明澈，这样，他才可以认认真真地成为自己的学说、自己的社会、自己的法律。这样，一个简单的目标之于他才可以像铁定的需要之于别人那样坚强！
有一种东西被人们明确地称之为社会，如果有人把它的方方面面加以考虑，他就会看到这些伦理道德的必要。人的筋肉和心脏似乎被抽了出去，于是我们就变成了胆小如鼠、灰心丧气、吞声饮泣的可怜虫。我们害怕真理，害怕命运，害怕死亡，害怕他人。我们的时代产生不了伟大完美的人物。我们需要能够革新生活、革新我们的社会状况的男男女女，可是我们发现大多数人都是些破落户，连自己的需要也满足不了，空有凌云志，实无回天力，只好日日夜夜屈身行乞。我们管家就等于行乞，我们的艺术、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宗教，都不是我们选择的，而是社会替我们选择的。我们是客厅里的士兵。我们躲着命运的恶战，而力量恰恰就是在那里产生的。
如果青年人在他们的第一个事业中失利，他们就会彻底地灰心丧气。如果青年商人失败了，人们就说他破产了。如果最优秀的天才在我们的一所大学里学习，毕业一年之后还没有在波士顿或纽约的市区或郊区任职，他和他的朋友似乎都认为他应该灰心丧气，应该终生抱怨。从新罕布什尔或佛蒙特来的一个健壮的小伙子把所有的职业都一一试遍了，他赶过车，种过地，当过沿街叫卖的小贩，办过学校，当过牧师，编过报纸，进过议会，买过一片六英里见方的地皮，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多年以来，而且永远好像一只猫，从不跌跤，他抵得上一百个城市里的玩偶。他跟时代齐头并进，并不因为没有“学专业”而感到丢脸，因为他没有延误他的生命，而是已经生活过了。他不是有一个机会，而是有成百个机会。让一个斯多葛放开人的聪明才智，告诉人们：他们没有靠着柳树，不但能够，而且必须把自己分开。随着自信的实施，新的力量一定会出现。一个人就是成了肉身的道，[12]生下来就是为医治万民，[13]他应当对我们的同情感到羞愧，一旦他按自己的意愿行动，把法律、书本、偶像和习俗统统扔出窗外，我们就不再对他可怜，而要对他表示感激和尊敬——而且那位导师一定会恢复人生的光彩，使人名垂青史。
要使一种更加伟大的自助在人们的一切职责和关系中，在他们的宗教中，在他们的教育中，在他们的事业中，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在他们的联系中，在他们的财产中，在他们的理论观点中，掀起一场革命并不难。
一、人们允许自己做些什么祈祷呀！他们所谓的神职并不怎么勇敢刚毅。祈祷的眼睛向外看，要求某种外来的添加物来提供某种外在美德，结果把自己迷失在自然的和超自然的、调停性的和奇迹般的无穷无尽的迷宫中。恳求某一种商品——低于整个善的任何东西——的祈祷，是邪恶的。祈祷是从最高的观点对生活事实的观照。它是一个观察着的欣喜的灵魂的独白。它是宣告自己的造物甚好[14]的上帝的精神。然而，祈祷作为一种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就无异于狗盗鼠窃了。它意味着天性和意识中间存在着二重性和不统一。一旦人与上帝联为一体，他就不会乞求了。到那时，他就会在一切行动中看到祈祷。农民跪在自己的地里祈祷除去地里的杂草，船夫跪在船上，一边划桨，一边祈祷，这些都是从自然界里听到的真正的祈祷，尽管目的都不怎么高贵。弗莱契的《邦杜卡》一剧中的卡拉塔奇，在人们劝他探究一下奥达特神的心意时，他答道：
他的隐义就在我们的努力中；
我们的英勇就是我们最好的神。
另一种假祈祷就是我们的懊悔。不满就等于缺乏自助：也无异于意志薄弱。懊悔灾难去吧，如果你能借此帮助受灾者的话；倘若帮不了什么忙，那就一心干你自己的事情，这样，祸害就已经开始得到补救了。我们的同情也是一样地卑劣。我们去看望他们，他们哭天抹泪的，我们便坐下来陪着他们哀号，而不是用振聋发聩的办法晓他们以真理，送来健康，使他们重新与自己的理智交流。幸运的秘诀就是我们手中的欢乐。自助的人永远受神和人的欢迎。所有的大门都对他敞开；千言万语向他致敬，荣誉的桂冠全戴给他，所有的目光都急切地追随着他。我们的爱出去找他，拥抱他，因为他并不曾需要。我们牵肠挂肚地、满怀歉意地抚爱他、赞扬他，因为他从来我行我素，根本不把我们的非难放在眼里。诸神爱他，就因为众人曾经恨他。“天国的神动辄就去眷顾那百折不回的人，”琐罗亚斯德说。
人们的祈祷是意志上的一种弊病，同样的道理，他们的信条是智能上的一种弊病。他们跟那些愚蠢的以色列人说：“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你说吧，随便哪一个人跟我们说，我们都愿意听从。”[15]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无法遇到我兄弟心中的上帝，因为他已经关上了他的庙门，仅仅在背诵他的兄弟的上帝，或者他兄弟的兄弟的上帝的寓言。每一个新的心灵就是一种新的类别。如果它证明了一个具有不同凡俗的活动与能力的心灵，证明了一个洛克、一个拉瓦锡、一个赫顿、一个边沁、一个傅立叶，那它就把自己的类别强加于他人了，看！一种新的体系。一个学生的思想越深沉，思想接触到、并使他能得到的事物越多，他就越自负。然而，这一点在教义和教会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因为教义和教会也是按照责任的基本思想和人跟上帝的关系而行动的某种伟大心灵的类别。加尔文派、教友派、斯维登堡派都是这样。学生喜欢让一种事物服从新的术语，就像一个刚刚学了生物学的女孩子喜欢从中看到新土壤和新季节一样。过上一段时间，学生会发现通过研究他的老师的心灵，他的智力增长了。然而在所有失衡的心灵里，这种类别被偶像化了，它被看做目的，而不是一种可以很快用尽的手段。所以，在他们看来，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体系的墙和宇宙的墙混为一体了；在他们看来，天上的日月星辰就挂在他们的老师建造的拱顶上。他们无法想象你们这些门外汉怎么会有权看到——你们怎么能看见，“那一定是你们用什么办法把光从我这儿偷走了。”他们还是看不出那种光由于不成体系，顽强不屈，会射进任何荆室蓬户，甚至他们的也不例外。让他们嘁嘁喳喳议论片刻，然后，就把它据为己有吧。如果他们心地诚实，行为得体，那么，他们整洁、崭新的家畜栏当下就显得太狭窄、太低矮，当下就会裂缝、就会倾斜、就会腐朽、就会消失，而那不朽的光既年轻又快活，霞光万道，绚丽多彩，将会普照宇宙，就像它在第一个清晨做过的那样。
二、正是由于缺乏自我修养，所以人们便迷信旅游，把意大利、英国、埃及奉若偶像。所有受过教育的美国人至今仍对旅游趋之若鹜。有人曾使英国、意大利或者希腊在人的想象中变得肃然起敬，但他们自己却像一根地轴，固守在原地不动。在决断的时候，我们感到职责就在我们的岗位上。灵魂决不是一个旅游者，智者总是足不出户，如果有必要，有义务，叫他在什么场合离开他的住所，或者到外国去，但他仍然好像呆在家里，而且还用他的面部表情使人们意识到他是在传播智慧和美德，像一位君王一样访问一个个城市和人物，而不是像一个商贩或仆从。
我并不武断地反对为了艺术、为了研究和慈善目的的环球旅行，只要人首先喜欢家居，不指望为获得比他已掌握的更高超的知识而出国。谁为了取乐，为了获得他手里没有的东西而旅游，谁就在做脱离自身的旅行，在老古董当中，即使青春年少，也会变成老朽。在底比斯，在帕尔米拉[16]，他的意志和心灵已经变得像那些城市一样古老而坍塌。他把废墟带进了废墟。
旅游是傻瓜的天堂。我们最初的旅程发现：对我们来说，地方无关紧要。在家里，我梦想着：在那不勒斯，在罗马，我可以在美中陶醉，丢掉我的忧伤。我打点好衣箱，拥抱过朋友，登船航海，最后在那不勒斯醒来，旁边还是那严峻的事实，那个我原来逃避的、毫不退让的、同一个忧伤的自我。我寻找梵蒂冈和那些宫殿。我假装沉醉在景色和联想中，可是实际上并没有沉醉。我走到哪儿，我的巨人都陪伴着我。
三、然而，旅游的狂热却是影响整个智力活动的一种更深的不健全的征兆。智力是漂泊不定的，我们的教育制度培养的是骚动不安。尽管我们的身体被迫呆在家里，而我们的心灵还在彷徨。我们模仿，除了心灵的彷徨，模仿还会是什么呢？我们的房屋是按外国情调建筑的；我们的橱架是用外国的装饰品装饰的；我们的见解，我们的爱好，我们的才能，都十分贫乏，还追随着“过去”和“远方”。灵魂在艺术已经繁荣的地方创造了艺术。艺术家正是在他自己的心灵里寻找他的原型。那只不过是把他自己的思想运用到要做的事情上和要观察的环境上。我们为什么要照搬陶立克或哥特式的原型呢？思想的美、便利、宏伟以及离奇的表现，离我们离他人都是一样近，如果美国的艺术家愿意满怀希望和爱心研究他要做的事，考虑过气候、土壤、白天的长度、人民的需要、政府的习性和形式之后，他就会创造一座人人都觉得住起来合适的房子，而且情趣也会得到满足。
坚持你自己，千万不要模仿。你自己的天赋你随时可以用终生修养的积蓄力量表现出来；然而，选取的别人的才华你只能临时地、部分地占用。每个人干得最出色的事，只有他的造物主才能教给他。除非那人把它表现出来，否则，它究竟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也不会知道。能教莎士比亚的老师在哪里？能指导富兰克林、华盛顿、培根或牛顿的导师又在何处？每一个伟大的人物都是无与伦比的。西庇阿的西庇阿主义就正是他借不到的那一部分东西。研究莎士比亚永远造就不出莎士比亚。做指派给你的工作吧，你不可奢望太高，胆量过大。此时此刻，给了你一种表达方式，勇敢而崇高，犹如菲迪亚斯的巨凿、埃及人的巨型泥刀、摩西或但丁的大笔，但又跟这些不尽相同。灵魂尽管满腹珠玑，辩才无双，也不可能屈尊重复自己；然而，你如果能听见这些鼻祖说的话，你肯定也能用同样一种音调回答他们。因为耳朵和舌头虽然是两种器官，却是一种性质。住在你生命的纯朴、高尚的地域，服从你的心声，你一定会再现史前的世界。
四、我们的宗教，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艺术，眼睛朝外看，我们的社会精神也是如此。人人都以社会改良为荣，而没有一个人有所改良。
社会从来没有前进。它在一个方面有所退步，在另一个方面则有所进步，速度都是一样迅速。它经受着不断的变革；有野蛮社会，有文明社会，有基督教社会，有富裕社会，有科学社会，然而这种变革并不是改进。因为有所得，必有所失。社会获得了新技艺，却失去了旧本能。穿着讲究、会读书、会写字、会思索的美国人跟赤身裸体的新西兰人形成了多么尖锐的对比，前者口袋里装着怀表、铅笔和汇票，后者的财产只是一根木棍、一支长矛、一张草席和一间许多人共寝的棚屋！然而，把二者的健康状况加以比较，你一定会看到白人已经丧失了他原有的体力。如果旅行家给我们讲的确有其事，那么，试用一柄巨斧砍那个野人，一两天之后，肉又愈合得完好如初，仿佛你砍进去的是柔软的树脂似的。然而，同样的砍击会把那白人送进坟墓。
文明人造出了马车，却丧失了对双足的利用。他用拐杖支撑身体，却失去了肌肉的不少支持。他有一块高级的日内瓦表，却丧失了依据太阳定时的本领。他有一份格林尼治天文年鉴，一旦需要，保证可以得到资料，然而街上行走的普通人却认不得天上的星星。二至点他不观察，二分点他不甚了了，那完整灿烂的年历在他的心灵上没有标度盘。他的笔记本损害了记忆力。他的图书馆使他的智力承受不了，保险公司增加了事故的次数，机器是否没有危害，我们是否由于讲究文雅反而丧失了活力，是否由于信奉一种扎根于机构和形式中的基督教而丧失了某种粗犷的气质，这些都成问题。因为每一个斯多葛都是一个斯多葛，然而在基督教世界里，基督徒又在哪儿呢？
道德标准上的偏差并不比高度或块头标准上的偏差多。现在的人并不比过去的人伟大。可以看出古代的伟人与现在的伟人不分高下。十九世纪的科学、艺术、宗教和哲学一起发挥作用，教育出的人物并不比普鲁塔克两千三四百年前笔下的英雄们更伟大。人类并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步。福西翁、苏格拉底、阿那克萨戈拉、第欧根尼都是伟大人物，然而，他们并没有留下类别。谁如果真够得上他们的类别，谁就不会被人用他们的名字称呼了，而是独树一帜，也就成了一个派别的创始人。每一个时期的技艺和发明仅仅是那个时期的装束，并没有振奋人心。机器经过改良有其利也有其弊。哈得孙和白令乘着他们的渔船完成了那么多的伟大业绩，连装备已经集科学技术之大成的巴利和富兰克林[17]也为之咋舌。伽利略用一个观剧的小型望远镜发现了一系列的天空现象，其辉煌成就使后人永远望尘莫及。哥伦布乘一只无甲板的小船发现了新世界。每隔一个时期，工具和机器就要遭到毁弃，看到这种现象真有点不可思议，因为这些东西几年前或几百年前被人采用时引起过莫大的轰动。伟大的天才都具有返璞归真的能力。我们把战争艺术的改进看做科学的成就，然而拿破仑依靠露营征服了整个欧洲，其中有依靠赤手空拳的英勇，有孤立无援的险境。这位皇帝认为不可能建立一支完善的部队，拉斯·卡斯[18]说：“并没有消灭我们的武器、弹药、粮秣和车辆。然而到了后来，士兵仿照罗马人的做法，竟然自己解决粮食供应，用手磨磨面，自己烤起面包来。”
社会是一个波浪。波浪向前运动，然而构成波涛的水却不。同一个粒子不会从波谷升到波峰。波浪的统一仅仅是表面现象。今天一些人创建了一个国家，明年一死，他们的经验也跟他们一起付之东流。
所以，对财产的依赖，包括对保护财产的政府的依赖，是缺乏自助的表现。人总是见物不见人，长此以往，他们便把宗教的、学术的和政府的机构视为财产的卫士，他们极力反对对这些机构的攻击，因为他们觉得这就是对财产的攻击。他们估价彼此的标准不是一个人是什么，而是一个人有什么。然而，一个有教养的人出于对自己天性的新的敬重，便为自己的财产感到羞愧。他格外憎恶他所拥有的东西，如果它是意外到手的话——通过继承、馈赠、或犯罪所得，于是他感到那不是所有物；那不属于他，在他身上没有根基，仅仅是放在那里，因为革命，强盗没有把它抢走。然而，一个人是什么总是通过需要获得的，人所获得的东西就是活的财产，它不是听候统治者、暴民、革命、火灾、风暴或破产的指使，而是人在哪里呼吸，它就永远在哪里自我更新。阿里[19]哈里发说：“你的全部或部分生命在追求你，因而你就停止追求它吧。”我们对外国货的依赖导致了我们对数量的盲目崇敬。政治党派召开无数次的会议；集会规模越来越大，每宣布一件事就喧声震天。从埃塞克斯来的代表团！从新罕布什尔来的民主党人！缅因州的辉格党员！千万双眼睛在注视，千万只臂膀在挥动，面对这种场景，年轻的爱国志士便感到比以往更加坚强。改革家们也如出一辙，又是召集会议，又是投票选举，还做出大量的决定。别这样，朋友们！只有反其道而行之，上帝才肯垂顾，进驻你的心中。一个人只有摆脱了一切外援，独立于天地之间，我才会看到他的强大和成功。他的旗帜下每增加一名新兵，他就变得虚弱一些，难道一个人不如一座城？别有求于人，在千变万化之中，只要你立稳了台柱，不久就一定有人出现支持你周围的一切。谁如果知道力量是与生俱来的，知道他之所以软弱，是因为他从自身之外别的地方寻求善，有了这种领悟，谁就会毫不迟疑地依赖自己的思想，立即纠正自己，挺身而立，驾驭自己的躯体，创造奇迹，恰如一个靠双足站立的人比一个用头倒立的人有力一样。
所以尽量利用被称为“命运”的一切东西。大多数人在跟她赌博，全盘皆赢或全盘皆输，全看她的轮子怎么转动了。然而，你务必把这些赢得物当做非法的东西搁下，并且跟上帝的司法官“因果”打交道吧。有“目的”地工作、获取吧，你已经拴住了“机缘”的轮子，从此以后，你就一定会处之泰然，对她如何旋转就无所畏惧了。一次政治上的胜利，一次纯利的增加，你的疾病的痊愈，久别的朋友的归来，或者别的什么好事情，都会振奋你的精神，于是你便认为好日子就在前头。别相信。除了你自己，什么也不能给你带来安宁。除了原理的胜利，什么也不能给你带来安宁。
[1] 拉丁文：不要在你自身之外寻找你自己。
[2] 也许是美国人华盛顿·奥尔斯顿（1779—1843），也许是英国人威廉·布莱克（1757—1827）。
[3] 英国法律于1833年废除了包括巴巴多斯在内的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
[4] 参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10章第37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5] 参见《圣经·旧约·申命记》第6章第9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以及《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12章第23节：“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
[6] 参见英国诗人蒲柏《与阿勃斯诺特医生书》。
[7] 爱默生用敲锣开饭表示松懈，吹斯巴达横笛象征警觉。
[8] 阿尔弗烈德（849—899），不列颠国王。
[9] 斯堪德贝（1404—1468），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
[10]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一世（1496—1560）和二世（1594—1632）都有雄才大略，功绩卓著。
[11] 参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3章第5节：“上帝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
[12] 《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1章第14节写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13] 《圣经·新约·启示录》第22章第2节写道：“……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14] 《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章第31节写道：“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15] 参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20章第19节。
[16] 分别是古埃及与古叙利亚的古城。
[17] 威廉·爱德华·巴利爵士（1790—1855）以及约翰·富兰克林爵士（1786—1847），均为英国的北极探险家。
[18] 拉斯·卡斯（1776—1842），法国历史学家。他在拿破仑流放圣海伦娜岛期间任他的秘书，并根据拿破仑的谈话写了一本《圣海伦娜纪事》，此处引文出自该书。
[19] 阿里（600？—661），伊斯兰教史上第四位哈里发，穆罕默德的女婿。